卷三十一 二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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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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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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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多事,多起于争:文人争名,细人争利,勇夫争功,艺人争能,强者争胜,无往不争,则无往非病。君子学不近名,居不谋利,谦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争?惟是见义争为,见不善争改,君子之为君子,如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和平之福矣。若徒以血气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犹有未化之客气,时或动于一念之微,亦岂得为有道之君子?

问: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礼?曰:国可亡,史不可亡,况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虽时异势殊,非所以施于昭代,而其大经大法,岂可令其泯灭而失传?匠殷之礼,夫子盖于残篇断简之中,因流穷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概,尝欲参孜互证,笔之于书,以存二代经世之典,使后世议礼制度者,有所考镜折衷。惜乎既无成籍可据,又鲜老于典故者相质,无征不信,故不禁流连而三叹也。大抵上古典后世不同。后世书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既广,一旦改革,其书散藏人士之家,虽久不至尽亡。上古则蝌蚪漆写,藏之庙堂,人士艰于钞传,一经改革,兵燹之馀,存者几希,年代既久,老成凋谢。子孙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馀,于先典不惟不遑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献所以不足也。其流行于人士之家,类非典礼仪制所关,而书史文翰之不至泯绝者,在夏则仅仅《禹贡》、《夏小正》、《五子之歌》、《胤征》敷篇,在殷则《汤诰》、《太甲》、《说命》、《盘庚》、《戡黎》数篇而已,惜哉!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献不足,致禹汤之道湮而失传,不但圣心缺然,实为千古遗憾。

洛阳年少,通逢国体,尝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吏事犹然,况帝王经世之大乎?虽日自有昭代章程,然考古正所以裨今。

沛公入关,诸将争取财物金帛,萧何独收图籍,沛公由是具悉天下阻塞户口强弱。即斯一节观之,则知文献所关之重矣,故在天下则关系天下,在一省则阅系一省,在一邑则关系一邑,在一家则关系一家,述往昭来,为监匪。若子孙于先世遣籍及志状谱牒,以其非关日用之急,视为故纸而忽之,任共散逸,漫不珍藏,则贤不肖可知也,继述之谓何?

君当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难以对天,况媚权臣乎?王孙贾以媚君得权,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无忌惮,遂不知头上有天矣。夫子以夭折之,不特自存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醒权奸之心。

古来权奸凭借宠灵,势位已极,又患无名,每以美职厚禄,牢笼正人君子,以为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惟恐不义富贵,浼其生平,超然远引,若凤翔千仞,岂彼所得而牢笼之哉?孔子之于弥子瑕、王孙贾,固不待言,下比如谢上蔡、邵伯温、陈师道之于时相,亦皆避逮权势,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时,人劝其谒执政则馆职可得,上蔡笑曰:“他安能陶铸我,自有命在。”章尝受学于伯温父康节先生,及为相,伯温入京,惟恐为所荐,先谒选而后会竞不获用其力。师道以布衣寓京师,慕其名,再三托人,欲求一见而不可得,此皆诵法孔子而无忝者也。故学者于此处,须慎之又慎,所谓“风急天寒夜,才看当门定脚人”若此处一错,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人生真实有命,穷达得丧,成本天定,须是安分循理,一听于天。若附热躁进,于定命无秋毫之益,于名节有泰山之损。

孔子以上圣之资,道全德备,言动纯乎天理,犹恐“获罪于天”,余资本下愚,生平千破万绽,逢天理而—获罪于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鉴记其罪,而阴有以加谴者何限?念及骨栗,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砺,永坚末路,息天怒于万一,是所愿也。顾行年如许,未必再如许,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窃恐所得不补所失,凛乎日以忧惧,盖莫知所以白兔,余滋戚矣。曰:先生犹如此,小子将何如?曰:后生虽可畏,勉之在青阳,慎勿玩因循,虚抛岁月,当以余之覆辙为鉴戒可也。

天生夫子,以启人心、觉世梦,为天下万古存几希也。而一时从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遇,遂患道之不行,乃一封疆小吏,独具祇限,邂逅一言,足成定评,见地卓越,千载下犹令人起敬起仰。

从古圣人“明明德于天下”,皆倚势位而后得以有为,独夫子“明明德于天下”,一无所倚,此夫子之所以为夫子,而非他圣之所能及也。

讲学洙泗,木铎一方也;周流迪人,木铎列邦也;立言垂训,木铎万世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赞化育于无穷,与元会而相终始者,端在于斯。陈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亦有见于斯与?

里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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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仁风,则人皆知重礼义而尚廉耻,纵有二一顽梗,亦皆束于规矩,不至肆无忌惮;而姿质之美者,益熏陶渐染,以成其德。居于此者,不惟可以养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后,子孙而贤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败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择里而不居于是者,其为无识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乡实无仁风,却贪恋苟安,不能舍互乡而入康庄,亦为驽马恋栈豆,智不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迁,其智为千古之独与!

择里而不处仁则不智,择交而不亲仁则不智,择术而不求仁则不智。

未处之先,须择仁里;既处之后,尤须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谦谨。中间有良善人,固当倾心相与,即有一二横暴人,尤当婉转化诲。婚丧相助,有无相通,礼义相交,情谊相关,务蔼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即此便是太和景象。

“处约”最易动心,不必为非犯义而后为滥,祇心一有不堪共忧之意,便是心离正位;才离正位,便是泛滥无间,将来谄谀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于此。故吾人处困而学安仁,未可蹴几,须先学“知者利仁”,时时见得内重外轻,不使贫窦动其心,他日必不至败身辱行,自蹈于乞燔穿窬也。吴康斋遇困窘无聊,便诵《明道先生行状》以自宽,其庶几“智者利仁”欤!吾侪所宜师法。

尹尹一介弗取,千驷弗顾;夫子疏水曲肱而乐,不义之富贵如浮云;领子之乐,不以箪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圣贤,未有不审富贵、安贫贱,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况于中材下士乎?

“不处”、“不去”,才见操持,于此而一苟,则人品可知;“造次”、“颠沛”,方验学力,于此而少懈,则存养可知。

金遇渗金石而程色自现,贫贱、富贵、造次、颠沛,亦吾人之渗金石也。

富贵、贫贱一视,造次、颠沛如常,“鸢飞鱼跃”,其机在我,夫是之谓君子。

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舜禹有天下而不与,所好在仁,故无以尚之。白沙云:“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穷。夫惟无穷,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又何暇铢轩冕而尘金玉耶?”

世间惟乡愿无过,良由用心于外,专在形迹上打点,是以无非无刺。君子则任真而行,直尽己心,世人往往以迹观人,故君子不得不冒有过之迹,抑岂知因迹正可以见君子之心乎?语云:“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其仁乃可知也。”此“劝过”所以“知仁”也。

子路缊袍不耻,夫子嘉其“用臧”;颜子箪瓢不改,夫子叹其“庶乎”。他若管幼安之帽、张子韶之筵,皆久敝补用,历廿载而不厌。一则望重一代,曾屡征不出;一则登科殿元,尝仕至八座:皆不以恶衣恶食为耻,盖用心于内,自不以此为意。近代焦弱侯受学于耿天台先生之门,天台以其根器迈众,时与浃钹,年馀未尝及道。久之,弱侯请问,天台讶曰:“吾辈浑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深心大力,犹不矛以语及,况其下焉者乎?故学道者,须先扫清俗念,而后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并行,未有能济者也。

“君子喻于义”,故其心常“荡荡”;“小人喻于利”,故其心常“戚戚”。君子以忠信仁义为利。

义利之辨,乃吾人学问大开头,然共机甚微,须是辨得一一分明,然后趋向不差。若析义不精,鲜不认利作义。象山先生《白鹿讲义》,发明义利之辨,警策明快,宜揭之于壁,时一寓目。

》曰“干父之蛊”,又曰“有子考,无咎,厉”,谏之谓也。然必待其事已形而后谏,则事迹昭彰,考有咎厉,非所以善干也。《》谓:“几者,动之微。”《通书》所谓“介于有无之间者,几也”。诚察其微而顶挽之,潜消默化于将萌,如是则既不彰亲之咎,又无进谏之名,善之善者也。

曹月川因父好佛,作《夜行烛》,旁征曲喻,务纳亲于善而引之于正道,吾有取焉。顾“夜行烛”三字,施之于亲,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于九泉而与之更定哉!

往而不返者,亲之年也,尽朝夕承欢,左右就养,尚恐桑榆晚景,来日无多;若复悠忽泄视,漫无关怀,则其子职可知矣。古者言不过行,有耻故也。

古人尚行,故羞涩其言而不敢轻出;今人尚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学务躬修,自然沈潜静默,慎而又慎,到讷讷然不能出口时,才是大进;否则纵议论高妙超世,总是顽不知耻,总是没学问,没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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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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