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
| 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广播 作者：汪精卫 中华民国28年（1939年）7月9日 1939年7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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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孙先生吿诉我们：‘中国革命之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说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就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因为这样，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这是不是有损中国主权呢？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国家，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合，绝对不是有损主权；这是不是有损第三国正当权益呢？绝对不是，因为中日的结合，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发逹，并没有排斥第三国正当权益的意味。
十三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绸，那时候对于中日关系，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针进行的。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以上所述方针，兢兢业业，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舆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要求读者知道，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在我手里先后订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我当时的用意，仍是本于冤仇宜解不宜结的观念，想从局部的暂时的安定，进而谋全国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张，四年之间，并未达到，我绝不诿咎于人，我只自认才力不逮，事与愿违而已。
但是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后一篇吿诚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三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读者可随时加以覆按。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著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
我的和平建议，是赞同日本近卫内阁声明的。我为什么赞同呢？我依然是向来一贯的观念，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国力，中国的民族意识，都已充分表现出来，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岀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欢喜的事？假使蒋能认识这是中日关系巳到了一个新时期，毅然决然对于此声明的大意，表示赞同，则中日和平途径即可开展；更进而根据所谓三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条件，期于彼此交受其益，则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即可确定；此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不难循序而得。不幸蒋不出此，反而用深闭固拒的态度，对付日本的提议，更用极端压迫摧残的手段，对付国内党内的一切和平建议。以此之故，蹉跣半年，大局日益败壌，不可收拾，这是真可痛惜的！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固然在近卫声明中，方才轮廓明白，但是数年以前，日本已经有此提议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与蒋会见，曾经提出以三原则为改善中日关系之基础，蒋表示赞同，幷表示无对案。其后忽然翻覆：一则曰，那时是军事委员长，不是行政院长，所说的话，不能算数；二则曰，那时是以私人资格谈话，不是以公式谈话；三则曰，所谓赞成者，乃是赞成对于三原则之讨论，不是赞成三原则；四则曰，所谓无对案者，乃对于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复停顿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冲突终于爆发之原因。我们读了当时的外交谈话纪录，只有浩叹。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徳国陶徳曼大使调停战事，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何尝不也是三原则？我在‘举一个例’文中，已经说过，不必再述。至于近卫声明，本其向来一贯的主张，为系统的叙述，并且于我国头卢之点，均巳加以解释，例如关于共同防共，因为我国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军事内政，故声明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关于经济提携，因为我国顾虑政治纠纷尚未解决，故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幷声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有了这样郑重而明白的声明，则三原则之实行，决无害于中国之自由独立。不但此也，所谓共同防共及经济提携，其主要目的在使共产扰乱与经济侵略两大毒害绝迹于东亚，这等责任非常重大，日本既属望中国分担这等责任，则中国必须有充分之自由独立，方能有分担此重大责任之能力，自无待言。然则我们赞同此声明，决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为的是东亚的百年大计，然则我们为何对于此声明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
在蒋统制下的宣传，动不动说，日本正在以全力灭亡中国，所谓三原则，不过是一种托词。这种宣传，实在是不对的：第一，日本若要灭亡中国，则以全力继续作战便了，不必有所托词；第二，三原则的提出，已历数年，如上所述，自近卫声朋以来，更明显的定为国策，全国舆论，巳趋一致，何以见得是托词？第三，中日两国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因利害冲突之故，势必至于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利害一致，冲突自然无从发生，这样的关系重大，如何可以说是托词？第四，数年以来，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于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例如日本说：中国排日，是九一八事变的起源，中国说：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说，中国要抛弃以夷制夷政策，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中国说：日本要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诸如此类，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责备，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以同时着力，先期待自己，然后期待他人，先责备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则进步必然较快，成功必然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过去的纠纷得以解除，现在的战祸，得以结束及补偿，而将来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大道，也可以从此踏了上去。
然则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和议而高调继续抗战呢？我们必须知道，抗战以来，军人和人民都巳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民族，有所谓国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做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自然会回到他的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总而言之，共产党的罪愆，浮于义和拳，而为共产党利用的人，其罪恶又浮于刚毅诸人之上，虽然尚有忠勇的军队，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一般，只能尽自己报国的心事，决不能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补救一些。
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绩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 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识，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