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仓山房文集/21

卷二十 ◄

小仓山房文集 卷二十一

►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一

高欢、宇文泰论

取天下者，马上也；治天下者，非马上也。开国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胜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观高欢、宇文泰之废兴，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欢与泰出处相若，才相若，胜败相若，邺下、关中之形势亦相若。乃欢死，齐无一令主，而齐卒灭于周者，何哉？盖欢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将也；治天下者，儒也。欢有十厍狄干不能抵一苏绰。泰得刘璠，比之陆机，拟人其伦；欢得陈元康，称为孔子，令人嗢噱。欢父子夺妃，启文宣、武成之乱；泰明经讲学，启武帝之好儒。夫当两雄相角时，譬如艾旃为防，其旁伺以千钧之弩，稍有间，则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当数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无败乎？

虽然，泰非知道者也。泰亲冘其君，较欢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诰、学校，亦不过附会古方于万一而已。然为田于大旱之时，毕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后枯。若卤莽而种之，则亦卤莽而报之，理固然矣。

或谓高洋虐过枭狼，殊难化诲。然其为世子时，见射堋画人形，责高隆之曰：“堋上习射，作兽形可也。何为终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尝不爱人也。使欢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广之，安知非令主也！纵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为忧，不以家法为念，可谓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欢不能教其儿子。”当时早有此论。然文帝知教儿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视宇文也亦愧焉。呜呼！宇文且足尚，而况乎真能行圣人之道者哉？

张良有儒者气象论

伊川称良有儒者气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睢之徒耳，何儒之有？谓其能报仇与？则荆轲、聂政皆儒；谓其能决胜与？则萧何、陈平皆儒。在良，岂忠于韩哉？郦生劝立六国时，良果为韩，正当成人之美，使韩有后矣。发八难以阻之，则韩绝。且良亦岂忠于汉哉？良见高帝春秋高，思自托于吕氏，故诡为太子树羽翼。其子辟疆，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说丞相授诸吕以兵。非良之贻谋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军，则刘氏又绝。儒者绝两国，可乎？

或谓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类儒。不知良之用久已尽矣，其中无所藏也。良教高祖诛降背约，智囊已竭。此外不闻有久安长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孙制朝仪，陆贾作《新语》，旁人纷纷自附于儒。良居其间，漫无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侥幸免祸，则尔时不将兵者俱善终，不独良也。

然则伊川最重儒，而偏许良，何与？岂以其状貌恂恂类妇人女子之故与？

驳《唐鉴》李德裕论

报恩类喜，报怨类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类者，鲜矣。故圣人不禁人之报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当怨，亦报其所当报可耳。若必矫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报，不怨报也。”则淆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谓报恩者，亦伪也。

《唐鉴》称李德裕、裴度俱为贤相，而李以报怨故，致窜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终。又曰：李之党多君子，牛之党多小人。李报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说也！孔子曰：“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李既为君子，牛既为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谓恶不仁也，非报怨也。若不问其何以怨，何以报，而但以为有怨无报，是文王闻崇侯谗己，不当伐崇；周公闻管、蔡流言，不当诛管、蔡也。汉盖勋救正和，曰：“我为梁使君谋，非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设苏有当死之罪，勋必杀之。穆宗用裴度不专，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则李宗闵、皇甫渼辈，度亦必杀之。何也？不恶不仁，不足以为仁也。夫刀锯者，圣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驯也。纯臣爱君之国，甚于爱己之名，故除小人如农夫之除草，惟力是视。苟有避嫌之心，调停之说，“与宽一分，为将来馀步”，“恐朝廷手滑，吾辈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语也。

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当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温公作《通鉴》以德裕受维州为非，故弃米脂四郡以与西夏。范氏作《唐鉴》以德裕报怨为非，故于熙、丰小人，不劝诛戮。两贤之意，自谓薄德裕而不为，宜若国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终矣。卒之国不安，至沦沙漠；身不安，几至剖棺。较德裕之祸只一身，罪止一窜者，反较酷烈。岂非识力不纯，斤斤于祸福论人之故哉？

若夫党，又不可概论焉。洛党、蜀党、朔党，皆贤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结。牛、李二党，一君子，一小人也。为君子者，宜报，宜杀，而不宜宽。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极后，复僧寺，贬石雄，专改旧章。不用毛发淅洒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至矣。然一则威服三镇，一乃郊迎庞勋，舍骐骥而策驽骀，其效不彰彰可睹乎？厥后周墀入相，韦奥戒曰：“愿相公无权。”盖亦有戒于德裕而为此言。不知门生天子之日，权终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问曰：“人臣不忠孰大？”曰：“无过为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过者欤！

姚崇、宋璟论

唐姚、宋并称，而议者多优宋而劣姚。余谓不然。夫仡仡矜矜，万仞壁立，立于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静深有谋，涵盖一切，“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虽高，蛟龙不居；海虽浑，变化不测。余故曰崇胜也。

夫人主之愎谏而昵小人者，情也。所贵为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诱之以归于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与人主日疏。崇之对幸东都，与其黜姜皎、罢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为，而亦璟之所不能为者也。

吾尝谓天宝之祸，宋璟在犹可忧，而姚崇在则无虑。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爱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称旨，必曰姚崇之谋；不合，则曰何不与姚崇议之？自崇死，而天下无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见用，然临轩之礼，卒不相假者，终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乐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则姑任之为快。而张九龄者，宋璟俦也，有其道无其术。道不合则争，争不得则去。九龄去而天下无争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见用。使其时有若崇者，为之内娱主意于所甚安，而阴以计挤小人于外，则终玄宗之世，林甫不得专政，而禄山不得入宫矣。

且人但知为璟难，不知为崇难；但知用璟难，不知用崇尤难。张易之谮魏元忠，使张说为证。说许诺。宋璟要之，卒以败悔。崇告谒十馀日，诸事委积，虏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夫以张说之反复，而一旦效璟，卒为正人；以怀慎之忠清，而终身效崇，不能决事。岂非德易及而才难强者乎？人主虽非甚聪，皆能涉猎书史，审察邪正。若璟之犯颜谏诤，公罪也。中才之主，虽重违其意，而心固识其忠。若崇之细行不矜，所使者以贿败，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栋梁之材而不免赘疣之形，此固众人之所弃，而大匠之所取也。

嗟呼！从来君子之自为，往往多疏；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贤，开元之治，两人皆以微罪行，不久于其位。李林甫独专相二十馀年，君臣鱼水。彼其罪过，必十倍姚、宋万万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于高力士谏而犹不悟。岂其工于防君子，而拙于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过易于见闻，而林甫之恶难于发露故也。读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馆课题也。时习翻译，不与课。溧阳相公嫌诸翰林多优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于正。姑存之。自记。

宋儒论

古今来尊之而不虞其过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则尊之者略溢其分，则攻之者必损其真。过尊者迂，过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论之所以作也。

今有飞隼集于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挟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于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伤于隼？然必以高墉为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窥其巅，则又误矣。夫宋儒之讲学而谈心性者，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是何也？汉后儒者有两家：一笺注，一文章。为笺注者，非无考据之功，而附会不已；为文章者，非无润色之功，而靡曼不已。于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诸道，以异乎汉儒；舍其华而求诸实，以异乎魏、晋、隋、唐之儒。又目击夫佛老家诪张幽渺，而圣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而未宣。于是入虎穴，探虎子，闯二氏之室，仪神易貌，而心性之学出焉。

夫创天下之所无者，未有不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无笺注，故郑、马尊；古无词赋策论，故邹、枚、晁、董尊；古无图太极而谈心性者，则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笺注帖括，明经之科变矣；词赋策论，进士之科变矣。元仁宗以经义取士，以程、朱为式，则至今犹未变也。明祖开国，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劝颁《朱注》以取士，而宋学从此大昌。《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正此之谓。吾故曰：宋儒之讲学，人之尊宋儒者，皆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

虽然，讲学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汉、唐之儒则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万壑之所朝宗也。汉、晋、唐、宋诸儒，皆观海赴海者也。其注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云烟草树也；其讲学家，赴海者之邮驿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尽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闻”，何暇再为之貌其迹而拾其沈乎？有源而无流，沟井之水也；有本而无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数于汉儒，不讨论润色于晋、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学者果能望道有见，殊途同归，当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间抵隙，摘其过，没其功，眈眈然妒其两庑之餐而思攫之也？

然则宋儒之于圣道，其果至矣乎？曰：难言也。观高坚前后仰钻之叹，则知颜渊之于孔子有间矣；观性命诚明迂远之说，则知思、孟之于颜、闵又有间矣。此无他，生知、学知、困知之次第终不可泯，而“可语上”、“不可语上”之说，夫子已明言之。宋儒虽贤，其能在颜、闵上哉？其能符圣心而毫厘不失哉？后世学者未必能胜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诋嗬。则所以论宋儒者定矣，所以论汉、唐、魏、晋诸儒者，亦定矣。

驳公羊氏宋宣公议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贤，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义，立殇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风世。《公羊》曰：“宋之祸，宣公为之。”东莱氏比之燕哙。此悖理伤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

宋，殷后也，兄终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传》曰：“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是殇公非令主也。华督杀孔父，淫其妻，殇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祸尤速也。华督先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非先有立公子冯之心，而后弑殇公也。督既惧诛，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时虽无穆公，殇公不免于祸；虽无公子冯，殇公亦不免于祸。宋之祸，华督为之，殇公自为之，而谓宣公为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为恶，殇公亦得终其天年矣。宋之祸，谓宣公弭之，可也；谓宣公为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殇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冯，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殇公，亦非公子冯意也。惟冯立而不正讨贼之义，且宠其位，以督为宰，则冯之不贤又可见矣。与其立不贤之子，以堕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义。穆公可谓贤矣。宣公可谓知贤矣。

春秋时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传，《公羊》所谓“大居正”者也。其祸又谁为之乎？后世宋太宗杀德昭，立其子，为万世诮。君子曰：执居正之说，以济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祸，《公羊》为之也。

驳苏子屈到嗜芰议

屈到嗜芰，临卒，命荐芰，子木不从。《国语》是之，柳子非之，苏子作论陋柳子。袁子曰：是苏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

苏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义，死生之际不可以私害公。”谬矣！父子之间，有私而无公。《礼》曰：“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果芰非礼，万不可荐。当父弥留谆嘱之际，子木早宜涕泗而谏，不欺其父于地下矣。不几谏于生前，而责善于死后，是欺其将尽之魂，而馁其求食之鬼也。

苏子曰：“恐其父以饮食之名闻于诸侯。”则更谬矣！夫笾豆之事，其昭告于邻国者，古未有也。即《仪礼》所载，膋𫟼鼎俎，虽有定数，然考之“三传”，征之史册，未闻有列国之诸侯大夫，为增一果减一牲而受美恶名。惟屈建之烦称博引，以礼夺情，然后其父嗜芰传于人间，其子撤芰又传于人间。扬其父为饮食之人，而显其身为守礼之士，致千百世后，有苏子者犹哓哓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闻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荐之，则家庭常事，人间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书亦必不载也。

且先王已立庙矣，复为之立寝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设其裳衣，荐其时食。”裳衣岂有一定之衣，而时食宁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寝庙，南朝以笋？荐帝后，犹能仿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礼于庙，而申其情于寝，未为不可也。蛮夷大夫，楚氛甚恶，原不足责。而丘明、苏子，身为文人，不知孝，并不知礼，何也？然则魏武子、陈子车之索殉，其亦从之欤？曰：杀人以成孝，吾未之前闻。彼则所谓乱命也。然则何以不谏？曰：谏，则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将顺以干其蛊也。君子之于孝也，审其大小轻重而已矣。

书院议

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则又挟区区之禀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嘻，过矣！

夫儒者首先义利之辨。又曰：“不为威惕，不为利疚。”圣人训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谋入焉者，半苟贱不廉者也。苟贱不廉之人，养之教之，何所用之？夫养士与养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养兵者，习骑射击刺，不过月有考、岁有稽而已，固未尝阑其出入，禁其居处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视士不如兵也。

然则书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升之书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数人，吾宁浮取之以备教，则亦不过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饩数百人之费，饩二三十人，既可赡其家，绝其旁骛，而此二三十人者，师师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乐，则又安得有害群之马侜张佻险于其间耶？为之师者，无多弟子，博习相亲，以故愤易启，悱易发，经义易传，治事易治。国家他日用人，舍书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孟子曰：“尧、舜之仁而不遍爱，急亲贤也。”即此意也。汉州郡贡士，户二十万以上，才举一孝廉。以京师之大，而太常弟子不过五十人。以吴公之贤、洛阳之盛，而所举秀才仅贾谊一人。其慎重何如！

然则彼之旧隶书院而藉以养者，将汰之欤？曰：养士与养孤寡不同。彼哀其终而收之，此谨其始而择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则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择之？曰：取人以身，择士者秀，则所择者亦秀。所谓规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宽于养士者，既视之如无告之穷民，而严焉者，又视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叹也。不然，书院在在有也，而不闻受其益者，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