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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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二先生语一

端伯传师说

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二故也。”

王彦霖问立德、进德先后。曰：“此有二：有立而后进，有进而至于立。立而后进，则是卓然（一作立）定后有所进，立则是‘三十而立’，进则是‘吾见其进也’。有进而至于立，则进而至于立道处也，此进是‘可与适道’者也，立是‘可与立’者也。”

王彦霖以为：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方有所得，亦难强。曰：“此言虽是，人须是自为善，然又不可为如此却都不管他，盖有教焉。‘修道之谓教’，岂可不修！”

王彦霖问：“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忧’，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惧’，何也？”曰：“此祇是名其德尔，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忧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忧，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忧谓之知，不惑谓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达道之大也。”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祇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祇是修饰言辞为心，祇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却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一作方）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祇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多少不尽分处。

先生常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之言，祇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无可克者。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复礼，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无真无假。”曰：“既无真，又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见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从事于斯，无是馁也，立之斯立。

佛学（一作氏）祇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祇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祇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吁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庄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旧尝问学佛者，‘《传灯录》几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无一人达者。果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与曾子易箦之理，临死须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而终。是诚无一人达者。’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庄子曰“游方之内”、“游方之外”者，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面是一处，外面又别是一处，岂有此理？’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一本此下云：“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独阴不成，独阳不生。得阴阳之偏者为鸟兽、草木、夷狄，受正气者人也。”）。

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祇是以法把持天下。

语仁而曰“可谓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为仁，则反使不识仁，只以所言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则使自得之以为仁也。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一作性）。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兴于《诗》，立于礼”，自然见有著力处；至“成于乐”，自然见无所用力（一本云：“‘兴于《诗》’，便须见有著力处；‘立于礼’，便须见有得力处；‘成于乐’，便须见有无所用力处。”）。

若不能存养，祇是说话。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馀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扬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扬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觉者”，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圣贤千言万语，祇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祇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祇说道时，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寻常本分事说了。孟子言尧、舜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阴阳、刚柔、仁义，祇是此一个道理。

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也。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

《礼经》中既不说墓祭，即是无墓祭之文也。

张横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乱杯盘之列”之语，此亦未尽也。如献尸则可合而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为一？

墓人墓祭则为尸，旧说为祭后土则为尸者，非也。盖古人祭社之外，更无所在有祭后土之礼（如今城隍神之类，皆不当祭）。

家祭，凡拜皆当以两拜为礼。今人事生，以四拜为再拜之礼者，盖中间有问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诚意则当如此。至如死而问安，却是渎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谢神等事，则自当有四拜、六拜之礼。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盖人之魂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飨，无主则不依。故《易》于《涣》、《萃》皆言“王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之。人与人既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各既已洁齐，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飨之。后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势，遂不肯行尔（古人为尸者，亦自处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废）。

“宗子继别为宗”，言别，则非一也。如别子五人，五人各为大宗。所谓“兄弟宗之”者，谓别子之子、继祢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

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妇难知。所系甚重，岂可忽哉！

吁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

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者，犹强起之，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乃自求举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志则便放旷与悲愁而已。

《周官》医以十全为上，非为十人皆愈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则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为上。

有人劳正叔先生，曰：“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佗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孔子曰：“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盖有人疑孔子之语，《中庸》又直指郊禘之义以发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又掠下教人。

尧夫尝言：“能物物，则我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则我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为明，便骎骎入逆诈亿，不信去也。

射中鹄，舞中节，御中度，皆诚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养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除其他有体质可以指论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为天，天未名时，本亦无名，祇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音声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听声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吁言：“赵泽尝云：‘临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谓著心，勉而行恕则可，谓著心求恕则不可。盖恕，自有之理，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不待求而后得。然此人之论，有心为恕，终必恕矣。”

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

持国曰：“凡人志能使气者，能定其志，则气为吾使，志壹则动气矣。”先生曰：“诚然矣，志壹则动气。然亦不可不思气壹则动志。非独趋蹶，药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动气者多，气动志者少。虽气亦能动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国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为利而欺，则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类欺者，在所察。”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论性曰：‘岂有生为此，死又却为彼’，尽似见得。后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时见物大，食物美。后不能然者，物自尔也，乃人与气有盛衰尔。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祇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祇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倦，所以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语言尚可见，况临大事乎？

尝与赵汝霖论为政，切忌临事著心。曰：“此诚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拾遗

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道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盖不知义也（杨遵道所录伊川语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语）。

壹，与一字同。一动气则动志，一动志则动气，为养气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坚定，则气不能动志。

北宫黝之勇，在于必为；孟施舍之勇，能于无惧。子夏，笃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约者也。

“必有事”者，主养气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长”，乃正也。“北方之强”，血气也；“南方之强”，乃理强，故圣人贵之。

人患乎慑怯者，盖气不充，不素养故也。

忿悖懥，怒也。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侯世与云：“某年十五、六时，明道先生与某讲《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亦得。’因举禅语为况云：‘事则不无拟，心则差。’某当时言，下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