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
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又言：“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祐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灊；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灊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又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马文升疏曰：“《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视真定为远，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夫《周礼》曰：恒山为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乞行礼部再加详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费，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浑源之说始于此。自成化以前，初无此语。端肃似未曾见十七史者，道听涂说，一至于此。浑源之庙并无古迹，不知作于何时。如泰山、华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庙俱在其下，特曲阳相距稍远，而今制又分直隶、山西二辖，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传说”，正足见其不出于史书，而得诸野人之口。后人知其不通，乃更为之说云：舜北狩，大雪，止于曲阳。有石飞来，因而望祀。不知此谁见之而谁传之？盖又文升之蛇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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