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七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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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移垦社会的民俗与文化活动

欲了解清代南瀛地区汉人移垦社会的移民生活，由民俗与文化活动两个面向入手，的确是上策，盖移民于生活中总脱离不了此二层面的影响，于此，为更加清楚呈现移垦社会的民俗与文化内容，将之细分为宗教信仰、文教的发展与提倡，冀望能了解移垦时期，垦民如何建构与丰富自己社会的文化内涵。

礼天礼地拜神鬼

此处所言的民俗，主要是民间的宗教信仰。清代台湾为一边疆移民社会，移民渡过险恶的台湾海峡，来到其时尚属蛮荒瘴疠之地的台地垦殖，死亡时时构成威胁，因此，为解除恐惧心理及祈求平安，移民来台时，常携其地方的保护神，祈求保护平安，定居之后建设寺庙，永远供奉。因之，神祇的信仰，对于移垦时期的人们而言，有著安顿身心的意义与作用。

一般而言，由中国携奉来台的移民保护神，与祭祀人群的关系如下：开漳圣王是漳州人保护神；三山国王是客家人保护神；保生大帝是泉州同安人保护神；清水祖师是泉州安溪人保护神；王爷为泉州人信仰者众，观音佛祖为泉州三邑人保护神，漳人亦有信仰者；妈祖则是漳人保护神，泉人亦有信仰者。

此类随移民渡海而来的保护神，待移民定住且经济许可时，即建庙奉祀，诸如学甲李姓迎请保生大帝、谢府元帅及中坛元帅，建“慈济宫”奉祀；大内石仔濑杨姓，由福建泉州府龙溪县南靖庄迎请来台，康熙初期建天后宫奉祀之；佳里兴“震天宫”的清水祖师，亦为移民自福建安溪移请来台；后壁安溪寮的移民，则由安溪原乡分香清水祖师，至乾隆年间建“福安寺”奉祀；小新营李姓由福建原乡携三代祖师来台，乾隆年间建“三代祖师庙”等等，都是极为显明的例子。

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代南瀛地区民间宗教信仰，除了上述的王爷、妈祖、保生大帝外，土地公与厉鬼也是不可不提的重要的民间信仰。事实上，不论是王爷、妈祖、保生大帝、土地公或是厉鬼的信仰，对清代南瀛地区的汉人移垦社会而言，都有其重要的意涵。

土地公

土地公的信仰，是清代南瀛地区最为普遍的信仰，土地公可以说是土地的象征，乡人为求农作丰收而多祀之，农地所在，到处多有，俗语说：“田头田尾土地公”，意即普遍而多有。

清代南瀛地区的土地公信仰开始极早，重要的土地公信仰庙宇，诸如：归仁仑顶的福德祠，建于康熙50年(1711)、^[1]新市营尾福德庙建于乾隆23年(1758)、^[2]东山乡东原福兴宫则建于嘉庆22年(1817)^[3]，是清代此地土地公信仰较为兴盛的地区。

王爷

王爷信仰是清代南瀛地区仅次于福德正神的信仰，^[4]最为显赫有名、分香庙宇最多的是南鲲鯓代天府(1662)、麻豆代天府，^[5]此外，尚有归仁乡的大庙村代天府(1694)、沙仑平安宫(1666)、八甲代天府(乾隆初)，安定乡苏厝长兴宫(康熙年间)、慈安宫(1817)、新吉保安宫(1893)，佳里镇金唐殿(1664)、镇山宫(1836)、永安宫(1855)，学甲镇清济宫(康熙年间)、镇安宫(道光年间)，将军乡保济宫(1713)、朝天宫(1840)，永康市茑松三老爷宫(1717)，关庙乡香洋巡天府(1662)、新埔代天府(1745)、景安宫(1766)，麻豆镇埤头三王庙(1716)、方厝寮永安宫、麻豆口保安宫(1854)，仁德乡二行清王宫(1798)、保安三老爷庙(1799)，北门乡保安宫(1804)、永隆宫(1816)、泰安宫(1849)、福安宫(咸丰年间)、东隆宫，新市乡永就宫(1818)、潭顶代天府，东山乡永威灵庙(1872)、武兴宫，盐水镇广济宫(道光年间)、后宅永庆宫(1890)，大内乡开灵宫(1854)，后壁乡福安宫(1855)，南化乡代天府(1866)，楠西乡神农殿(1873)，善化镇胡厝寮代天府(1876)，七股乡唐安宫(1878)、保兴宫(1892)，左镇乡公厝(1810)等，^[6]由建庙时间及分布的空间上来看，王爷的信仰，在清代南瀛地区确实有可观之处。

王爷职责代天巡狩，居民则视王爷为父母官，有事、有不平则争投告牒，故时建王醮，送王船时，更是万人空巷，《诸罗县志》(1717)与《台湾县志》(1720)两书中，都提及送王船是为了送瘟；^[7]然而，不论王爷信仰是起源于代天巡狩照顾万民，或是免除瘟疫的恐惧，其在清代的台南县，确然是香火鼎盛的，易言之，灵验而佑民，才是为先民所重视与信仰的原因。

妈祖

妈祖的信仰，由航海保护神的缘由而起，唐山过台湾时，汹涌的海涛波浪，险阻重重，为祈求平安，使移民心灵有所托付，船头妈是相当重要的船上神祇，而当平安登上港口时，即建庙奉祀之，因之，清代南瀛地区重要的妈祖庙所在地，都在港口，诸如咸水港护庇宫(月港妈祖)、下茄苳泰安宫(下茄苳妈祖)、铁线桥通济宫、茅港尾天后宫、麻豆港护济宫、七股天后宫、安定湄婆宫等等，这些清代台南县重要妈祖庙的地理位置，都在台江与倒风内海沿岸，充份说明了妈祖海上保护神的色彩。

保生大帝

再者，移垦时期的台地，多瘴疠之气，《诸罗县志》(1717)即道:“台南、北淡水均属瘴乡。”^[8]再加上清领之初，医疗资源贫乏，有病可得医疗，自是万幸，万一不得，祷之于神灵，则是另一种安顿人心之法；因之，本具有医生神格的保生大帝，乃为垦民所崇奉，自是可以使人理解之事，况且此地保生大帝的信仰开始极早，新化洋仔(今新化镇丰荣里)保生大帝庙即创于荷兰时期，^[9]是台湾地区最早的保生大帝信仰，^[10]永康洲仔尾保宁宫、归仁仁寿宫则创于明郑，此外，学甲13庄的慈济宫，则建于清领之初，是南瀛相当有名的保生大帝庙。

厉鬼信仰

厉鬼信仰指的是大众爷或义民爷的信仰，以奉祀无主孤魂为主，其来源可分为无主尸骨，与战争而死两类，比如咸水港53将军庙，即主祀张丙之乱时殉职而死的官兵；^[11]善化百二甲老大人公庙，亦是奉祀道光12年(1832)，蔡长青等殉难官兵；白河崎内义人庙，则奉祀张丙之乱时，殉亡于此地的台湾知府吕志恒等官兵100馀人；^[12]而南鲲鯓万善祠则是奉祀无主孤魂“囡仔公”。

易言之，大众爷或义民爷的信仰，反映出移垦开发时期，有不少的无名英雄，牺牲奉献丧生于此，也说明战争的无情；而这些庙宇的出现，当然人们崇鬼尚巫，惟恐其作祟扰乱，但另一方面，则说明了人们民胞物与、慈悲悯人的情怀。

文化活动与社会意义

设学置科兴文教

清领之后，南瀛地区文风之再振情形，当从清代的教育措施及发展加以了解，举凡儒学、学宫、书院、及义学、社学、民学之发展做一检视；而府城之外的台南地区如欲探究文风之开展，恐须由书院及义学、社学、民学观察起。

1、府、县学

台地入清之后的一两年间，台南府儒学及安平县儒学即马上建立，可见当道对于文教的重视；儒学为士人欲由科举晋身功名的第一阶段，因而各府、厅、县儒学的设置有双重意义：一则象征行政地位的肯定，一则有直接促进该地区文风的推展与社会的转型；由儒学的建立，可印证台南府城的文风开展居于台地之首。

2、书院

书院有助于地方才俊的培育，除了带动讲学之风、藏收名书、奖励寒士之外，并可陶铸、养成高尚的人格、传承先贤文化精神，台湾道兼提督学政觉罗四明勘定海东书院学规，其大纲为“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13]可见海东书院教育的目标，乃是在培植能明君臣大义，高尚品德及经伦世事的能力，而透过科举进途，出则可为国家效力，入则不失为端方正直君子，^[14]所以说书院的设置，有开展文风的正面积极意义。

清代书院建设最为兴盛的时期，为康熙一朝，康熙年间全台所设书院共有11处，皆位于府治及近郊；其时，南瀛地区因系台湾政治、经济中心，因而乃成为台地文教极盛之地，康熙31年(1692)，文教即已及于弥陀室书院所在的永康里。^[14]有人认为永康里离台南府城如斯之近，文化声教及于此自属当然之事，欲解答此一疑虑，可观察台南府城以外的南瀛地区。乾隆46年(1781)，地处北南瀛地区的盐水港地区，已出现了奎璧书院，^[14]这对盐水地方而言，应有文教上的象征性意义；由上之述，可知迟至乾隆年间，南瀛地区的文教发展，已及于北路的盐水。

3、义学、社学及民学与私塾

其次，应对南瀛地区的义学、社学及民学加以省察。

康熙22年(1683)，台湾知府蒋毓英于台湾县东安坊设立社学两所，延请师儒，教诲穷民子弟，^[15]其制乃仿自内地之义学；其后，康熙25年(1686)，诸罗县令樊维屏于新港社、目加溜湾社、萧垅社及麻豆社，亦各设立社学一所；^[16]康熙28年(1689)，台厦道王效宗于台湾县镇北坊社社学一所；^[17]康熙48年(1709)，台湾知县张宏奉巡抚张伯行建立社学于各里庄之命，于永康里、长兴里、永丰里、武定里、仁和里、文贤里、崇德里、新丰里、保大西里、保大东里、归仁南里、归仁北里、广储东里、广储西里、仁德里和大目降庄等设社学各一；^[18]同年，诸罗县令刘作揖亦奉巡抚张伯行之令，于汉庄设社学8处，南瀛地区即有4地：新化里八庄、善化里关帝庙后、开化里观音宫、安定里姑妈庙等；^[19]康熙54年(1715)，则有诸罗县令周锺瑄于哆啰啯社及大武垅社设立番学。^[20]

由上所述，社学设立时间及地理空间上的思考，即可发现社学的分布，几乎已遍及整个南瀛地区，不论是汉民居住的里、庄，抑或当年平埔族4大社所在地，多有社学的设置，如此之多的基层教育设施，对于南瀛地区文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俾益。

查诸文献，台南地区最早的义学，系康熙43年(1704)由知府卫台揆所置，位于东安坊，额曰“崇文书院”；^[21]另康熙45年(1706)有台湾知县王士俊设义学于东安坊之东。^[18]康熙之后，除台湾府义学改为崇文书院外，具不见记载，可能于康熙60年(1721)朱一贵之役后与社学俱废。其时，蓝鼎元襄赞南澳总兵蓝廷珍筹办台湾善后，认为台湾之患不在富而在教，乃倡普设义学，义学乃重获新生机，自是之后，台湾除澎湖及噶玛兰地区之外，皆多设义塾，如此，造成了乾嘉之际的文教鼎盛。

【表5-1】 麻豆镇清代科甲功名统计表

科名类别	人数
举人	11
贡生	12
生员	47
资料来源：詹评仁，〈前清麻豆功名榜〉，《南瀛文献》第23卷合刊，新营：台南县政府，页175~178。

【表5-2】清代盐水地方科甲功名统计表

贡生	5
生员	4
资料来源：谢宏昌、邱为君，《盐水镇志》，盐水：盐水镇公所，1998，页498~499。

最末，则是民学，即私塾。民学始设于明郑时期，普遍为书房，遍设民间，至嘉庆、道光以后大为兴盛，实为清代台湾的基本教育。一般来说，书房分为两类：一为培养学生有读书能力，一为准备学生他日能应试取科第者；^[22]由表5-1可知台南地区的民学发展至日治初期，书房数合计有187，冠于全台，学生人数居于第3位，其民学发展的盛况可见一般。^[23]

官方及民间对于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与文教的兴办及提倡，文教勃兴趋于普及，由表5-1及表5-2得知，即便处于北路的盐水港，或原是平埔社番居住地的麻豆，其有清一代的科甲功名，都颇有可观之处，鼎盛的文风，功名不断，人材因而辈出，使得台南地区整个汉人社会逐渐摆脱移垦社会文教不振的阴影；同时科举功名士子日增，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及影响力日增，逐渐成为新兴的社会领导阶层，对地方事务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文教提倡与成果

【表5-3】清代府城及台湾县(新港溪以南的南瀛地区)士绅阶层形成概况表

年代	事由	地点	备考
资料来源：周锺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1993；何培夫，《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台南县篇》，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4。

文教提倡的成果，反映于科考取中功名的情况，而经由科考取得功名的士子，则逐渐形成士绅阶级，而此一士绅阶层即逐渐取代地主业户、商人，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由于资料上的限制，无法确知南瀛地区士人阶层形成的时间，不过，借由留存于今日南瀛地区的一些碑文史料，可以稍微了解南瀛地区社会的领导结构。由表5-3观知，在康熙41年(1702)之前，台湾县(新港溪以南的南瀛地区)之士绅阶层的势力尚未形成，士绅势力并不见强大，地方事务仍为官方或豪强型的里民办理。

康熙以后，士绅阶级在参与地方事务上的地位愈见重要，乾隆一朝，台湾县整个地区的士绅，出面领导公务渐多，同时因文教的发展，府城及县治以外地方的士绅阶层也渐次形成，因而出面领导地方事务渐多；综上之所述，台湾县士绅阶层的完整建立时间，约在乾隆年间是无疑问的。

【表5-4】清代诸罗县(新港溪以北的南瀛地区)士绅阶层形成概况表

年代	事由	地点	备考
资料来源：周锺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1993；何培夫，《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台南县篇》，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4。

观表5-4，清代诸罗县(新港溪以北的台南地区)，士绅阶层之发展，肇始于康熙末期，地方士绅出面领导地方公务情形的大量出现，在于乾隆时期，换言之，完全士绅阶层的形成，约在乾隆时期。

综合上论，南瀛地区文教的开展，肇始于康熙一朝，因而使得南瀛地区初始之鲁而度文的移垦社会风气有所改变，文风日渐开展，终出现一批具有科举功名的人物，至乾隆年间士绅阶层乃终告成形，成为清代南瀛地区移垦社会的领导阶层，至此，南瀛地区乃逐渐挣脱移垦社会的色彩，走向文治社会发展。

社会文化活动

前述所谈的文教科举等，与移垦社会的上流菁英文化比较相关；而此处主要谈的是下层的庶民文化，这些文化内容主要与民间宗教有关，它们分别是“麻豆十八媱”、盐水蜂炮与宋江阵。它们不仅仅是宗教民俗活动，事实上，也与移垦社会的移民生活、文化脉动息息相关。观察这些文化与民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先民在这块土地生活上的文化活动，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先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麻豆十八媱 据研究，“麻豆十八媱”最早出现于清末，为麻豆地区顶街(今谷里街)与下街(谷兴街)的迎暗艺活动，“媱”原意为女子轻佻，此处意为“艺阵拼阵”，故而“麻豆十八媱”的全意，乃是麻豆顶、下街各以艺阵互相拼阵的民俗活动，有如思春的18岁姑娘轻佻般的争奇斗艳。^[24]

当然，这样的拼阵是地方大事；但什么样的时机，才会出现？据研究指出，每年顶、下街双方拼艺阵，都在元宵节举行，因文衡殿关圣帝君出巡至此，遂启开两地“输人毋输阵”的拼阵狂热，一夜顶街，一夜下街，一来一往，愈演愈盛，并逐渐扩展至麻豆各角头，甚至临近庄头，直至月底两地“地藏王”出巡押阵才结束。^[24]

事实上，“麻豆十八媱”的顶、下街阵头拼阵，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或者社区意识的抬头，借由阵头平时的练习与元宵节上场拼阵，可以激发或凝聚地方群体意识；因之，俗话说“输人毋输阵”正是这样的写照，个人荣辱事小，庄头的面子事大，而阵头的壮盛与否，关系著庄头实力的展现，拼阵就是拼全庄头的面子。

2. 盐水蜂炮

蜂炮的起源，相传有反清复明、戏斗烟火、欢迎嘉庆君及驱逐瘟疫等的4种说法。首先来谈谈戏斗烟火和欢迎嘉庆君的说法，以戏斗烟火来说，清代盐水港淤塞之前，与福建漳州、泉州贸易往来颇盛，而此二府之人向来颇好看烟火，移居盐水港之后，这种民俗自然也沿袭下来；^[25]而欢迎嘉庆君之说，则是说嘉庆正巧元宵节晚上路过盐水港，镇民乃以鞭炮欢迎嘉庆，此后相沿成习，每逢元宵节就以鞭炮取乐。^[25]

事实上，应以驱逐瘟疫一说最有可能，^[26]光绪11年(1885)7、8月间，盐水港突然瘟疫大流行，死者盈千，居民惊慌失措，认为可能系鬼怪作祟，遂启请武庙关圣帝君显圣驱邪，神明应允，指示居民于元宵夜里绕境出巡，关帝神轿所到之处，鞭炮齐放不绝，如此绕境直至天亮，果然镇魔奏效，猖獗25年的瘟疫灾情，就此平息，盐水港又恢复光明生机，居民感激之馀，每年依例行事，燃放烟火以谢神恩，并藉之以辟邪祟。^[27]

综上之述，盐水蜂炮的来源，实与昔年瘟疫灾情与民俗习惯密切相关，而怀著感恩的心情，于元宵节燃放鞭炮，藉以酬谢神恩和辟除不祥；至于今日，则已成为元宵节重要民俗与宗教活动。

3. 宋江阵

宋江阵为台湾民俗宗教中重要的一种仪式阵头，严谨的宋江阵当有108人。宋江阵是清代台湾庄落中，用以守望相助及保卫乡民的重要武力，现代则以民俗节庆表演较为常见。 以清代南瀛地区而言，212年中有26件民变事件，亦即约每15年左右，即有一件民变乱事，再加之以分类械斗与盗贼频起，而台地驻台官军力量实不足以应变，因之，民间要自求多福得有武力为之依凭，而宋江阵恰恰符合民间庄落中的需求，既不惹官方之嫌，而民众又可得初步武力自保之利；甚者，其练习可在农闲之时，藉以锻炼武艺并强健体魄，而如逢神明圣诞与重要节庆时，又可助兴热闹，并展现出庄头的势力，真谓“一兼二顾，摸蛤仔兼洗裤”，好处多多。

道光以后，清廷政治力低落，官兵怯弱，而外国势力频加，台湾沿岸吃紧，致政府非利用民兵不可，遂有团练之议，亦即团练系联庄组织内的另一种组织，以训练壮丁来对抗外敌，^[28]而民间庄落武力宋江阵的功能性，遂成为当局所重视，至此宋江阵乃成为保护庄头，并负有协助官兵的武力了。至于清末，几乎庄庄都有宋江阵，宋江阵也就不仅仅是民间宗教阵头，更是民间的自卫组织，道光以后，更是协助官兵平弭乱事的重要民间武装力量了。

小结

综合上述，透过民俗与文化的观察，可以发现清代南瀛地区汉人移垦社会的一些特质与概念。首先，谈的是宗教信仰，清代南瀛地区比较兴盛与重要的神祇信仰是土地公、王爷、妈祖、保生大帝与大众爷、义民爷的信仰，这些神明显然都有强烈功能性，因此广为汉人移民所崇拜：土地公可以佑护庄稼，奉祀王爷可以免除瘟疫，妈祖可以保护航海平安，保生大帝具有医生神格，可以疗治众生疾病，大众爷或义民爷的信仰，则是反映了移垦时期，人们不忍曝尸路野的民胞物与情怀，及惧其作祟乃奉祀的心情。

而官方的提倡文教，透过府城、台湾县、诸罗县学宫的建立，并佐之以社学、义学、书院及民间的私塾，文教的开展，肇始于康熙一朝，文风日渐开展，逐渐出现具有科举功名的人物；至乾隆年间，南瀛地区士绅阶层乃终告成形，成为清代南瀛地区移垦社会的领导阶层，至此，南瀛地区乃逐渐挣脱移垦社会的色彩，走向文治社会发展。

文教提倡的成果与移垦社会上层的菁英文化密切相关，至于庶民的平民文化，则展现于宗教与民俗活动，“麻豆十八媱”、盐水蜂炮及宋江阵虽然都与宗教节庆有关，然而却也成移垦社会中生活的娱乐，“麻豆十八媱”的拼阵，一夜一阵，颇具戏剧性，时间又在农闲时的过年期间，自然成为麻豆地区民众休憩的重要娱乐。盐水蜂炮初则为驱逐瘟疫，继则其燃放鞭炮遂则成为盐水地区元宵节的重头戏，具有宗教性与娱乐性，流传至今，仍是南瀛地区元宵节庆的重要娱乐节目。至于宋江阵，初始是庙会节庆的宗教阵头，继则是清代移垦社会庄头的自卫武力，道光以后与团练相结合，地位更为重要；日治后，因日人的忌惮，虽不再有实质上的庄落武力，不过，因其阵势变化引人入胜，自始至终，在神明圣诞与地方节庆时，娱乐性的节目表演，始终不衰。

注释

1. 《台南县的寺庙与神明》，台南县，南瀛文献丛刊第5辑，1983，页122。
2. 同上注，页123。
3. 《台南县的寺庙与神明》，台南县，南瀛文献丛刊第5辑，1983，页123。
4. 蔡相辉，《台湾社会文化史》，台北县，空中大学，1998，页216～217。
5. 同上注，页246。
6. 《台南县的寺庙与神明》，台南县，南瀛文献丛刊第5辑，1983，页73～113。
7. 参见周钟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150；陈文达，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67。
8. 周钟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292。
9. 陈文达，《台湾县志》，卷5，〈学校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58。
10. 《台南县的寺庙与神明》，新营，南瀛文献丛刊第5辑，1983，页16。
11. 谢宏昌、邱为君等，《盐水镇志》，盐水：盐水镇公所，1998，页422。
12. 吴新荣等，《台南县志稿》，新营：台南县政府，1957，页184。
13.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1993，页355。
14. ^ ^{14.0 14.1 14.2} 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页32～33。
15. 蒋毓英，《台湾府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68。
16. 高拱干，《台湾府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32。
17. 同上注，页33。
18. ^ ^{18.0 18.1} 陈文达，《台湾县志》，卷5，〈学校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85。
19. 周钟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79。
20. 同上注，页80。
21. 周钟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84。
22. 《台南市志》，卷5，〈教育志〉，页7。
23. 陈国扬，《清代竹堑汉人社会的发展》，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5，页137。
24. ^ ^{24.0 24.1} 黄文博，《南瀛地名志-曾文区卷》，新营：台南县政府，1998，页25。
25. ^ ^{25.0 25.1} 吴美惠，〈盐水镇民俗蜂炮之研究〉，《南瀛文献》35，新营：台南县政府，1990，页119。
26. 谢宏昌、邱为君等，《盐水镇志》，盐水：盐水镇公所，1998，页418。
27. 黄文博，《南瀛地名志-曾文区卷》，新营：台南县政府，1998，页119。
28. 戴炎辉，《清代台湾的乡治》，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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