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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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 经部十二
书类二
编辑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编其《书》解也。《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作《书裨传》，始稍稍掊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𫖯《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自序》谓“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然此四卷以外，实未释古文一篇。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权词，其说是也。考汉代治《尚书》者伏生今文，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古文，别传都尉朝、庸生、胡常，自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为师说。澄专释今文，尚为有合于古义，非王柏《诗疑》举历代相传之古经，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且不明言所以改窜之故，与所作《易纂言》体例迥殊。是则不可以为训，读者取所长而无效所短可矣。
元陈栎撰。栎字寿翁，号定宇，休宁人。宋亡之后，隐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复出应试，中浙江乡试。以病不及会试。越二年，上书干执政，不报，遂终于家，年八十有三。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董鼎《书传纂注》所称新安陈氏，即其人也。是编以疏通蔡《传》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命曰《纂》。又以蔡《传》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标朱子订正之目。每条之下，必以朱子之说冠于诸家之前，间附己意，则题曰“愚谓”以别之。考栎别有《书说折衷》，成于此书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载定宇集中，称：“朱子说《书》，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难通，而蔡氏于难通罕阙焉。宗师说者固多，异之者亦不少。予因训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诸家之得《经》本义者，句释于下。异同之说，低一字折衷之。”则栎之说《书》，亦未尝株守蔡《传》。而是书之作，乃于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与其旧说迥殊。《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云云，盖延祐设科以后，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元许谦撰。谦字益之，金华人。延祐中以讲学名一时，儒者所称白云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自蔡沈《书集传》出，解经者大抵乐其简易，不复参考诸书。谦独博核事实，不株守一家，故称《丛说》。如蔡氏释《尧典》本张子“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之说。不知左旋者东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迟而成右也。日东出西没，随大气而左，以成昼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则冬至后由南敛北，夏至后由北发南，以成寒暑。月之随大气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谦虽不能尽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条，谓七政与天同西行，恐错乱纷杂，泛然无统，可谓不苟同矣。旧说《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为王城，据《召诰》、《洛诰》，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经营攻位五日位成之后，是王城无庸再卜。谦谓：“此时王城已定，但卜处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旧都，民迁之便。次及涧东、瀍西，次及瀍东，皆以洛与此地相对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涧流至洛，所经已远，不知周公所卜者何处。”又《吕刑》称“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旧说以为其刑造自有苗。谦谓苗乃专以刑为治国之法，乃始过用其刑，非创造刑也。如此之类，亦颇不为习闻所囿。至于说六律五声，漫录《律吕新书》；说唐虞之修五礼，漫录《周官•大宗伯》之文；说《酒诰》太史、内史，漫录《周官太宰》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文，殊属泛衍。书内载其师金履祥说为多，卷首《书纪年》一篇，即据履祥《通鉴前编》起算。其间得失杂出，亦不尽确。然宋末元初说经者多尚虚谈，而谦于《诗》考名物，于《书》考典制，犹有先儒笃实之遗，是足贵也。其书与《诗名物钞》、《四书丛说》并刊于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脱四页，第三卷中脱两页，第五卷、第六卷各脱四页。勘验别本，亦皆相同。今亦无从校补，姑仍其旧焉。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阳人。朱子之学授于黄干，鼎族兄梦程尝从干游，鼎又从梦程闻绪论，故《自叙》谓得朱子之再传。是编虽以蔡沈《集传》为宗，而《集传》之后续以《朱子语录》及他书所载朱子语，谓之《辑录》。又采诸说之相发明者附列于末，谓之《纂注》。《自序》称“《集传》既为朱子所订定，则与自著无异。”又称“荟萃成朱子之一经，则仍以朱子为主也。”考蔡沈《书集传序》，惟称二典、三谟尝经先生点定，故陈栎作《书集传纂疏》，惟《虞书》首标朱子，而《夏书》以下则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订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纪实也。”吴澄作是书《序》，亦称朱子订定蔡《传》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书《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鼎并附注其说，是鼎于此书源委本自分明。其称《集传》为朱子所订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称：“《集传》自《周书洪范》后浸觉疏脱，师说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为增补，或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所举《金縢》、《召诰》、《洛诰》诸条，皆显相舛异。又称“鼎作是书，有同有异，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则从吴棫，解《多士》则从陈栎，解《金縢》则兼存郑、孔二义，不以蔡《传》之从郑为然”云云，然则鼎于《集传》盖不免有所未惬。恐人以源出朱子为疑，故特引朱子之说补其阙失。其举《集传》归之朱子，犹曰以朱翼朱，则不以异蔡为嫌耳，非其考之不审也。
元黄镇成撰。镇成字元镇，邵武人。以荐授江南儒学提举，未上而卒。其书征引旧说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间附以论断，颇为详备。其中如论闰月而牵及后代司天之书，论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论乐而胪陈自汉至宋之乐名，皆与《经》义无关，失之泛滥。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畴、六府、三事之类，皆经有明文而复登图谱。别无发明，亦为冗琐。又全书皆数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条独参训诂，尤为例不纯。似乎随笔记录之稿，未经刊润成书者。然《书》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经大法为粗迹，类引之而言心。王应麟《困学纪闻》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然则删书录此四篇，果仅因此四语乎？镇成此编虽颇嫌芜杂，然犹为以实用求书，不以空言求书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难。”可谓知说经难易之故矣。
元陈师凯撰。师凯家彭蠡，故自题曰“东汇泽”。其始末则不可得详。此书成于至治辛酉。以鄱阳董鼎《尚书辑录纂注》本以羽翼蔡《传》，然多采先儒问答，断以己意。大抵辨论义理，而于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皆在所略。遇《传》文片言之赜，只字之隐，读者不免嗫嚅龃龉。因作是编，于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其蔡《传》岐误之处，则不复纠正。盖如孔颖达诸经《正义》主于发挥注文，不主于攻驳注文也。然不能以回护注文之故废孔氏之《疏》，则亦不能以回护蔡《传》之故废师凯之书矣。知其有所迁就而节取所长可也。
元王充耘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充耘字与耕，而原《序》及梅鹗《跋》并称“耕野”，疑虞稷误也。吉水人。元统甲戌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后弃官养母，著书授徒，因成是编。所说与蔡氏多异同。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曰《虞书》；谓“九族既睦”，既当训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同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至于《洪范》错简之说，《伊训》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纠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鲁史改月》一条，尤为强辞。大醇小疵，别白观之可也。又《禹贡篇》“峄阳孤桐”一条，语不可解。梅鹗《跋》称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条疑亦当时所讹脱。今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焉。
元陈悦道撰。其自题曰邹次，不知何许人。书首冠以“科场备用”四字，盖亦当时坊本为科举经义而设者也。其书不全载经文，仅摘录其可以命题者载之。逐句诠解，各标举作文之窾要。盖王充耘《书义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书则如今之讲章。后来学者，揣摩拟题，不读全经，实自此滥觞。录而存之，知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犹《易类》录王宗传，《礼类》录俞庭椿，著履霜坚冰，其来有渐，不可不纪其始也。书末原附《作义要诀》一卷，为新安倪士毅所辑。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则。又《作文诀》数则。尚具见当日程式。以世有别本，且论文之作不可附丽于《经部》，故著录于《诗文评类》，而此则从删焉。
元王天与撰。天与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荐授临江路儒学教授。盖天与为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时，宪使臧梦麟以是书申台省，得闻于朝，故有是命也。是书虽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居先，而附以诸家之解。其大旨则以朱子为宗，而以真德秀说为羽翼。盖朱子考论群经，以《书》属蔡沈，故天与以蔡氏《传》为据。德秀则《书说精义》以外，复有《大学衍义》一书，所言与虞、夏、商、周之大经大法多相出入，故天与亦备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说为断。《自序》所谓“期与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盖道其实也。所说于名物训诂多有阙略，而阐发义理则特详，亦王元杰《春秋谳义》之流亚也。
元朱祖义撰。祖义字子由，庐陵人。于诸经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书仅存。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故王充耘《书义矜式》尚兼用孔《传》。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于学官。业科举者童而习之，莫或出入。祖义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于训诂名物之间，亦罕所引据。然随文诠释，辞意显明，使殷盘周诰诘屈聱牙之句，皆可于展卷之下了然于心口。其亦古者“离经辨志”之意欤？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亦未可以其浅近废也。
明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书传》虽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者多。当其初行，已多异论。宋末元初，张葆舒作《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作《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作《蔡传辨疑》，余苞舒作《读蔡传疑》，递相诘难。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义用蔡氏，于是葆舒等之书尽佚不传。陈栎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发明蔡义，而《折中》亦佚不传。其《自序》所谓“圣朝科举兴行，书宗蔡《传》，固亦宜然”者，盖有为也。至明太祖始考验天象，知与蔡《传》不合，乃博征绩学，定为此编。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祝允明《枝山前闻》载其札示天下者，惟《尧典》注“日月左旋”、《洪范》注“相协厥居”二条，举大凡耳。顾炎武《日知录》曰“此书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主陈氏祥道。《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谓是武王，亦主金氏。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主张氏、陈氏。皆不易之论。又如《禹贡》‘厥赋贞’主苏氏轼，谓赋与田正相当。泾属渭汭主孔《传》，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终’主金氏，谓周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主叶氏。惟《金縢》‘周公居东’驳孔氏，以为东征非是。至《洛诰》又取东征之说，自相抵牾耳。每传之末，系以经传音释，于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悉。其传中用古人姓氏、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正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绝伦，罕所许可，而其论如是，则是书之足贵，可略见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因《禹贡》注中“澨水至复州竟陵境者”一语，误者字为来字，遂肆毒詈，非笃论也。考《明太祖实录》，与群臣论蔡《传》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诏修是书则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书以九月己酉，仅五阅月。观刘三吾《叙》，称：“臣三吾备员翰林，屡尝以其说上闻。皇上允请，乃诏天下儒士仿石渠、白虎故事，与臣等同校定之。”则是十七年间三吾已考证讲求，先有定见，特参稽众论以成之耳。惟《实录》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经义考》谓许观、景清、卢原质、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难删去。其说是已。然胡季安、门克新、王俊华等十一人，何以并删？且靳观、吴子恭、宋麟三人，此书所不载，又何以增入。盖永乐中重修《太祖实录》，其意主于诬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难之非得已耳。其馀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谬百出，不足为据。此书为当时旧本，当以所列姓名为定可也。
明胡广等奉敕撰。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书义程式》得本孔《传》立义也。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据，因命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广等。是其书虽不似《诗经大全》之全钞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之全钞汪克宽《胡传纂疏》，而实非广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二陈氏。二陈氏者，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护蔡《传》之处在所不免，然大致较刘氏说《诗》、汪氏说《春秋》为有根柢。故是书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云。
明梅𬸦撰。𬸦有《古易考原》，已著录。是编辨正《古文尚书》。其谓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作，盖据孔颖达疏引《晋书•皇甫谧传》（案颖达作《正义》时，今本《晋书》尚未成，此盖臧荣《绪晋书》之文），称谧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据为谧作之证。至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又如谓瀍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陈第作《尚书疏衍》，乃以诪张为幻诋之，过矣。《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𬸦按”，则出𬸦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釐为五卷。𬸦又别有《尚书谱》，大旨略同，而持论多涉武断。故今别存其目，不复录焉。
明马明衡撰。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朱淛传》。是编成于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于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有所疑于心而不敢苟从者，辄录为篇。”书中如“六宗”从《祭法》“辑五瑞”谓是朝觐之常，非为更新立异。《洪范》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说，于《金縢》颇有疑辞。皆能参酌众说，不主一家，非有心与蔡立异者。惟“三江”必欲连震泽，而于“所其无逸”之“所”字亦不从蔡《传》，则未免意见之偏。又往往阑入时事，亦稍失解经体例。盖不免醇驳互存。然明人经解，冗滥居多。明衡是编，尚能研究于古义，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有王氏学自明衡始。”考明衡当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后，于兴国太后诞节诏命妇入贺。于慈寿皇太后诞辰，乃诏免朝。时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与朱淛力争。皆遘祸几，殆坐是终身废弃。可谓不愧于经术，更不必以门户之见论是书之醇疵矣。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兹编不载经文，惟案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凡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复辟诸条，皆引据详明，考证精核。前有李维桢《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又称樵是书于《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于科举，尤适得是书之分量，皆确论云。
明袁仁撰。仁字良贵，号参波，苏州人。与季本同时相善，故解经往往似之。是编纠蔡沈之误。所论如“粤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历非古历；“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说；“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训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皆确有所据。至谓《史记索隐》“南讹”不作“为”字，则但据今本；“不格奸”为不止其奸；“鲜食”非肉食，“怪石”为资服饵；“汨陈”之陈训为旧：则又有意立异，不可为训矣。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曰《尚书蔡注考误》。案沈道原《序》亦称《砭蔡编》，则《经义考》所题为是。溶辑《学海类编》，多改易旧名以示新异，不足为据也。
明陈泰交撰。朱彝尊《经义考》载陈氏泰来《尚书注考》一卷，注曰“未见”。又注泰来字长水，平湖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案吴永芳《嘉兴府志》，载陈泰交字同倩，万历中国子监生，所著有《尚书注考》。与《经义考》迥异。然《经义考》引项皋谟之说，称同倩治《尚书》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则彝尊未见其书，误以泰交为泰来审矣。其书皆考订蔡沈《书传》之讹。谓有引经注经不照应者三条，又有同字异解者三百六十二条，皆直录注语，不加论断。其同字异解者，一字或有数义，抉摘未免过严。其不照应者三条，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为证，“曰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相矛盾，诚蔡氏之疏略矣。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砭蔡编》颇以典制名物补正蔡《传》之阙误。泰交此书，则惟较量于训诂之间。而所谓训诂异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义，证以旧文。故为少逊于二家。然释事、释义，二者相资，均谓之有功蔡《传》可也。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是书前有第《自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于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于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学问淹博，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柢。其作是书，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移。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惟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于梅𬸦《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则未能深考源流。经师授受，自汉代已别户分门，亦听其各尊所闻可矣。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编乃崇祯十年道周官左谕德掌司经局时纂集进呈之书。其《进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阴骘相协、彝伦条贯，旁及阴阳历数之务。初终两卷，考正篇章，分别伦序。”其学深于术数，于五行汩叙，类陈灾异以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附会之文。至八政畴叙以食配坤，以货配巽，以祀配离，以司空配兑，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宾配震，以师配干，已属牵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后天图》，更为穿凿。其最异者，至以《河图》《洛书》配历数，而曰某年至某年为稼穑初际、中际、末际。以至“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极经世》之馀波，曼衍而不可究诘矣。至于改“农用”为“辰用”，“衍忒”为“衍成”，“六极”为“六殛”，殊为臆说。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见其必然。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于《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然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之所推，特术家傅会之说；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归有光、梅𬸦之所争，特经生考证之资耳。实则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是编为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故黼幄之所对扬，玉音之所阐绎，亦维是大者远者，与儒生音训迥然有殊。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符于典谟所述，信有由矣。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
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刊行。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辨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蔡沈《集传》始睥睨先儒，多所排击。然书出未久，而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纷纷然交攻其误。是必有未惬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传》试士，明洪武中虽作《书传会选》以正其讹，而永乐中修《书经大全》，仍悬为功令，莫敢岐趋。我国家经术昌明，竞研古义。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念典维勤，于唐虞三代之鸿规尤为加意。既敕编《日讲书经解义》，复指授儒臣，纂辑是编。虽仍以蔡《传》居前，众说列后，而参稽得失，辨别瑕瑜。于其可从者发明证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弹。于其不可从者辨订讹舛，亦不似陈栎等之违心回护。其义可两通者，皆别为附录，以明不专主一家。盖即一训诂之学，而圣人执两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窥焉，又不仅为说《书》之准绳已也。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于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𬸦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于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于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于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于吴氏，成于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于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于《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征，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征，亦颇巧于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借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于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于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于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于禹州，继撰于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征，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于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于经义亦有所补也。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庵，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于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于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于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于《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于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并录王柏更定之本，尤失于轻信琐记，窜改古经；又《尧典》“俊德”谓遍考字书俊不训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传文：如是之类，或亦间有疏漏。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国朝朱鹤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解，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此书作于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于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惟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于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条，既主郑康成左合汉、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说，而又兼取蔡《传》，以韦昭、顾夷所谓三江口者当之，亦殊无定见。又古黑水联络雍、梁，而鹤龄必区而二之；蜀汉之山本相连，而鹤龄谓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为精密。又于“敷浅原”兼取禹过之及江过之二说，尤属骑墙。此类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书之荟粹精博，而旁引曲证，亦时多创获，尚属瑕瑜参半。且其于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条理，亦较他本为详。故仍录存其书，与《禹贡锥指》相辅焉。
国朝胡渭撰。渭有《易图明辨》，已著录。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稽古之荣，至今传述。原本标题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汉、唐、宋、元、明河图，尤考究精密。书中体例，亚经文一字为《集解》，又亚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遍。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至于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渭欲于数千载后，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渭必谓文颖所指临渝为是，汉《地理志》所指骊成为非，终无确验。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于海”矣。徐文靖之所驳，恐渭亦不能再诘也。千虑一失，殆不屑阙疑之过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则由其时西域未平，无由征验。又所引郦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由传刻舛讹，未睹善本。势之所限，固不能执为渭咎矣。
国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于九畴，故首言鲧堙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其义乃彰。然主于发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郑樵《禹贡》、《洪范》相为表里之说，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能一扫而廓除焉。
国朝李光地撰。是书仅解《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盖未竟之本。所说不以训诂为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大禹谟》篇不以古文为伪，而云孔安国有所删添，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窃窜，以解文辞平易之故，未免出于调停。《禹贡》篇解“五服五千”以飞鸟图为算，谓塞尽处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至广海戴日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一度为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迁就“入于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闽人，不欲其乡出《禹贡》扬州之外，故立是说。与训洪为大，训范为训，谓“洪范”即顾命之“大训”，皆未免巧而不确。至于《尧典》之论中星岁差，《舜典》之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与诗歌声律，《禹贡》之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今巢湖，会于汇为即鄱阳，原隰潴野非地名，则皆实有考证之言，非讲学家之据理悬揣者矣。
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书不全载《经》文，但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亦如其说《易》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原《序》一篇。时英以翰林学士侍讲幄，故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如《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于箕子，故不复著，乃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朱子语类》之说；至于《高宗肜日》为祖己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为在友邦冢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概近之说；以《君奭》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精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
国朝蒋廷锡撰。廷锡字扬孙，常熟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是编乃其官内阁学士时所作。首题恭录圣训，盖儤直内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缮成帙者也。其中订定诸儒之说者，如《尧典》“宅嵎夷”，则据《后汉书》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则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则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则据浑源曲阳之道里正《汉志》上曲阳之误。“荥、波既潴”，则据傅寅之说，正孔《传》荥、波分二水之误。又订定蔡沈《集传》之说者，如《禹贡》“治梁及岐”，则据曾旼之说辨其非吕梁狐岐。“九河既道”，则据《经典释文》辨简洁非一河。“灉沮会同”，则据《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汳沮。“浮于济漯”，则据《汉书•地理志》、陈师凯《书传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潍淄既道”，则据《水经注》辨淄水不东入济。“浮于淮泗”，则据《史记•河渠书》辨禹时泗水上源不自泲通河。“三江既入”，则据郑玄之说辨其误从庾阐《吴都赋注》。“和夷底绩”则据《水经注》、时澜《书说》辨严道以西无夷道。“盘庚于今五迁”，则据《史记索隐》辨邢即音耿，祖乙并未两迁。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实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潜，南亳、西亳皆汤所都。均考订精核，足证往古之讹，释后儒之惑。至于昆仑河源之说，非惟订汉儒之谬，并证《元史》之非。是则恭逢圣代，混一舆图，得以考见其实据，尤非前代经师辗转耳食者比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备采其文。此盖其先出别行之本。敬著于录，俾天下万世知圣学高深，度越千古，仰观俯察，协契庖犠。一时珥笔之臣，鞠《月巹》螭坳，备聆圣训，得馀绪之万一，已能总括古今，为说经家所未曾有也。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当涂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不入格。十七年又荐举经学，特授翰林院检讨。是书首列《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附论于下。次为图十有八，各系以说。书中皆先引蔡《传》而续为之笺，博据诸书，断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东入河；徒骇即河之经流，非别有一经流；三江既入，终以南江、北江、中江为正；九江在浔阳，非洞庭：皆不为蔡《传》所囿。至于蔡山则阙其所疑，不主《寰宇记》周公山即蔡山之说。于惇物则取《金史•地理志》，谓在乾州武亭县，今武功县之东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旧事》为昇雨山，谓《史记注》作卑羽山，盖字之误：并辨胡渭之讹，皆具有考证。盖说《禹贡》者，宋以来棼如乱丝，至胡渭《锥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条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后，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寻所未至，故较之渭书，益为精密，盖继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经》、《竹书纪年》太过，是则僻于好古、不究真伪之失耳。
○附录
旧本题“汉伏胜撰”。胜，济南人。考《史记》、《汉书》但称伏生，不云名胜，故说者疑其名为后人所妄加。然《晋书•伏滔传》称远祖胜，则相传有自矣。《汉志•书类》，载《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无伏胜字。《隋志》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亦无伏胜字。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晋书•五行志》称汉文帝时伏生创纪《大传》。《玉海》载《中兴馆阁书目》，引郑康成《尚书大传序》曰“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舛差。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诠次为八十一篇”云云。然则此《传》乃张生、欧阳生所述，特源出于胜尔，非胜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今所传者凡二本，一为杭州三卷之本，与《隋志》合。然实杂采类书所引，裒辑成编，漫无端绪。一为扬州四卷之本，与《书录解题》合，兼有郑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符合，知非依托（案《洪范政鉴》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载其全书）。二本各附《补遗》一卷，扬州本所补较备。然如《郊特牲注》引《大传》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终日，大宗已侍于宾奠，然后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饮也”一条，犹未采入，信乎著书之难矣。其文或说《尚书》，或不说《尚书》，大抵如《诗外传》、《春秋繁露》，与《经》义在离合之间。而古训旧典，往往而在，所谓六艺之支流也。其第三卷为《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具。汉代纬候之说，实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义，今列为经，不必以董仲舒、刘向、京房推说事应，穿凿支离，归咎于胜之创始。第四卷题曰《略说》，王应麟《玉海》别为一书。然如《周礼•大行人疏》引“孟侯”一条、《玉藻疏》引“祀上帝于南郊”一条，今皆在卷中。是《大传》为大名，《略说》为小目，应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传二十八篇无《泰誓》，而此有《泰誓传》。又《九共》、《帝告》、《归禾》、《掩诰》皆《逸书》，而此书亦皆有《传》。盖伏生毕世业书，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记忆，特举其完篇者《传》于世。其零章断句，则偶然附记于传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为异矣。（案：《尚书大传》于《经》文之外掇拾遗文，推衍旁义，盖即古之纬书。诸史著录于《尚书》家，究与训诂诸书不从其类。今亦从《易纬》之例，附诸经解之末。）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也。自宋熙宁四年，始以经义取士，当时如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学者称为不可磨灭之文。吕祖谦编次《文鉴》，特录此一篇，以为程式。元仁宗皇庆初，复行科举，仍用经义，而体式视宋为小变。综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馀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业之经篇，摘数题各为程文，以示标准。其“慎徽五典”一书，引孔《传》“大录万几”为说，不全从蔡《传》。考《元史•选举志》载书用蔡《传》及注疏。当时经义，犹不尽废旧说，故应试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经学所以终胜明代也。（案：此书乃科举程文，当归《集部》。然虽非诂经之书，实亦发明经义，入之《别集》为不类。故仍入《经部•附录》中。）──右“书类”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录》二部，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案：蔡沈《洪范皇极数》诸书，虽以《洪范》为名，而实以《洛书》九数推衍成文，于《洪范》绝无所涉。旧以为《书类》，于义殊乖。今悉退列《子部•术数类》中，庶不使旁门小技，淆乱圣经之大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