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家族制度箚记
西人笃于夫妇之伦，夫妇同居，不以舅姑及兄弟姊妹间之。夫妇常同居，无有良人重利轻别离之事。夫不得纳妾，夫若有外遇，则其妻可以请求离婚。妻死，夫为之服丧两年。今闻乡人有妻死数月即续弦者，[1]恩衰义薄，诚非仁厚之俗。而塡房之女子及其亲属，亦不以是为忌。女子不能自立，每事随人，亦可叹也。
中国法令疏阔，一任民间之自治。于是家族会议，实代行政司法之官吏，处置族人相互关系之事，然而弊端亦生于此。近处人家有一嫠妇，年二十馀，有子可抚，其母家之族人欲嫁之而得财礼，其夫家之族人持不可。母家之族人，欲以多人乘夜至其夫家劫取而嫁之。会事觉，夫家之族人，则以嫁于他人，得财礼百馀串。妇之翁姑与其族人、媒人均分之，而本人殊不愿也。始则被胁迫于母家之族人，继复被胁迫于夫家之族人，涕泣登轿，嫁一年将六十穷而且丑之人，乃日以眼泪洗面，旁观者至代忧其何以了此残生。呜呼惨已！结婚为百年大事，不问本人之愿意与否，而迫使行之，又为人身之买卖，而女子竟不能不忍受之，无法律上之保护，可谓黯无天日！此真吾国野蛮之习，立法行政者所宜加之意也。
英人之寡妇，有独立之财产，可以自由嫁人。无论父族夫族，绝无干涉之权。此则重个人之自由，实合乎人道主义也。然英人之处置遗产，皆凭死者之遗嘱，任与何人，他人不能干涉，不如中国人之财产父死子继。寡妇为一家之主母，有管理遗产之全权。在英人若夫不爱其妻，则遗嘱上可与其妻以少许之资财，而其妻不能索遗嘱所许以外之权利。中国之夫族，所以干涉寡妇之再嫁者，实因其有承袭财产之权利之故，逼嫁则可以夺产。此诚盗贼之行也。某县有甲、乙、丙兄弟三人，甲死，其寡妇无子而不嫁，乙、丙及其妻皆与之有隙，而无如何也。会妇与人私，生一子，乙、丙则劫取其子，欲以是证明其奸而逐之也。诉之官，官以无他人之证，不认为有奸情，讼遂无效。乙、丙乃缚妇而嫁之，妇不肯从，出喜轿，即坐于地上曰：“吾已吞鸦片来，誓死不成亲也。”迎娶者不敢逼，会妇之母族，集众往劫之归，复集众往毁乙之家以泄忿，丙家以有戒备得免。妇卒留母家，乙、丙之族人岁与谷三十石以餬其口，而甲之遗产，则立嗣承袭，事乃结。无夫者之奸，为英国法廷所不理。乙、丙以嫂之有私而捆之以嫁人，亦以财产之关系也。夫家集众捆之嫁，母家集众劫之归，纯是太古民族无裁判官时代个人报复主义，亦无政府之现象也。
连日闻戚族家之妇女小孩，多有不是处。女子未受良善之教育，不知立身待人之道，又不知抚教子女之道，溺爱骄纵，使小孩无所忌惮，遂养成恶癖，良可叹也。为小姑者或进谗言以苦其嫂，为嫂者或出恶语以侮其小姑，侄女骂姑母而其母不禁，姑母责之，则率其女以迫其姑母，尚复成何体统！吁！此教育者之责也。
今又述一事于此，以示吾国家族主义之情形，其姓名则皆用假名。某县有赵一者，家颇贫，幼娶一妻，曰钱秀英，亦尚未成人之女孩也。彼地贫人娶妇之法，多自幼抚养，谓之女媳妇；及其成人，乃拜见成礼，谓之“圆房”。凡贫人之家，多以此法得妇，盖长大而娶妇，则须财礼，贫家无力供之也。赵一之母死，而其父往他县谋生，赵一亦往本县之他乡习木工，将钱秀英寄于母家。母家亦贫。会赵一父子久无消息，钱家之族人以为赵一已死，乃嫁钱秀英于孙三之家。赵一之族人闻之，率赵一请团保理论，孙三之族人以孙三之得妇，乃由明媒正娶而来，置不理。赵一之族人乃集众夜往孙三家劫取钱秀英而归，藏之。孙三之族人有孙大者，健讼者也，为孙三主谋，乘赵一之不备，劫执而藏之。赵一之族人则又集众往执孙大而缚之，将往藏于他处。路过孙大之姻家，孙大大呼救命，其姻家李四集众出救，孙大遂遁去。赵一之族人以众入李四之家，坐索孙大，且于公所之地请地方团保与李四理论。乡人均不以李四之干涉赵姓事为然，李四不得已，乃谋之孙家，出赵一以了事，事遂结。适会是时孙大得罪官府，官所出之告示中有地方捆送来辕之语，孙大不敢出头，故事易了。方赵一族众在孙家劫取钱秀英之时，秀英不知何事，大呼曰：“吾不愿去也！吾不愿去也！”后知为故夫，遂与之成礼焉。此事已经过七八年，闻秀英已生子矣。论曰：法家之言曰，太古之社会，无政府，无法律，正义之所以得伸，全赖个人之报复而已。个人力弱，不足以报复，则其族人助之。及社会渐进，于是有调停之法，以保持正义，他人居间，平两家之争。然此调停之法，无强制之势力。及社会更进，乃有今日之国家，以法廷之裁判保持正义，于是乃有强制执行之权。今吾国习惯，官惟受理词讼而已。不来讼者，则任民间之自为，故有上述之事，盖依然在个人报复与调停之时代也。在一方面言之，民能自治，而不倚赖官府，故中央政府虽遭大变，如庚子联军之占领北京，而民间犹晏如，秩序不变。即变君主为民主，民间亦不觉其影响之甚大，似亦为吾国之特色。然自他方面言之，则此所谓自治者，终不免于简陋。以文明法律之眼光观之，终不免为无政府、无法律之野蛮恶习，个人受家族之辅助，亦受家族之胁迫，个人之自由被侵害者甚多，而法律不加以保护，此亟宜改变之事也。
西洋女子往往以独身终，盖自由结婚，无人相爱，即无结婚之机会也。我国男女之别甚严，青年男女，不易有相见之机会。父母操其订婚之权，子女不复过问。又专凭媒人之说合，媒人或有虚言，访问亦难得实，因而偶非其人，终身怨望者有之矣。然以此因缘，女子殆无不适人者。略有身家之男子，则亦易于得妇。如白痴、残疾，有肺病、有烟癖者，在西洋决无结婚之希望，而在中国往往得美妻。故谚有“巧妻常伴拙夫眠”之语，又有“一朵好花插于牛粪之上”之喻，亦社会中一不平之事也。欲改良人种，则宜使善良强壮之男女结婚，而不善良不强壮者则宜使失其结婚之机会，无使谬种流传，以贻累社会。此人为淘汰之可行者。如斯巴达弃虚弱之婴儿，固为残忍，非人道主义之所许；若限制结婚之资格，则非不可行之事。在白痴、残疾之本人，与其父母宜自知其丑，安分守己，无累他人之女之终身。而为女子与为其父母者，则宜择人而嫁，不可但图有家，不问好丑，如饥之不择食者然。纵令难于择配，宁以独身终可也。此亦社会习惯之宜改者也。
女子无为人妻之资格者，亦不宜适人，适人则害其夫家矣。为其父母者，亦当克己安分，不可溺于私爱，但图其女之有家，而不顾他人之死活也。余闻某家有女疯癫而遣嫁者，结婚未久，仍归母家。如此种病人，不如不嫁之为愈也。又有女自小有筋骨风病而遣嫁者，以产难亡，临终时怨其父母，谓不应遣嫁也。有筋骨风病之女，易蒙产难，故此种病人亦不可嫁之。
西洋人结婚，则夫妇别赁一家居之，不以舅姑及夫之兄弟姊妹间之；中国妇人，则以事奉翁姑为妇道之大者，而不得不与其夫之家人同居。此东西洋家族制度之异点也。中国之家族制度，翁姑可得子妇之侍奉，而妇姑勃谿之弊，在所不免；西洋之家族制度，夫妇同栖，无他人间之，而老年之翁姑，不无寂寞之感。西洋新婚之夫妇所以能独立门面者，以不早婚之故；中国新婚之夫妇所以难于独立门面者，以早婚之故。西洋人之结婚，必由于两人之自愿；中国人之结婚，则全听父母之主持。西洋人无祭祀祖先之习，故不甚以无嗣为虑；中国人有祭祀祖先之习，故深以无嗣为忧。不忧无嗣，故西洋之男女其不结婚者颇多，其结婚亦迟；惟恐无嗣，故中国之女子不结婚者绝少，其结婚亦早。西洋人皆群居于市镇，可以随处赁屋，故新婚之夫妇，易于创独立之门面；中国人多散处于乡间，不能随处赁屋，故新婚之夫妇，难于创独立之门面。今人有欲变中国之家族制度为西洋之家族制度者，当顾虑各种事情。盖欲改一制，必将与其制相牵连者，一一改之而后可，不然，则此牵彼掣，其势不行。故改制未易言也。今试述吾对于此事之意见：第一义曰戒早婚。男子非学问有成，有职业，能自谋生活，则不可为之娶妇。期于人人独立，不倚赖父兄。秦商鞅之立法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亦增长国力之政策也。第二义曰戒早聘。订婚过早，或男子长大有不良之习，或女子长大有不良之习，彼时悔婚则事同儿戏，不悔婚则贻累终身。故必待男女均长大而后议婚，庶无此弊。第三义曰尊重本人之志愿。中国男女之别甚严，青年男女相接之机会甚少，难于自由择配。然结婚实关系百年之大事，必须本人愿意，然后可行。故虽父母作主，不可不得男女本人之承诺，庶日后不至以偶非其人而怨及父母。第四义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姑妇妯娌姑嫂之间，易生嫌隙，家庭幸福，因之而消耗无馀，不如分居之各得其所也。《礼》有父子异宫之训，亦有见于此。为父母者，不宜强其子妇与之同居。为兄弟者，亦不宜慕九世同居之美名，致其家人受无形之痛苦。人情多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姊妹，贤者或矫枉过正，厚于兄弟姊妹而使其妻忍辱受气，亦为不近人情之事。西洋人尚质，故明明置重于夫妇之伦，而不以为嫌。亦吾辈所当深思也。
中国女子有因聘夫死而守贞不字者，遂往舅姑之家，修行妇道。或以逝者之木主行礼，其家人则为之立嗣，谓之守望门寡。亦有因聘夫死，在父母膝下守贞，闻父母将改字他人而自经死者。康南海之姊亦守贞不字者也。先圣先贤之礼教，入人甚深，笃信之者，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居然有宗教之势力，斯固然矣。小说中亦多此种事实。从前女学不发达，女子除看小说外，无他学问，故亦可谓为小说之影响。西洋妇人夫死再嫁，社会并不以为失节。然恋爱亡夫，不忍再事人者，亦为社会所尊敬，但不以之律众人耳。至因聘夫死而守贞不字者，亦容有其人，但决无于聘夫死后仍往其家之事，以西洋之家族制度与中国不同也。至自杀则西洋人以为大罪，幷无旌表之例。此自人道主义言之，有不当奖厉者。秦始皇会稽刻石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程子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论者谓中国女子贞洁之风，倡于秦、宋两朝，或则以为女子之受压制，经秦、宋两朝而益甚。为功为罪，各有主张。然秦废封建为郡县，有坊民正俗之功。程子之言，有影响于后世，要为历史上不可诬之事实。尝观汉时诸王，多淫泆之行，与春秋时之诸侯无异，此乃封建之馀弊也。后世封疆大吏，辖地遥大于昔日之诸侯，而闺门清肃，无敢有荡检逾闲之事，斯则食郡县制度之赐也。
中国人重男系，同姓之兄弟姊妹，百世不通婚，此中国家族制度之特色也。日本、西洋，则从父兄弟姊妹可以结婚，中国人或闻之而骇然。然中国中表、姨表兄弟姊妹，亦可结婚，其实与从父兄弟姊妹相差不远。惟其重男系而不重女系，故同姓不可结婚，而异姓则可以结婚，此则中国结婚之习惯所由来也。同父兄弟姊妹结婚，乃人类全体之所避忌，此俗不知其所自来，说者谓人类自觉与同产结婚为可耻，此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也。从父兄弟姊妹及中表、姨表兄弟姊妹之不宜结婚，则自兄弟姊妹不可结婚之义而推广之。余观清律有不许中表、姨表兄弟姊妹结婚一条，违者杖八十，离异。乾隆时乃以上谕准民间之自由。要之，近亲不宜结婚，乃人类学之所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吾国古代之人，已发明此理矣。中表、姨表兄弟姊妹之不宜结婚，亦根据此原理，但问血族之有无关系，不问其为男系与女系也。据人类学者之所言，谓近亲结婚者，其所生子女多发癫痫之病，与中人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说相合。中国人以娶外孙女为孙妇者为骨肉还乡，亦颇以为嫌，谓其不利于生育也。又有甲家嫁女于乙家，而乙家复嫁女于甲家者，在甲家则甲家之女为姑，而乙家之女为嫂；在乙家则乙家女为姑，而甲家之女为嫂，俗谓之对“𪢮门亲”，亦有人谓其不利者。大抵结婚以择新为善，可以增阅历而联社交。电学公例，同极则互相拒斥，异极则互相吸引，物理有之，人道亦然。
农业之国，易于发生家族主义；工商之国，则易于破坏家族主义。盖业农者多土著，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同宗之人所以能永久相亲也。务工商者轻去其乡，同宗之人，天各一方，会晤少而音问稀，情自同于陌路。此比较中国家族制度与西洋家族制度者所不可不知也。
余屡言家族主义之有利有害，今将复纵论之。《周官》曰：“宗以族得民。”相生相养，相维相制，民情乃不涣散，而有安居乐业之风。此中国家族主义之长处也。人各私其亲，驯至以私灭公之弊，家族之私情太重，则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皆不免淡漠。中国人爱国心之薄弱，未必不由于此。此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恃有同宗之助，长族人倚赖之心，使民性堕落，国力减损，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无赖之人以亲亲之大义，强索同宗之救助，使个人不能自由享受其财产，良善者受其蹂躏，不肖者肆其凶横，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聚族而居，自为风气，难于进化，此又家族主义之短处也。余观乡人之聚族而居者，其读书明理之人，往往为迁徙异地离隔本宗之人，此由于与异姓接触，得新感化，又与同宗隔离，脱旧思想之故。此理与余所言结婚以择新为贵之理相同，亦论家族主义者所不可不知也。
合众家族而成一部落，合众部落而成一国家。中国南方各省，有多数地方，众家族各聚族而居，名之曰张村、李村，俨然一部落也。时时有两姓械斗之事，官法难行，羁縻而已。号称能吏者，则或举兵剿洗，全村为墟。此乃家族主义极强之地，于文化之进步，国势之集中，大有障碍。将来教育普及，交通大开，庶有转机耳。
余久知家族主义之弊，故族人欲办族学，余不愿与闻。盖家族团体与普通团体异，派有尊卑，尊者若以私害公，卑者常勉为容忍，正义不得而伸也。各亲其亲，私本房而疏他房，公平不得而保也。门内之治恩揜义，诸事徇情，诸事不能认真。故家族团体，共同祭祀，联络情谊，如是止已。欲以之办事，难于收效，不如其已也。
族人有公共财产，易生嫌隙。管理之人多侵吞，困迫之人多强索，如投骨于地，适以召群犬之争。不如无此争端，反足以保同宗之和气也。
凡宗族、亲戚、朋友之间，勿轻于交财，多有以索债成雠者。有田地者，不宜使族人、亲戚承佃，无赖者或恃亲而租数不清，或不肯退庄，多有以此伤和气者。
结婚乃百年大事，不可不格外慎重。德性、才能、容貌、身体，均为择妇者之所宜注意。而家族之情形尤宜深悉。性情不善难与同居，理家无才不能相助，容貌既不可太陋，身体尤不可不强。至门风根柢，不特有关于其妇自己之品性，幷有关于子女将来之教育。甥舅之交际最密，若外家之风习不良，儿童富于模仿性，遂自幼习染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察也。
奉基督教之人民，一夫一妻，不许纳妾。奉回教之人民，一夫多妻，妻皆平等，不同居，幷无嫡庶之别。中国人可以纳妾，既非一夫一妻，又非一夫多妻。一夫一妻，自是公平之制度。中国人重祭祀，重男系，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妻无出者，或虽生女子而未生男子者，则纳妾以冀生子。今欲改制，必先顾虑此一层。此为保持旧制者最强之理由，人谁不欲延其血统，但势有不能，即当安之若命。西人宁无后而不肯破坏其一夫一妻之主义，因此事大有关于人道也。人格平等，社会中不应有奴隶一种人，妾亦奴隶之一种也，妾在社会交际之间，不得与妻匹敌，其人格不完全。社会中尚存纳妾之制，则已剥夺社会中一部分之人权，观俗者所宜深省也。且纳妾则对于妻之爱情不专，其酿家庭之不幸，有不可胜数者。夫妇之道苦，亦制度不良之所致也，故此制宜改。当此制未改之前，吾人亦宜各守道德，无为此违反人道之事，此则区区之微意也。
原注
编辑- ↑ 最近海军部秘书黄大宗，妻死未及一月，即行续娶；海军总长刘冠雄之子肖颖，亦其妻旋亡旋娶。见四月十六日《时报》。 编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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