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78

隆兴和议 ◄

宋史纪事本末 孝宗朝廷议

► 陈亮恢复之议

○孝宗朝廷议

孝宗隆兴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对垂拱殿。

先是，帝即位，诏中外臣庶陈时政阙失。熹时监南岳庙，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说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御冲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于此，因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以臣策之，则议者所谓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中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强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根本终欲何时而固，形势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愿陛下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自今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仇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励，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上异其言。

至是，召熹入对。熹复陈三札，一言：“大学之道，本于格物。格物者穷理之谓也。谓之理则无形而难知，谓之物则有迹而易睹。必因物求理，使了然无毫发之差，则应事自然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今劝讲之臣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记诵词章之习，而陛下又不过求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愿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论国计者有三，曰战，曰守，曰和。此三说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夺。谈者各饰其私，听者不胜其眩，由不折于义理之根本，而驰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于一已之私也。国家之与北虏，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纪纲。愿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时，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曾觌、龙大渊招权，故奏及之。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熹初读第一札，上为动容听纳，至第二札论复仇之义，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吕祖谦入对，上言曰：“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曏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平居未见其患，一旦有急，谁与指麾而伸缩之耶。如曰臣下权任大重，惧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纠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且无专恣之虑，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人之关鬲脉络少有壅滞，久则生疾。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苟玩而弗虑，则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内则惧为陛下所谴而益思壅蔽，外则惧为公论所疾而益肆诋排。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忘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是以元昊之难，范、韩皆极一时之选，而莫能平殄，则事功之不竞从可知矣。臣谓今日事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视前代远过者，尢当爱护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诏求直言。知南康军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二三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暬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龌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则民又安得而恤，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宗社之仇耻又何自而雪耶？”帝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谕赵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者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帝以为然，熹任职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国二十年，复得见上，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凡两札。大略谓“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业之广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欤。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欤。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謟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着，而污贱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欤。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欤。夫必有是数者，而后足以召灾而致异，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亵，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则时听外庭之论，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公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嬖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驾驭之术而已堕其计中矣。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中外相应，更济其私，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洊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竦听。熹因条陈救荒之策，画为七事以进，上皆纳之。又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社仓法。”者，先是干道中，熹里居，值饥民艰食，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数六百石还官，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则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与有税粮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者不预，置籍以贷之。其以湿恶不实还者有罚。

十一年三月，删定官陆九渊上殿轮对，进五札。其一曰：“臣读《典》、《谟》大训，见其君臣之间，都、俞、吁、咈，相与论辨，各极其意，了无忌讳嫌疑，于是知事君之义当无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为尚书右丞，或毁征以阿党亲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讯，非是。彦博言征为人臣，不能着形迹，远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太宗使彦博责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征入见曰：臣闻君臣同德，是谓一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邦之兴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数年之间，蛮夷君长，带刀宿卫，外户不闭，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间，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锡勇智，隆宽尽下，远追尧、舜，宜不为难，而临御二十馀年，未有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执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书期会之隙，与造请乞怜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旸时若，有咏诵太平之意。臣窃惑之。臣诚恐因循玩习之久，薰蒸渐渍之深，虽陛下刚健，亦不能不销蚀也，凤凰之所以能高飞者在六翮。臣以陛下无以今日所进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硕，相与讲论道经邦之职，将见无愧于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诚不足为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读汉武帝《策贤良诏》，至所谓任大而守重，尝窃叹曰：汉武帝亦安知所谓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称汉、唐，汉、唐之治，虽其贤君，亦不过因陋就简，无卓然志于道者。因陋就简，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于道，真所谓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灭，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则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则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迈，而骎骎然反出汉、唐贤君之下也。神龙弃沧海，释风云，而与鲵鳅较技于尺泽，理必不如。臣愿陛下益致尊德乐道之诚，以遂初志，则岂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尝谓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馀事矣。管仲尝三战三北，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何所见而遂使小白置弯弓之怨，释拘囚而相之。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不能自业，见弃于人，寄食出胯，萧相国何所见而必使汉王拔于亡卒之中，斋戒设坛而拜之。陆逊，吴中年少书生耳，吕蒙何所见而必使孙仲谋度越诸老将而用之。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见而必欲屈先主枉驾顾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观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当其穷困未遇之时，臣谓常人之识必无能知之理。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所见逾广，上者能兼下之所见，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见。陛下诚能坐进此道，使古今人品了然于心目，则四子之事又岂足为陛下道哉。若犹屈凤翼于鸡鹜之群，日与琐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则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尝谓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当驯致者。旨趣之差，议论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则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风俗，正久隳之法度，虽大舜、周公复生，亦不能一旦尽如其意。惟其趋向既定，规模既立，徐图渐治，磨以岁月，乃可望其丕变，此则所谓当驯致者。日至之时，阳气即应，此立致之验也。大冬不能一日而为大夏，此驯致之验也。凡事不合天理不当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见之著，无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烛理，量不容物，一旦不胜其忿，骤为变更，其祸败往往甚于前日。后人惩之，乃谓无可变更之理，真所谓惩羹吹齑，因噎废食者也。自秦、汉以来，治道庞杂，而甘心怀愧于前古者，病正坐此。岁在壬辰，臣省试对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难论，但论于今日多类空言，事体辽绝，形势隔塞，无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则三代之政，其终不可复哉，顾当为之以渐，而不可骤耳。有包荒之量，有冯河之勇，有不遐遗之明，有朋亡之公，于复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复为陛下诵之。”其五曰：“臣闻人主不亲细事，故皋陶赓歌致丛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事。唐德宗亲择吏宰畿邑，柳浑曰：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尹以承大化，尹当求令长以亲细事。代尹择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诚得皋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盐靡密之务，往往皆上累宸听。臣谓陛下虽得皋陶、周公，亦何暇与之论道经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臣观今日之事，有宜责之令者，令则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责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复，互相牵制，其说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奸伏慝，使人不可致诘焉。尽忠竭力之人欲举其职，则苦于隔绝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劳于上，而事势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则岂非好详之过耶。此臣所谓旨趣之差，议论之失，而可以立变者也。臣谓必深惩此失，然后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虽垂拱无为而百事治矣。”上反复赞叹。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书左郎官杨万里应诏上书曰：“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既而皆不验。道途相传，缮汴京城池，开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佥民兵，增驿骑，制马枥，籍井泉，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此人北归，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而南侵也，将欲南之，必故北之，或者以身镇抚其北，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今淮东、西凡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使枢廷择之乎。使宰相择之，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使枢廷择之，则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则不为之虑，一则不自己出，缓急败事，则皆曰非我也。陛下将责之谁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日缮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当时之舟，今可复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事固有大于扰者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书史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千羽解围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见灾异，异时荧惑犯南斗，迩日镇星犯端门，荧惑守羽林。臣书生，不晓天文，未敢以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若有两日相摩者，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异乎。且夫天变在远，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闻也，不信可也。今也，天变频仍，地震辇毂，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谘访。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七也。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流徙相续，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无事，未知所以赈救之，动而有事，将何所仰以为资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尔。万一如唐泾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九也。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谓人之有才，用而后见。臣闻之《记》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言，必闻其声。今曰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是有车而无式，有言而无声也。且夫用而后见，非临之以大安危，试之以大胜负，则莫见其用也。平居无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胜负而后见焉，成事幸矣，万一败事，悔何及耶。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惔知其必取。盖玄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蒱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愿陛下超然远见，昭然早寤：勿恃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而法宣王之惧灾。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委大臣以荐进谋将，如萧何所奇。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谘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唯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可不堕于敌奸。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然犹未害也，至于军事，而犹曰：谁当忧此，吾当自为。今日之事，将无类此。《传》曰：水木有本原。圣学高明，愿留心于所以为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务。“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臣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惟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若宫闱之内，端庄斋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覆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心一不正，则是数者固无从而得其正，是数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则亦安有是理哉。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见其形而视其影，则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矣。臣窃以是窥之，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势焰薰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奏者，虽蒙陛下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终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令，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而其有才无才，有罪无罪，自不当论，况其有才适所以为奸，有罪而不可复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于此，比至都城，则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独此人，而侍从之臣盖已有出其门者矣。至其纳财之途，则又不于士大夫而专于将帅。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养军士，本非得已，而为将帅者，巧立名色，头会箕敛，阴夺其粮赐，而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此既厌足矣，然后时以薄少号为羡馀，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为也哉，据已分之所独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称也。匹夫以一家为私，诸侯以一国为私，至于天子，则穷覆极载，莫非已分之所有，而无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为哉。今以不能胜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习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则不能无私费。于是内损经费之入，外纳羡馀之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处，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细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为割裂以狭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岂不可惜也哉。若以时势之利害言之，则天下之势，合则强，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当是之时，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取中原，以兴汉室。以亮忠智，为之深谋，而其策不过如此。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将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废法令而保奸回，则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胜，外之公者常负也。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日夜夹攻而不置，为国家者亦已危矣。夫以义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则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虽劳于求贤，而贤人终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缪憸巧之人，虽勤于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养成祸本，臣窃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后也。然则臣之所谓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窃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邪杂进之害。至于皇孙，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稍仿《六典》亲王之制，置傅友谘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此今日急务之一也。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轻。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修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试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尽，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若是而犹曰不得其人，岂理也哉。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宫省之间，禁密之地，凡为不公不正者，得以盘据窟穴于其间。至其败露，则又未能深割私爱，付诸外庭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容，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纪纲既坏于上，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务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以及闾巷，十数年间，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呜呼，此岂盛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平居无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畜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纪纲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而发于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士，始复不幸而着其忠义。如唐天宝之乱，其将相贵戚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岂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此识者所以深恨于或者之言也。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臣，皆已极陈于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皆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愈至于不可为。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然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