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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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编辑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征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征，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于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甯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甯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于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于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于《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大抵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于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于“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于“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改本又作“得于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于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𫖯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礼》于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于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于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征引详明，于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于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于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于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于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抵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于《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又此书于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于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于末业，乃列之于“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于“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征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玑，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于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于《秘阁书目》者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于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于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伙。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抵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于舛异，况于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
元景星撰。星号讷庵，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庵先师用功于《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誊校刊梓。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句注：“一于善，祝本改作必自慊。”于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案定宇，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于是书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同未归画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如讲“八佾舞于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僣”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瑄。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为三纲领。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于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于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皆考证《论语》名物典故，分十八门，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于世。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于《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于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于《集注》不为苟同。每条必先列旧说，而蒐讨诸书，互相参订，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谈，如薛应旗《四书人物考》称“有若字子有”之类，悉为纠正。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特以专考《论语》，不备《四书》，故不及应旗书之盛传，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
明陈士元撰。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于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十数语，于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至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旗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而应旗不长于考证，舛漏颇多。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薙。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于经义，故今特附于《四书类》焉。
明赵南星撰。南星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崇祯初追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于后。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于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于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于禅。如云：“人心之乐，井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然讲“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轇轕。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于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于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于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
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所著总名曰《留书》。此其说《四书》者六卷。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其诂释《四书》，往往于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于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于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六经》之精要括于《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故《论语》始于言学，终于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于格物致知，终于治国平天下；《中庸》始于中和、位育，终于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于义利之辨，终于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是编于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后，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篇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有《学案》，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独于《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其曰“师说”者，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于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国朝胡渭撰。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于前章“止于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于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后其族人公穋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是编荟稡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于《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于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于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于南，孙奇逢之学盛于北，李颙之学盛于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于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于《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于《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于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于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于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札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于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于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于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于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复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于考核事实，征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于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于《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于众手明矣。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于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于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因解《四书》者昧于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鴂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于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于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于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于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于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
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于外朝也。”又曰：“合神事于内朝。”注：“内朝在路门内。”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于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于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于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于屏内。”韦昭《注》“树谓之屏。礼，诸侯内屏。”亦谓路门内也。《吴语》：“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妇人礼，送迎不出门。”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诸侯亦设屏于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则路寝也。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不知《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请事，于此复重思之。”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将入于此，自肃敬之处也。”《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遗象。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罘罳也。《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罘罳也。《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罘罳，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于路寝。《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于路门。罘罳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觐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则庙门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则庙门外之朝甯与路门外之朝宁同。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郑氏于《觐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于三《礼》者矣。
国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援据颇极详明。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于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