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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论合三成价，出地者之所得为租，出力者之所得为庸，出财者之所得为息。然不曰租庸息，而常曰租庸赢者，盖息者无所兼，而赢有所兼也。所兼者何？本财应得之息利，一也；出财经营，事资督率，督率之庸，二也；懋迁之事，得失相半，取得偿失，成保险费，三也。合是三者，通名曰赢。以一家之所获，故计学专论之而不分也。〉
赢之厚薄，庸之高下，皆消息于国财之盛衰。顾二者之所因同，而其所以因者大异。约而言之，则一正一反也。何言乎一正一反也？盖功力之酬，多乃有养，必国财盛而后庸率高，而母本之斥，少则渴之，故国财衰而后赢得厚也。钜商驵贾，睹一业之利则争发贮经营，以殖其货，相竞之馀，自然利减。此在一业之事然也，使国财盛而凡业皆有竞者，则通国之赢率皆微矣。故曰斥母者之利害，其视国财与庸反也。
夫欲求功力庸钱之通率难。此不必广远也，就一时一地而计之，夫已难得其实矣。故前所谓庸率者，皆取其最多，都凡抚略以定之而已，独至赢率，则并此不能。盖赢得之事，变动不居，即叩之本业之主，彼之赢进，岁率几何，往往不能答也。其所待为变，不仅价之高下而止，同业之盛衰，受货者之舒急，水陆之险夷，囤藏之隐露，凡此之伦，旁午万端，皆能为异。故其变不独以年，且以月日，且以晷刻者也。大都广国之中，欲取一时工商之赢利通而估之，得其经数已难，至欲居今考古，迹变动之由，求进退之实，则其势有断断不能者矣。
赢率之难知，固然。然即貣贷者之息利而求之，反可以常得其大较也。第六篇之释三物也，曰息者，所以市用财之权者也。然则使用之者之利优，其所以市之者自厚，用之者之利逊，其所以市之者自薄。是故观息之变，可以知赢之变，二者相为消长者也。故曰，即息利以权赢率，可常得其大较也。
显理第八三十七年，禁貣贷取息者岁百不得过十〈西人言息皆以岁，不以月。后仿此。〉，过者有刑，此以见先之不止此矣。义都活第六立，教会以通财取息为不义，则悉取子钱之事而禁之，顾其令卒不行，而民赍貣子钱愈益重。额理查白十三年，复申显理之禁，于是什一为通行制息矣。洎雅各第一二十一年，更令岁百息八，察理第二复辟，更令岁百息六，后安十二年，更令岁百息五。至今国家虽有制息之令，然息非操枋者所能高下也，前令大抵息率先行于时，而后从而制之。中产勤业然诺，不侵之民，其出貣财，率不过制。而自后安以来，都市通率多不及岁百息五者，懋迁往还，以三零五或四或四零五为常，而当美洲自立战事，英国民债，则岁百息三也。
由此观之，则知吾英自显理第八以来，岁赋国财，如川方进，且载骤骎骎，降而弥疾。故其见于事验者，功力之庸率则世增，而发贮鬵财工商诸业之所收，则日以趋薄。
〈案：民之日富，其验如此。庸则日升，赢则日降，皆母财日多，政理公平之效也。财退之群反是。〉
〈又案：斯密氏谓赢率之少，以钜商驵贾，睹一业之利，则争出财为之，竞者既多，其利自减。此说未尽。赢率之日少，正坐国财日富，而斥以为母者多也，盖亦供求相剂之一事。故使国财富矣，而可兴之业犹多，则庸赢二者同时可以并大（说见本篇下）。如有时赋税虽重，赢利仍多，理亦同此。至息率高下，则尤以供貣之财多寡为差。息者，赢中之一分耳，其馀则为商庸，为保险。既为商庸，其盈朒自与前篇所持之理合，因竞而减，斯为确耳。〉
〈又案：以令制息，斯密氏不以为非。然既云息者，所以市用财之权，则息者乃价。凡价皆供求相剂之例之所为，操枋者又乌能强定之耶？使国家设为司市，取百货之市价而悉平之，如新莽之所为，此其为谬，虽愚夫知之。制息之令，何以异此？且制为息令者，禁幷兼者之朘利也，而不知必制之令，而后朘乃益深。盖未令之先，重利不为犯法，既令乃然。而利之所以重，坐貣者急也。貣者既急，不恤利之轻重，以得财为愉快。贷者息轻则不肯为，息重则犯刑宪，既犯之矣，则子钱之外，须益之以冒禁之保险而后为之。故其息愈重，而朘民益深也。主计者不知此皆出于自然，故使理财，靡靡大乱也。斯密之后，英国有宾德门尝深论之，恉意同此，故咸同之间，制息之令皆废。〉
废居殖货，在都会则需母多，在乡鄙则需母少。需母既多，而多财者相与竞于其业，故赢得之厚，都会不及乡鄙也。顾力役之庸，则都会过于乡鄙。处辐凑之区，积畜饶衍，治生者求力作之佣若弗及，则厚其饩廪以徕之。庸之厚者，赢之薄也。至于鄙远之区，其势反是。见财无多，而佣作者充斥，求雇若不及，则劣其价以争之。庸之劣者，赢之优也。
凡此皆验诸各国而可知者也。苏格兰制息与英国同，而民所用以貣贷者，其率方英为大，虽信义素著之家，其貣息岁百不下五也。额丁白拉版克〈版克此云银号，又曰票号、曰兑局、曰钱店，其实皆版克也。所不当云银号者，以其业不仅银；所不当云钞局者，以其事之异古。而票号诸名又嫌不典，不若直译其音之为当也。钞则当云纸币，此书所译间用杂出，取读者易明而已。欧洲版克之业，中古创于义大里国。盖其民寄存积畜之所，其字义与堤岸通。盖其业掊聚而周防，有类江湖之堧堰，故异物同名耳。〉，受人囤财，剖券以与主者，约随时取，计日起息，犹百而四。此在伦敦名长流囤，无所息也。诸坐列贩货，在苏需母，皆劣于英，则苏之赢率过英明矣。至于二地庸率高下，已前及之。盖苏之于英不仅贫富迥殊，即向富之机，亦英殷而苏缓，故见诸诸赢庸者不同如此。
〈案：英苏二岛（海𮳃中断，缀以蜂腰，故可名二岛），以其土沃瘠之不齐，贫富初悬若此。而至今日，乃几相埒，此其民之勤奋善计实为之。斯密亚丹及他计学家如穆勒父（雅各）子（约翰），如马格乐，数十百家，皆苏人也，可以见矣。然亦有术。康雍之间，苏格兰始设版克，造赊贷法，民大便之，国以日富。一千八百年以前，苏之赋税皆不充度支，自一千七百年来，岁有进步，今与英法诸国侔矣。故论者谓，苏格兰处荒寒绝外之地，土瘠而民悍，几于野蛮，一二百年之间，所进如是之无限者，学校、版克二者制善，使之然也。案：赊贷法者，版克出财以贷民，使民勤而贫者资以为母。民欲贷，则联数家有力者为之公保，至少无下二人，名保诫。保诫定所赊之数，常法自百镑至千镑为率。议定，乃恣出入岁终计息纳之，而保诫有禁予纵缩之权。若貣者见不能，若惰佚，则止勿赊贷。如是，故其民之力有所资，而争自奋于业，为勤良，盖富而有教之效矣。其法与新莽之赊贷，北宋之青苗钱无稍异。异者，彼民自为之，而莽与宋则以官筦其收发而已。目论之士，至今言青苗，无不疾首痛绝之者，而不知其行法非，而法之良，意之美，则无可议也。〉
法兰西之制息也与英异，上以意为升降，不从市息之后而制之也。一千七百二十年减五分为二分，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复加为三分五釐，其明年，更加为五分。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相剌维第当国，则减为四分，神甫德黎继枋，复旧率为五分。或谓其息率骤减之故，乃为国愤还息道地。考法史记，诚有然者。其制息或减于英，其市息则往往而过。盖以国财论，法富固不及英，而貣贷之际，民与法相遁，故市息常过制。老于行贾者尝为余言，斥母逐利，在法胜于英甚远。故虽法俗以懋迁为污处，英人以久贾相矜，而英贾乐居法，有由然矣。至于力役之庸，法之逊英，犹鬵财畸赢，英之逊法。常言游者由苏而英，亲见两国之民容饰居养雍容纤啬之不同，则闾阎丰俭之异，皦然可识。今使其由法而复英，则相去之度滋远矣。夫法之物博地大固容几苏，而民生不优者，苏进而法不进故也。岂惟不进，退者殆十八九焉。此其言未必皆有据依，而致此之云，讵无故耶？今使有客寓苏二三十年，必不曰苏格兰退也。
荷兰国财，若取土地之广袤，户口之数，合而畴之则方英为富。故其国家贷借民债，常率二分，民间交质，信义足倚者，三分而已，比欧诸国皆微。独至力役庸率，则方英甚优，以其赢得微薄之故。或遂谓荷兰商务降而愈衰，此即一二业云然，则尚可信，若谓通国商业皆然，则恐正违事实耳。以计学公例言之，庸厚赢薄之效，必非国财日退之国所能有也，大抵当赢率岁减之时.发贮殖货之家，易言生计衰歇，不知赢率告薄，正国财日溢之明征，又以见业广同前斥母日恢之实也。挽近英法纷争，法之懋迁，几尽归荷，后虽事平，其大分荷犹主之。英法国债出自荷人者至多，其在英者云四十兆〈自注云，此数恐大过实。〉，民私赍货，数复不赀。大抵诸国息率高者，荷财皆往出贷，统此数端，足见荷兰国财之充溢。国中业隘母闳，赢率致薄，不然，其财不出国也。譬诸私家之富，用一业兴，财日以周，过其所需之母，增益从事，赢率遂微，自用有馀，乃以出贷，然其商业则方盛未艾也。大国母财日充，正如此耳。
〈案：今之英美诸国皆庸优赢劣，而中国反此，彼之通我，最为得利。此所以海禁既开，自西徂东日盛月炽，虽铁牡汤池不能距也。而我出力求庸之众，亦航海适彼，如新旧金山者，势亦日多。美人恐吾佣夺其小民之生，乃造天下至不公之律，以拒华佣，故至今在美者不过十馀万众。使不为此，一任事势之自然，则益充斥无疑也。凡此皆计学公例之行，而不可遏者也。〉
若夫美洲中北部之英属，其力庸财息皆优于英。息优则赢亦优矣，其息率或制息或市息，皆自六分至八分，无更下者。夫力庸与财息并优，乃人间至不数觏之事，觏者独新垦之地耳。盖新垦之地，土广民稀，积畜始有，故其母财不足以副事，其力役又不足以副其母财，必多历年始能免此。故其初占之田，必择壤埴最腴，转输最便之地，或遵海滨，或缘江介，以利漕转，兼资溉田。又新垦之地，其值必廉，听人自占，价不抵殖，且处女之壤，产力至优，略施治辟，所收亿秭，母财赢率，自然过当，虽出重息貣之，不亏折也。其收利之疾且优如此，故其积畜，转瞬丰稠，乃欲增雇佣作，而佣者之来或不能如是之速也，町畦多而手指少，则其酬之也不厚不得，此庸率之所以日进也。至于拓地稍广，移者降多，主者之赢稍稍逊矣。盖自壤埴最腴，转输最便之地以次占辟，更占之所稍不及前，赢率坐减，息率亦日趋平矣。故吾英属土之中，百年以来，息率之差相去数倍。大抵国财日进，生齿日蕃，而分功日密，则称贷之息日微。独至劳力之庸，则不随赢利为减，何则？求佣之数，纯以母财之多寡为差，而与赢率之厚薄无涉也。且母财之进退，亦不以赢率之厚薄而殊。有时赢率甚薄，而全赢转多，盖赢薄而母多，方之赢厚而母少者，所收常过。此在戮力治产之家然，而在勤奋率作之国，亦莫不然者也。若其国忽辟新疆，或所与通商者益广，则虽国财日溢，赢率可以不减而反增。赢率既进，则息率从之矣。人情逐利，必择最优。当其疆土乍辟而所通忽广之秋，事业骤多，国财如故，财不周事，势将弃劣而从优谋新而舍旧。而旧者之母既收，则其业之为竞者少，其产入市亦以无多，供少求同，价值自起，价值既起，赢利乃多，赢利多者，息率大也，故曰不减而反增也。挽近英伦，战事既平，私家貣贷，即信矼〈悫实貌。〉业厚者，不在五分以下，而前此则四分五釐足矣，此反增之验也。当此时，英于西印度、美利坚拓土极大，民间新业繁兴，息率不减而增，殆必由此，而非国财之损使之然也。盖即使国财如故，而战胜之后，开通国土如是之多，民之移故就新，正符前论。至于战事所费，虽诚不赀，而英之富厚不因而减，此其征验，吾得于后篇及之。
母财所以养工，故母财消则庸率减。虽然，庸率减矣，而赢率则以增也，赢增则息亦增矣。盖自庸率减而工价廉，故成货之本不钜，亦自母财消而供者少，故入市之价以腾。本轻价腾，兼赢两利，虽以重息貣母，不折阅也，故息率大焉。印度孟加拉部之公司，与他泰东新步之懋迁，其赢得之至优，可以证此。东方多雕敝之国，故其地皆赢利无艺，而庸率至微，息乃比例，与之俱大。孟加拉农民之举债也，岁百息四十至六十者有之，且皆以秋成为质。夫能举如是之债为母而犹有赢，则其赢之大可想见矣。树艺之业赢大则蔑租，息大则所馀以为督耕之庸者少，此其事不仅印度然也。罗马未解纽时，吏污而幷兼之家众，郡省息率之大，大都如此。布鲁达，有仁人之号者，然𭺤克禄文纪其治塞布剌斯岛时，放债于民，岁百息四十八，则他可知已。
国富以其天时地利人事三者为量，使其量既充而中立，则庸与赢可以并薄。盖其于庸也，则极其辐员之广狭，积畜之盈虚，而户口之众寡，与之相称。既极其量，不可复加，而后民竞于工，工竞则庸之率终趋于至薄。其于赢也，则极其物产之耗穣，交通之广狭，而母财之滞斥，与之相谋。安于守成，不为维新，而后富者竞于业，业竞则赢之率终趋于至微。
问天下有如是之国乎？无有也。泰东之建国曰支那，支那，富国也，既充其量矣乎？曰：未也。何以知其未耶？曰：支那之富，充其人事之量云尔，所不加进者，民智与其政法教俗囿之也。支那国处温带，西北背山陆而东南襟海，有长江大河为之酾通，形胜之国也，然其进于今治而无所增长者，不知其几何世矣。徒以其天时地利之量言之，支那之富厚讵止是而已哉？尝试论之。其俗以商贾为污处，立海禁，丑与外国往来，西国之贾，舶交海中，一二口外举不得入。夫如是则懋迁不广，而货弃地者多矣，故曰未充其量也。且其政不均，豪彊倚势力以为幷兼，中贾以下，为贪吏之所睥睨，信义隳，其契约不足恃，赴愬于理，则所失益多。夫如是，则国多滞财，所斥为母者不副其懋迁之量。然而，其国大商贾之赢利尚为不薄者，则何也？有力者侵牟小民，立辜榷而罔市利故也。观其国之息率，赍貣子钱者，岁百息十二为常，其赢之尚厚，可推求尔。顾其小民功力之庸，则最下之率矣。故曰支那之不加富，政治教俗囿之也。
夫政法不均，则其国之息率寡不重者，不必国财之丰啬为之也。盖息率之所以廉平，以假者之无不归也。使政法不均，而上不为其民责约，则富者以财贷人，常有不收之虑，以其约之不足深恃也。故其称息也，必重信者之所酬，以偿无信者之所不酬，须平息之外益之保险之费而后为之，此政窳之群所以无轻息也。罗马末叶，日耳曼拂箖，峨特之族蹂躏其西诸部，当此之时，契彻质剂之事听民自为，渝者无罚，其子钱之重皆今所不槪见者，职是故耳。
法禁子钱，则无益而反损。盖民既需财，而己无有，非貣则不得财，非息则不得貣。而贷者之为此也，既有亡财之虑，复怀犯宪之忧，非有所偿，固不贷也。偿则务平息之馀，益以二者之保险费，而息愈不赀矣。欧东回民，子钱至重。法国政治家孟德斯鸠，谓其弊由法禁子钱，而契彻不信，不尽由其国之贫也。废居治生，有得不能无失，使九得而一失，则于其九者通之，必有以偿此一失者。为保险费而犹有奇馀焉，夫而后其业可为也。此之奇馀，是谓实赢除之以十，而与母相权，百得几分，斯为赢率。其一役之所赢，或多或少，皆为总赢。总赢者，兼所失而言之，不分析也。然使举债斥母以治生，其子钱息率，则当与实赢作比例，不当与总赢作比例也。
故最下赢率，必以有偿亏折之失而有馀。赢既如此，息亦有然。必有以补不归之逋而犹有获，夫而后曰赢、曰息也，使其不然，友朋推解之情，缓急相周之雅，而非国人貣贷之事矣。
〈案：由此推之，将不独如前所言。官不为民责约，则称贷之息率大也。每见官宰鹘突，其理贸易倒荒之案，辄袒逋家，而不察其有欺诈之情，株连之累，此之流极必至民不相任，商贾不行，勤愿者失依，巧伪者得计，物大腾贵，息利不伦而后已。故曰妇孺之仁，所惠者小近，而所祸者大远。岂不然哉！〉
国之所病，在多惰游，而惰游之所以多，坐食租衣税，仰子钱之家众也。今且无论租税，第言子钱之家，则使国富充其量而不可加。工商诸业之用母，皆至足而不可复多，如是则其赢率必至薄，而子钱之率从之。且子钱之率既微，则仰此以赡其身家者，非至富饶，固不足也。夫如是则仰息之民寡，而中产以降，必举其积畜而自经营之，冀以收兼庸之赢。如此则风俗成，而通国之民皆农工商贾矣。砻磨世变，增益不能，而无逸居之饱食，此其群之所以日蒸也。今荷兰之于诸邦，最为近此者矣。逼于生事，束于国俗，其民皆以无所经营而坐食为耻。譬诸衣然，不能人皆短小距地，而我独大袑褒衣也。又如习尚然，居营砦之中，则不武而契需者为笑，惰民之于勤国，致亦犹此。夫有迫而使奋者矣。
物既合三以成价，则必其二皆微，而后其一独钜。故赢利过厚则蔑租，而制作与运致之庸亦薄。然而，庸虽薄，尚不能尽无也。暴君之发卒征徭，必有粟焉以食其徒而后举，不然废矣。至于地主人之租，则事势不同，有时可以无有。羯罗屈阇大东公司，其贸易赢得之厚，为租庸皆至薄耳。
息率与实赢为比例，而此比例之率，又与赢之厚薄为消长。英贾常法，以倍息之龛为平赢。假如赍货为母，实赢之率岁百得十，中去息利五分，其他五分即为经营者之所得，以酬其服贾之勤与其役财之冒险。顾此之为率，亦视其地通行赢率或过或不及之何如。使甚不及，则息家不必得半，抑或甚过，则所以酬息者固可从而多也。
国日富则赢减而庸增，庸增则货价宜日腾，然以赢减之故，而货价尚可以无腾，而以与他所庸贱者之所出，竞为售也。从来商贾制造之家，皆谓物产之所以腾踊难销，由于庸长母多之故，此有见于人无见于己之说也。平情而论，则物之贵也，由于斥母之家责赢过厚者多，而由于佣工小民责庸之优者少也。何以明之？盖因庸为加，一加而已，至于责赢之厚，则货经数手，视母为子，递而求赢，后母大于前母，后赢过于前赢，子母并增，故为大也。因庸为加，加以加法者也，因赢为加，加以乘法者也，以代数术言之，前用加减级数者也，故其长微，后用乘除级数者也，故其积钜。今试以竹布一货言之，假其中沤涑纺织诸工，每日之庸如增一便士，如是成货，每匹之价，所长者不过计功作加，工几人、作几日、成若千疋、每若干价，如是止耳。至于赢率之大则不然。设以值百赢五为率，今增三分，使之值百赢八，则出麻之农计其成本，每百赢八而售于沤工，彼亦计其成本，值百赢八而售于涑工，如是而纺，如是而绩。始之赢者计母为率，继之赢者倂子入母，逐事递增，以视彼庸，孰为重乎？譬诸称息，前者简息，后者繁息〈繁息者，至于息助合息入母，谓为新母，以起息也。〉。故曰，物值之贵，起于增庸者微，起于增赢者钜。而商贾制造之家不以云者，利与人则分明，利归己则芒昧也。
〈案：自斯密氏成书以来，计学家后起者有二大例焉，其关于民生治乱之源甚钜，今译以附于此篇之未。一曰马罗达之户口蕃息例，二曰理嘉图之田租升降例。二家皆英人，自其论出，而计学之理益精密矣。马罗达曰：户口常法，二十年自倍，然而有不然者，食限之也。食限若何，可耕之田易尽也。夫曰可耕尽者，非田尽也，民日益庶，则必耕下则之田，其劳力费财同，而所收日寡，即田之肥硗无尽，亦必多费财力，而所收不能比例而增。且以益庶之故，壤之可耕者靡不耕，母之可益者靡不益，至于得不偿劳而止，此所谓食之限也。而生齿之寖，往往欲过此限，过则贫且乱焉，不及则安且治焉。蕃息之例如此。理嘉图曰，当蕃息之日趋于其限也，庸赢二率，亦以日薄，独地之租率，则以日增。租之所以增者，以腴地耕尽，渐及瘠土故也。国中之民数加多，而母财日益，虽赢率稍薄，富者亦愿斥而为之。前也费千金而收百石，今也费二千金而收百五十石，则后之千金，所取偿者不外五十石已耳。且此既以千金五十石而可为，则受田者以千金五十石为率，过此之获，贡以为租，以与前人为竞。如是则往者费千金而收百石，今乃倍费而收百五十石，而其中五十石乃租税也。使彼不为，则他人为之，是通以千金收五十石也，而租率以之大进焉。凡国生齿愈繁，辟田愈下殖，量既差，名租遂异，故腴田之租日增也（田之殖量，视其壤之沃瘠一也，视其处所之转输便否二也，合之为田之殖量）。田租升降之例如此。生事之难易，民物之盛衰，大抵此二例之行而已。顾此之专以田为说者，盖食者生事之大，举大则例其馀。斯密氏生财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财，地或曰业场。斯密氏此篇，斟酌于庸赢消长之间，其言民生所以因之为舒戚者可谓备矣，顾不兼业场而言，则犹未尽也，盖不兼业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厚则赢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今若取母财、力役、业场三者优绌之间较而论之，则民生不同，可分为四境焉。一，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二，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馀，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擞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国以钜富。四，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此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为变之略也。又，斯密氏之论世变也，分三际焉，曰进、曰退、曰中立。进者，庸赢皆大，民生日蕃。中立，则业场已尽，而庸赢皆微，其民踬困。至于退，则不独赢庸皆薄，且其民之受赢者将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数亦日以寡，其民流亡，此为最下者矣。然三者之外，尚有一境焉。业场固广也，而户口、母财之进适与之齐，则庸赢不进。盖业场虽日广，而母财亦日增，国固日富也，而赢率不加大；次则业场、母财并多，而户口岁增，与之相称，如是者国亦日富也，而庸率亦进。盖庸赢之变，必三者有过不及而后形。且民情悦豫，必遇进境而然，中立则忧，退益颠沛。故使其三者俱大俱小，而无过不及之差，则所居之国虽诚曰富，而其民殖财者可以幽忧，劳力者可以困殆，此又论世变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抑更有进者，以一国之计而论之，则过庶患也，而过富亦忧。人但知过庶之为患，不识过富之为忧者，此不知计学者也。计学家以谓母财之与力役二物之判，在于过去即今之间，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斯为积畜，斥此以养后来之力役，则号母财。母财者，前积之力役也。故不仅现在之力役可以至于盈溢，即前积之力役亦可过于饶衍也。现在之盈溢为过庶，前积之饶衍为过富。过庶者母财不足以养工，而庸率日减少；过富者业场不足以周财，而赢率日微。庸率日减，则小民雕弊，户口萧条；赢率日微，则中产耗亏，闾阎愁叹。前之效病国民，后之效损国力；而其为穷蹙之象则均也。如今日西国之患，恒坐过富，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故其谋国者之推广业场为第一要义。德意志幷力于山左，法兰西注意于南陲，而吴楚之间则为英人之禁脔，凡皆为此一事而已。此其所以为争之情，与战国诸雄与前代苦中国之戎虏大有异处。今之日，谋人国家者。所以不可不知计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