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日本政府对钓鱼台列屿之缪论

反驳日本政府对钓鱼台列屿之缪论
作者：中华民国外交部
中华民国102年（2013年）2月6日

　　有关日本政府宣称在历史上、国际法上，钓鱼台列屿都很明确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种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

一、历史上，日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知道钓鱼台列屿属于中国

　　从日本的官方文件可知，1885年内务大臣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原要求冲绳县令西村舍三（Nishimura Sutezo）勘查钓鱼台，但西村回报此列屿系经中国命名，且使用多年，建议暂缓。山县遂征询外务卿井上馨，井上以密函“亲展三十八号”答复表示，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而且当时清国报纸（上海申报）刊登日本欲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的传闻，因此应“俟诸他日为宜”。由此可知，日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非常清楚钓鱼台列屿是中国所有，虽然是无人岛，但绝不是无主地（terra nullius）。

　　从明清两代官方历史文献显示，钓鱼台列屿由中国发现、命名、使用；16世纪中期的文献已记载钓鱼台列屿是台湾属岛；1683年，随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为台湾冲要之地，清代地方志书多有对于水师巡航泊船于钓鱼台的记载。

二、从国际法来看，钓鱼台列屿不是无主地，日本政府秘密阁议并无国际法效力，是窃占行为

　　日本政府宣称自1885年对钓鱼台列屿多次实地调查，然而根据日本官方文件，1894年5月12日，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Narahara Shigeru）致函内务省表示：“自明治18年（1885年）由本县属警部派出之调查以来，其间未再进行实地调查。”由此看出，从1885年到其后10年，除了县令西村舍三曾经调查过一次，日本政府并未再进行任何官方调查。日本非常清楚钓鱼台列屿是中国领土，没有再加调查的必要。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明治政府认为“今昔情况已殊”，便以内阁秘密决议方式将钓鱼台列屿纳入领土。由于未依惯例以天皇敕令正式颁布，外界（包括清廷）毫无所悉，这种侵占行动秘而不宣，形同窃取。就国际法而言，此决议仅为政府内部的意思表示，并无国际法效力。换言之，日本政府当年显然是藉甲午战争的胜利而趁机窃占钓鱼台列屿，钓鱼台列屿乃成为日本的战利品。

三、钓鱼台列屿因马关条约随台湾割让日本，自应在二战后归还中华民国

　　1895年日本取得钓鱼台列屿主权的唯一依据，就是甲午战后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第2条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钓鱼台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因此随同台湾被割让。同理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应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及“中日和约”，将钓鱼台列屿随同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日本政府声称二次大战后我国未对钓鱼台列屿被美军托管表示异议，这种说法也大有问题。日本于1900年将钓鱼台列屿名称改名“尖阁诸岛”，隶属冲绳，1945年我国接收台湾时，无由知悉尖阁诸岛就是清代方志中提到的钓鱼台列屿。而且当时美军依据1954年“中华民国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协防台海，两国是军事同盟关系，钓鱼台列屿之赤尾屿曾为美军靶场，我无须对美方提出异议。事实上，美军托管并无主权上的意义，1972年美国将钓鱼台列屿行政权“交还”日本，日本仍然不具有对钓鱼台列屿的主权。

四、诚盼日本政府认知争议存在，体察“东海和平倡议”精神，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

　　从历史、国际法等观点来看，钓鱼台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中华民国固有领土。1895年日本占领钓鱼台列屿唯一的法律依据就是“马关条约”，战后自应将钓鱼台列屿随同台湾归还我国。在使用上，钓鱼台海域盛产鲭鱼、鲣鱼与参鱼，是台湾渔民超过百年以上的传统渔场。

　　面对东海区域情势升高，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2012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及其“推动纲领”，呼吁相关各方（1）应自我克制，不升高对立行动；（2）应搁置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3）应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4）应寻求共识，研订“东海行为准则”；（5）应建立机制，合作开发东海资源。具体的步骤是：从“三组双边（台日、日陆、两岸）对话”迈向“一组三边（台、日、陆）协商”，用“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搁置争议”的方式，探讨共同合作开发东海资源的可行性。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得主大江健三郎2012年9月发表的声明中指出，钓鱼台是日本趁中国在脆弱时所占领的，日本应该停止“领土问题不存在”的虚构认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表示钓鱼台存有争议。诚盼日本政府认知钓鱼台列屿争议的存在，相关各方都能体察“东海和平倡议”精神，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并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东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