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学生 (杨昌济)

告学生
作者：杨昌济
1919年1月

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中先发一种思想，然后实现之于行动，个人有然，民族亦有然；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智之士，学问思辨，共讲斯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于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理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

学问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近日国内纷争，不知所定，论者或怀悲观，流为厌世，此乃一种亡国之思想，不可不力斥其非者也。人曰：国事大坏，实无办法。余曰：无论时势如何，无有办法者。办法若何？在唤起国民之自觉而已。今日大多数之国民，毫无智识，无思想，故无舆论，无清议，无组织政治之能，无监督官僚之势，遂使少数之人垄断政权，人民脂膏尽饱私囊橐，公众权利，断送将尽。彼少数人之信有罪矣。彼大多数之国民醉生梦死，束手待毙，独无罪乎？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尚不自觉，可为寒心。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吁其危矣！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先觉之人极为少数，然既为先觉，斯有觉民之力。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展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馀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响斯应者。故欲唤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于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矣。

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其来甚古，信之者众。如斯之法则，果宜悉从之乎？曰：否，不然。法则必与时势相宜，始有存在之价值。时势既变，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古人有古人之时势，今人有今人之时势，古人所立之法则必不能适合于今人，故不可盲从古人。凡古人所立之法则，不可不按照今人之时势而判断之。何者宜因，何者宜革，古人往矣，不复与闻之矣，此法则之宜行于今日与否，乃今人利害切身之问题。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内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此通今之义之所为不可少也。然今人之论说亦复繁多，甲论乙驳，罔衷一是，何去何从，又不得不准之于一己良心之判断。吾之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意。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可不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必国家中多如斯独立之人格，然后此国家对于世界可成为一独立之国家。自觉者，自己之觉，非他人之觉也。合贵我与通今二义而自觉之义乃明。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永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惟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之义。此言颇与贵我通今之义互相发明也。

夫但自觉而已，亦有何益？既自觉之后，不可不继之以实行。此自觉一分则实行一分，自觉进步则实行进步，自觉与实行乃一活动之二方面也。自其现于精神之知觉言之，谓之自觉；自其现于体魄之运动言之，谓之实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如是而后可谓之自觉。思想自由必继之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继之以行动自由，无言论与行动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尚不得云完全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Zh-em2|style=open circle|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人者，理想之动物也。人生之目的在于实现其理想。而理想者久大者也，包含人、我，包含个人、社会、国家，包含人类全体，包含古今，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欲实现此久大之理想，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为力，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为功。故实行尤必继之以坚忍，始能竟实行之功也。世界无尽，我愿无尽，而实行终自有限，要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而已。实行虽有限，而加入此实行于人类进化全体之中，遂亦与之俱无限焉。苟知日常之实行有如斯久大之意义，亦可以自慰矣。

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与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能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故勇敢尚焉。夫循常蹈故，固可以从容为之，无事乎勇也。至于公理与权势相冲突之时，义理与嗜欲相斗争之时，则勇敢之作用著焉。力伸公理而不屈于权势，勉循义理而不能动于嗜欲，非大勇者不能。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则于一国之内，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中国既不可不为大改革、大整顿，则中国之人亦不可不于其精神上之生活行一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举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要而言之，人之立身最要一诚字。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能存诚，乃是真人物，乃是真学问。诚之一字，金石所不能破，天地所不能违也。心能存诚，则现于言语无巧饰之辞，现于行为无矫诈之事。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物质不灭，势力不灭，独患无诚耳。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吾辈相尚以诚，始能感动人人；使皆相尚以诚，转移风气，在乎一二人之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