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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之建(下)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营邑于土中,是为雒邑。”

吴澂曰:“周公居摄,营邑于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而立国都焉。辨,别也,别东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体犹分也,经犹画也。体国者,分营其国之宫城、门涂,犹人身之有四体;经野者,画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织之有经纬也。设官者谓设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职者谓分辨掌治、掌教之职。为民极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叶时曰:“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则于上,而施政教于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环拱之,如众星之于北极焉。君建皇极于上,所以为民极于下也。所以为民极者,其本在于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于地大人众之处、四方道里适均之中而建其国都焉。国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于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于此而定制也;国焉而体之,何者为内朝、何者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所设之官,自六卿至于百执事;所分之职,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虽若以奉君,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极者何?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极立于此,是以近而乡遂、远而侯国,又远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献艺,为政教者于焉而质正,有讼狱者于焉而取决,所以然者,极建于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召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获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获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郑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音玄),置爇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之道为经)九纬(东西之道为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玄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爇、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爇必先水地以悬,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爇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爇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穀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馀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

臣按:此后世徙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馀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馀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齐、魏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民家居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馀万口。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锺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

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馀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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