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遗稿/卷三
疏
编辑乞骸疏宣文大王八年丁酉至月，公在京时。
编辑伏以臣少昧医术，老尤愦愦，而在南闻命，不敢自处，遂为乘驲之行。虽附于不俟驾之义，揆诸实理，已无据矣。
及造内局，无所的见，而奉末议而随参，虽曰臣子分义，揆诸实用，亦无谓矣。然而不敢乞退，黾勉逐队，今已数月，滥纡恩眷，徒费廪禄。自顾臣身，固可愧矣，其于国事，亦岂合宜？
非徒此也。臣素多疾病，而犬马之齿七十有一，死亡无日，首丘之心，人情之所必至。傥蒙圣慈特赐骸骨，俾得毕命松楸，则臣虽瞑目之后，敢忘结草之报？
伏乞日月之明洞烛幽微，命免内局议药，幷递佥知之职，以毕天地曲全蝼蚁之造。臣无任望天仰圣恳祈切祝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上来之后，其效颇多，何以求退至此乎？勿辞。”
再疏
编辑伏以微末小臣渎扰天听，一已有罪，其可再乎？虽然，心有所甚不安，理有所大不然，则亦何可以再渎为嫌为惧而不言，使日月之明终有所不及于幽微，以致人犹有所憾于天地之大也哉？是以不敢避烦渎之诛，而敢再溷天听也。
盖姑除轻重大小之义，惟以至诚论之，则君亲一体，其于议药之际，与诸医论议之间，要以必得至当之剂为务，岂敢毫分有彼此物我之嫌，而有所顾忌，不尽所见也？
然医道微妙，非浅见薄识所可几及。而臣于少时，虽缘亲病身病，考阅古方，未尝融会贯通，只得窥闯藩篱，而衰疾之后，神昏目暗，一任抛弃，尤极昧昧。是以都提调以臣前坐之故，每辄先问，且频申议，而臣终不敢质言矣。
顷者内殿进御导赤二四汤，果是各陈所见时，臣之所陈，而进用不数日间，谚录中有“前面浮处几平”之教，此盖偶然，而其日适有馈酒于臣之恩命，此岂出于议药之事也？实出于圣慈平日轸念微臣之鸿私。臣兢惶感激，罔知攸措，而且恐人或不知天意如此，嫌疚不自安矣。
其后柳后圣、赵征奎来见臣于私舍，屏客而言曰：“欲进逍遥散，此药如何？”臣曰：“昨今内殿症候如何？”后圣曰“后面浮处亦稍减”云，臣曰：“此非议药之所，何不于明朝药房佥会时相议乎？”后圣曰：“欲于从容处停当矣。”臣唯唯而已。
翌日药房议药时，都提调问于臣曰：“仍进导赤二四汤乎？更议他药乎？”臣对曰：“实无的见，不知所云。”都提调复再三申问，臣曰：“八物二陈汤则初到时，不能详知内殿症候，只据古方浮胀门而议进者也。导赤二四汤则颇知症情病源之后，寻思推究而所定者也。近日症候，别无所害，则加减加进，似为宜当，而不敢质言矣。”赵征奎曰“近日症候，有不平处”云，臣曰：“然则不可不更议他药矣。”都提调又问于臣曰：“当用柳后圣所陈逍遥散乎？抑议他药乎？”臣曰：“柳后圣、赵征奎久在差备，详知症候首末，似当用两人所见矣。”都提调复与二提调商量，乃进逍遥散。用药始末如此，则近日内殿症候差歇，都是柳后圣、赵征奎之功，臣何有一毫赞助乎？
然而昨日圣批有“上来之后，其效颇多”之教，臣实内愧于心，无以自处，而抑恐人必指点而讥臣也。且缘臣不敢言，使圣明有所不知于咫尺间事，而如丝之言，失实至于如纶，则臣罪大矣。以此不得已再上短章，而渎扰之诛，终无所逃。臣不胜陨越俟罪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事虽如此，亦岂无所益乎？以此不欲遽尔退去也。”
乞赐罢遣疏宣文大王九年戊戌三月，公在京时。
编辑伏以臣于医道，非徒未能窥闯其阃奥，抑亦未尝麤得其梗槪，千里承召，固知无据，旅进内局，尤为可愧。而第以微末远臣，得预闻九重问安之候为喜幸矣。
自上年十二月初五日，适患时令，寒疾转辗沈痼，累经危域，直至今年二月旬间，始得生道，而当痛之时六十馀日，全废食饮，至今苦厌对案，一日所啖，仅二三合许。以故气力如丝如缕，澌惫委顿，一向沈绵。
今欲留调待差，则势将锺鸣漏尽而后已，力疾扶载，寸寸复路，庶几生还故里，毕命松楸是乃首丘之常情，而事理之当然者也。臣之情势，又有不可不速去人寰，屏伏空虚者，杜甫所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正谓今日道也。
伏乞圣慈特推仁恕，怜臣病势至此，亟赐罢遣，俾延蝼蚁之命。臣无任缩栗屏营瞻天望日祈恳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至恳。当初召命，实非偶然之意也，有何无据之事乎？内殿病患尚未快瘳，况年老之人，大病之馀，实难遽尔登道。体予至意，姑勿下去，更加调理，观势进退。”
再疏
编辑伏以臣于初六日，呈乞退之章，初九日乃得上达，伏读圣批，天语丁宁反复，而喩止之意，温然蔼然于辞令之表。臣是何人，滥纡鸿私至于此也？臣实感激兢惶，措躬无地。
然臣窃念圣上之所以留臣者，非厉臣也，乃爱臣也，而臣之事势有大不然者，此则古人所谓“日月高临，犹有所不能尽烛幽微者”欤！
今欲闷默而已，则非徒有乖于人臣去就之义，而抑恐有乖于君使臣以礼之道也，且恐反有伤于圣慈爱微臣之盛意。今欲更达未毕之微情，则渎扰天听，罪戾难免，回皇数日，罔知攸措矣。
臣更窃念君臣之间，以严惮为事，不如以孚诚为主；进退之际，以承顺为事，不如以义理为主。此非臣之臆见，实是圣贤之明训、君子之往辙，则岂可以他求者也？以故臣敢再伸危恳，仰溷宸严，伏乞圣明哀怜而垂察焉。
臣之所以必可去而必不可不去者，何也？盖以内局议药言之，则臣之医术浅短，众里吹竽，毫无所补，臣之有无，不为损益明矣。况委顿颓仆，不任束带，无复趋进永巷之望乎？以臣之病势言之，则去留皆非万全生道，而但留则旅托尘嚣，大妨调摄，复常难期，澌尽可虑，一朝溘然，则必有贪恋恩眷，锺鸣漏尽之讥于千载矣。臣虽为鬼，其得瞑目于地下乎？去则扶载寸前，庶几生还，静摄寂寞之滨，或有苏完之路。设使不幸死于道路，可得窃附于得正以毙之义，岂非生顺死安之道乎？是以臣欲趁春寒几解暑热未及之前，强疾复路，臣之前疏所谓首丘之常情而事理之当然者此也。
伏乞圣明亟赐罢遣，使老病垂死之臣预万物而得其所。臣无任缩栗战兢恳祈切祝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不但已谕予意于前疏之批，春日尚寒，更加调理进退。”
辞工曹参议疏宣文大王九年戊戌三月，公在京时。
编辑伏以臣既老且病，病甚绵剧，不能就列，军职之在身，犹为惶闷矣，新除水部侍郞之命，特出千万梦寐之外，臣感激隆恩，自顾回皇。不知圣明何所取于无状老病之臣，而有此异数？罔知攸措矣。
臣窃伏惟念人之所当为者，不啻百行万善，而撮其要则为五伦，又撮其要则为三纲，是乃天叙天秩也，三纲之于人伦，不其莫重且大欤？君臣之际，于帝之训，一言以蔽之曰义，其所谓义者，又不其莫重且大欤？
盖天之建国立君，非厚一人也，为万民也；君之设官分职，非厚百官也，为万民也。是以人臣事君之道，有才有德，能举其职则仕，义也；无才无德，不能举其职则去，义也。寔能容之，同寅协恭则仕，义也；人莫我知，世与我违则去，义也。可以行道济世，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义也；百为不开，世路崎岖，则不俟终日，接淅而行，义也。年富力强，骏奔无难则仕，义也；年至致事，精力不逮则去，义也。
不知君臣之分，不知天理之正，徒以朱紫为荣，徒以禄俸为利，无毫发补益于国家，而自甘锺鸣漏尽于风尘之下者，亦为义欤？
然如臣今日之事势，非有他故，无才无德，固不可仕，而年过致事，精力不逮，疾病沈痼，溘然无日，则其为当去，的然明矣。此乃万古不易之定理也，伏未知圣明以臣之求去为非义欤？朝廷之责臣下，当以义劝勉，而不当以不义教诲。
伏愿圣明留神垂察于古人之道，重国家之励廉耻，谅微臣之沥丹诚，亟收新命，俾安愚分。臣无任战兢缩栗祈恳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至恳。勿为固辞，须速察职。”
再疏呈政院者凡十三，而皆见却。
编辑伏以臣老病绵剧，一向委顿，决无从仕之望，不得已上章乞递，而臣诚竭沥，天听愈邈，臣实悯郁陨越，罔知攸措矣。近闻物议，尤不可一刻晏然，是以不敢避渎扰之诛，乃敢申镌削之请，伏愿圣明垂察焉。
臣谨按宋朝诸贤皆以特命除官为荣，至于其表词，有“光膺宸拣”、“九重独断”等语，盖以铨为轻，以上命为重也。今则不如古，而臣自己丑以来十年间，以铨拟除官，只是佥知一职，臣亦不及古人，而自愧于心矣。
今者物议有曰“人之仕宦，岂可每以特命”云云，斯言入耳，臣甚缩栗。小臣无求于殿下，殿下无私于小臣，而人言若此，则何敢冒居其职乎？
臣谨按医道之传，其来尚矣。历代圣君哲辅靡不留心，自古仁人孝子咸知注意。神农尝百草，黄帝创针灸，斯二君者皆非圣而为此乎？伊尹为汤液之祖，狄梁公妙针术，范仲淹愿为良医，斯三臣者皆非贤而为此乎？伊川先生曰：“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朱夫子著其说于《小学》书，斯二人者皆不知道，而其所以垂训万世有如此者乎？
臣于少时，为亲病检古方，自知其浅，人推或过，而臣未尝以此媒进，殿下未尝以此用臣。而物议有曰“以柳后圣为工曹判书后，可以尹善道为参议”云云，斯言入耳，臣尤愧忸，何忍强颜是职乎？
斯两款诚非薄物细故也。臣虽无状，贪官爵恋恩眷，必欲包羞忍耻，黾勉就列，无乃有伤于圣明乎？臣之所以不可不乞递者此也。
况臣之病势，疲苶已极，目暗脚痿，气澌神昏，虽有人形，未及人事，设欲不拘廉耻，其能进退朝端乎？
臣方乞退，人必以为“不能供仕，则何能行路乎”。然其于行路也，则不必梳洗冠带也，不必卯申缚束也，无费神酬应之务，无强力期会之程。垂帘塞兑，裹头包体，寸前寸休，时眠时食，百病羸形，犹可扶行，其与从仕，难易悬绝。设或道死，岂不贤于锺鸣漏尽乎？然则臣之时宜，其可不乞退乎？
伏乞圣明怜臣情势病势狼狈至此，亟命镌削新授之职，俾安微分，以毕天地生成之造。臣不胜十战百兢千祈万恳之至。谨昧死以闻。
论政院壅蔽疏宣文大王九年戊戌四月，公在京时。
编辑伏以臣谨按《虞书》，曰“明四目，达四聪”，说者曰“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噫！《虞史》此言，载于“格于文祖”之下、“咨十有二牧”之上，则是乃舜即位之初第一之政也。然则为天下国家之道，果有急于明四目达四聪者哉？
汉魏相为御史大夫，因许伯而白，去副封。魏相为御史大夫，而不能自直于九重，非不知托于许广汉以奏之为苟，而必因是而去副封，然则忠臣之为国家谋，又有过于决群下之壅蔽，明一人之耳目者哉？
呜呼！舜之为帝，未及畴咨，而首以明目达聪为急先务者何也？魏相之为御史大夫，至于因许伯而白去副封者何也？圣帝之首事，厥有旨矣，而贤臣之曲图，亦必有深意存焉也。
臣闻近来人之疏章，少有不合于时意，则政院辄屏去不达。其渐有可畏者，无乃有乖于帝舜之急务、魏相之深忧欤？抑或有高见明识深谋远虑，过于帝舜、魏相者欤？臣实心寒，仰屋窃叹，固已久矣。
臣以三月十五日，滥蒙特恩，除授工曹参议，十七日，上乞递之章，十八日，入启不得请。所当趁即肃谢，而贱疾一向委顿，无计自力，且闻物议，丑诋者非一，廉耻所关，疾病所迫，不得已冒死具由，再伸危恳。二十日，呈政院见却，其后逐日更呈，或有日再呈者，于今十三呈矣，而尚不捧入。
臣未知政院亦视臣为医官，以为猥滥而不敢入启欤？抑以为时意所不悦，而有所顾忌，不肯入启欤？臣求其说而未得，不胜郁抑焉。其传语间，有曰“疏中只言病患，则可以捧入”云，是责臣以不拘廉耻欤？亦未晓其意之所在也。辞章之不得上达，至于此极，若臣病少间，可能扶载，则臣虽径去，实无害义，欲出郊外庶追介石之义，而澌惫萎苶之馀，又添感冒之疾，转辗沈痼，不离枕席，尤不胜闷缩焉。
大槪水部虽曰闲局，而佐贰之职，亦非微官之比，其可久旷乎？伏乞圣明特命幷入臣之前疏，洞烛臣之病势情势决不可从仕，亟命镌削臣新授之职，使政院免蔽上之失，使微臣遂引分之愿，以毕圣人使万物各得其所之造化，公私幸甚。
臣实为国家有深惧，更沥血诚，仰溷天聪，渎扰之诛，乌可免哉？臣不胜望天仰圣席稿俟命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具悉前后疏辞，备悉辞意。世道虽甚薄恶，判书参议之说，必是闾巷童稚之言，何足挂齿乎？安意勿辞，从速出仕，以副至意。”
传于政院曰：“此疏辞何如此耶？前疏亦入之。”
政院启曰：“尹善道疏辞虽甚缕缕，皆出于投疏见阻不平底意思，固不足多辨，其所云云，实所难晓矣。至于前疏不敢捧入之由，其疏辞既经圣览，不敢更为烦渎。”
传曰：“前日湖南人请行大同之疏，本院亦不捧入云。虽非尔等之事，岂非可骇之甚者乎？本院务去此习宜矣。”
再疏
编辑伏以臣伏见政院启辞，有曰“尹善道疏辞虽甚缕缕，皆出于投疏见阻不平底意思”云云。其所以目臣疏为不平底意思者何也？盖欲使圣明以臣言为出于私意，而不复留意于明目达聪之道也。其言虽出于饰辞，其意似涉于不忠，臣为国家，益复寒心也。
臣谨按《虞史》，尧在位七十载，又试舜三载，老不听政，使舜居摄二十八载而尧崩。又三载，舜格于文祖，而告即位，乃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其后方及于咨十有二牧等事。
呜呼！尧、舜相承为政百有馀载，则当时朝岂有壅蔽之习？野岂有攸伏之言也？然而舜即位之初第一之政，以明目达聪为急先务，于斯时也尚如此，则况末世乎？
今可忽于此事，则今时之人心世道，其有胜于尧、舜之世乎？不然则臣之此言实合于天理，允符于圣典，其果出于不平之意思乎？
其启辞中又曰“或捧或退，少无随时意左右之事”，又曰“疏中所谓‘少违时意，辄为挥却’云者，反复思惟，未能知其所谓”云云。湖南大同多士之疏见却，圣明固已知之，而此则事在既往矣。然今以在于朝廷未及问便否之前，所以不捧为辞而自解，则不亦异哉？自古壅蔽之人，谁无如此可托之辞也？
民役便否，虽出于一人之疏，其言当理，则可录也可采也，况出于多士之疏，则不待自朝廷问便否于道臣，而一道民情，据此可知。为政院之道，只当登时捧入，以备睿裁，岂可诿在于未及问便否于道臣之前，而遽却其疏，使远来多士喁喁龥天之言不得上达，落莫而空还也？
设或其时方伯无徇国之忠，少为民之诚，而只徇守令之意，问便否，状启失实，则殿下终何由知遐外民情也？此而不为壅蔽，则谁为壅蔽？其所以张皇辞说者，无乃益归于遂过文非，而不自觉其自陷于重为欺罔也哉？
臣闻顷者郑介清之孙两人，欲伸其祖之冤，裹足千里，怀疏仰龥，而见却于政院，终不得上达云。其后臣适因人得见其疏草，其言有伦有脊，而其所谓穷天极地之冤，不为诬矣。其言有曰“故相臣柳成龙请雪己丑冤枉之启曰‘郑介清于湖南人中尤有名称，平生以学术行检自任’”云。臣未尝见柳成龙文集，而臣闻诸人，柳成龙文集中载此语，如此疏云，可知此语之不为虚也。臣闻柳成龙乃宣庙朝贤相也。其学问事业出类拔萃，岂必下于向之金长生、今之宋浚吉也？况柳成龙与郑介清同时之人也。金长生必差后于其时，则其于介清之事，所闻所知，详略必不同矣。且金长生所闻之言，实出于大公至正之人欤？或出于党同伐异之人欤？此又不可知也。
介清在圣祖之世，为士林所推，为名卿所奖，为圣祖所礼遇。其后虽不幸而枉被污蔑，还复伸雪，而到今受诬，有倍己丑，则其子孙之称冤固也，而抑恐有士林公论不平于当今，青史讥评有惜于千秋也。
此乃朝廷之所当明查慎辨，以为劝儒行厉风教之地者，实系于朝家，而非系于其子孙之事也。况子孙之为先世诉冤，古有其规，近有其例，则政院所当即为入启，任圣上之进退，任朝廷之处置，而其所以挥却者何也？其可谓不随时意而左右之乎？
臣之顷日疏章，用杜甫“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之语，一承旨恶之，附标还退而令改。臣不改更呈，四呈四却矣，其午忽使人推去其疏入启。其后臣闻诸人，自上问臣去留，所以推去云。臣至今未知其故也。
臣之辞职第二疏，十三呈而十三却，是皆无心之发耶？特除仕宦之刺、判书参议之说，果出于闾巷童稚之口，则臣之逊辞，固不必以此，而政院之壅蔽，亦何由至此？其所谓“少无随时意左右之”云者，欺心乎？欺人乎？欺圣明乎？臣实不能晓也。疏章之见却于政院者，以臣所闻所见则止于此，而臣所未耳未目者，不知几许也。
其启辞中又曰“前疏不敢捧入之由，其疏辞既经圣览，不敢更为烦渎”云，此言何谓也？可谓不成说话也。“孔子在宗庙朝廷，便便言”，朱熹为之说曰：“便便，辨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今此启辞中此言果便便乎？臣子对君上之言，何若是其䑃胧摸糊也？臣闻首席则终始不如此，而惜其力量之有不足也。
臣忝居大夫之后，而疏语少违时意，则不得达，况草野刍荛之言乎？臣言只在于巽避而已，非有所大拂于人，而尚如此，一朝或有人之疏章指斥权贵，则虽安危所关急于呼吸，何由上彻于九重也？
臣为是惧，不得已构短疏，上引《舜典》明法，下陈魏相故事，欲补圣聪，冀杜谬习。此盖知有国家，而不为身计也，其所谓“皆出于不平底意思”者，指何语也？臣实未晓其意之所在也。臣方求去甚切，辞章终不上达，则有去而已，于臣何害，而有不平之意也？臣言至此，似与人较，此岂臣所乐为者也？
第念政院启辞略无觉非引过之意，而反有游辞眩惑之端，万一圣明不甚觉悟，而少忽于明目达聪之道，则臣恐殿下之国事将日非矣，而奄至于不可收拾之域。实系于宗社安危之机，臣之所以复伸前说，再明其义，而缕缕不知止者也。
伏愿圣明留神垂察，谅微臣之忠恳，而恕臣之渎扰也。臣将退矣，毫无报效，欲将此言，庶补皇猷，斯言实出于血诚，非偶然也。伏愿殿下念哉念哉！
臣所以必欲求退者何也？臣虽无状，自少讲学，便以爱君忧国为君子事业，直以奉公安民为人臣职务，不择利害为前却，不计祸福为趋舍。发言则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行身则相道不察，七颠八倒。
年少之日、强壮之时，不能为斯世也，只任踽踽凉凉，况今衰耋之后，其可能于新是图而谐世取容乎？是以臣长诵陶潜之辞“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之语，以自宽矣。
上年之赴召也，臣非不知无所为，而抚躬兢惶，惟以颠仆为期矣。到今齿益加矣，病益深矣，盖已至于颠仆矣，讫可退归矣，不亦当理乎？
臣闻七十致仕，三代圣人金石之典也，况臣年已至七十有二乎？盖人之生乎世，至于七十，则筋力尽矣，精神脱矣。非徒在下不可素餐苟容，抑亦在上所当哀矜垂恤，是乃人臣知止之道也，人君使臣以礼之义也。
伏乞圣慈亟命镌递臣新授之职，仍许臣之致仕，以行圣人之政，以毕天地父母之恩。臣无任汗栗陨越恳祈切祝之至。谨昧死以闻。
答曰：“省疏具悉。宜遵前旨，勿辞察职。”
政院启曰：“近以尹善道疏事，本院未免一场纷扰，惶悚之至。即者尹善道上疏，又极诋斥本院，不遗馀力，其言之长短是非，臣等固不欲争辨，而既被诋斥，则臣等不敢自以为是，惶恐待罪。”
传曰：“本院之纷扰，岂尹善道之事乎？不肯自反甚矣，可骇。勿待罪。”
国是疏宣文大王九年戊戌六月，公在孤山时。
编辑伏以臣归路方绰，而疾病方剧，行意方王，而暑热方酷，无计跋涉于千里，尚忍羁旅于淹泊，心緖茫然，万念俱灰，而爱君忧国之心，犹有所耿耿于中而终不能自已者。
盖臣自少愚妄，累触骇机，老而益甚，不觉其非，此正古人所谓“虽九死，其犹未悔”者也，而亦所谓“此病天所赭”也。区区所怀，略达于冕旒之下，伏愿圣明不以人废言，而留神垂察焉。
臣窃念方今节属溽暑，而凄风连月，时当雨水，而暵干日甚，此何景象也？时气失节，何至于斯？今虽得雨，秋节已近，未移之秧、既病之禾，无复望矣，大命近止，田野遑遑，不言可想也。然臣之所大忧者不在于此矣。
臣窃观殿下求治日切，而要领尚紊，睿知天纵，而乾刚不足，威福不作于上，政权皆在于下，前史所谓“太阿倒持”、“徒拥虚器”者，不幸近之。臣窃骨惊心寒，不知其所以然也。
盖顽钝无耻，患得患失者，圣人之所谓鄙夫也；阳为万善，阴利一己者，圣人之所谓紫所谓佞也。方施行于世者，率多此类，而殿下惸然孤立于上，懵然无睹于外，国事之至于此，都由于此也。臣诚为殿下长太息之不足，而欲为痛哭者也。
孔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
今我殿下所忧者何事，而忧不及此也？如不以此为忧，则臣恐国不其国也。代不乏贤，古来格言，自是殿下求之不诚而察之不精，岂有乏人材之世也？
呜呼！既往之贤邪，辨之易者也；目前之贤邪，辨之难者也，既往之贤邪不能辨，则目前之贤邪何得辨也？既往之是非，知之易者也；目前之是非，知之难者也，既往之是非不能知，则目前之是非何得知也？何者？既往则吾固无所系吝，而彼亦已至毕露也，目前则吾固有所系吝，而彼亦未至毕露也。
是以古人之所以必欲辨别既往之贤邪是非者，其意盖在于必欲辨别目前之贤邪是非也。贤邪莫辨，是非颠倒，则其何以为国也？
夫然故国是者，国家之元气。元气实则活，元气败则灭，自古以正国是为祈天永命之本，而为有国家者之急先务，非苟焉而已也。然则国是其可忽乎？
向者郑介清之事，臣非详言，只言政院终不上达其子孙之疏，壅蔽言路之非矣，而遽有群起而呶呶，今复详言，则其为纷扰必十倍于前日，直欲杀臣而后已，抑恐殿下亦以臣为支离矣。
然臣之愚意，则以为郑介清之事，有关于国是非细，不可不明辨也。臣知其然而不言，则其负我殿下之罪，殆有甚于彼辈之有所系吝，游辞巧饰，欺罔圣聪也。
是以臣不敢避烦渎之诛，而敢欲毕前日之说，枝分缕释，逐条攻破焉。其言曲曲有理，节节有证，乍回日月之明，则彼此之真伪曲直，何难知也？
然昔人以斲轮而喩至道，以牧马而喩养民，殿下苟能觉悟于此，而以三隅反，则齐威王之治阿、即墨，而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国中大治者，不难致也。殿下苟能觉悟于此，而以一识百，则周文王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卒为周宗者，亦可及也。然则臣之此言，不独为郑介清而发者，盖亦明矣。
噫！介清见嫉宵人，酷被蜮沙，横死于己丑之狱，幸得伸雪，已至三十六载，而到今构诬有倍己丑者，何也？介清熏陶列圣之培养，沐浴列圣之清化，拔起草莽，笃学力行，识透业遂，为世所推，非徒士林之师宗，名卿荐进，圣主旌招非一非再，则决非凡人也。
凡人无辜，横加恶名，亦足动天。故贱臣叩心，六月飞霜，庶女呼天，三年枯旱。况至行在身，吾道所重之人，而重泉之冤才雪，后世之诬益酷，则是明时之所当然者耶？所不当然者耶？所必明辨者耶？所不必明辨者耶？
臣闻介清本贯乃岭南铁城人也。介清六代祖可勿丽末以令同正谪配罗州，其时配者必役于官，今之所谓乡吏是也。其后免役，卜居务安，世无显官，谓之寒微则可也，谓之官属，则不亦冤乎？官属即官奴之称也，官奴，贱隶也。我国乡吏之子孙，则为卿为相，赫世冠冕者，不可胜计，奴之与吏等级固天渊矣。
况书院之当建与否，只当论其人之贤否，不必论其人之世系，而上年筵臣宋浚吉登对时，首言郑介清务安官属也，此言非徒诬罔，似非君子之辞气也。
实为务安官奴，则是隐匿者也，而其罪大矣。己丑构狱时，委官郑澈、同福疏儒丁岩寿、罗州士人洪千璟等以无为有，萋斐成锦，百般罗织之时，岂不举此而添一罪案乎？如何年久之后，今乃有此言也？其言之非真而实出于构捏者，不难知也。
况李端相固与浚吉最相亲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欲构介清之计，必讲之熟矣，定之久矣，而李端相之疏则曰“郑介清，罗州乡吏之孙也”，二人之言，何若是之不同也？此两人之真无的知定见，而徒事构虚捏无，灼然可知也。
抑端相初与浚吉同谋定论，而后闻子孙诉冤，士林公论亦有不可抑勒而使之泯灭者，恐圣明觉悟而以为非，故不得已以实言之，而不觉其与浚吉异同，而终为卖浚吉乎？
故相臣朴淳癸未生，而年至三十一癸丑岁，庭试状元，甲子，由直提学陞承旨，乙丑拜大司宪，戊辰为礼判，庚午为吏判，壬申入相。
介清己丑生，朴淳不过年长于介清六岁也，介清以肩随之年，岂有定为师生受学之理也？虽欲受学，而朴淳年未三十，岂有诲人之理也？而及其三十以后，则长在名官居京，介清居乡，朴淳虽欲教介清，介清虽欲学于朴淳，其可得乎？
介清私稿《愚得录》中，载抵朴淳书数篇，而其题目或云《与思庵书》，或云《上思庵书》，书之头辞，多称后生某，或只称某云云，而不称门生，据此则其不为师生亦明矣。
宋浚吉登对时，诵金长生之言曰：“郑介清于朴淳，有师生之分，而及朴淳罢退后，反附托攻斥朴淳者。”又曰“金长生公会间，与郑介清相语曰‘知朴相否’，介清答曰‘闻其家多储书籍，往来看考’”云。此则以背师为介清之罪案，而介清之于朴淳，本非师生，显有证据，明白无疑。其所以欲加背师之罪，而勒为师生之说明矣，而亦未免同归于诬罔也。
李端相之疏曰“朴淳嘉其笃志向学，荐授罗州教授，遂为朴淳门下人。介清之为朴淳所教育，举世之所知”云，其下又曰“背师反复”云。
细看端相之言，则其意盖以荐为罗州教授之言，因作为朴淳门下人之说，以朴淳门下人之言，因作为朴淳所教育之说，其附会苟且之意，可掬于文字间，而其必欲以背师为其罪而巧作此语，断可知也。
至于四学儒生之疏，则“介清本以罗州乡吏之孙，读书甚勤，能通文义。故相臣朴淳爱其才华，馆置于家，顾待备周，劝之以儒家之书，勤勤教诲者至于十年之久。自此介清文词日进，仪观顿异于平昔”云。
端相之言，比浚吉之言，则既多敷衍增益，而学疏之言敷衍增益，比端相又倍蓰，其所以随意造言，略无顾忌可知，而古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者，正谓此也。
况以门生而叛其师，乃为士者之大罪案，介清实为朴淳之门生而终背朴淳，则己丑罗织之时，岂不以此添作一罪案，而今始提起也？其言之诬罔，此亦明证也。
但介清与朴淳同乡，朴淳细知介清学行，与之相善。宣庙尝忧兵乱之兆，一日于榻前谓曰：“苟有倭乱，谁可为元帅者？”朴淳以大臣对曰“以臣愚见，郑介清可为八道都元帅矣。臣观其为人，不啻学行，其人物才智，鲜有出其右者”云，此语载于朴淳日记中云矣。
然介清罗州教授，非朴淳之所荐授也。壬午年间，柳梦鼎倅罗州，其时介清门生罗州士人罗德峻、德润等筑书斋于大安洞，以为藏修之所，一日德峻等设乡饮酒之礼，奉介清为尊宾。柳梦鼎闻而往观之，美其礼容之盛而叹之曰：“古礼之行，乃见于今日，岂非盛事也？此州乃人材之府库，而徒务词章，须得先生，可以变化士风。”遂封疏上闻，除介清为州训导。
介清再三辞之，犹不见许，不获已强起赴任，严古人师弟子之礼，而施教自《小学》及《吕氏乡约》圣经贤传，以至《性理大全》、《心经》、《近思录》，间以《家礼》、《仪礼》、《礼记》诸书，谆谆教导。
行之岁馀，孝悌礼义之风，日长于乡党之间，而一时文人才子徒以词华自高者，环聚而嘲戏之。有校生洪千璟者，自矜文翰，一不入校，介清告于牧伯，施以楚罚，遂致含愤，而介清不以介意。
未几，柳梦鼎递去，介清亦辞归于家。安东金诚一来代梦鼎，以礼敦请介清，愿终其职，介清牢辞不至。此事始末，详在介清家乘，朴淳荐为教授之说亦诬也。
然介清与朴淳交道，终始不亏，其义理上问答、吟咏间酬唱，皆在介清私稿中，今之所谓背朴淳而附托攻斥朴淳者，其亦诬矣。
且介清既与朴淳亲切如此，当金长生举帐相问之际，彼既不问师生与否，则师生与否，固不当辨矣，而似应言与朴淳交道特厚之说矣，岂但曰欲考文字往来而已？其所谓问答之言，无乃没其详而著其略，欲为介清之罪欤？抑或传语之间，忘其详而记其略欤？是又不可知者也。然既非师生，则虽曰为借看文字往来，其言何害于义乎？
介清家世贫寒，自少固穷山林，一室自守，专心致志于学问，不事交游。一时名卿荐辟不一，而介清潜心隐遁，不求闻达。
万历丁丑，宣庙闻其名，除北部参奉；庚辰，除延恩殿参奉；甲申，除司饔参奉；乙酉，除昭格署参奉，并皆肃谢即还。是岁又除校正郞厅，从仕十馀日。丙戌，又除童蒙教官，肃谢即还。丁亥，除典牲主簿，肃谢后上疏，陈明道德立大本之说，宣庙备忘记曰：“观此疏章，得闻至论，良用嘉焉。前日亦曾疏陈，前后眷眷之忠，尤为可嘉。予虽不敏，当加体察。郑介清可陞叙。曾闻有老亲，以此不得供职云，邻近之邑守令除授。”
仍除谷城县监，黾勉赴任，而以老父在家，色养久旷，入阅月而递归。盖其守拙喜静，行世绝少，其不为历抵名流，参寻往还，推此可知也。
与逆贼郑汝立虽在同道，相去三日程，而志气不类，出处殊迹，初无相见之路。校正厅从仕之时，适与汝立公坐同校仅十馀日，而即归林下，岂有亲厚交密之意也？其后绝无相从之事，而李端相疏曰：“介清数与汝立会议于山寺，汝立曰‘古今惟伊尹为圣之任者。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语，十分活动，在后生最可法’，介清曰‘士当以仁义中正根于心，节义落于一边，东汉之末亡国是也’”云。
噫！数与汝立山寺会议，而至有何事非君之语，则情迹殊涉可疑。其时实有此事，则同乡之洪千璟等、邻邑之丁岩寿等万无不知之理，而自罗州构报之时及与委官罗织之际，何无一言及此？
且节义落于一边之说，实与汝立商确，则是亦陷介清之奇货也。丁岩寿等疏中，以介清所著《东汉节义晋宋清谈说》上，伪加“排”字，以为“尝著排节义一说，以惑后生”云云之时及委官郑澈启曰“介清作排节义之论，惑乱一世之人心，其为邪说，有不可言。渠既以节义为排，则必好与节义相背之事矣，与节义相背之事，何事也”云云，而必欲杀之之时，又何不一言及于与汝立山寺会议，节义落于一边之说乎？其时万般捃摭，而不得做出之语，李端相辈到今七十年后，何从得闻而为此言乎？其所以随意做出者，其亦的然明矣。
宋浚吉登对时，曰“郑介清再出逆招”云云，而介清被拿，初非出于逆招。郑汝立逆狱时，全罗监司以逆党脱漏之人摘发事，移文罗州，访问而一州儒生九十馀人齐会，逆贼干连人全无事，告状矣。其后乡所数人、校生六七人以私嫌谋杀介清，构虚捏无，以公论样告状曰：“郑介清与其门生赵凤瑞偕往汝立家，观基”云云。因此被逮京狱，供辞其略曰“罗州乡所及乡校有司、堂长等，推问十分，穷核言根出处”云云，则自上传曰“议启”，委官郑澈启曰“观基之事，一向称冤，至欲与郑如陵等一处凭阅云云，似为不实，而至有尝作排节义一说，眩惑后进，其流之害，甚于洪水猛兽，请刑推得情”。殿刑一次后，传曰“照律”，禁府渭源定配，委官更启，改定庆源极边。六月，到阿山堡配所，七月，以疾死。其前其后，绝无出于逆招之事，到今所谓再出逆招，何所据也？
夫然则务安官奴、朴淳师生、山寺会议、再出逆招，此四条则皆是己丑所无，而今乃做出，欲为介清罪案也，臣所谓受诬有倍己丑者，非虚语也。
逆贼汝立羊质虎皮，假托学问，济以辩博，高谈性命，讲论道义，一世贤士大夫皆被其诳。介清则始识其面于校正厅，其后以同僚之分，偶然致书。一番通问，人事上常规；数句尊称，书辞中例谈，岂料以此为陷人之阱也？
当时委官郑澈启曰：“观此书札，则郑介清与逆贼交厚缔结，正是不虚。至曰‘夙钦德义，有怀倾肠’，又曰‘见道高明，惟尊兄’，极为骇愕”云云。此固为锻炼之深文，而宋浚吉登对及李端相疏中，亦有此语，其与郑澈前后一揆。而伸雪既久之后，复以此为罪案，则不亦尤为已甚乎？
噫！昔者王安石官至参政，而司马光犹不知其为小人，侯君集毕竟叛逆，而魏徵尝荐其人，其谓司马光党于王安石，而谓魏徵党于侯君集乎？介清之贻书，若在汝立凶谋败露之后，则其罪固不可测矣，实在汝立凶谋未露之前，则有何罪也？
不必远引古事，姑以近时之事言之，则逆贼沈器远、金自点当朝，时人孰不通书问也？皆以为与逆贼缔结，比而诛之欤？不然则介清一番通书，何可至今深罪乎？
李尔瞻之为小人，不待其大得志，而人皆知之。况其父子往来西路之时，则其为专擅误国，已积年纪，其心迹之败露、罪状之著显，已狼藉矣，而端相之父明汉赠之以诗曰“文星今与德星俱，千里湖山兴不孤。想得关西新乐谱，一时争唱凤将雏”，德星、文星、凤将雏，盖指尔瞻父子而言也。
臣久在乡曲，不曾详闻此诗，而臣之为工曹参议，四疏未递之时，又欲五疏乞递，则端相兄弟误闻臣疏中应载此诗，而切齿唾手，必欲沮止臣疏。或云台论之促发，盖以此也。而端相兄弟愤怒之际，到处烦说，而谋陷臣身，无所不至，故人之或不闻此诗者无不闻知，而其详遂入于臣耳，此正所谓春雉自鸣者也，殊为可笑也。此诗入一世之肝脾，响四方之齿颊，而至于出入国乘，无人不知，岂独端相不闻乎？
人或有以此诗罪明汉，而臣则以为不当然也。盖当时在朝之臣皆不能与尔瞻相绝，岂独以此罪明汉乎？然在于端相，则可不以此识彼，推己恕人乎？何于介清之冤既雪之后，拈出介清在汝立逆谋未现之前，书辞中偶及之语，以为介清之罪案乎？多见其不明而不厚也。
臣之此论，实出于大公，其于李端相，有益无害，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初不欲出诸口。而如此等议论，应有助于大圣人包容之大度，事系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故不敢避区区之小嫌也。
呜呼！介清何罪？毕竟不免受刑远谪者，惟以排节义之说也，而古今天下著书之人，岂有以排节义为题者乎？此不足多辨，而臣窃恐如簧之言既已眩乱，虽以日月之明，如不见全文，则犹有所不能了然者，故誊上全文于疏末，而并誊其系狱时供辞，伏乞留神垂察焉。
李端相疏曰“宣祖大王又下教曰‘介清之论，有骇闻见，使能文知制教作为文字，一一辨释，布诸八道乡校，刊板付壁，以正士习’。其后故相臣柳成龙陈启，请雪己丑冤枉，介清亦在其中，癸亥反正之后，始得伸理”云，又曰“柳成龙陈启中云云之语，是不过欲伸其论以逆党冤枉之意”云。
噫！己丑按狱时，郑澈启曰“排节义一说，眩惑后进，其流之害，甚于洪水猛兽，请刑推得情”，又启曰“排节义之论惑乱一世之人心，其为邪说，有不可言。渠既以节义为排，则必好与节义相背之事矣，与节义相背之事，何事也”云云。其言极巧，而人不觉其至险矣。大臣之言如此，虽圣明在上，安得遽即觉悟？宜乎使词臣作反排节义论也。
然介清之所论实不如此，而合于天理，祖于程、朱，则岂可终得以正论为邪说也？古之奸党碑、伪学禁，出于人主耶？出于小人耶？入奸党碑者，长为奸党耶？入伪学禁者，长为伪学耶？然则介清独以一时小人主张眩惑，著词播告之故，而万古不得辨不得明欤？己丑诬死，徒以此事，则癸亥伸雪，非雪此事欤？伸雪已三十六年之后，复为此言，决非无心之发也。
端相之疏曰“所谓伸理云者，只伸其非预逆党之意”云，此又无理之言也。介清系狱时供招后，自上传曰“议启”，委官郑澈启曰“观基之事，一向称冤，至欲与郑如陵等一处凭阅云云，似为不实矣。而至有尝作排节义一说，眩惑后进，其流之害，甚于洪水猛兽，请刑推得情”。故殿刑一次，传曰“令禁府照律”，禁府渭源定配，委官更启，改定庆源极边，则其时介清之罪，不过因排节义之一说也，本非以党逆被罪。然则党逆一款，当初按狱时已伸也，其后更无可伸者，癸亥所伸者，非排节义之诬乎？既伸排节义之诬，而今复诬以排节义，此何理也？
宣庙所罪者实排节义之事也，而以端相只伸其非预逆党之言观之，则似谓宣庙谓以逆党而罪之，而至癸亥，姶得伸理也，是掩宣庙即伸党逆之诬也。先王所伸者实排节义之诬也，而端相谓只伸其非预逆党，则是掩先王昭雪排节义之诬也。然则非独端相终欲诬陷介清也，抑亦端相诬罔宣庙、仁庙及我圣上也。
柳成龙陈启中曰：“郑介清于湖南人中尤有名称，平生以学术行检自任，而因偶然一篇著论，以至于灭身。”端相之疏，全没此言，只曰“请雪己丑冤枉，介清亦在其中”云，此亦可晓其非无心之发也。虽无识下品之人，枉死则可雪，介清若无平生以学术行检自任之实，则成龙此言，不惟不得为，盖亦不必为也。
且成龙亦言“因偶然一篇著论，以至于灭身”，则成龙之言亦谓介清之灭身，出于排节义之说，而不出于党逆者，亦昭然矣。端相谓“癸亥反正之后，姶得伸理，而所谓伸理云者，只伸其非预逆党”，又曰“柳成龙陈启中云云之语，是不过欲伸其论以逆党冤枉之意”云，其言皆无所据，而其为诬罔益著矣。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盖观其人之所著，则其人之学术道德高下浅深，真伪可知也。介清所著书，有《随手记》九卷、《愚得录》三卷，而介清之初被逮也，金吾郞收入禁中，其后宣庙览之曰“此人读古书人也”，命下县邸，还给本家。县邸误传，《随手记》则失之，《愚得录》则尚今保存，此一书览之，则可知介清之为人也。
且世有《己丑录》二卷，其一卷则载崔永庆行状、墓碣及被诬伸冤等事者也，其一卷则载介清被诬之事者也。二书无他语，只记其时推案及疏箚，未知出于何人，而必是尚德好善之人所录也。此二卷览之，则其时冤枉曲折，不辨而昭著矣。臣窃欲并上已上三件之册，而惶恐不敢烦渎矣。
呜呼！己丑年间，党论方炽，则介清被诬而死。仁庙之初，人怀惩创，打破彼此，恢张公道，则介清乃得雪冤复官。至于今日，则受诬又倍己丑，无乃党论又炽耶？然则介清之幸不幸，只由于公道之行不行，而公道之行不行，岂独有关于介清也？抑亦圣明之所当忧，而忠臣之所当惧也。
呜呼！己丑按狱，郑澈主张，而以国家不幸之大变为自己逞憾之机会，满朝善类，戕杀殆尽，而又波及于草野异己之人，岭南之崔永庆、湖南之郑介清皆不免焉，其后永庆伸冤赠爵。永庆与介清一体，而永庆先伸，介清未伸者，何也？永庆以党逆起兵之诬被罪，介清以排节义说之诬被罪，罪名有轻重，故其伸雪一急一缓，固其所也。而其时岭南多出入经幄启沃君心之人，而湖南无此，此亦所以不得同时伸雪之故也。
呜呼！永庆以物外高蹈，为世所重；介清以学术行谊，为世所推。且二人皆与汝立既无交分，又不出逆招，而澈之所以必杀两人者，何也？永庆常以郑澈为索性小人，且安敏学称誉郑澈于永庆曰“此人尽心国家可见”，永庆答曰“吾久在城中，惟闻渠做好官，未闻有建明也”。郑澈闻其言而深衔之。
又有人问澈之为人于介清，而赞其清白者，介清答曰“先儒有言‘人奉身清苦，却是爱官爵，虽弑父与君，也敢’”云云。又于戊子年间，澈在光州，而介清以谷城县监，觐亲往来之际，一不相问，至过其门而不入，澈挟憾益甚。此其所以为祟于二人，而巧谲构陷，一律歼灭者也。
然杀士之名，万古大恶，而公论终有所不可使之泯者，两道士林之疏，连岁而起；朝廷台阁之论，有时而峻。非徒此也，宣庙圣心旋即觉悟，觉悟之后，即命郑澈削夺官爵，安置江界，而每以郑澈为奸澈毒澈，至以其子为毒种，严教铨曹，使勿拟望，虽其孝子慈孙不敢诉冤。而至于昏朝，澈之子宗溟等请雪其父之疏，则全没其父启请构陷介清之语，乃曰“宣庙命并入排节义之说于问目中，而刑推”云，至于崔永庆事，亦言其父欲救而不得之意，而遂使其徒皆为此言，其意盖欲归杀士之名于君上，而脱其父杀士之罪，其计惨矣。
李端相之疏，亦没郑澈启请，构陷介清之语，但言“宣庙下教曰‘排节义一款，添入问目中’，刑讯一次后，命窜于北塞而死”。李端相疏辞，盖亦祖述宗溟之语也。端相之义与宗溟异，而其言如此者，何也？
且金长生常以郑澈为君子，宋浚吉之构捏介清，而其言多证其师者，借重而为郑澈地者也，其所以为郑澈地者，欲是其师之说也。而其为诬罔，即今昭著，亦必有万世之公论，则其所以为其师者，无乃终归于害其师乎？
李端相构捏介清之言，皆与浚吉表里也，其言之所以比浚吉，益加益密者，无非所以为浚吉也，而亦不自觉其益重浚吉之疵累于万世公论也，其亦不思之甚也。
介清为九原朽骨，已七十年矣。今人谁嫌？谁怨？虽构之，无所利；虽雪之，无所害，而构之必倍于己丑者，其意何在？
盖欲以为介清自取之祸，而脱郑澈杀士之名也。然其所以追后构成介清之罪名者，终有所不可成也，而后世亦岂无能辨之者乎？渠亦料此，故终欲归杀士之名于君上，不亦可痛之甚者乎？
至于书院之有无，其损益只在于士林，而不在于其人，师宗介清者，亦岂以书院之有无为介清之轻重，荣其有而歉其无也？
但我国中，未及于介清而为书院者，亦必不可胜记，而其所毁汲汲独先于介清之书院者，盖其意有所在也。且书院之建与毁，只当论其人道德之足与不足，何必苦索平生所无之罪案乎？
况如介清者，官位卑微，党援乏绝，其毁书院也，不必费辞费力，而至于诬以己丑所无许多罪状者，亦岂无所为而然也？
其意盖欲必脱郑澈杀一善士之名也，臣恐既戕介清之后，将及于崔永庆也。掇拾宗溟之緖论，而有此无形无据之说于一边人中，上诬昭布之鬼神，下眩其严之指视，党论之害于国是而害于国脉，有如是哉！
宋浚吉名重一边人中，为一时之所推尊，而臣之论介清，与浚吉有异，人或为臣惧而有戒臣者。臣意以为“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乃子思之所深戒。君臣之间犹如此，况于其下乎？其言或有不合于国是，则臣何忍知有浚吉而不知有国家，不敢明辨于黈纩之下乎？
况浚吉所言，岂其杜撰？必其闻于人者，人之误浚吉也，非浚吉之误国是也。子路喜闻过，孔子以苟有过，人必知之，为自幸，大舜舍己从人，与人为善。
使宋浚吉果君子也，而果觉臣言之为是，则必如子路之喜闻、孔子之自幸、大舜之舍己从人与人为善，岂有毫末所憾于臣言也？
果能此道，而改过不吝，则臣亦何嫌于浚吉，而终有物我之心乎？异日或得相见，则可以叹其始参差而异緖，喜其卒烂熳而同归。为臣惧者乃不知浚吉之不惮改，而弃浚吉者也。
臣非悯介清之至冤，实痛国是之大紊，为国家有深惧，为殿下有至诚，全忘忌讳，言不知裁。伏愿圣明无微不烛，涣发德音，以雪介清泉壤之郁结，以快万古士林之公论，以正国是，以永国命，则宗社幸甚。
呜呼！臣窃观方今人之右介清者，未必诚知介清之贤，诚痛介清之冤，盖出于诚恶郑澈之邪毒也；人之构介清者，未必心知介清之贤、介清之冤，而口为是说也，盖出于汲汲欲脱郑澈杀善士之名也。
夫然则人之所以误论人之贤否、事之是非者，都由于不能真知其人之贤否、其事之是非也。苟能真知，则虽有系吝之心，岂忍自陷于欺天欺君，而甘心为千万古阴邪之小人也？
只缘天运之衰，世路之季，教化陵夷，风俗颓败，人多贸贸于天理民彝之故也，此正曾子所谓“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也。岂独一二事也？万事皆如此，而万事皆如此，则国不其国，不待智者而知也。
是以明道先生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材为本”，而缕缕及于讲明正学之道，旨哉言乎！臣恐当今为国之道，莫或先于此也，伏愿圣明实留神于此，而每留念于此，眷眷为急先务也。
呜呼！臣于少时，槪闻郑介清之为善人，槪闻郑介清之极冤枉而已。其后闻柳成龙请雪己丑冤枉之启，有曰“郑介清平生以学术行检自任”云，始知其人之出凡，而犹未得其详矣。后得介清所著《愚得录》，详玩之，然后始知介清之学，脚踏实地，渊源纯粹，迥出于他人也。
噫！孔子曰：“有言者，未必有德。”以此言之，则固不可以其言而知其人也。然苏洵曰：“一言之几乎道难矣。”韩愈曰：“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是以观圣人之言，则可知圣人；观贤人之言，则可知贤人；观真学者之言，则可知真学者；观伪学者之言，则可知伪学者也。
介清苟非真积力久践履体认，则其言安得粹然一出于正，庶近于《易》所谓“修辞立其诚”，无可拈出而疵议者也？臣以此知介清之学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详说反约，下学上达，深造自得，明体适用，而所学所行，皆务百分著实，决非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矫俗干誉，欺世盗名者也。
此真濂溪所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而明道所谓“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也”，可谓吾东之真儒，而亚于李滉者也。其所著《愚得录》，傥刊行于世，则足以有补于风化而有益于士习，岂比他人浮夸之文、华藻之词，徒费剞劂者也？
然而世代既久，门生皆没，无有意于斯者。当此圣朝右文兴学欲正士习之时，命付一县，刊出颁布，则其为朝家之光、士林之幸，而垂耀千秋，有不暇论，而后之知言之君子，必旷百世而相感，而其所以发挥圣经贤传者，亦不细矣。然则此书岂忍使泯灭于明时也？固宜圣明之轸念也。
然己丑逆狱时，故相臣郑彦信被逮之际，其子郑栗痛其父之至冤，摧折而死。其时其家，家祸孔棘，何意求挽于人？人亦无敢挽者，而故相臣李恒福与栗有知分，而以问事郞，详知其至冤，为制一篇，使置圹中。其后郑栗之子郑世规等既长，迁厝郑栗之时，开圹乃得其挽，其词略曰：“有口岂复言？有泪不敢哭。抚枕畏人窥，呑声潜饮泣。谁持快翦刀，痛割吾心曲？”
其后李显英为江原监司，李命俊为江陵府使，刊《白沙集》于江陵，白沙即李恒福之别号也。其集印行于世既久，郑澈之子弘溟见此挽词而惮之，又刻《白沙集》于晋州，而晋州板则削去此诗。且追入一篇书于末端，有若恒福所著者然，此篇皆言郑澈力辨力救于善类，不为杀士之事者也。
然具眼者皆以为“文体不同，半以上似恒福文体，半以下全不相似，而上下语意亦多迳庭”。且知恒福之本意不如是，而皆谓“此篇乃是弘溟任加己意，巧饰添造者也”。
抑以其上下文体不同及上下语意迳庭推之，则无乃此篇本著郑澈奸状，故恒福子弟不敢出，以是不入于江陵本，而弘溟巧饰添造，以编其集之末，而为刊晋州本欤？然其所以不全改此篇半以上有害于郑澈之语者，盖恐不如是，则人不信也。
今使护郑澈之徒刊介清之书，则恐有此弊矣，如许刊出介清之书，则此亦不可不虑，而预为之所者也。
殿下用臣言则幸甚，而虽不用臣言，臣言犹为宇宙间公论，而庶有补于吾道之万一。臣窃自附于古人所谓“臣宁言而死，不忍不言而负陛下”者也。臣不胜屏营战栗之至。谨昧死以闻。
呈政院至于十度，皆见却，末乃以上体未宁，还出给。
《东汉节义晋宋清谈说》序
编辑介清尝谓：“唐、虞、三代之作人，只是明人伦，而曰五教，曰九德，曰六德六行，而风化之美、人材之盛，煕煕济济。后世所尚，则百家众技，而曰申、韩，曰黄、老，曰节义，曰清谈，而人心之慝、世道之污，日以益甚，其故何也？”妄谓三代以上之学，明其体适其用，通万古而可行；汉、唐以下之习，事其末遗其本，在当时未免有弊，此治乱安危之所以分，而学者之所当讲究审择，国家之所当观省鉴戒者也。
然而无所取正，而心有所系疑者有年，及读《朱子语类》，有或引伊川之言，曰：“晋、宋清谈，因东汉节义，一激而至此。”朱子曰：“东汉节义之时，便自有这个意思了。盖当时节义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污浊朝廷之意，这意思便自有高视天下之心，少间流入于清谈去。”又曰：“节义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当言，宜足以致祸。”又曰：“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又曰：“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至于晋、宋人物，则“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介清之前日系疑者，涣然若冰释，心有所悦。因著论东汉节义、晋·宋清谈之弊，而叹其不知从事乎圣贤之学，循序乎礼义之规，只能非讦朝廷，臧否人物，而见事不明，时措失当，以至于身败而功颓，促亡人国而不自知其为非也。故因著以为说。
东汉节义晋宋清谈说
编辑东汉节义，较以功名，则其高尚犹可以激颓起懒；晋、宋清谈，视之谋利，则其气岸亦足以矫情镇物。其未知从事于圣门，而不循义理之安，张皇意气之发，以至于亡人之国，而不自知其为非也，则亦无所补于世教也，较然矣。
盖节义底人，其心高视天下，而傲睨一世，出乎礼义之规，不屑性命之正，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而非人，终至于群狡并起，睥睨神器。至于清谈之类，则只是随波逐浪底人，自以为不要富贵而能忘贫贱，然而这一边虽似清高，那一边实未免招权纳货，亦使一世之慕效者相率而为矫虚浮诞，卒无以为振作恢复之策，以成其篡夺之势。
盖其节义慕巢、许，清谈祖庄、老，而筑底为弊，至于如此。原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学，而独善于彝伦之外，不求其视听言动之理，而自逸于检防之节，是皆衰世之所尚。其得罪于圣贤中和之道，则通万古而犹必一谈，后之为国者其可鉴，而为学者亦可戒哉！
供辞
编辑节义根于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纲纪之栋梁。臣介清虽甚无识，岂不知节义之有关于世教也？臣介清前日之所著，读朱子之书，见朱子之论，因有所感，以著其东汉节义之弊而已。盖节义云者，明于义理而不蔽于利害之私。故其在平昔行于身者，既足以君明臣直，而潜消祸本，逆折奸萌，而不幸遇患难，则不顾利害，而能伏节死义者也。
若夫东汉之士，其大义根于心，死生不变，则诚可尚也。而考诸本传，而究其朱子之意，则不修职分，不务义理，而污浊朝廷，高视天下，常以臧否人物、非讦朝政，竞为相尚，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评议，屣履到门，则是乃学生而执国命也。陪臣执国命，尚可以亡人之国，况学生而执国命，其可以长保其国乎？正朱子所论“节义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当言，宜以是致祸”者也。故臣窃取朱子之意，而谓“徒知节义之名，而不知节义之实，则其弊或至于矫虚浮诞，卒陷于利害之私，而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于几微之际，而将使小人乘其隙，而无以为国矣”。
故梁冀之弑质帝也，李固为相，而非但不能声罪显戮，反听命受制而隐忍焉；宦者之盘错也，窦武谋诛，而自失其先后轻重之序，卒为士类歼灭，国随以亡之祸，此皆不务节义之实而然也。必也学至于明其明德，而格致而知其节义之本，诚正而行其节义之实，则人道正，纪纲立，虽欲伏节死义，自无伏节死义之患矣。
臣之前日所论节义清谈，语虽有未莹，其实有意于培壅节义之根本，而反以谓排节义，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冤无所发明者也。
论礼疏彰孝大王元年庚子四月，公在孤山时。疏上不报，兪棨白上焚之。
编辑伏以臣闻宋臣朱熹有言曰：“国家危亡判断之事，则虽在韦布，不可不言。”况臣策名为臣久矣，则固非韦布之类也。况臣受知于仁祖、孝宗两朝，凡百殊遇，皆出于圣心之诚悃，无一毫外貌文具，则臣之所以感激思报，亦非凡臣之比也。
臣虽无状，忠殿下报先王之意，耿耿于中，陨首结草之心，何时而少忘也？虽屏伏草野，衰病牢落，其于国家之安危，其敢曰在家不知而不一言乎？
即今安危之机迫在朝夕，臣不胜嫠妇之忧、杞人之惧，敢输狂瞽之忱，冀补圣聪之明，伏愿殿下实留神而细垂察焉。
臣窃念三代吉凶之礼，皆原于天理而出于圣人也，不知天理，则安知圣人礼经之奥旨也？后世礼家之论，有同聚讼者，盖由于不知天理故也。
噫！圣人于丧礼，制为五服，岂偶然也？亲疏厚薄，非此则无以别焉；轻重大小，非此则无以定焉。用之于家，而父子之伦乃明；用之于国，而君臣之分乃严，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无不系于此矣。此所以莫重莫大，而不可以毫发僭差者也。
承统之子，与祖为体，父之于嫡子之丧，其为服制，必以斩衰三年者，非为子也，乃为承祖宗之统也。私家尚如此，况国家乎？三代太平之世尚如此，况于末世危疑之际乎？
然则定臣民之心志，绝不逞之觊觎，亶在于此矣。夫然则有国家者之于此礼也，其可不谨乎？其可不严乎？其可斯须有忽而置之也？
臣闻先王孝宗大王之丧，大王大妃之服，考诸礼经，圣人之所为者，实在于与祖为体之义，及圣人之制礼，实在于原天理定宗统之义，则当为齐衰三年，昭然明矣，无可疑者，而当初礼官仪注，定为期年之服，朝野臣民之有识者莫不为怪为骇，未晓其义之所在。而国家宗统，因此而有所不明，抑亦似有所不定，此岂明大统、定民志、固宗社之礼也？
思之至此，则骨惊心寒，此诚不可不即议厘正，而练期将迫，寥寥无一人为国家进此言者，臣宴居深念，不胜宗社之忧。顷闻前掌令臣许穆考据礼经，投进一疏，臣诚失喜国家之有人也。
呜呼！许穆之言，非徒议礼之大经，实是谋国之至计。如非明于天理之节文，而纯于臣子之忠谅，则其能为此言乎？其敢进此言乎？此厥不听，后悔莫及，殿下所当断自宸衷，即令礼官依圣经厘正。而其所以复询于宋时烈者，优礼儒臣之意也，时烈正当如文纯公李滉闻奇大升驳正之说，瞿然而改其前见，曰“若非奇某，几不免为千古罪人”云云者矣。时烈乃反有遂非文过之计，掇拾礼经文字，附会己意，其为辞说，不胜其烦。而其于礼经，父之于子，所以斩衰者，只在于与祖为体，而圣人之所以严此礼者，只在于统承宗庙之大旨，则终始见不到说不出，臣实未服其言而未晓其意也。
臣虽蒙学浅识，素昧礼经，然于天理之所在、圣人礼制之所主，则亦尝有所理会而见其大意矣，时烈谬引之说，臣请撮其大要，而逐条论辨焉。
时烈引疏说“立次长亦为三年”之文，而其下又曰“今必得次长不为庶子之明文，然后许穆之说乃可从也”云，其言真所谓不成说话也。
今我孝宗大王是仁祖大王之次长，而疏说既有“立次长亦为三年”之明文，则大王大妃之服齐衰三年，实无毫发可疑，断然行之而已，何必更责必得“次长不为庶子”之明文于许穆也？
时烈曰：“文王传国，则舍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礼，则必拳拳于长庶之辨。”臣以为文王之事，圣人制义之大权；周公之礼，圣人立经之常法。此自是两圣人时措之宜，周公岂为伯邑考而作此礼也？然则其可执此礼，而谓孝宗大王非嫡长，而谓大王大妃不为三年乎？
时烈之议，称长子成人而死者，至再至三，而其紧要断定之语曰“长子虽成人而死，而次长皆名长子而服斩，则嫡统不严”云，其言盖是必欲归重于成人而死，而其意盖曰成人而死，则嫡统在于此，次长虽本同母也，虽已与祖为体也，虽已践其位，承宗庙也，终不得为嫡统也，此言不亦悖理乎？
夫嫡者，兄弟中无敌耦之称也。统者，修緖业，首庶物，承上垂后之号也。立次长为后，则复容嫡统之在他乎？次长承父诏，受天命，体祖主器之后，犹不得为嫡统，而嫡统犹在于他人，则是假世子乎？摄皇帝乎？且次长而立者，不敢君于已死之长之子孙，而已死之长之子孙亦不臣于次长而立者乎？
时烈如觉其失言，则必以遁辞解之曰“‘嫡统不严’四字，只是为严万世长幼之序而发也”云矣，“嫡统不严”四字，上下文势不如此，谁信其意之如此也？又况徒严长幼之序，而不严君臣之分可乎？古今天下，安有此义也？天之理、圣人之经，果若是乎？
呜呼！古公虽立季历，而泰伯有后，则古公之嫡统，犹在于泰伯之后乎？然则一国之群志未定，而季历之子孙，何可保也？文王虽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后，则文王之嫡统，犹在于伯邑考之后乎？然则天下之群志未定，而武王之子孙，何可保也？时烈以宗统归于主庙社之君，而以嫡统归于已死之长子乎？然则嫡统宗统，岐而二之也，又岂有此理也？
且时烈亦有无二统之说，则时烈之见识，虽有所未逮，岂至于如此之暗也？其然则三称成人，而又称嫡统不严之意，臣不敢知也。夫然则时烈非妄则愚也，国家大礼，何可必徇此人之议而定之也？
时烈又曰：“为父者一身之上，其斩不已多乎？”至以世宗朝八大君设辞而证之。臣愚以为世宗之圣寿虽无疆，而八大君虽皆短命，岂有八大君各立三年，而不幸而幷文宗、世祖两大王，为九三年之理也？此乃必无之事，虽苏秦之诡辩，必不敢以如此等说御人也。
宋浚吉议箚所言“设有大夫士适妻所生有十馀子，第一子死，其父为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其父又服三年，不幸而第三死，第四死，五六死，则皆为之服三年乎”云者，均是必无之理也。其言之吻合异哉，而二人所见，真所谓鲁、卫之政也。
时烈之议曰“大王大妃于昭显之丧，既与仁祖大王同为长子之服，则其义何可变于今日也”云，其所谓长子之服，何服也？其时果行斩衰三年乎？其然则今当一依疏说“立次长亦为三年”之义，而定为三年也。其时如或以期年为服，则是礼官失礼之所致欤？抑或仁祖大王有微意于其间欤？以此以彼，臣皆不知矣。其时虽为期服，而今日孝庙之服，则大王大妃不可不为之齐衰三年也。
时烈之言曰“父王既以为庶子而不服三年，则虽已承统，母后何敢独服三年乎”云者，尤为无理而尤有所不可晓者也。
大抵“太子”之“太”字，即“嫡”字、“长”字之义也，而尤别其号，表章而特之者也；“世子”之“世”字亦“嫡”字、“长”字之义也，而尤别其号，表章而特之者也。名之曰“太”，名之曰“世”，则其所以主器承重，与祖为体之义，尤有所著显于“嫡”、“长”二字也。既为世子而不谓长子，容有是理欤？疏说所以有“立次长”之言也。
然当立之时，指为次长，而既立之后，则义当直谓之长也。然则为世子，则不可不谓之长，而于其死也，不可不为之服斩也。况承统君临之后，容有不谓之长，而不为之服斩之理乎？
时烈曰“疏说既曰‘立次长亦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为三年’，此二说自相矛楯”云。而臣愚谓此所谓庶子，果是正室众子之称，则诚与上文矛楯矣，如指妾媵所生而言，则不与上文矛楯矣。时烈何所据，而明知此不是妾子之称，此是众子之称而以为矛楯乎？
且任使时烈以为礼文所谓庶子，皆是众子，而此则姑不足辨矣。惟是仁祖大王律天时，宪文、武，以孝宗大王为世子。孝宗大王既为世子之后，其可不谓之长，不谓之嫡，而犹谓之庶乎？况长国家而君临之后，亦可不谓之长，不谓之嫡，而犹谓之庶乎？时烈之终欲拟孝宗大王于庶子者，臣又不敢知也。
时烈又以不贰斩为据，礼经不贰斩之说，非此之谓也，此不过一时无二尊之义也。前后丧非一时，而其尊无异同，则岂可独斩于前丧，而不斩于后丧乎？此疏所以有“立次长亦为三年”之说，而其言允合于天理圣经矣。
况我孝宗大王，以为世子时论之，则其为长其为尊，与昭显等矣；以君临之后论之，则其为长其为尊，非昭显之可比也，其可于昭显独当斩衰，而于孝庙独不当斩衰乎？时烈此言，非独背于疏说，实背于圣经，非独背于圣经，实背于天理也。
时烈又曰“孝宗大王于大王大妃，有君臣之义，大王大妃乃反以臣服君之服，服大王乎”云，尤为无据之说也。信斯言也，圣人制礼，父之于长子服斩者，非子服父之服乎？君之于世子服斩者，非臣服君之服乎？何其言之无稽至于此也？
呜呼！自先朝所倚重而委任者，无如两宋，齐桓公之于夷吾，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汉昭烈之于孔明，犹鱼之有水，何以加比？况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乃古者待大贤之礼也。是以朝家以儒贤目之，而斯二人者亦不辞儒贤之名矣。然朝野公论不以为贤，而如臣愚暗者亦不以为贤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斯二人者，得君如彼其专，而亦云久矣，自己之安富尊荣，则可谓极矣，而君上之安富尊荣，则未之闻也。
既以儒贤待之，则师傅之责，不可辞也，而不能辅导先王，至有衔橛之虞。谏不行而去则可也，在其职而任其害，则“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之义恶在？
至如梓宫之不得用，乃万古有国家者所未有之变也。如此等事，其可谓之安乎？至于衣冠之藏，乃送终大事也，朱子以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陈疏力言，则可知地之吉凶所关莫重。而舍其极吉，移就欠缺，殊非卜其宅兆，以安厝之之道。万世之宅如此，则其为不安，岂但一时也？
菑害并至，饥馑荐臻，公私俱困，国贫民流，“君孰与足”、“吾谁为君”之忧，宵旰不已，如此而可谓富乎？
作福作威，在于下而不在于上，固不可谓之尊。而至于临御十年之后，犹不得为嫡为长，而朝家所以待之之礼，犹有所与众子等者，则非徒大有背于天理圣经，其为不尊，不亦甚乎？
不安不富不尊，则不荣乃在其中，而不须论也。用贤之效如此，则古今天下国家，谁以用贤为贵也？
噫！斯二人之学识心术，则臣不能知之矣，夷考其事迹，则非不仁则不智也。夫然则其能独明于礼家乎？
然斯二人者一生所讲，在于礼学，故人推礼学，己亦担当。而其于国家大礼，所见之谬类如此，况可与议于修己治人之术、固国威天下之谟乎？吁！可惜也。
宋时烈之议末端曰“若因此讲明，归于十分是当，则岂但一时之幸而已哉”，时烈诚有此意，则必不忤人之驳正，时烈此言，诚可取也。宋浚吉之议末端曰“天下之义理无穷，文义之见解各异，又安可以一槪断定其然与不然乎”云，此言不啻若自其口出，则其亦可取也。
或以为“我国先代，在已下之服，多从简而降，不为三年，今何可复古礼”云。然则滕国大夫从先祖短丧之说，礼也，而孟子之劝文公行三年者，非礼欤？
且在昔国家巩固之时，则虽为降服，只是失礼为愧，而犹无害于宗祊矣。当此群志未定上下危疑之日，如此明大统之大礼，何可少忽也？
或以为“当初业已谬定，今难追服”云。而昔者宋之君丧，只以浅淡色为服，儒臣朱熹建议追改。今之降服期，无异于宋之浅淡服，则依朱子之议追服，实是不远复也。此不愈于执热不濯，履霜不戒，而终令群下致疑于国家宗统之未定乎？
或以为“闺壸行丧，异于男子，定为三年之制，似为未妥”，此亦不然矣。虽孝子居丧之礼，亦有“相时度力而行之”之文。今玆大王大妃之服，以三年改仪注，行会八方，使大小臣民晓然知朝议之无异意，以之正名，以之定国是，以之措国势于泰山之安而已。而其他闺壸中，细小节目，则一依礼经“相时度力而行之”之训，有何不可？
大槪作疏说者非圣人，则安得无一言不合于圣经也？若推之天理而不合，揆之圣经而不合者，则不从可也，若推之天理而合，揆之圣经而合者，则何可不用也？疏所谓“立次长亦为三年”之说，允合天理圣经，此实明白无疑者也，今之议此礼，当用此说，不可以他求者也。是以臣愚以为期而除服，决不可为，而定为三年之丧，决不可不为也。
臣之所言，皆非臣所杜撰，实是古圣人礼经之意，而原于天理者也，伏愿圣明速图厘正。臣不胜亩忠，只知有君父有宗社，而不知有一身，犯时讳而进危言，伏愿圣明不以人废言也。臣以此疏之入不入、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势之固不固、国祚之延不延也。臣无任瞻天望日缩栗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礼说上庚子冬，公在三水谪所所著。发明疏中未尽之意，故编于此。
编辑或问于余曰：“《仪礼·丧服》斩衰章曰‘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迺将传所重也’，其所谓正体者，何谓也？”
余曰：“正犹直也。体犹干也。所谓上者即祖先也。譬之于树，则祖先犹树之本也，为后之子，犹树之干也，诸子皆犹树之支，而独长子直为树之本之干。故传曰‘正体于上’也。然士大夫家礼，则惟以年长为长，而天子诸侯，则无论年之长幼、地之贵贱，只以为后者为长，为长则正体于上一也。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国家者，国家之国家也，人君当以宗社生灵为重，不可以一人之情、一家之私视之也。是以虽降自家天下之后，犹或有择贤建储之时。古公之为文王圣而立季历，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之舍其嫡孙腯而立其众子衍者是也。既立为太子世子，则虽是最末之众子、最贱之孽子，理当为嫡为长，而正体于上也，长少嫡庶，不可论也。汉人所谓‘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云者此也，程子所谓‘宗法天理如树干，然亦有旁支达而为干者’云者此也，《仪礼》疏说所谓‘立次长亦为三年’、疏释所谓‘适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云者此也，朱夫子所谓‘诸侯无二宗’云者此也。”
或曰：“然则所谓体而不正之说，何也？”
余曰：“名之曰太子，名之曰世子，则所谓太字世字是乃表章著显其为嫡为长，而诸子中无所敢敌耦者之称也。夫然则为太子为世子，则其为长子也明矣，又岂有体而不正之理也？释言之谬无疑矣，不须更辨也。愚谓疏说所谓‘庶子承重，不为三年’之‘不’字，恐是‘亦’字之误也。《大学》开卷第一言‘新民’之‘新’字，误为‘亲’字，则《仪礼》许多疏说中，‘亦为三年’之‘亦’字，误为‘不’字，何足怪也？‘新’之为‘亲’，音相近而误传，则‘亦’之为‘不’，字相似而误誊也，似乎明矣。如是‘不’字非误，而疏意固然，则其与释言体而不正之说同归于谬误，亦明矣。疏说《深衣》‘续衽钩边’之释、丧礼禫祭间一月之言，循讹袭误千数百年，至于朱子之末年，迺得辨正，疏说何可尽信也？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者，正谓此等也。疏说所谓‘立次长亦为三年’者，合于天理，而深得周公、子夏立经作传之意，则此礼不可不信而用之也。其所谓‘庶子承重，不为三年’者，不合于天理，而大违周公、子夏经传之意，则何可信而用也？”
或曰：“礼则然矣，然朝议以为此礼之行与不行，少无损益于国家之安危矣，而子何独以为此乃明大统定民志固宗社之礼也，而忧之深言之详也？”
余曰：“噫！是何言也？《记》曰‘礼作然后万物安’，非礼则小事微物皆不得安，况天下国家之大且重者乎？毫忽节文，犹不可不谨，况父子之伦序、君臣之等威，一任紊乱而犹可得安乎？是以《记》又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今以承父诏为世子，受天命，承宗社，履至尊，家邦国，临御臣民，至于十年之孝宗大王，为非嫡非长，而终必待之以庶子之礼者，何也？短丧犹之可也，而论礼其可如此乎？如此则亲疏定乎？嫌疑决乎？同异别乎？是非明乎？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其可谓定乎？然而大统明乎？民志定乎？大统不明，民志不定，则宗社其得固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之论礼者以为次长皆名长子而服斩，则嫡统不严。呜呼！统承宗庙，君临一国，而不谓之嫡，不谓之长乎？此不为长，则长于何在？此不为嫡，则嫡于何往？长在于他，嫡在于他，则宗亦在他乎？抑有二宗乎？其所以夷其尊而卑其主明矣，无乃近于贬黜君父乎？此所谓君不君臣不臣国不国，名之不正，奚过于是？如此而必可言也，必可行也乎？名不正之效，必至于民无所措手足，则民志之不定灼矣，民志之不定灼矣，则宗社之不固的矣。然则余以为明大统定民志固宗社之在此者，不为过矣，而余之所以忧之深言之详，何敢已也？”
或曰：“子之抗章，或以为诋谮媢嫉，或以为构捏祸机，或以为外托论礼，内实陷人子，果有恶于大宋而欲陷之耶？初何不虑人言，不避奇祸，而危言若是？”
余曰：“余赋性疏慵，无意进取，无求于世，无忤于人。余于大宋，有何所恶，而欲陷之也？余之本意，只欲庶几圣明之觉悟，而使朝家大礼得正耳，有何欲陷宋公之意也？如有欲陷宋公之意，则余疏中其不举宋公‘檀弓免’、子游衰之说乎？当初大宋收议中有曰‘贾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无后而死，则此恐是未成人而死者也。此正紧要处，而今许穆之说，似不细考立文之本意，而遽然立说。然则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云。檀弓之免、子游之衰，现于《礼记·檀弓》篇，考其言，则皆是立孙之说也。当昭显既没，仁祖大王议建储时，伊或不知天理之大义、圣人之大权，而执常经，献此言，则犹可也，孝宗大王君临十年之后，岂有可为此言之理也？脱有不悦于宋者拈出此言，尽述《檀弓》篇两章文字，而论宋之罪，则宋必无辞以自解，而天下其孰能说之？余为宋惧，故略不提起此说。而余疏中有曰‘时烈非妄则愚也’，又曰‘非不仁则不智也’，余则欲以其妄发之言，归之于见得之误也。人必以余言为诟宋，而余言实出于护宋也。其后宋之书启曰：‘臣窃伏见尹善道疏辞，则其所斥议礼之得失，如臣迷暗，固不敢知，而其他所以斥臣之罪者，则无有不是者也。特善道论之太深而已。’吁！宋终不觉悟议礼之失，诿之不敢知，是可怪也，而以余为论之太深，其亦不知余心而不谅余意也。呜呼！《中庸》曰‘天地位，万物育’，盖天地位，然后万物育矣。然非独苍然者为天，𬯎然者为地，以一身言之，则心为天也；以一家言之，则父为天也；以一国言之，则君为天也。一家之天不位，则一家之万物不育矣；一国之天不位，则一国之万物不育矣。今我孝宗大王十年为君，而犹不得为嫡为长，则一国之天，可谓位乎？一国之天不得位，则一国之物，何得育也？近来雨旸失度，饥馑荐臻，百谷不成，八路阻饥，民生嗷嗷，大命近止，万物不育，莫此时若也，无乃天地不位之致欤？抑亦孝宗大王在天之灵陟降不宁，而惟天惟祖宗降威警动而引逸欤？昔者张禹以为天道高远难知，王安石以为天变不足畏，而以‘中宗惧而反已，而祥桑枯死，景公有君人之言，而荧惑徙度’观之，则天人感应之理，其亦昭昭矣。宋公如有畏威如疾之心，则此亦可念也。如得醒然而悟，幡然而改，正名是思，得礼是务，不吝舍己，陈疏自讼，使大礼归正，国是底定，则人之仰之也，应如日月之更矣，而可以有辞于后世。此正孔子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者也，岂非公私物我之大幸也？余初固无恶于宋，今亦无介于宋。欲于未死之前，一与相见，细论礼经，而何可得也？”或言止而退。
礼说下
编辑或问于余曰：“大宋收议曰‘自次嫡以下，则虽人君母弟，亦谓之庶子’，又曰‘孝宗大王不害为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贱称也，乃众子之义也。考诸礼经，此类甚多’。此说何如？”
余曰：“礼经以众子为庶子云者，此说固是矣。但虽本众子，既立为太子世子之后，则其称之之名，当以嫡子，当以长子，不可仍以庶子也；其待之之礼，当以嫡子，当以长子，不可仍以庶子也。将传重者犹如此，况已传重而承统君临之后，其可仍谓之庶子，而待之以庶子之礼乎？盖名当随位而改，礼当随位而变，岂有位则既改既变，而名与礼则不改不变，常论其故之理也？有人于此，昨日为士，而今日为大夫，则当仍称士，而不以大夫待之乎？昨日为卿，而今日为相，则当仍称卿，而不以相待之乎？名与礼随位而异，大小何异？且疏说既曰‘立次长亦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为三年’。古文以众子为庶子者固多，而以妾子为庶子者，亦多矣。此所谓庶子果是众子，则是即次长也，其言何若是之不同也？览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则此所谓庶子，其指妾子也明矣，许公之以此所谓庶子为妾子者得矣，而宋公之以此所谓庶子为次长，而疑上下之说矛楯者非也。然虽本妾子，既立为太子世子，则称当谓之嫡谓之长，服当为之三年，此天理也，经义也，万古不易之礼也。故余之愚见，则此所谓‘不为三年’之‘不’字，恐是‘亦’字之误也。不然则疏之此说，背理背经，不可信而用也。”
或曰：“大宋书启言‘汉文帝与南越王书曰“朕，高皇帝之侧室子也”。然而当时不以此小汉文，而其后国家虽多变故，承主统緖者，皆文帝子孙也。虽称侧室子，而固无害于正统之传也，况于先大王之为次嫡乎’。此说如何？”
余曰：“高皇帝侧室子云者，文帝之谦辞也，当时臣子，亦有高皇帝侧室子之言乎？且自其初而言之，则虽是高帝之侧室子，自既立而视之，则是为高帝之嫡也长也。当时臣子之认之也如此，戴之也如此，故文帝能安厥位，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矣。当时臣子谓之非嫡非长，或有嫡统不严之说、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之议，而朝廷恬不为怪，辨之不早辨，则天下之群志可定，而文帝其得终安厥位，宗庙享之，子孙保之乎？”
或曰：“玉堂箚言‘曷尝以服之隆杀，而有二宗绝统之嫌哉？皇明之成祖、汉之文帝，或以次嫡，或以支庶，缵承大统，传祚永久。设使成祖、汉文之没在于高皇、汉祖之前，而高皇、汉祖服之止期，则汉明之统遂绝，而不得为汉明耶’。此说如何？”
余曰：“噫！汉之文帝，固不合比于我先王也，明之成祖，尤何可比于我先王也？成祖自篡立而夺嫡有国，先王承父诏而体祖传重，其敢拟而班之乎？姑就此说而论之，则成祖、汉文之没，虽在高皇、汉祖之前，高皇、汉祖之服，自以为不能从古，而止于期则可也，如或谓之非嫡非长，而服之止期，则是废之也。然则亲疏未定也，嫌疑未决也，同异未别也，是非未明也，天下之群志未定也，觊觎之徒、欲富贵之辈必接迹而起，成祖、汉文之子孙，安得保有神器？安享大位也？然则汉、明之统，则虽或归他长房而不绝，文帝、成祖之统则绝矣。礼之所以莫重莫大于有国家者，而不可使有毫发僭差而忽之者此也。盖宋公论礼，既误于造端托始，而其后闻人辨释，不能平心自反，更加商量，惟务取胜，而必为之辞。故生枝出叶，愈往愈误，不自觉其终归于诐辞遁辞，非徒一世公论，终不可掩而泯之也，天下后世，当谓如何？以吾之见，则莫如自反而更理会于天理圣经也。如此而觉悟，改正前说，则今虽晩矣，譬如千年幽谷一灯之明，人岂有终咎其初之误，而不贵其后之改也？计不出此，则良可惜也。”
书
编辑上亲庭书丙辰○公之将疏论尔瞻也，以书告观察公，观察公义而许之。
编辑伏未审夜来气候何如？其事百般思量，固不可不为，而李之一款，亦不可削去也。
呜呼！古人有重报一饭之德者，吾家三世食禄，国恩如何？坐视君父之危，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心，与世随波而不言，则其为负国，不亦大乎？
朱子著处事之要，只曰“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更无他语，君子处事，不当如是耶？
况子之所言，宗社存亡系焉。天若祚宋，必不有大祸，天若不佑，而至于国家覆亡，则臣子先死，固其所也，何足恨乎？且古人云“圣君非不受言，臣自疏于开导”。当今固无言事者，虽或有之，而议论摸糊，义理不明，君父深居九重，岂能知奸臣若此乎？此乃臣民之罪也，非君父之过也。
子言深切著明，似愈于前辈所陈，圣明必能洞烛。伏望勿疑勿忧。占辞亦曰“地位既正，天人合德”，吉莫大也。
答族叔书唯益○庚申，在机张谪所时。
编辑族侄罪人孤哀子某稽颡再拜言。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灭，负谴穷遐，祸延先考，终天之痛，孰有如斯？遥号擗踊，五内分崩，叩地叫天，无所逮及，皇皇望望，小期奄过。酷罚罪苦，宜速一死，顽然冥然，尚存视息，此间情事，言何可尽？
当某在北时，闻叔主家祸之惨，窃念伯叔虽尝陈疏诬我，是非曲直，天日在上，鬼神傍列，固不足道。况其所以至此，只是躁进为祟，自不觉推而纳诸陷阱之中，何暇顾我哉？此正可怜而不可憎也，可哀而不可怒也。
今闻此祸而不吊，则近于宿怨，有乖于无相犹之义，故欲一拜书于叔主。而旋念伯叔以与我为族为愧为闷为惧，若将浼己，恐一纸之书，适足为左右厌见骇视之物，故止矣。
顷日伏奉前岁十一月十一日所惠书，痛先考之奄忽，慰羁人之荼毒，鹡鸰之情，溢于文墨，亲戚之义，不当如是耶？哀感之至，无任下诚。仍念早使伯叔亦若知此，则何得坠堕至此？嗟悼叹悯，久而不释。
伏见来谕，以高祖考妣神主移奉事问议，足知左右尊祖追远之意、报本反始之心。知其说者之于宗族，必有“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吾安得不恤”之义也，吾门敦睦之风，其自今日始乎？凡我同宗，所当共喜。
神主移奉事，于礼当然，则敢不惟命？但考诸典礼，而不可奈何？请为左右，一一陈之。
今世士大夫丧祭之礼，皆从朱子《家礼》，而我国儒先知道君子为之说曰“祭四代，古礼亦非尽然。后来程子谓‘高祖有服之亲，不可不祭’，朱子《家礼》因程子说，而立为祭四代之礼。盖古者代各异庙，其制甚钜，故代数之等，不可不严，后世只为一庙，分四龛以祭，制殊简率，犹可通行代数，故变古如此。今人祭三代者，时王之制也；祭四代者，程、朱之制也，力可及，则通行无妨”，又曰“今有人焉，主祭而好礼，欲祭四代，则岂至于违条碍格而不可行乎？此等事，于己度义量力而行之则可矣，谕人而人自乐从，则亦无不可，安有议礼拂时之嫌也”云云。故其后谨礼之家皆祭四代。
今我欲只祭三代，移奉高祖神主于长房，则必见讥于士林，得罪于礼家，人之论左右者，亦必有情外之疑矣。此言不可使闻于他人，此事其可遽见于吾门？
且左右不见《家礼·祠堂》章末之注乎？曰：“大宗之家，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而大宗犹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丧礼·大祥》章亦曰：“若有亲尽之祖，而其别子也，则迁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亲未尽者，则迁于最长之房，使主其祭。”又《祠堂》章“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下小注朱子之说曰：“有有大宗而无小宗者，皆适则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无适则不立大宗也。”
盖所谓大宗者，适子也，所谓小宗者，庶子也，所谓别子者即大宗也，所谓支子者即小宗也，所谓迁于墓所不埋者，即所谓藏其主于墓所，以奉其墓祭之谓也。立言虽殊，其意则无不吻合，更无可疑者也。
今者左右以我高祖为支子耶？为别子耶？为大宗耶？为小宗耶？为非始祖耶？若不敢不以为大宗，亦不敢不以为始祖，则至于吾子孙之身，犹不敢迁于长房也。况今不肖犹在，此言何为而至乎？
来谕所谓“此议，曾闻于哀平昔之一言”云者，尤不可晓也。某何尝有此言乎？昔者年少时，在白莲村舍，与一族人闲话，适及于支子亲尽，迁主长房之说，其人不以为可，某晓之曰：“与其遽埋也，无宁迁于长房乎？”其人曰：“然则吾家始祖之主，当迁于寒泉乎？”某鄙其不知支别子大小宗之异，而欲辨之，则其说甚长，故笑而不答矣，无乃其言转辗讹误，遂及于左右之耳乎？可怪也已。
设使某愚妄无知，诚有此说，谁使左右弃程子、朱子已定之礼，排我国先贤至当之论，违中外礼家通行之规，而必从眇眇一某愚妄无知之说也？左右其熟思之。自馀哀悰荒迷，不备。末由号诉，尤增殒绝。谨奉疏。
抵人书
编辑奴还，伏奉令下复书，仍审令体履神相，慰豁无任。第惟信后起居若何？仰溯悠悠。罪人苟保如昨，他何可达？
不能纳锾，自是财力不及，初不计较义理之可不可，而不知者造谤复如许，可怪也。然如已纳之，则其为谤应不止于此，谚所谓此神祀难舞者，正指此等事也。奈何？
上申知事湜书
编辑奴来，伏承下书，仍伏审台候起居万安，伏感且慰。某苟全如昨，实荷厚赐。
下教所谓“何自苦”云者，固知出于爱恤之情，深用感激。第义理可不可，则未敢自信己见，而至于苦乐，则何足道哉？自今无意世事，欲手把锄犁，安于并生之化，东西南北，非所敢计也。
明春欲奉家庙以来，或者以为不妥，而此非越在他国之比，其与远方移居之人何以异哉？财力薄劣，既不能纳锾，则得返桑梓，难可以岁月期也。
且虽为罪人，不能不衣焉食焉。自奉则可谓如人，而至于奉先一事，则独诿诸己为罪人，而每委于庶弟可乎？其得合于道而安于心乎？承家主祭之礼，萃聚祖考精神之义，安在哉？
惟是旅托艰窘，香火之设、𬞟蘩之荐，无以及于礼之患则有之，而先正亦许称家有无，苟无矣，玄酒、麦饭、涧溪之毛，有何不可？是以决欲奉来矣。造次信笔，他不备达。只祝若序万福。
上姑夫尹佥知书巩
编辑伏承阳月念日下复书，仍伏审起居安节，伏慰区区。侄苟全如昨，儿辈亦得免恙，莫非下庇。自赎之事，非徒义有所不敢，财力亦不及焉，不可更入于言议也。
先世神主奉来事，岂不知其不妥也？第念世人未必皆居旧家，临乱而避寓异域者有之，平素而移住远乡者亦多，岂可以神道尚静，而不奉家庙而去乎？
侄虽远谪，亦囿于并生之化，饮食衣服居处如人，妻孥亦曾随谴，一味贫窭而已，其他则只如远方移居之人。今虽奉庙移安，其移则与移居而移奉何以异也？
若曰谪所移奉未安，则又有一说。虽为僇人，不能不衣焉食焉居于屋舍焉，自奉无不如人，而只于奉先一事，曰吾为罪人，而每委诸庶弟，则其得合于义而安于心乎？承家主祭之礼，萃聚祖考精神之义安在？
惟是旅托艰窘，香火之设、𬞟蘩之荐，无以及于礼之患则有之，而先正亦许称家有无，苟无矣，玄酒、麦饭、涧溪之毛，有何不可？所以欲奉来也。
顷间外家女尊长移书曰：“汝母神主，使汝庶弟主祭，无乃未安乎？”此虽妇人之言、世俗之见，亦似有理，不得不为之动也。侄之愚意则大槪如此，如有不可，则伏乞更教。造次信笔，不能备达。只祝气候万安。
呈海南城主书奇顺格○光海庚申
编辑恐鉴仰达。城主下车，适值大无，人民饥馁，将转沟壑，惟我城主吹之喣之，摩手抚之，转饥为饱，转危为安，为国之义、为民之仁，孰不感叹？
某虽负谴在遐，宗族臧获，免于流离，茔墓香火，赖以不绝，受赐多矣。第有一事郁抑于中者，当此明侯使民各得输其情之时，不可不吐露，故敢陈如左，伏愿高明垂察焉。
伏闻官家欲造城门，伐民丘木，此山自民高祖及民曾祖及民祖考三世所葬也。百有馀年，未尝有此举，而先考肉未及冷，斧斤遽入先茔，乡族感痛，老奴饮泣，则民之心事当复如何？然而如民孱孙复在罪籍，其不能守护松楸，亦莫非分所当然。但念士大夫墓木，虽官家，例不斫伐，是乃我国贵贵之厚风也。
且民之曾祖橘亭公，文章节义为古今士林所推重，而载在己卯党籍，凡我善类莫不景仰，不忘向风长想也。今之乔木，皆是橘亭手自栽植，非徒子孙所恭敬止，有识过之，莫不览物兴怀，而有勿翦之戒焉。惟我城主出自大君子家庭，饱闻道理，其于表厥宅里、树之风声之义，必讲之有素，而尤所拳拳者也。
且民之先世与城主之先世忝有族分，城主于春秋游豫之际，若见墟坟，延伫原隰，则岂无怆然于怀者也？虽不能封植其丘垄，亦安忍寻斧于庇其宅兆者乎？以公以私，如彼如此，以是料之，则城主必不甘心于此举矣，无乃偶尔遗忘欤？抑偶尔思省未至欤？
业已见伐者，今无可奈，但若必取用，则后人必曰“某太守于某人族也，应无所不念矣，某太守闻大君子之庭训也，应无所不知矣，而如许斫用，吾何有焉”。然则毕竟丘坟之赭，自今日始也，非徒主家之大可闷也，亦岂非城主之所可悯者乎？
城主如有悔恨之端、哀矜听许之意，则伏乞已伐之木，亦命勿用，而令主家处置事论理，成公文以给，何如？然则凡我子孙之感激铭佩，固不足道也，亡亲及祖先之灵，必相与感泣于冥冥之中，而图结草之报矣，士论亦必以此多之矣。
工人辈或曰“舍此材，无可伐之处”，则不然。顷年洪城主造客舍时，不取一木于民之坟山，而不日事集，今亦岂无可伐之处乎？
或曰“今舍已伐之木，又取材于他处，民力可惜”，则亦不然。今以士大夫墓木义不当用而不用，则是教民贵贵之风也；今以橘亭节义所当树之风声而不用，则是教民象贤之道也；虽已伐取，犹舍而他求，则是教民过不惮改之义也。民知贵贵，则不慢上；民知象贤，则劝于善；民知不惮改，则咸自新。然则劳民之事，虽或加于一分，教民之功，乃自臻于十倍，轻重灼然，利害悬然，惟我城主图之。
民之闻此事久矣，而未知城主政治意向如何，故不敢遽有控诉，闷默逾年。比来续闻城主乐善好贤，治民以礼，不违道以干誉，如是而民自一向疏外，不敢输其情，则是民自负我城主也，遂敢不避烦渎之诛，而缕缕禀达。
慰庶弟善养书
编辑庶母捐世，出于千万不意，在远闻讣，号恸罔极。归侍地下，化者则何恨？伧也早丧父母主，惟庶母在，他日傥返桑梓，复见庶母，则犹可替作父主颜面，是我区区日夜之望也。岂意承凶遽在今日？思之至此，尤用罔极。奉事书，不言病症，问诸来奴，亦所昧昧，因何疾𧏮，乃至不救？痛哭痛哭。
念汝孝心纯至，思慕号绝，何可堪居？以汝弱质，连罹荼毒，其何以支保？安得奋飞，一临灵筵，且劝汝粥饮？奈何奈何？愿汝强加餰粥，量力从礼，上慰父主冥冥之意，下慰远人忧想之情，何如？新灵所愿，亦谁大于是哉？
卜宅芦原，允合事宜。惟是父母主茔域两傍，则非徒地窄，义有未安，或卜阶下左右傍，或卜第一重小青龙外，如何？盖除旧坟两傍及直下拜礼地外，何所不可？惟与地师及可议之人详议，从长决之可也。临纸不知所言。
答人书以上谪居机张时，年月多不可考。
编辑消息久绝，恋慕如何？每欲委伻修候，兼取蜜与册子，而奴辈衣食于无暇，意行肘掣，只自耿耿。远辱使者正及此际，素书珍重，情溢文墨，双擎不胜宛承警咳。惄如之怀则夷，第审驱驰之劳如斯，拜庆之旷如彼，为之叹咤不释。
蜂蜜今玆不登，此地绝贵，计去价，考来盛，则良觉其多，未觉其少也。且品既真净，题封无不谨严，此非“敬人祖考，同于己亲”之义欤？叹服无已。以此处升量之，则为三斗二升矣。
《海篇心镜》印惠，固极感矣。何恨不能妆䌙？纸头之送，匪直可用于儿辈写字，适纸地全乏，用作简牍，左右盖能料旅人文房之贫耶？亦服左右综密，细大不遗也。
伧弟庶母以十月捐世，在远摧痛，有倍常情。他日傥返桑梓，则可以替作先君面目者在此，而不幸奄忽，尤痛尤痛。自馀万万不宣。只祝饯岁万福。
抵人书乙丑
编辑前在洛中，日月非不多矣，向往之情，非不深矣，而某绕于韩子之却步，且料左右无接客之暇，竟阙趋隅，是岂情哉？至今含哕，府卒适来，细问起居，悠悠稍降。
某复忝金吾，天恩罔极，而适患眼疾甚苦，不得前进，非徒好官可惜，以不得陪侍左右为恨，歉然疚矣。
且闻府僚一员有仇我耻齿，其所以仇者，非所敢知也，其所以耻者，固蹇劣之所宜召也。仆虽不敏，与物无竞，退一步行，尝粗学矣，敢有意于搪揬而拂人哉？虽然，濯清泉坐茂树，未必下于前诃后拥，其所以挤我，无乃所以奉我欤？
惟愿群公早据要路，致君尧、舜，使如我辈得优游于畎亩，出丝麻谷粟，以事上足矣。既无怨尤，亦何所望？惟左右为我谢之。忍呻倩草，呑不尽宣。
与任进士、尹生员书尹生名昌寿。
编辑鄙人之于佥尊，忝有连家之分。宿昔佥在少小，似曾一面于故兄之座，佥其记忆否？含凄一述，我心庶夷，而燕鸿、参商，有怀莫遂几年于玆。佥亦念及乎？第惟此时佥戏彩如何？区区耿耿。
某早丧父母，恃姊如母，而流离南北，十年含哕，才成团聚，遽又永诀，割肌之痛，其何以堪？后事无托，香火谁主？言念及此，尤令酸苦。
窃念旧家大族，未有以孽承重者。惟我金节度故阁下以东方名将，功在社稷，名垂后世，其可以眇然孽枝为其后乎？为其后而能不坠家业，修其蒸尝乎？
兄姊尝有取同宗立后之意，而适有事势未妥者，平日未及定之。吁！此是金氏之业衰而又衰之时欤？抑亦幸不幸有时，而天意有待于外甥诸君子之长乎？
尝闻士大夫家立后，有以疏远之族而议定者，况今金兄与故阁下，自佥慈闱言之，则父子也兄弟也；自诸尊言之，则祖孙也叔侄也，佥议俱一，则其谁曰不可？况父母之意，早有所在，一家之人无不明知者乎？
某之有念乎此者，第恐幼孽必不能克家，而永使姊氏之灵馁而也。此则兄弟之情也，叔侄之情，必不肯下于兄弟，而父子之情，又有所不可极者。以此思之，尊门应有所处也，吾何忧矣？
设有不然，是亦天也，而金阁下之香火将废，则吾姊之魂无托，有不足道也，吾末如之何也，只得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也。第愿佥尊奉禀慈闱，谋及兄弟，为可以否，速示定论，如何？
吾姊素抱沈痾，佥尊之所知也。往在甲子，仆往铁乡，则其病顿加，虽无朝夕刺痛之候，观其症势，决难久于人世。老亲在堂，无相救之势，且无兄弟亲戚，病革则谁护？既殁则谁敛？同气之情，其忍弃去乎？
仍升堂而告曰：“姊也单孑，十年辛勤奉养，即今病笃如许。在此则非徒不能及于妇职，抑又贻亲之忧，去此则虽有相念之苦，尚除惨目伤心之事于亲侧。且某尝承命于慈亲，‘汝姊无依，我死，汝即恤之’，到此地头，何敢置之？伏愿将去一家，养病时月，则虽生虽死，庶无平生之悔。夫筋力既尽，则不能以筋力为礼，载在古训。虽无他侍奉之子，吾姊之于奉养已矣，况既有娣妇，又有妾妇乎？”大夫人深然其言而许之。
此乃制事之义也，合道之权也，而或有非之，异哉人情！是亡人呑不复宣之痛，故聊幷及之，统惟佥谅。
上姨母夫郑判书书光续
编辑月初，拜一书仰候，想已传达耶？迩来苦炎，伏未审气体何如？区区伏慕，不能自已。
侄病姊病势弥留，今月十七日，竟至不救，痛哭不忍言。早丧父母，恃姊如母，而流离南北，十年含哕，才成团聚，遽又永诀，割肌之痛，何可堪忍？后事无托，香火谁主？人间惨痛，有如是哉？哀哀昊天，一何不吊？
侄家凋弊之馀，收拾未了，饮食居处之养、朝夕温凊之奉，殆无一事可意，而视以宿疾，不谓遽失，心存等待，事无爱日，及今不可复行者，浩无涯际，每一念至，忽忽忘生。
扶榇之行，当在秋间，其时可得进陪一一。临纸惘然，靡伸下怀。
上锦溪君朴东亮书丁卯○时朴公为兵粮召募使，辟公为从事。
编辑国事，痛哭之外，复何言哉？伏闻台监蒙恩复职，而事出不幸之际，可吊而不可贺也。伏惟此时忧国服勤起居何如？伏虑区区。
某正月望间，闻除马官。南北久谪，蒲柳早伤，疾病侵寻，难任驱驰，而退在未安，奔诣京师。行到长城，得闻贼变，罔夜颠倒，拟赴行在，犯风冒寒，眼疾重发，赤烂肿突，疼痛难堪。不得已就医咸悦，受针治疗十馀日，而未见减歇，又不得已寸寸南还，昨夜得达海庄矣。贱疾如许，既不得从奔问之后，又不得随执殳之行，伤哉病也！
北人流移，有似南渡之时，举族来投，仰给活命，要亦国民，不独为私，而周之则力有不逮，不周则心若中钩，此亦扰心之一端也。
台监近日当驻何地？少间则当力疾趋拜，先驰此书，敢候动静。闭目倩草，不能宣备。
伏见国家之意，每以兵粮为忧，愚意则以为不然也。两西路一千里间，关防险阻之地，非一非二，而贼旗所到，势如破竹，岂因兵不足而见陷也？岂因粮食尽而不守也？
为其将者或无御敌之策，或无敌忾之忠，遂使贼骑如入无人之境，兵为藉寇，粮为赍盗。以此思之，目今所乏，人也，非粮也；将也，非兵也。
况本道列邑元谷，计不下三四万兵三个月之支，随谷所在而给舂，随军所到而放粮，则既无转输之劳，又无不及事之患矣。太半用之之后，虑或不给，则收之以田结，收之以烟户，则民谁以为不可？何必为太早计，而纷纷敛怨于民哉？
或虑兵众不足，则莫如委之于守令，令勿论公私诸色，而极择精锐也。如此则超乘之材、兼人之勇，可得数千于一道也，遂使勇者将之，智者谋之，则何患城之不守？何忧敌之不克？
今乃勒召儒冠之士子，择出无告之残民，古之所谓“驱群羊而攻猛虎”者，岂至于如此哉？以此言之，则召募一事，无乃有害而无益乎？
嗟乎！我国家今日事势，不幸则不知当如何也，虽幸，似难过于周之东辙、晋之江左、宋之南渡矣。然有郑武、晋文左右之，然后东周成；有管夷吾，然后江左安；李纲入来，宗泽留守，然后南渡保。不识当今果如三代诸子者谁也？有其人，则可望其幸也；无其人，则恐难免于不幸之归也。
萧何言于汉王曰：“养民以致贤者。”邓禹言于光武曰：“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噫！高祖、光武，万古豪杰之主也；萧何、邓禹，万古豪杰之臣也，两代君臣所遭，皆万古颠沛流离之际也。以万古豪杰之君臣，遭万古颠沛流离之际，而其所相与训诰者，不过如此，则恢复之策、谋国之道，岂有以过于此者哉？
明公奉命于危乱之际，官以号召为名，则莫求无用之军、不急之粮，只以咨访俊杰，荐之明主为事，无乃可乎？
然伊尹三聘，然后幡然；孔明三顾，然后乃起；乐毅闻燕昭之师事郭隗，然后乃至。彼三贤者，非故为骄蹇以慢人主，盖不然则无以卜人主之真知我材也，不能真知我材，则必不委任也，不委任，则必不成功也。
今者毋论智愚贤不肖，而一例呼来，使之胡服胡笠而奔走于车尘马足之间，则虽有此辈亿万，何与于御敌之力？何益于成败之数乎？苟有英雄豪杰之士出于此时，则流汗盐车之下，而惟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谁能出一谋发一策，有所裨补也？
愚意如此，明公以为如何？中兴之策，不外乎此，伏愿明公毋以为迂远阔于事情，而留念焉。
答赵别坐松年书戊辰
编辑谨承辱惠书，就审仕候神相，慰荷区区。教事谨悉，但不直道不现，请直之。某之本情，岂欲变哉？不幸左右惑志于阴人，转举其言，数我三世，末复结之以遽速纳采为悔恨之语，为作私书，故入我眼。是贵宅先变也，鄙家何得不变乎？
设或不知者以我为失信，不犹愈于忘祖考之见辱乎？孝者，百行之源，婚礼，万世之始也，岂可以不孝之道，为人伦之始也？只以变更为难，而不知有大于变更者，则不几于子莫之执中乎？
以贵宅之家法，以尊之贤明，偶为此令我不得不变之举措，庸非天乎？到今尊亦觉得为人所卖，追悔若此，则仆之有感于高明者也，异日岂念旧事乎？第结婚则义有所不可也，奈何奈何？
上本县城主书
编辑伏以此县虽穷遐小邑，自古名儒蔚兴，文士辈出，称以文献之邦久矣。近来君子之泽既远，学校之政又废，不见济济之仪，已痼贸贸之俗，幸我阁下下车以来，以右文为宣化之首，以兴学为理民之始，邑有弦诵之声，里有吟咏之习，文翁之化蜀、欧阳之教滁，有不足道矣。
第惟临科聚士，公养炼业，古有其规，今皆想望，傥下以旗之招，谋其废坠之修，何如？
如宿儒金式南、进士金链之、幼学尹善继·金华俊·金华伯、进士尹绩·朴而厚、幼学尹縡·金俅，或有私淑之学，或有取斯之艺，皆可与议也。其馀效骋书林，学飞艺苑者，又必不止于此矣。
民虽无似，亦知阁下不倦之诲、作新之意，故略此仰闻。若夫润泽之，则在阁下与诸儒矣。伏愿阁下留神焉。
送一大君房掌务书宣文大王潜邸时。○庚午
编辑伏未审此时自家气体何如？区区伏慕之至。前日下送册子，绕于槐忙，今始校上，不胜未安。且或有未曾见者，或有见而忘者，只随所知所记而付标矣。
抑有一说焉。诗者，所以吟咏性情，流通精神，不可以不知者也。然其有关于民彝物则者，读之，有利行之益；其能言于人情物态者，览之，为多识之资，而其恶之不足以为戒，善之不足以为法者，皆程子所谓闲言语，固无足观也。
伏见此卷首绝，〈此日长昏饮诗也。〉有流荡忘返之意、委靡颓堕之气，次绝，〈日里飏朝彩诗也。〉有矜己衒能之态、干进苟求之欲，岂合置之于开卷之始也？
姑就此卷所载而论之，则“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有男子之气象；“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道贞妇之心事；“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巧写忠臣之尽瘁；“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能言朋友之情礼；“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同气之情，可掬于辞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阵殁之怜，可得于言外。
如此等作，殊有意味，而乃可吟咏也。此乃愚者一得，傥幷诠达何如？
送一大君房掌务书辛未
编辑夜来自家体候若何？善道重被儒罚，义难在任，而旧职不镌，新命又隆。天地父母理冤伸枉、涤瑕荡垢之恩，感激罔极，所当欢欣踊跃奔走服役之不暇，岂敢怀一毫自便之计也？
第念善道先丧母，而尔时年少不解事，后丧父，而尔时在谪不主丧，葬地之择，未尽从俗之训，深有愧于“卜其宅兆，以安厝之”之义，不得已有改窆之计，而京山无闲地，又不得已卜宅于海南桑乡，茔域既开，襄事既治，人子之情，势难中止。而千里往复之间，动经时月，不可带职而行事，久旷仕进，欲解职名，而九月间既以此意呈于天官，不见处置。故略具短章，投于政院，政院诿以私事而还给。今将再呈吏部，而窃恐又踵前迹。
若又闷默而已而去，则似近于无端弃官，臣子分义，不胜惶恐未安之至；且既不得解官而去，则卒事之后，义不敢偃然不来；又不得受由而去，则日久之后，法不当晏然还官。进退无据，情势狼狈，真所谓罔知所措者也。
这里微情，无路暴白，若略达于自家前，俾自家知此曲折，则犹贤乎已，傥诠达如何？
答尹御史衡彦书
编辑谨承情复，就审行候神相，仰慰区区。所恳事，幷蒙曲施，何感如斯？
迁厝之行，明日当发，燕鸿之恨，难遣于怀。人马不足，留下次豚，巡到之日，傥可寻见耶？姑氏之丧，既尽天年，似无馀憾，而室人远离，终天之痛，在傍亦惨。
就渎入进林晶，长兴居有才行士子也。于我再从，而爱其谨洁，倍亲久矣。伊有奴婢于左水营城内，去年秋，躬往捉得一儿奴来，而厥类数十人持杖要于山路，打伤一行，还夺而去。欲正其罪雪其愤，而顾瞻当世操权之人，例多媕娿，无人感激于莫重于大义而不切于己事者也。以此抱冤无告，一年矣。
今闻左右拔俗，料得按廉之际，必以整顿三纲为第一件事，颠倒赴诉，事之曲折，想在状中。欲得一言于我，以为信于左右，亦我素所详知，故聊复云云。
下陵上替之风，甚于遐裔，乱臣贼子之生，未尝不权舆于此，正四维尊廉陛，当自此等事始。如以为近小而忽之，则此《易》所谓“辨之不早辨”者也。然则此事乍看之，虽小，细看之，岂非重于试才考讲者乎？持斧按法之际，其可忽乎？此非世间所谓称念之比也，惟左右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