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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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 经部十六
诗类二
编辑元许谦撰。谦有《读书丛说》，已著录。谦虽受学于王柏，而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襛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适如《周南》之数。师心自用，窜乱圣经，殊不可训。而谦笃守师说，列之卷中，犹未免门户之见。至柏所删《国风》三十二篇，谦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见其是非之公。吴师道作是书《序》，乃反谓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于谦深致不满。是则以不狂为狂，非谦之失矣。卷末谱作诗时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说则改从《集传》，盖渊源授受，各尊所闻。然书中实多采用陆德明《释文》及孔颖达《正义》，亦未尝株守一家。名之曰《钞》，盖以此云。
元刘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学问渊源出于朱子。故是书大旨在于发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于二家多所驳诘。然广书皆循文演义，故所驳惟训解之辞。瑾书兼辨订故实，故所驳多考证之语。如注《何彼襛矣》，以齐桓公为襄公之子。注《魏风》以魏为七国之魏。注《陟岵》，谓毛《传》先出，《尔雅》后出。注《绸缪》，谓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鸣之什》，谓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独为天子之乐。注《节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师尹即《春秋》之尹氏（案此项安世之说，见朱善《诗解颐》，瑾袭之而隐其名也。）注《楚茨》，误读郑康成《玉藻注》，以楚茨为即采齐。注《甫田》，误读毛《传》车梁，以为即《小戎》之梁辀。注《殷武》，杜撰殷庙之昭穆，及祧庙世次。皆一经指摘，无可置辞。故启源讥胡广修《诗经大全》，收瑾说太滥（案《大全》即用瑾此书为蓝本，故全用其说。启源未以二书相较，故有此语。谨附订于此）。然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埋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径废。至《周颂•丰年篇》，朱子《诗辨说》既驳其误，而《集传》乃用《序》说，自相矛盾。又三夏见于《周礼》，吕叔玉注以《时迈》、《执竞》、《思文》当之，朱子既用其说，乃又谓成康是二王谥，《执竞》是昭王后诗，则不应篇名先见《周礼》。瑾一一回护，亦为启源所纠。然汉儒务守师传，唐疏皆遵注义。此书既专为朱《传》而作，其委曲迁就，固势所必然，亦无庸过为责备也。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号庸斋，江阴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尝举江浙乡试，不及仕宦，教授乡里以终。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陆文圭传》内。朱子《诗传》，详于作《诗》之意，而名物训诂仅举大凡。盖是书仿孔、贾诸疏证明注文之例，凡《集传》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语孟旁通》，体例相似，故亦以《旁通》为名。其中如圣人之耦，则引《西汉书》刘歆论董仲舒语。“见尧于羹，见舜于墙”则引《后汉书•李固传》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详者，亦旁引诸说以补之。如五緎、五总，引陆佃之语。三单，引郑《笺》羡卒、孔《疏》副丁之类。亦间有与朱子之说稍异者。如“顷筐塈之”，《集传》音“许器切”，《大雅》“民之攸塈”，《集传》音“许既切”者，从陆德明《经典释文》。益则引《礼部韵》，谓“许既切”者，在《未韵》，音饩，注云：“取也”。“许器切”者，在至韵，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与《礼部韵》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绝不坚持门户。视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远矣。卷首为类目，末一卷则其叙说。内一条论秦造父封赵，因录罗泌《国姓纪原》之文，自谓此于《诗传》虽无所系，而宋氏有国，其姓亦当知，故通之。则冗赘之文，汗漫无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序》，明朱睦《授经图》遂以《诗传旁通》为思忠作，殊为疏舛。今从朱彝尊《经义考》所辨（案彝尊所引乃陆元辅之言），附订正焉。
元朱公迁撰。公迁字克升，乐平人。《江西通志》载其至正间为处州学正，何英《后序》则称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华郡庠。二说互异。考《乐平县志》载公迁“以至正辛巳领浙江乡试，教婺州，改处州。”然则英《序》举其始，《通志》要其终耳。是书为发明朱子《集传》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义》。其后同里王逢及逢之门人何英，又采众说以补之。逢所补题曰《辑录》，英所补题曰《增释》。虽递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说墨守朱子，不逾尺寸，而亦间有所辨证。如《卷耳篇》内，朱子误用毛《传》旧说，以崔嵬为土山戴石，公迁则引《尔雅》、《说文》，明其当为石戴土。又《七月》之诗，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迁推验岁差，谓《公刘》时当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补《集传》之阙。又《集传》所引典故，一一详其出处。即所引旧说，原本不著其名者，如《卫风》之赵子注为赵伯循，《小雅•斯千篇》之或曰注为曾氏之类，皆一一考订。虽于宏旨无关，亦足见其用心不苟也。书成于至正丁亥。正统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遗稿重加增订，题曰《诗传义》，详释发明，以授书林叶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标《诗传会通》，未喻其故。今仍从公迁旧名，题曰《诗经疏义》，以不没其始焉。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进士。官遂安县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独坐公所以待尽。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盖亦忠节之士，《元史》遗漏未载。国朝纳喇性德作是书《序》，始据《新安文献志》汪叡所作《哀辞》，为表章其始末。其书略举诗篇大旨发问，而各以所注列于下，亦有阙而不注者。刘锦文《序》称“其间有问无答者，岂真以为疑哉？在乎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又称“旧本先后无绪，今为之论定，使语同而旨小异者，因得以互观焉”，是此本乃锦文所重编，非倬之旧。其有问无答者，或亦传写佚脱，而锦文曲为之辞欤？末有赵惪《诗辨说》一卷。惪，宋宗室，举进士，入元隐居豫章东湖。其书与倬书略相类，殆后人以倬忠烈，惪高隐，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编之欤？倬书七卷，附以惪书为八卷。朱睦《授经图》、焦竑《经籍志》乃皆作六卷，疑为传写之讹。或倬原书六卷，刘锦文重编之时析为七卷，亦未可定也。
元刘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详。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为庐陵人，字成之，尝举乡贡进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题“洪武癸丑”，则明初尚存也。此书诸家书目皆未著录，独《永乐大典》颇载其文。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名曰《缵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凡《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说而遗彼说，或宗主此论而兼用彼论，无不寻绎其所以然。至论比兴之例，谓有有取义之兴，有无取义之兴，有一句兴通章，有数句兴一句，有兴兼比、赋兼比之类。明用韵之法，如曰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韵为韵之类。论《风》、《雅》之殊，如曰有腔调不同，有词义不同之类。于朱子比兴、叶韵之说，皆能反复体究，缕析条分。虽未必尽合诗人之旨，而于《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明以来诸家诗解，罕引其说，则亡佚已久。今就《永乐大典》所载，依《经》排纂，正其脱讹，定为一十八卷。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参义》，已著录。是书推演朱子《诗传》之义，故以《演义》为名。前有《自序》云：“此书为幼学而作，博稽训诂以启其塞，根之义理以达其机，隐也使之显，略也使之详。”今考其书，大抵浅显易见，切近不支。元儒之学，主于笃实，犹胜虚谈高论，横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作八卷，注曰“未见”。此本至《小雅•苕之华篇》止，以下皆阙，而已有一十五卷，则八卷之说，殊为未确。盖彝尊未睹此本，但据传闻录之，卷数讹异，其亦有由矣。
明朱善撰。善字备万，号一斋，丰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事迹附见《明史•刘三吾传》。是编不载《经》文，但以《诗》之篇题标目。大抵推衍朱子《集传》为说，亦有阙而不说者，则并其篇目略之。其说不甚训诂字句，惟意主借《诗》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其论《何彼襛矣》为后人误编于《召南》，盖沿王柏之谬说不足为据。其论《二子乘舟》，谓“寿可谓之悌弟、伋不可谓之孝子”，律以“大杖则逃”之文，固责备贤者之意。实则申生自缢，《春秋》无贬。尚论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论其大旨，要归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其于“太王翦商”一条，引金履祥之言，补《集传》所未备。其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谓“节彼南山”之申伯蹶父、皇父尹氏，皆非当日之旧人，驳项安世之说，亦时有考据。《明史》载其引据往史，驳律禁姑舅、两姨为婚之说，极为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发明。盖元儒笃实之风，明初尤有存焉，非后来空谈高论者比也。
明胡广等奉敕撰。亦永乐中所修《五经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广等是书，亦主于羽翼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蓍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安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今刘氏之书尚有传本，取以参校，大约于其太冗蔓者略删数条，而馀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又刘书以《小序》分隶各篇，是书则从朱子旧本合为一篇，小变其例而已。顾炎武《日知录》、朱彝尊《经义考》并抉摘其非。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但责广等采刘瑾之说太滥，犹未究其源也。其书本不足存，惟是恭逢圣代，考定艺文，既括千古之全书，则当备历朝之沿革，而后是非得失，厘然具明。此书为前明取士之制，故仍录而存之，犹《小学类》中存《洪武正韵》之例云尔。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总论》二卷、《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凡书中改定旧说者，必反复援据，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为鲁桓告父母之庙。《九罭篇》之“公归不复”句，谓以鸿北向，则不复为兴。《下泉篇》之郇伯，为指郇之继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谓以宠任为先后，故崇卑不嫌杂陈。《𫠆弁》篇之“无几相见”句，为兄弟甥舅自相谓。如斯之类，皆足于旧说之外，备说《诗》之一解。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存此一编，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监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明史•文苑传》载王世贞所定广五子，先芳其一也。是书成于隆庆四年。所释大抵多从毛、郑，毛、郑有所难通，则参之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诸书。其《自序》曰“文公谓《小序》不得《小雅》之说，一举而归之刺。马端临谓文公不得郑、卫之风，一举而归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间”云云，盖不专主一家者，故其议论平和，绝无区分门户之见。如说《郑风•子衿》，仍从学校之义，则不取宋学。谓《国风》、《小雅》初无变正之名，则不从汉说。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则《小序》与《集传》之说并存，不置可否。盖《小序》皆以为刺幽王，义有难通，而《集传》所云，又于古无考，故阙所疑也。虽援据不广，时有阙略，要其大纲，则与凿空臆撰者殊矣。朱彝尊《经义考》载先芳有《毛诗考正》，不列卷数，注曰“未见”，而不载此书。其为一书两书，盖不可考。然此书亦多辨定毛《传》，或彝尊传闻未审，误记其名欤？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著录。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略同苏辙《诗传》之例，而参用旧说以考证之，其曰《诗故》者，考《汉书•艺文志》，《诗类》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颜师古注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谋《土韦》是编，盖用汉儒之旧名。故其说《诗》，亦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集传》多所异同。其间自立新义者，如以《小星》为亵御入直，以《斯干》为成王营洛，周公所赋之类，未免失之穿凿。然谋《土韦》博极群书，学有根柢，要异乎剽窃陈言。盖自胡广等《五经大全》一出，应举穷经，久分两事。谋《土韦》深居朱邸，不藉进取于名场，乃得以研究遗文，发挥古义也。经术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明冯应京撰。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因宋蔡卞《诗名物疏》而广之。《江南通志》称其“少业诗，钩贯《笺》、疏，作《诗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征引颇为赅博。每条之末，间附考证。如“被之僮僮”，郑《笺》以被为髲髢，《集传》以为编发，应京则据《周礼•追师》，谓编则列发为之，次则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定《集传》之误混为编。又如《郑风•缁衣》，《集传》以为缁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应京则据贾公彦《周礼疏》，以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郑《笺》所谓所居私朝，即谓治事之馆。凡此之类，其议论皆有根柢，犹为征实之学者。惟所称六家乃谓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则古无是目，而自应京臆创之。且毛、郑本属一家，析而为二，亦乖于传《经》之支派。以非宏旨所系，亦姑仍其旧名焉。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释《诗》，兼用毛《传》、朱《传》及严粲《诗缉》，时亦自出新论。如辨成王未尝赐周公天子礼乐，其说颇为有见。又论三经、三纬之说，谓赋、比、兴乃通融取义，非截然谓此为赋，此为比，此为兴也。惟截然分而为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说，则将为赋而兴又比也，赋而比又兴也，而寝失其义。其说亦足解轇轕之谈。舜牧于诸经皆有疑问，惟此编说《诗》为差善。《自序》称所疑凡经数十年，重加订问，前此误解，亟与辨正。盖其用力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说，于龙光、伴奂之类，皆径以本字解之，强生论辨。是则隆、万以后儒者少见古书之故。亦足见诂训不明而欲义理之不谬，无是事矣。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订诂》，已著录。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焉。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著所以论列之意。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阙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征舒。此犹有一字之近也。《硕鼠》一诗，茫无指实，而指以为《左传》之魏寿馀，此孰见之而孰传之？以《大田》为《豳雅》，《丰年》、《良耜》为《豳颂》，即属之于公刘之世。此犹有先儒之旧说也。以《草虫》为《南陔》，以《菁菁者莪》为《由仪》，以《缗蛮》为《崇丘》，又孰传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谓乎？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馀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
明张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辞困学记》，已著录。是书前载《总论》二篇，其馀《国风》以一国为一篇，二《雅》、《周颂》以一什为一篇，《鲁颂》、《商颂》亦各为一篇。大抵用苏辙之例，以《小序》首句为据，而兼采诸家以会通之。其于《集传》，不似毛奇龄之字字讥弹，以朱子为敌国，亦不似孙承泽之字字阿附，并以毛氏为罪人（案承泽《诗经朱传翼自序》，称：“王弼乱《易》，罪深桀、纣；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故持论和平，能消融门户之见。虽凭心揣度，或不免臆断之私，而大致援引详明，词多有据。在近代经解之中，犹为典实。卷末别有《述遗》一卷，有录无书，目下注“嗣刻”字，盖欲为之而未成也。今并削其目，不复虚列焉。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作二卷。此本六册，不分卷数。核其篇页，不止二卷。疑原书本十二卷，刊本误脱一“十”字，传写者病其繁琐，并为六册也。朝瑛论《诗》，以《小序》首句为主。其说谓亡《诗》六篇，仅存首句，则首句作于未亡之前，其下作于既亡之后，明矣。所见与程大昌同，而所辨较大昌尤明白，足决千古之疑。然其训释不甚与朱子立异。自郑、卫淫奔不从《集传》以外，其他说有乖迕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论《楚茨》为刺幽王之诗，则据《荀子》以为恰在鼓钟之后，或幽王尚好古乐，故贤士大夫称述旧德，拟《雅》、《南》而奏之，以感导王志。论《抑》为刺厉王之诗，则据《诗》文“其在于今”一语，以为当为卫武公少时所作。大抵皆参稽融贯，务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迹为必不可信，亦先儒旧义。至于求弃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后世绿糸弟方底之事以证之，则未免反失之附会。又颇信《竹书纪年》，屡引为证，亦乖说经之体。然综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圣祖仁皇帝御定。刻成于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诗》者，萌于欧阳修，成于郑樵，而定于朱子之《集传》。辅广《童子问》以下，递相羽翼，犹未列学官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始定《诗》义用朱子，犹参用古注疏也。明永乐中修《诗经大全》，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蓝本，始独以《集传》试士。然数百年来，诸儒多引据古义，窃相辨诘，亦如当日之攻毛、郑。盖《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书集注》，句铢字两，竭终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诸臣，于革除之际，老师宿儒，诛锄略尽，不能如刘三吾等辑《书传会选》，于蔡氏多所补正。又成祖虽战伐之馀，欲兴文治，而实未能究心经义，定众说之是非。循声附和，亦其势然欤？是编之作，恭逢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道光经籍，研思六义，综贯四家。于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风》、《雅》运昌，千载一遇，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
△《钦定诗义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镕铸众说，演阐经义，体例与《周易述义》同。训释多参稽古义，大旨亦同。盖我圣祖仁皇帝钦定《诗经汇纂》于《集传》之外，多附录旧说，实昭千古之至公。我皇上几暇研经，洞周窔奥，于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伏读御制《七十二候诗》中《虹始见》一篇，有“晦翁旧解我疑生”句。句下御注，于《诗集传》所释蝃𬟽之义，详为辨证。并于所释《郑风》诸篇概作淫诗者，亦根据毛、郑，订正其讹。反复一二百言，益足见圣圣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诸臣恭承彝训，编校是书，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卜氏旧传，远承端绪，因钦定《诗经》以树义，即因《御纂周易》以立名。作述之隆，后先辉耀。经术昌明，洵无过于昭代者矣。
国朝钱澄之撰。澄之有《田间易学》，已著录。是书成于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所采诸儒论说，自《注》、《疏》、《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杨、范、谢四家今无传本，盖采于他书。陆、罗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也。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十之四。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徐元文《序》称其“非有意于攻《集传》，于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于一人。无所攻，故无所主。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书之意。张英《序》又称其“尝与英书，谓《诗》与《尚书》、《春秋》相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征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案二书所序时代，多不可据。此语殊为失考。谨附订于此），与情事之疑信。即今舆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云云，则其考证之切实，尤可见矣。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则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雀角之角为咮，诗意言雀实有角，鼠实有牙。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唇”释之；骍刚之刚为犅，则以牛脊言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蒌蒿；薇自为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于木则辨诗言朴者，实今之柞。言柞者，实今之栎；榛楛之榛，即诗之所谓栵，而非榛栗之榛。于虫则辨斯螽、莎鸡、蟋蟀之各类，而非随时异名之物；果蠃负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为子。于鱼则辨鳣之即鲤，而《集传》误以为黄鱼；鲔之似鲤，而《集传》误以为鲟鱼。于器用则辨《集传》训重较为“两輢上出轼者”之未谙车制。及毛《传》训楘为历录，历录为纺车交萦之名、而《集传》增一然字之差。于礼制则辨公堂称觥为饮酒于序，而非如《集传》所云豳公之堂。“裸将”之训为灌，与奠一义，而历诋《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谬。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其谓《猗嗟》为作于鲁庄如齐观社之时，指庄娶哀姜而言，则据《尔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释甥字。谓《无衣》为作于秦哀公，则指楚之僣号以释王字，义亦可通。惟以“葛屦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木瓜、木桃、木李为刻木之物。堇荼之荼如涂为穰草和泥。奉璋之璋为牙璋，连下文六师以为言。未免近凿。至于《生民》一篇，谓姜嫄为帝挚妃，后稷为帝挚子，平林为帝挚时诸侯之国。推至见弃之由，则疑为诸侯废挚立尧之故，即以“不康不宁”为当日情事。无论史册无明文，抑与祭法禘喾郊稷之说异矣。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轇轕。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馀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专主《小序》，而力驳废《序》之非。所采诸家，于汉用毛、郑，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国朝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国朝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定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惟鹤龄学问淹洽，往往嗜博好奇，爱不能割，故引据繁富而伤于芜杂者有之，亦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者也。要其大致，则彬彬矣。鹤龄与陈启源同里，据其《自序》，此书盖与启源商榷而成。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专崇古义，此书则参停于今古之间，稍稍不同。然《稽古编》中，屡称“已见《通义》，兹不具论”。则二书固相足而成也。
国朝陈启源撰。启源字长发，吴江人。是书成于康熙丁卯。卷末自记，谓阅十有四载，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鹤龄《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门人赵嘉稷《序》。鹤龄作《毛诗通义》，启源实与之参正。然《通义》兼权众说。启源此编，则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馀偶然一及，率从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但标篇目。其无所论说者，则并篇目亦不载。其前人论说已明，无庸复述者，亦置不道。次为《总诂》五卷，分六子目，曰《举要》、曰《考异》、曰《正字》、曰《辨物》、曰《数典》、曰《稽疑》。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此编尤其最著也。至于《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及杂说，盛称佛教东流始于周代，至谓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捕鱼诸器”一条，称广杀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觉缘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谓庖犠必不作网罟。是则于《经》义之外，横滋异学，非惟宋儒无此说，即汉儒亦岂有是论哉？白璧之瑕，固不必为之曲讳矣。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旨不主于训诂名物，而主于推求《诗》意。其推求《诗》意又主于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征事迹，必求其人以实之。又以为西周篇什，不应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后诗。《风》、《雅》之中，亦多东迁以前诗。故于《小序》所述姓名，多废不用，并其为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间意测者多，考证者少。如谓“有女怀春”为祀高禖，则附会古义。谓“有扁斯石”，扁字从户从册，古者额书于户曰扁，以石为之，亦近于穿凿字说（案户册为扁义本《说文》，以石为之，则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诸经之中，较为次乘。然光地邃于经术，见理终深。其所诠释，多能得兴观群怨之旨。他如郑、卫之录淫诗，引《春秋》之书乱臣贼子为之，证《楚茨》以下为《豳雅》、《载芟》以下为《豳颂》。引《豳风》之后附《鸱鸮》诸篇以释《豳雅》后有《瞻洛》诸诗、《豳颂》后有《酌》、《桓》诸诗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实，足阐朱子未尽之义，亦非近代讲章揣骨听声者所可及也。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自记其说《诗》之语，凡一百八十八条。取《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之官”语为名。《自序》谓“依汝南太守听写官言《诗》，忆而录之”。盖寓名以为问答，犹之或问焉耳。案奇龄自述，早年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其稿已失。后乃就所记忆者作《国风省篇》、《诗札》及此书。其门人所述经例，则云早刻《诗》说于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塨所作《序目》云：“尝以《诗》义质之先生，先生曰，予所传诸《诗》，有未能改者数端。如以《十亩之间》为淫奔，以《鸱鸮》为避居于东，以封康叔为武王，以有邰家室为太姜琅琊之骀。凡此皆惑也。”据此则此中之误，奇龄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犹未尽耳。然其书虽好为异说，而征引详博，亦不无补于考证。瑕瑜并见，在读者择之而已。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既作《毛诗写官记》，复托与写官以札问讯而写官答之之词，以成此书。凡八十四条。第二卷首有其门人所记云“此西河少时所作，故其立说有暮年论辨所不合者。其间校韵数则，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据此则其中多非定论，其门人亦不讳之。然奇龄学本渊博，名物诂训，颇有所长。必尽废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韩异义，齐、鲁殊文，汉代专门，已不限以一说。兼收并蓄，固亦说经家所旁采矣。
国朝毛奇龄撰。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往往自出新义，得解于旧注之外。恐其说之不信，遂托言家有《鲁诗》，为其远祖稷所传，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并列所作《世学》中。厥后郭子章传刻二书，自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于是二书乃单行。明代说《诗》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采用之，遂盛传于时。奇龄因其托名于古，乃引证诸书以纠之。夫《易传》托之子夏，《书传》托之孔安国，其说之可取者皆行于世。至其源流授受，则说经之家务核其真。奇龄是书，不以其说为可废，而于依托之处则一一辨之，亦可谓持平之论矣。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毛诗续传》，以遭乱避仇佚之。后从邻人吴氏子得卷末《鸟名》一卷，与其门人莫春园、张文檒共缉缀之，衍为三卷。大意在续《毛诗》而正朱《传》。每条皆先列《集传》之文于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训释《毛诗》草木虫鱼者，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实繁。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惟恃其博辨，往往于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于疏舛。如奇龄所作《毛诗省》篇既以《齐风•鸡鸣》为谗人，此书又用旧说，为贤妃之告旦，前后时相矛盾。鹪鹩之名桃虫，犹窃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谓所栖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锐如锥，专剖苇中虫食之，谓之掏虫，掏桃字通。尤杜撰无理。至于解“𪾢睆黄鸟”用毛苌旧训，于义本长，乃谓莺字从二目一八。其二目，离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谓莺字从二火，离为目，目本离火。《尚书•洪范》伏传以五事之目属五行之火，莺首之戴两火，即莺之戴两目。此虽王安石之《字说》不穿凿至此矣。然大致引证赅洽，颇多有据。录而存之，以广考订，固不害于“多识”之义尔。
国朝姚炳撰。炳字彦晖，钱塘人。自多识之训，传自孔门，《尔雅》一书，训诂名物略备。厥后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陆玑之《疏》尚有裒辑重编之本。自宋蔡卞以来，皆因玑书而辗转增损者也。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义本《说文》，尚有关于训诂。至于凤凰神物，世所罕睹，而连篇累牍，辨其形状之异同，则与《经》义无关矣。又诗中八鸾、和鸾之类，本为铃属，非鸾鸟之鸾，而列之鸟部。然则车之伏兔，将入兽部乎？是皆爱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
国朝陈大章撰。大章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起士。以母老乞归。其于《毛诗》用功颇深，所作《集览》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后成。此乃其摘录付梓之本，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盖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伙。其中体例未合者，如释“鹑之奔奔，”则《庄子》之鹑居、《列子》之性变以及朱鸟为鹑首、子夏衣若悬鹑之类，无所不引。释“鸡栖于埘”，则《列子》之木鸡，《吕氏春秋》之鸡跖，《汉官仪》之长鸣鸡，亦无不备载。皆体近类书，深乖说经之旨。又每条首录《集传》大意，以紫阳为主。故如“鄂不韡韡”则取岂不光明之义，而驳鄂作萼、不作跗之说为不烦改字。亦过于偏执。至如载宋太宗赐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则以辽事误作宋事。尤为乖舛。然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馀，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起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已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疑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僣。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于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其《周礼•瞽蒙职》曰：“讽诵诗。”郑注谓“暗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甯之文，训“归甯父母”为“无父母遗罹”之义。考“归甯”文见《左传》，于《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即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于《小序》、朱《传》之间。其论《关雎》，从《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而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于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谓辛卯日食，则云应问于知历者。《殷武》一章于朱子始祔而祭之说，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于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
国朝严虞惇撰。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乃其孙湖南驿盐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经进御览。首为《列国世谱》、次《国风世表》、次《诗指举要》、次《读诗纲领》、次《删次》、次《六义》、次《大小序》、次《诗乐》、次《章句音韵》、次《训诂传授》、次《经传逸诗》、次《三家遗说》、次《经传杂说》、次《诗韵正音》、次《经文考异》。每一类为一卷，皆附录篇首，不入卷数。其正经则《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从，而虞惇自为说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诸家论《序》之说。每章之下，各疏字义。篇末乃总论其大旨与去取诸说之故。皆以推求诗意为主，颇略于名物训诂，亦不甚引据考证。如《墨子》称：“文王举闳夭、太颠于罝网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间，当及闻古义。而虞惇以为附会《兔罝》之诗。至《左传》称“祭仲有宠于庄公”，所谓宠者，信任显荣之意，故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龙阳之流，以《山有扶苏》之狡童当之，谓仲虽为卿，诗人丑其进身之始。此不更附会乎？又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于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编成于乾隆壬申。《序》文、案语皆称臣，盖拟进之本。凡分二十一类。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于释地理，知邶、鄘、卫乃三地名，非三国名；于释山，知“崧高维岳”乃吴岳，非中岳；于释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绵》诗、《潜》颂之漆、沮；于释时令，知《公刘》已先以建子为正；于释祭祀，知禘飨明堂俱周公创举。于释官职，知司徒、司空、司马皆在《周官》以前；于释兵器，知古甲皆用革；于释宫室，知“君子阳阳”乃伶官之诗，非妇人所作。于释草，知麻有二种；于释鸟，知桑扈亦有二种。于释马，知《卫风》騋牝、《鲁颂》牧马，皆以备兵事，《司马法》“马牛车乘俱出于民”乃王莽伪托之文。今考其书，禘及大享明堂一条，司徒、司空、司马一条，皆与《序》文不相应，未喻何故。其邶鄘卫一条为顾炎武说，崧高一条为阎若璩说，漆、沮一条为许谦说，《公刘》用子正一条为毛亨说，古甲用革一条为陈祥道说，麻有二种一条为蔡卞说，桑扈二种一条为陆佃说，丘甸不出车马一条为李廉说。惟“君子阳阳”一条以《楚茨》之文证《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诸家说《诗》中名物多泛滥以炫博。此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又往往因以发明《经》义，与但征故实，体同类书者有殊，于说《诗》亦不为无裨也。其《续编》三卷，则成于乾隆癸酉。取《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之文有关于《诗》者，摘而录之，亦略为疏解，盖训诂名物相辅而行之义。以《尔雅》校之，尚阙“之，匹也”、“言，戒也”二条。或缮稿时偶误脱欤？
国朝黄中松撰。中松字仲严，上海人。是书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故以《辨证》为名。其中亦瑕瑜互见。如古说雎鸠为雕类，郑樵及朱子则以为凫类。《左传》云：“雎鸠，司马也。”冯复京引朱《传》云：“江淮所有，当年恐未入诗人之目。”已为定论。至《尔雅》云：“雎鸠，王鸠。”郭注：“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尔雅》又云：“杨鸟、白鷢。”郭注：“似鹰，尾上白。”是则二鸟明矣。乃扬雄、许慎皆以白鷢释雎鸠、是傎也。中松并存其说，未免两岐。“黍稷”一条，独载雷礼黍贵稷贱、黍早稷晚之说。按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坛名，稷为五谷之长，诸书皆然，稷未尝贱也。《月令》以稷为首种。《尚书纬》云：“春，鸟星昏中以种稷。夏，火星昏中以种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说。又引《家语》之文以废群议，不知《家语》王肃伪撰，不足据也。《韩奕》之“梁山”、“韩城”，王应麟两存旧说，而其意以在晋为主。中松本王肃之说，谓皆在燕地，持论自确。而又疑梁山在晋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与在夏阳者本一山绵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说，并疑梁山宫为三梁山。则支离缴绕，弊亦与应麟等矣。“应田”不取郑《笺》田当作朄、声转字误之说。按陈之为田，此声转也。朄之变陈，此字误也；中松徒疑朄非引而曰读为引，以为费力。不知朄与《柬申》同。《说文》解字曰：“《柬申》，击小鼓引乐声也。”其文甚明，何足为疑乎？至全书之中，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在近人中，犹可谓留心考证者焉。
国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会稽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惟《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也。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于咸淳之末，始掇拾残賸，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家相是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惟其以《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于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于贪多。且冠于篇端，使开卷即名实相乖，尤非体例。其中如张超称《关雎》为毕公作一条，说见超所作《诮蔡邕青衣赋》，非超别有解经之说，而但据《诗补传》所载泛称张超云云，并不录其赋语。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近时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于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也。
国朝范家相撰。是编乃其释《诗》之说。家相之学，源出萧山毛奇龄。奇龄之说经，引证浩博，喜于诘驳，其攻击先儒最甚。而盛气所激，出尔反尔，其受攻击亦最甚。家相有戒于斯，故持论一出于和平，不敢放言高论。其作是书，大旨斟酌于《小序》、朱《传》之间，而断以已意。首为《总论》三十篇。以下依次诠说，皆不载《经》文，但著篇目。其先儒旧说无可置辨者，则并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长互见。如谓《卷耳》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谓《中谷有蓷》为怜申后；谓《褰裳》为在晋楚争郑之时；谓《丰》为男亲迎而女不从；谓《敝笱》为叹王纲废弛；谓《采苓》为申生而作；谓《采薇》为文王伐𤞤狁；谓《沔水》为宣王信谗：皆以意揣度，绝无确证。然如《总论》第十四条力破《黍离》降为《国风》之说，谓：“太史不采风，王朝无掌故，诸侯之国史亦不纪录以进。盖四《诗》俱亡，非独《雅》也。《诗》亡而讽谕彰瘅之道废，是以《春秋》作焉。”此与孟子迹熄之说深有发明。第十五条谓：“三百五篇之韵叶之而不谐者，其故有三。列国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数音，而字音传讹已久，非可执一以谐声，二也。诗必歌而后出，每以馀音相谐，自歌诗之法不传，而馀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顾炎武、毛奇龄二家之斗。其解《采蘩》篇，谓“被之僮僮”为夫人斋居之首服，而历引《周礼•内司服》、《玉藻》及聂氏《三礼图》以证之。盖被者所以配褖衣，今据聂氏谓妇人之褖衣因男子之玄端，又《玉藻》云“玄冠丹组缨，诸侯之斋冠也”，则知夫人服被为斋，夫人斋于正寝，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袆，又不可服告桑之编，故服燕寝朝君之被，此说为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诸篇，尤为详晰。如“南东其亩”及“中田有庐”之类，于沟洫田制咸依据确凿，不同附会。在近代说《诗》之家，犹可谓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人。乾隆甲戌进士，官石泉县知县。是编以《诗序》首句为国史所传，如苏辙之例。但辙于首句下申明之语竟删除不论，炳璋则存其原文，于首句中离一字书之，而一一订其疏舛，例又小殊。盖参用朱子《诗序辨说》之义，以贯通两家也。其论“江有沱”，谓古者嫡媵并行，无待年于国之礼。然《春秋》伯姬归纪，叔姬归酅，实非一年之事，未可断其必无。论《鲁颂》，谓用天子礼乐自吉禘庄公始见于《经》，断以为僣自僖公。然《吕览》史角之事虽出杂说，而“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注谓：“前此用八，故曰初献。”是已在隐公先矣。是过于考证，转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论《野有死麕》，以尨吠为喻人之类，亦失《经》旨。要其恪守先儒，语必有据，而于废《序》诸家亦置而不争，不可不谓笃实近里之学也。其《纲领》有云：“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如《雄雉》为妇人思君子，《凯风》为七子自责，是诗人之意也。《雄雉》为刺宣公，《凯风》为美孝子，是编诗之意也。朱子顺文立义，大抵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之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尤可谓解结之论矣。
国朝顾镇撰。镇字备九，号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镇居城东，故又号曰虞东。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书大旨，以讲学诸家尊《集传》而抑《小序》，博古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传》，构衅者四五百年，迄无定论。故作是编，调停两家之说，以解其纷。所征引凡数十家，而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四家所取为多。虽镕铸群言，自为疏解，而某义本之某人，必于句下注其所出。又《集传》多阐明义理，于名物训诂声音之学皆在所略。镇于是数端，亦一一考证，具有根柢。盖于汉学、宋学之间，能斟酌以得其平。书虽晚出，于读《诗》者不为无裨也。
（案：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今核定诸家，始于《诗序辨说》，以著起衅之由；终于是编，以破除朋党之见：凡以俾说是《经》者化其邀名求胜之私而已矣。是编录此门之大旨也。）
○附录
汉韩婴撰。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岁久散佚。惟《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尚著录，故刘安世称尝读《韩诗•雨无正篇》。然欧阳修已称今但存其《外传》，则北宋之时，士大夫已有见有不见。范处义作《诗补传》在绍兴中，已不信刘安世得见《韩诗》，则亡在南、北宋间矣。惟此《外传》，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中间阿谷处女一事，洪迈《容斋随笔》已议之。他如称彭祖名并尧禹，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称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德，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舜生于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皆一条而先后重见，亦失简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其去取特为有识。又茧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之为《繁露》。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之为《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尽以训诂绳也。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馀家事及汉皋二女事，今本皆无之，疑并有脱简。至《艺文类聚》引雪花六出之类，多涉训诂，则疑为《内传》之文，传写偶误。董斯张尽以为《外传》所佚，又似不然矣。
（案：《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右《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皆文渊阁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