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蒙明府以志事见委，其不敢当者，已见于前书。但前书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难。从来称志之善者，杨升庵之四川，赵浚谷之平凉为最，其馀不过苟且充赋。将操笔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杂耶？或以体格一定，无所见长而忽之耶？不然，则见闻固陋，所谓考索者，别是一家之学耶，更不然，则乡邦之恩怨是非，无人肯任之耶？嗟乎！盖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阳人物记》，文章尔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献志》，考核精详。其他如《襄阳耆旧》、《荆楚岁时》、《吴地》、《华阳》，不可枚举，以其无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庵、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宁必其无五者之累乎？
今谓旧志不烦更张，只续此数十年以来之事，似矣。某读明府之例，为类十八，则八县皆当禀此规范，方可合为一书。今各县旧志，分类不同，或多或寡，若复因仍，则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际，每多忌讳隐语阑入，岂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读诸家文集及于杂史，间或考之正史，则多同异，考之志乘，则多错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远矣。今若见其谬误遗漏，而一一听之，恐既经纂修之后，则明眼所照，遗议不专在前人矣。吴缜纠缪于《唐书》，许浩阐幽于《元史》，在史且然，而况于志乎？此旧志之所当论者也。
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越中数十年来，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毕。一时富贵，为乡里小儿所谘嗟艳慕者，其姓氏已为狐貉啖尽。今若以子孙姻娅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复留之，虽罄会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间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国史者，而或为公论所排，清议所讥，此正当去之以明贬者。试出其家传读之，莫不各有一篇妆点文字，老成凋谢，二三措大。其耳目见闻有限，试有人与之分别源流，证明实录。彼在瓮天者，反以为一人之爱憎，斯时也，起而抗言争执，则丛为怨府，何苦而尝身于市虎乎？若骫骳将顺，不特为明府之谋不忠，而鲁卫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续笔之所当论者也。语有之，量而后入，毋入而后量。某窃于今量之，故曰难也。伏惟上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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