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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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谘，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谘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庙，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远、由亲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𣸣，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臣按：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臣按：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春秋》者。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将出师之是非，司马光断之当矣，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信能之，自馀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论出师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