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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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
畅潜道本(胡氏注云:“识者疑其间多非先生语。”)
编辑《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学》论“诚意”已下,皆穷其意而明之,独“格物”则曰“物格而后知至”,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
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
颜渊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杜预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预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
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凡尽其所当为者,如“可以仕则仕”,“入则孝”之类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执者,杨、墨之道也。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小大之势一也。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易》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远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与五者异,其亦弗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数日之近,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或问:“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已。”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唯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所谓学者非学也。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旦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戚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
志顺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也,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特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矣。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其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也。
《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
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而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盛德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学以知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尧、舜之为善,与桀、跖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已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也。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扬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去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唯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邪?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邪?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扬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贾谊。曰:“谊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圣人因其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邪?疑则己德内损,人怨外生。故不疑则两得之矣,疑则两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
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唯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唯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
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志;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
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寿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损加益,而欲服食而寿,悲哉!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吉凶,谓之大惑。
或问性。曰:“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尔。
附录
明道先生行状
编辑(见《伊川先生文集》)
门人朋友叙述(序见《伊川先生文集》)
编辑河间刘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异)质,明慧惊人,年数岁,即有成人之度。尝赋《酌贪泉》,诗曰:“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当世先达许其志操。及长,豪勇自奋,不溺于流俗。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逾冠,应书京师,声望蔼然,老儒宿学,皆自以为不及,莫不造门愿交。
释褐,主永兴军鄠县簿。永兴帅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尽礼。为令晋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馀人。先生为政(集无为政二字),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晋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间,编户数万众,罪人极典者才一人,然乡闾犹以不遵教令(集无令字)为深耻。熙宁七年,立之得官晋城,距先生去已十馀年,见民有聚口众而不析异者。问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诚心感人如此。
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神宗厉精求治,王荆公执政,议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发愤肆骂,无所不至者。先生独以至诚,开纳君相。疏入辄削稿,不以示子侄。常曰:“扬己矜众,吾所不为。”尝被旨赴中堂议事,荆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议,愿公平气以听。”荆公为之愧屈善谈。
太中公得请领崇福,先生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从容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执政门者,方自南还,未至(集无未至二字)而附会之说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议亏阙,先生奏言其行。后先生被命判武学,其人已位通显,惧先生复进,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为异论。先生笑曰:“是岂诬我邪?”复以便亲,乞汝州监局。先生高才远业,沦屈卑冗,人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恪勤匪懈,曰:“执事安得不谨!”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阙,得疾以终。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处,卜时隆污。闻讣之日,识与不识,莫不陨涕。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阈(集作阃)者盖(集无盖字)鲜,况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一有有字)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集无之字)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归,家素清窭,僦居洛城。先生以禄养,族大食众,菽粟仅足,而老幼各尽其欢。中外幼孤穷无托者,皆收养之,抚育诲导,期于成人。嫁女娶妇,皆先孤遗而后及己子。食无重肉,衣无兼副。女长过期,至无赀以遣。
先生达于从政,以仁爱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尝问先生以临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输其情(集有又尝二字)。”问御吏,曰:“正己以(集无以字)格物。”虽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训,不敢忘怠(集作忽)。
先生抱经济大器,有开物成务之才,虽不用于时,然至诚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见民疾苦,如在诸己。闻朝廷兴作小失,则忧形颜色。尝论所以致君尧、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动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时命不会如此,美志不行,利泽不施,惜哉!
立之家(集无家字)与先生有累世之旧,先人高爽有奇操(集无此上五字)与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数岁,先生兄弟取以归,教养视子侄,卒立其门户。末世俗薄,朋友道衰,闻先生之风,宜有愧耻(集无此上四十三字)。
立之从先生最久,闻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为最(集无此最字)详。先生终,系官朔陲,不得与于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讣悲号,摧裂肝膈(集无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节高谊,天下莫不闻,至于(集作乎)委曲纤细(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来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惧堙没不传,以为门人羞,辄书所知,以备采摭。
沛国朱光庭曰:呜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笔之于书,其后孟轲倡之。轲死而不得其传,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所以然者,诚而已。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诚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参合无间,纯亦不已者,其在兹乎!盖诚者天德也。圣人自诚而明,其静也渊停,其动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得圣人之诚者也。自始学至于成德,虽天资颖彻,绝出等夷,然卓然之见,一本于诚。故推而事亲则诚孝,事君则诚忠,友于兄弟则绰绰有裕,信于朋友则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则不愧于(集无于字)屋漏,临政爱民则如保乎(集无乎字)赤子。非得夫圣人之诚,孰能与于斯?才周万物而不自以为高,学际三才而不自以为足,行贯神明而不自以为异,识照古今而不自以为得。至于《六经》之奥义,百家之异说,研穷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虽万变交于前,而烛之不失毫厘,权之不失轻重。凡贫贱、富贵、死生,皆不足以动其心,真可谓大丈夫者(集有与字)。非所得之深,所养之厚,能至于是欤?
呜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岂小补哉?方当圣政日新,贤者汇进,殆将以斯道觉斯民,而天夺之速,可谓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自孟轲以来,千有馀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间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
河间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绝人,外和内刚,眉目清峻,语声铿然。恕早从先生之弟学,初见先生于磁州。其气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断义,刚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义;其言近,而测之益远。恕盖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谓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为澶州幕官,岁馀罢归。恕后过澶州,问村民,莫不称先生,咨嗟叹息。盖先生之从政,其视民如子,忧公如家。其诚心感人,虽为郡僚佐,又止岁馀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称叹其贤。使先生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于朝廷,而以奉亲之故,禄仕于筦库以为养。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集无而字)必合(集作由)乎规矩准绳。盖直颜氏之流,黄宪、刘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断,凡(集无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复起司马公君实以为门下侍郎,用吕公晦叔为尚书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执政日须其来,将大(集作白)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闻之,莫不相吊,以为哲人云亡也。
呜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国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闼,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讲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矫枉,资人材以成治功之时,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无不宜。盖其所知,上极尧、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远纤悉,上下与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时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识之。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行师用兵,战阵之法,无所不讲,皆造其极。外之夷狄情状,山川道路之险易,边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带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文法簿书,又皆精密详练。若先生可谓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试其万一,又不究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恸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道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为空文。其在朝廷,与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虚名。其为政,视民如子,惨怛教爱,出于至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赖之如父母,去久(集无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尝言,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馀(集无馀字)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馀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虽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处为时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为且大用。及闻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闾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时不幸也,其命矣夫!
书行状后游酢
编辑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经纶之远图,进退之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人高弟既论其实矣,酢复何言?谨拾其遗事,备采录云。
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故从之游者,多能道边事。既而得闻先生论议,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犹以书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动”致问。先生为破其疑,使内外动静,道通为一,读其书可考而知也。其后子厚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孟子比,然犹秘其学,不多为人讲之。其意若曰:“虽复多闻,不务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与之言。先生谓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熄矣。趣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暗明,志有浅深,亦各有得焉,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致。”子厚用其言,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发之也。
擢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献纳必据经术,事常辨于早而戒于渐。一日,神宗纵言及于辞命。先生曰:“人主之学,唯当务为急,辞命非所先也。”神宗为之动颜。会同天节宫嫔争献奇巧,为天子寿。先生既言于朝,又顾谓执政戒之。执政曰:“宫嫔实为,非上意也,庸何伤?”先生曰:“作淫巧以荡上心,所伤多矣。公之言非是。”执政辞遂屈。是时有同在台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为人。尝语人曰:“他人之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则如美玉然,反复视之,表里洞彻,莫见疵瑕。”
先生平生与人交,无隐情,虽僮仆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尝自澶渊遣奴持金诣京师贸用物,计金之数可当二百千。奴无父母妻子,同列闻之,莫不骇且诮。既而奴持物如期而归,众始叹服。盖诚心发于中,畅于四支,见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类此。
先生少长亲闱,视之如伤,又气象清越,洒然如在尘外,宜不能劳苦。及遇事,则每与贱者同起居饮食,人不堪其难,而先生处之裕如也。尝董役,虽祁寒烈日,不拥裘,不御盖,时所巡行,众莫测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毕事。异时夫伍,中夜多哗,一夫或怖,万夫竞起,奸人乘虚为盗者,不可胜数。先生以师律处之,遂讫去无哗者。及役罢夫散,部伍犹肃整如常。
初至鄠,有监酒税者,以贿播闻,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杀人,众皆惮之,虽监司州将未敢发。先生至,将与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辄为言曰:“外人谓某自盗官钱,新主簿将发之。某势穷,必杀人。”言未讫,先生笑曰:“人之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禄,讵肯为盗?万一有之,将救死不暇,安能杀人?”其人默不敢言。后亦私偿其所盗,卒以善去。州从事有既孤而遭祖母丧者,身为嫡孙,未果承重。先生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从之,至今遂为定令,而天下缙绅始习为常。盖先生御小人使不丽于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类此。
先生虽不用,而未尝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确乎如石,胸中之气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弃官从之学,朝见而夕归,饮其和,茹其实,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贫者,以单衣御冬,累年而志不变,身不屈。盖先生之教,要出于为己。而士之游其门者,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无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无,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与焉,及措之事业,则伥然无据而已也。
方朝廷图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识者谓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呜呼!道之行与废,果非人力所能为也,悲夫!哭而为之赞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体欤!天地之化,其太和之运欤!确然高明,万物覆焉,泬然博厚,万物载焉,非以其一欤!阳自此舒,阴自此凝,消息满虚,莫见其形,非以其和欤!夫子之德,其融心涤虑,默契于此欤!不然,何穆穆不已,浑浑无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颂其美欤!嗟乎!孰谓此道未施,此民未觉,而先觉者逝欤!百世之下,有想见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观诸天地之际欤!
哀词吕大临
编辑呜呼!去圣远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以章句训诂为能穷遗经,以仪章度数为能尽儒术。使圣人之道玩于腐儒讽诵之馀,隐于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诸己,则罔然无得;施之于天下,则若不可行;异端争衡,犹不与此。
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闻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漫也。遇事优为,从容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万物者,道也;传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坠之文,达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学不卒传,志不卒行,至于此极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犹可道也。其独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圣者,不可得而道也。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门人学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尔。汲郡吕大临书。
明道先生墓表
编辑(见《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谱
编辑先生名颐,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识,非礼不动(见《语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徽宗实录》)。皇祐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间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见《吕氏童蒙训》)。举进士。嘉祐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太中公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间,近臣屡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仕也(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众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行,言曰:‘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嘉祐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材,先生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称首”)。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门下侍郎司马公光、尚书左丞吕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韩公绛,上其行义于朝(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曰:“臣等切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质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劝讲,必能辅养圣德,启道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谓“颐究先王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又论“祖宗时起陈搏、种放,高风素节,闻于天下。揆颐之贤,搏、放未必能过之。颐之道,则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至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谓“颐,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间;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录》)。先生再辞,寻召赴阙。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师(王岩叟奏云:“伏见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复起颐而用之,颐趣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辞曰:“神宗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祗命(王岩叟奏云:“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颐京官,仍与校书郎,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然臣区区之诚,尚有以为陛下言者。愿陛下一召见之,试以一言,问为国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观其人。臣以颐抱道养德之日久,而潜神积虑之功深,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圣听,此臣所以区区而进颐。然非为颐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则颐当之而无愧,陛下与之而不悔,授受之间,两得之矣”)。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祗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惧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札子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辞而后受命。
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辅导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见《文集》)。”五月,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贰,看详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见《文集》。旧《实录》云:“礼部尚书胡宗愈谓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深诋先生,谓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辅养之道,非徒涉书史,览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离正人,乃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今间日一讲,解释数行,为益既少。又自四月罢讲,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谓俟初秋,即令讲官轮日入侍,陈说义理。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隘暑热,恐于上体非宜,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怿。请自今,一月再讲于崇政殿,然后宰臣、史官入侍,馀日讲于延和殿,则后楹垂帘,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不惟省察主上进业,其于后德,未必无补。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所系尤大。又讲读官例兼他职,请亦罢之,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皆不报。
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先生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见《文集》。杨时曰:“事道与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优其禄,令兼数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为讲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受取舍,人鲜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为非,而先生之辞,人亦不以为是也)。
二年,又上疏论延和讲读垂帘事,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上进学次第。又奏迩英暑热,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为不可,有旨修展迩英阁。先生复上疏,以为修展迩英,则臣所请遂矣。然祖宗以来,并是殿上坐讲,自仁宗始就迩英,而讲官立侍,盖从一时之便耳,非若临之意也。今临之意,不过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当辅导,不得不辨。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预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见《文集》)。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见《文集》)。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尽心竭力,而于何所乎?”上或服药,即日就医官问起居(见《语录》),然入侍之际,容貌极庄。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见《邵氏见闻录》)。”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见《语录》)。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且云:“温公闻之,亦不悦。”或曰:“恐无此事”)。所讲书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讲罢,进言曰:“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此皆近习辈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勿复避(见《语录》)。”时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请改贺为慰。及除丧,有司又将以开乐致宴。先生又奏请罢宴,曰:“除丧而用吉礼,则因事用乐可矣。今特设宴,是喜之也(见《文集》)。”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问之,曰:“崇庆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则吾不敢不谏。”在职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诸公知之,俾户部特给焉。又不为妻求邑封。或问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见《龟山语录》。或云:“恐无此事”)。文潞公尝与吕、范诸公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相与叹曰:“真侍讲也。”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诋谤(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语录》云:“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馀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又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并设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又《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苏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又按: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刘非苏党,盖不相知耳)。
一日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文仲传》载吕申公之言曰:“文仲为苏轼所诱胁,其论事皆用轼意。”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刘挚、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语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蠢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愤郁呕血而死。”按:《旧录》固多妄,然此类亦不为无据,《新录》皆删之,失其实矣。又《范太史家传》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稀阔之美事。而才及岁馀,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馀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术,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先生既就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三年,又请,皆不报。乃乞致仕至再,又不报。五年正月,丁太中公忧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进呈,程颐服除,欲与馆职判检院。帘中以其不靖,令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为蜀党所挤。今又适轼弟辙执政,才进禀,便云:“但恐不肯靖。帘中入其说,故颐不复得召”)。先生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见《旧录》)。未拜,以疾寻医。
元祐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见《文集》)。绍圣间,以党论放归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刑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见《曲阜集》),还洛(《记善录》云:“先生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复官,依旧致仕(前此未尝致仕,而云依旧致仕,疑西监供职不久,即尝致仕也。未详)。
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录》)。”
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见《实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详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录》)。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录》。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祐间,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䌷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馀口。”又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陕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逾母,谓无利也,遂止之。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卑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当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概矣”)。
祭文张绎
编辑呜呼!利害生于身,礼义根于心。伊此心丧于利害,而礼义以为虚也,故先生踽踽独行斯世(一作于世),而众乃以为迂也。惟尚德者以为卓绝之行,而忠信者以为孚也;立义者以为不可犯,而达权者以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一作道会),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德𬨎如毛,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夫何可亲?呜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为病兮,此心终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维)以为高兮,日月以为明也。春风以为和兮,严霜以为清也。
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趣之(一作趋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见(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亲其临我兮,夫子其成之。欲报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见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绘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仪。七分之仪,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犹或可推。而今而后,将筑室于伊、雒之滨,望先生之墓,以毕吾此生也(一无吾字)。
呜呼!夫子没而微言绝,则固不可得而闻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与二三子(一本无此五字,有“益当”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为未亡也。呜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后见。先生之行,不待诔而后征。然而山颓梁坏,何以寄情?凄风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又按:《语录》云:先生以《易传》授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学者更须自体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语云。)
奏状(节略)胡安国
编辑伏见元祐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韦布,超居讲筵。自司劝讲,不为辩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
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甘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
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明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锺,有必不顾也。其馀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鲁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奉词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