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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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六十三 史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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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移置

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

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监史馆，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愔遂奏移于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幷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幷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幷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幷、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

大历十四年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敕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奏。

修前代史

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自有魏至乎陈、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馀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

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进阶颁赐有差。

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胤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纪。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玄龄已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播独创焉。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显庆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三十卷，太尉无忌进之。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著《隋纪》二十卷。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

景龙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未有编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魏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因姓司马氏，以应石文。行冲难寻事迹，以后魏道武帝名犍，继晋受命，又考校谶符，特著论以明之。〉

光化三年，直史馆柳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

修国史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幷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永徽元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上之，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

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无忌、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中书侍郎李义府、崇贤学士刘胤之、著作郎杨仁卿、起居郎李延寿、秘书郎张文恭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封彭阳县公，圉师封平恩县公，淳风封昌乐县男，仁卿封馀杭县男，胤子并加谏议大夫，赏修实录之功。〉上以敬宗所纪，多非实录，谓刘仁轨等曰︰“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霑马汗，鞮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朝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幸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雾昼昏，部伍错乱。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于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一亏军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为于此。’今乃移向《魏徵传》内，称是征之谏语。此皆乖于实录，何以垂之后昆？朕尝从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于军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于后堂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奏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处杰往年宿卫之日，被差腰轝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衣，我不谓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至三月，诏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书侍郎郝处俊，黄门侍郎高智周等并修史。仁轨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会仁实卒官，又止。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见贞观十七年，监修国史房玄龄与史官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成，制封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降玺书褒美。又神龙二年五月，监修国史、中书令魏元忠与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国子司业崔融等，修《则天实录》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彦伯等各赐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馀卑官加两阶，物段准处分，仍并降玺书褒美。今史官刘子玄、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准撰《太宗实录》例，监修官已下，加爵及赐。今子玄援引古今，欲臣闻奏。臣谨寻故实，例有恩赏，事属当时，不可为准。子玄等始末修撰，诚亦勤劳。叙事纪言，所录虽重，承恩赐命，固不在多。子玄等请各赐物五百段。”许之。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幷馀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幷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疋。”数月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贼陷入东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大历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狐峘修《玄宗实录》一百卷，峘著述虽精，属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纂开元、天宝间事，唯得诸家文集，编其诏、册、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略讥之。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以吴兢所撰《国史》则天事为本纪，奏议驳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在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髣髴，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箓，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夏、殷二代，为帝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有馀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干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为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追书，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旗裳服色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阼，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没，孝文在下，后宫之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谓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答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暮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忌，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干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正月日，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列传，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伏以皇王大典，实存简册，施于千载，传述不轻。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馀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从之。

元和二年七月，太仆寺丞令狐丕进亡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

五年十月，宰臣裴垍与史官蒋乂等撰《德宗实录》五十卷，献之。

长庆二年十月，敕翰林侍讲学士、谏议大夫路随，中书舍人韦处厚兼充史馆修撰，修《宪宗实录》。仍分日入史馆修实录，未毕之间，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

会昌元年四月，敕︰“《宪宗实录》，宜令史馆再修撰进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幷与新撰本同进来者。”至三年十月，宰臣兼监修国史李绅与修史官郑亚等修毕进上，赐银器锦彩有差。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敕曰︰“《宪宗实录》，宜施行旧本。其新本委天下诸州府察访，如有写得者，并送馆，不得隐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崔龟从等撰《续唐历》三十卷。

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謩修成《文宗实录》四十二卷，上之。史馆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告，颁赐银器锦彩有差。

大顺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始丞相监修国史杜让能，三朝实录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等五人修之。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惟庭裕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目曰《东观奏纪》，纳于史馆。又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

在外修史

开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诏︰“右羽林将军、检校幷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多识前志，学于旧史，文成微婉，词润金石，可以昭振风雅，光扬轨训。可兼修国史，仍赍史本就幷州随军修撰。”

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馀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幷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未能就。兢所修草本，兢亦自将。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馀卷，其纪事疏略，不堪行用。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纮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从之。

长庆三年六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杜元颖奏︰“臣去年奉诏，命各据见在史官，分修《宪宗实录》。今缘沈传师改官，若更求人，选择非易。沈传师当分虽搜罗未周，条目纪纲，已粗有绪。窃以班固居乡里，而继成《汉书》；陈寿处私家，而专精《国志》；玄宗国史，张说在本镇兼修；代宗编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远考前代，近参本朝，皆可明征，实有成例。其沈传师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毕，先送史馆，与诸史官参详，然后闻奏。庶使官业责成，有始终之效；传闻摭实，无同异之差。”制可。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今已后，宜令所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修人，录名进内。自馀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1]

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

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择史官，上表曰︰“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业，藉以垂名。此才之难，其难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东迁，历年六百，齐桓之九合天下，晋文之一战诸侯，秦穆公远霸西戎，楚庄王利尽南海，礼乐文物，阒尔无闻。今之所存，独载鲁史。向若鲁无君子，记传则遗，雄霸远图，必坠于地，可不惜哉！即如齐、周小国之主，尚能留意于史册。齐神武尝谓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见陈元康、杨遵彦等，在吾目前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勿谓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尝敕收曰︰‘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又周文帝之为相也，纳柳虬之说，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郑惟忠尝问刘子玄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时人以为知言。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馆事，特赐朝散阶。愔上表恳让，优诏许衣道士服视事，愔乃受职。

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县尉蒋武为右拾遗、史馆修撰。上重难其职，制未可下前，召见于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如故。其年二月，又荐自左谏议大夫迁秘书少监，修撰如故。时裴延龄贵，欲异同宰相，乃言于上曰︰“谏议大夫，论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纪朝廷得失之事。其领史职者，不宜为谏官。”故有斯命。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集贤院大学士裴垍奏︰“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馀名目，并请不置，仍永为常式。”从之。

大和六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修撰不过三员，或止两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

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

史馆杂录上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逾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羞，比日已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

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铁勒诸蕃归国，谓群臣曰︰“吾知劳逸不同者有二。铁勒解辫归国，去危就安，边夷无事，岂不逸乐？而穷发之地，尽为齐民，古昔已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劬劳。”

显庆二年二月已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常修国史，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南兄与许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戮，世南则匍匐而请代；许善心被杀，敬宗则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男。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与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幷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乃云太宗作《威凤赋》以赐之，其《威凤赋》本是与长孙无忌。又白州人庞孝恭，蛮酋凡品，率乡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庞孝恭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其虚谬也如此。《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修，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长寿二年，修时政纪。先是，永徽以后，左右史唯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闻。文昌左丞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疏远，无从得书。是日，遂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即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纪，自璹始也。〉

校勘记

1. 自馀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　“虽”、“令”、“籍”、“未”四字原脱，据《唐大诏令集》卷八一《简择史官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