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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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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后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

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

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奋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者,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湣、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湣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晋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馀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

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

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是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

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

战国时,赵将有赵括者,善言兵,自谓天下莫能当。其父奢,赵之名将,老于用兵者也,每与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终不以括为能也,叹曰:“赵若以括为将,必败赵事。”其后奢死,赵遂以括为将。其母自见赵王,亦言括不可用。赵王不听,使括将而攻秦。括为秦军射死,赵兵大败,降秦者四十万人,坑于长平。盖当时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败者也。此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者,赵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荆,问其将李信,用兵几何?信方年少而勇,对曰:“不过二十万足矣。”始皇大喜。又以问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始皇不悦,曰:“将军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为可用,即与兵二十万,使伐荆。王翦遂谢病,退老于频阳。已而信大为荆人所败,亡七都尉而还。始皇大惭,自驾如频阳谢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万不可。”于是卒与六十万而往,遂以灭荆。夫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

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略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也。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用括为将以代颇。蔺相如力谏,以为不可。赵王不听,遂至于败。由是言之,括虚谈无实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赵之诸臣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敌国亦知之,独其主不悟耳。

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祸乱败亡由此者,不可胜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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