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集/卷十七

文谷集
卷之十七
作者：金寿恒
1699年

议_五十五首

中宗废妃慎氏神主处置议_壬子

废妃慎氏之废非其罪，虽有搢绅间公言，位号既贬之后，则祠墓祭奠之节，自朝家定式指挥，有所难便。而当初礼葬，使其兄弟奉祭，既出于中宗大王之命云则到今一任其祀奠之废阙，亦涉愍恻。且慎家直孙犹有存者，则不宜仍奉其主于不当奉之家。

依该曹覆启，神主则归之本宗，自官量给祭需，俾不绝香火，似合从厚之道。至于墓下守护之户，无论仁祖朝继置与否，古昔帝王，于异代名臣之墓，亦置其守冢，则定给若干墓户，俾禁樵牧，恐无不可。事无可据，臆见如此。伏惟上裁。〈依。〉

宗庙位版不书徽号改题当否议_甲寅

王后四位之版，似无无端不书徽号之理。必以王后之丧，在于大王临御之时，未及上尊号而然也。祖宗朝亦不追改，窃恐意有所在，且神道尚静，到今年久之后，如非万不得已，则刮磨改题，事涉未安。臣之浅见如此，无容别议。伏惟上裁。〈依。〉

闵慎科罪当否议

臣不但素昧礼学，自负宾厅议礼之罪，其于大小礼制，诚有不敢与议之嫌，而承此更询之教，悚蹙之极，不得不昧死仰对矣。

臣于礼经，既无平素讲习之功，到今猝然剽猎其诸家笺注之说，妄自折衷，以断此变礼，以重其僭越之罪，非臣之所敢出也。但今此闵慎之代父服丧，槪以朱子《丧服箚》论为据，而其以为可者则曰“朱子此论通上下而言之”，其以为不可者则曰“此只为国君承统而言，非士庶所可仿而行之也”。夫礼意之著微难穷，文义之见解各异，一句一字之差，而意见终归于秦、越。自古礼家之聚讼，良以此也，今于此事论议之矛盾，亦何足怪乎？

试取朱子原箚而见之，则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鬻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云，继之曰“嫡子当为父后，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袭位而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云云，而无天子诸候与士庶区别之语矣。又书其《奏稿》后曰“《丧服小记》为祖后条疏中所引《郑志》，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来入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检，约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征验，以礼律、人情、大意言之。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云云。盖朱子此箚之上，在于宋孝宗之丧，宁宗代光宗袭位之初，论其嫡孙承重之服，而时人或以父在不当承重为疑，故朱子泛以礼律为对，未有以折之。及得郑玄注说而后，喜其所论暗合于伊时之事，始断以为明证。

今之说者，遂执此而并与元所论，以为专指国君承统之服矣。然以其所谓礼律、人情、大意等语观之，则可见其通上下而并论，恐未可断以为专指国君而言之也。且其所谓“自天子达于庶人”云者，若曰：“只主父母丧而言之”，则箚中立意本在于嫡孙承重，又何必并举亲丧而为此赘剩之语乎？以臣浅见，诚不敢知也。

《仪礼丧服图》中，父有废疾及先卒，孙为祖后者，斩衰三年之文，只载于《天子诸侯旁期服图》，而不载于《本宗图》，故说者以此为士庶不可通行之证。此言似矣，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先死，嫡孙承重之服，亦只载于《天子诸侯旁期服图》，则其父以嫡子先死之后，为其子者，以其阙于《本宗服图》，而不服祖以斩耶？此两款之只载于《天子诸侯服图》则同也，而一则通行于上下，一则只行于天子诸侯而不行于士庶，亦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明朝人唐顺之之言曰“礼经有‘为曾祖后’云者，有‘为高祖后’”云者，谓“父与祖与曾祖，或以疾废与先死者也，为曾祖后，则为曾祖斩；为高祖后，则为高祖斩”云。此虽不可律之以程、朱之论，而顺之亦一代名儒，其言必有所根据，亦可为父有废疾而代服祖丧之证矣。

然礼系疑变，事非常有。闵家当初服丧之制及三年后递迁之节，问及识礼之人，而亦以禀定礼曹，姑待他日为言，则其前后慎重而不专以礼许人之意，槪可见矣。朝家若以为先儒之论虽如此，国典之文无可据，有难遽行于今时则容或可也。今若断以朱子之论为必不然，而直以灭伦为其罪，则臣未知其得当也。

且伏见先朝判下之教，有曰“世益若非全然丧性之人，而其子代服祖丧，则安得免其罪乎”，仍有推问更核之命。先朝圣意，虽不敢仰揣，而必将明核其丧性与否，而有所处分矣。世益丧性之实状，则已悉于该曹之启，惟在圣明酌量而审处。伏惟上裁。

魂殿朔望祭质明行事当否议_乙卯

臣方在病蛰之中，其于国之大事，固不敢与议，而既承下询，亦不敢不仰对矣。质明行事，固是古礼，而若以古礼为据，则大小祭享，皆行于质明可也。今于魂殿朔望之祭，独用古礼，未见其可。

不但宗庙魂殿异同之为未安也。况敬思殿朔望祭，四更行礼，自先朝已然，孝敬殿依此行之，亦已累月。而到今猝然变改其时刻，未免有前后早晩之殊，亦恐于义未妥。以臣陋见，莫若仍存之为宜。伏惟上〈裁。〉

卒哭后祭享用乐议

《礼》云：“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不敢以卑而废尊也。此指未葬而言，而其礼之严如此。卒哭后用乐，似不可已，且有庚寅已行之例，无容别议。伏惟上裁。

柳明郁偿命与否议_庚申

臣等详阅文案，此狱立落一分，毋论彼此，落者便是死罪。滞狱累年，奸伪百出，皆不可取信。断狱之法，唯以文记为据，则方丑之为柳明郁之奴，明有世传文记，仇知金被掳赎还后，方丑之买得于文大男者，亦有文记，此是可据之大者。

仇知金则虽云“以方丑名假借赎良”，而既不官斜，又不受出补充队立案，法不当以赎良施行，自应为方丑未良之奴，而当初赎价之出于某人，非所可问也。明郁以方丑之上典，擅杀方丑未良之奴，则律文有杀期亲之奴者，不许偿命，其奴之奴，视期亲之奴，轻重何如？而反欲为之偿命，得无坏奴主之纲而启凌犯之渐乎？执此论之，明郁之不当偿命也决矣。

第念无后奴婢死后，其财产法当归于本主。而明郁趁方丑之未死，劫捧非法之记上，已是违端。及其擅杀之后，托称急于复仇，未及告官云。其所擅杀，果为复仇，则自定州捉来，囚禁安州，至于累月之后，始乃杀之投江者，抑又何心哉？细究情状，其间实有威逼胁勒之迹，只加擅杀之律，似为轻歇，减一等定配边地，未为不可，而系是法文之外，不敢轻议。伏惟上裁。

务安县郑介清书院毁撤议

郑介清心迹言论，槪见于仁祖朝先正臣金长生上疏与孝宗朝儒臣宋浚吉所陈之辞。设令介清无与于汝立之逆谋，其不堪拟议于爼豆之事则章章明矣。且其书院始命黜去者，仁、孝两朝之叡旨也；建请复设者，贼鑴辈群小之邪论也。从违之宜，不待多辨。况今凶孽不逞之徒，以此作为逋逃之薮斗哄之场，益长其悖乱之习，尤宜亟行毁撤，以为正士趋淑人心之地。伏惟上裁。〈依。〉

沈彦光追复官爵议

臣晩生寡闻，其于沈彦光出处言行之实，素所昧昧。而尝见先正臣李滉所撰先正臣李彦迪行状，“安老之既黜而复入也，蔡无择倡羽翼东宫之说，以为安老进用之阶，大司宪沈彦光随声和附。彦迪为司谏独持不可，彦光以为彦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罢彦迪归田里”云。

臣心窃以为彦迪名贤也，安老巨奸也，即其所扶抑，而其人盖可知矣。今观彦光后孙所陈诉与该曹覆启之辞，彦光本情，不在于党奸，而出于一时诖误者，似不无所据，后孙之讼冤，情理固然。而第其被罪削职，系是百年以前之事，到今更历累朝之后，推原其心迹，有所伸理。以臣浅见，不敢轻议。伏惟上裁。〈依。〉

大行王妃丧自上服制议

《礼》云：“为妻父母在不杖。”《家礼附注》亦云：“父母在则为妻不杖。”而《仪礼》注说，又有“适子父没，为妻杖期”之文。两说似不无迳庭，而然亦各有其意。盖适子妻死而父母俱存，则父主其丧，故其夫不杖。若父没母存，则母不得主丧，故其子可以杖也。参考礼意，明白可据如此，似无难断之事。且有仁祖朝已行之礼，今此大行王妃之丧，自上制服之节，恐无容他议。浅见如是。伏惟上裁。〈依。〉

大行王妃丧，大王大妃服制议

凡五服之制，一遵礼经，礼经所无则必以国典为据。而今此大行王妃之丧，大王大妃服制，考之国制既无可据，礼文所载，又如是明白，至于一时义起，有难以臆见轻议。而事体重大，令儒臣博考典礼，且询识礼之人而审处之，恐或合宜。伏惟上裁。

大行王妃成服差退一日议

今此礼曹启辞，欲退一日而成服者，盖以百官举哀，在于翌晓，以发丧后六日，为成服之限也。第念礼经云：“生与来日死与往日。”而释之者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数死之明日为三日；敛殡死者之事也，从死日数之为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礼》只言数死之明日，而不言发丧日先后，则大行王妃昇遐在于二十六日之夜，从二十六日数之，第三日小敛，第五日大敛。百官则从昇遐之明日而始数之，第五日成服，则是五日成服者，乃昇遐之第六日也，实与礼经本意相符，恐无可疑。且大敛虽毕，不忍遽成服，必待逾日而后成服者，固是臣子有所不忍之意。至于大敛二日而后始为成服，则亦涉太缓。丧事虽有不陵节之训，而太缓之与陵节，其失则均，未知果无违于礼节也。

至于君臣上下一时成服，事体固宜。而自上闻讣之差迟，出于事势之适然，彼此成服之有先后，恐不至大妨于义理也。臣素昧礼学，况此变礼、疑文，尤无以折衷得当。只据臆见，妄论及此，非敢自以为是。伏惟上裁。

大王大妃殿移御时随驾百官服色议

大王大妃殿既无服制，移御之时，仪仗、舆卫，一如常日，则随驾诸臣以吉服陪从，事体当然。而但《礼记》有云：“虽朝于君，无免绖，唯公门，有税齐衰。”古人于私丧，有不忍夺情者尚如此。今者大行王妃成服才过，臣僚之变服纯吉，恐非情礼之所安。以浅淡服随驾，似或合宜，而此是无于礼之礼，不敢以臆见断定。伏惟上裁。

因玉堂箚子成服退行当否议

丧次群臣退日成服之未安，臣之陋见，既已悉陈。今虽再承下询，无可更议。而欑宫既设之后，冬至朔朝，宜有殷奠，而乃因群下成服迟退之故，而废阁应行之祭奠，尤是未安之甚者。诚如儒臣箚辞，至于成服之前，先行殷奠，亦未知于礼如何也。臣诚胶滞，不敢遽变前见。伏惟上裁。

大王大妃服制再议

臣于礼学，素所昧昧，只以常情揆之。今此大行王妃之丧，大王大妃殿全无服制，岂不知其有歉于情理？而国典、《礼经》之外，不敢以臆见创出，询问之下，敢以此为对矣。且臣愚陋之见，尤有所不敢妄议者。礼文既云“姑在则否”，而今欲致隆于大行王妃，创为《礼经》所无之服制，则是恭奉慈圣之意反轻，非臣子之所敢出，岂非未安之大者乎？

今之议者，或以为“帝王之礼，与士庶不同，‘姑在’之文，不必为拘”，夫帝王士庶之礼，诚有不同者矣，若其母子姑妇之义，无贵贱一也，大伦所关，岂以至尊而独异乎？此实臣之所未晓也。至于同宫之服同爨之缌，非可引喩于至尊之服制，而若以为“大王大妃之于大行王妃，情义之隆重，不但同宫、同爨而已”云尔，则是固然矣。而缘情义起，定为一代之制，自是君上议礼制度之事，非自下所敢擅便。伏惟上裁。

大王大妃殿王大妃殿除服日限议

王大妃殿服制，与殿下服制，同是齐衰期年。而殿下既遵乙亥之例，十三日除衰，三十日而除布带，则王大妃殿仍持衰服以终期年，诚有所未安。变除之节，宜无异同。至于大王大妃服制，系是轻服，则尤不当服之尽月。虽缘该曹未及预先禀定，以致过期，而既知其宜除，则追禀而除之，恐无不可也。然事系变礼，且无前据，臆对之言，未必合理。伏惟上裁。〈依。〉

自上除衰后臣僚进见服色议

自上制服之节，既以十三日而除衰，又以三十日为服尽之限，此不但无于古之礼，亦非《五礼仪》所载，出于一时创定。臣僚服色之节节妨碍，盖由于此也。十三日之制虽除，殿下方御白袍、布带，则百官以乌帽、乌带，出入阙内，恐涉未安。至于进见之服，似宜有变节，而乌帽、乌带，亦恐有违于从上服之义。无宁仿古礼“朝于君不免绖”之文，仍著衰服之为宜也耶？臆见如此，未敢擅断。伏惟上裁。

故持平金元亮伸冤议_辛酉

臣自少已闻金元亮之死，先辈名流多称其冤，至有以百口保之者。因以得其事实，则执其迹而论之，宜若不免于死也。先辈名流之称其冤不已者，岂不以深知元亮之心故耶？自元亮之死已数十年，而疑其迹者多，知其心者少，则泯泯不见白于世者无怪也。

其间元亮家人，亦尝讼冤者屡矣，而有司之臣，虽心知其冤，以其事系逆狱，有不敢专，辄每归于寝格矣。最后我先王俯察冤状，断自宸衷而伸理之，凡在瞻聆，孰不钦仰天地之仁日月之明哉？贼积乃敢祖述贼点之馀论，矫诬天听，使已下恩命，反汗于数年之后，虽如故判书张善澂以其所受于先臣之言，据实力陈，而竟不得行焉。奸谗荧惑之效，有如此者，此实舆情之所痛惋至今者也。

元亮行已本末，被祸曲折，已悉于李选疏中，无容复赘。而试以贼积所借口者言之，其所归重，虽在于仁祖朝不得伸冤，而此亦有其由矣。元亮与诸勋臣多不相能，而其见忤于贼点为尤甚。其死也贼点实主之，至以元亮抵延平府院君李贵书，常置之囊中曰“此书尚存，谁敢为元亮伸白”云。贼点以元勋、贵臣，气焰权势，足以御下蔽上，而威喝沮抑如此，则终贼点之世，不敢陈诉者，固其势然也。

至于故相臣李厚源与故相臣元斗杓书中所谓“元亮果与逆谋，则上变之后，自当忧怖罔措，何敢公然伸救”云者，不唯得元亮之情实，亦常情之所必然也。虽以贼积当其陈达于榻前，亦以为“此言则然矣”，其诐遁之情，渠亦有不能自掩者矣。今积罪恶贯盈，自底天诛，此等反复奸慝之状，特其细者耳，诚不足多辨。而积之于元亮之事，初非亲见而知之，只是传袭金时让之私记。而时让亦非素知元亮之心，不过执其迹而疑之者流耳，其言何足为公案乎？

夫叛逆极罪也，为人臣而护逆，则厥罪惟均。平居侪友之间，阿好匿非，或有所不免，而至于知其犯逆而敢为营护之计者，凡人之所不为。况前后救元亮者，非儒林硕德为一世师表，则皆是勋戚大臣与国家同休戚者也。彼其忠君体之诚，岂下于一时让而甘心为护逆之人哉？此事理之所必无也，元亮之冤与不冤，据此而可决矣。

臣愚以为更申先朝之初命，以慰泉壤之幽魂，且使中外晓然知乱贼之徒，诬上陷人，前后一辙，而鉴不可以终蔽，公论不可以终阏，则不特为雪冤伸枉之盛典，恐亦不违于圣上继述之道也。伏惟上裁。〈依。〉

因咸镜监司状启，以母杀子者，论以一罪议

以母杀子，人伦之大变。习俗之悖恶，至于如此，诚极寒心，宜圣明之深恶切痛，必欲断之以一罪也。然念母子慈爱之天，禽兽犹然，贵贱无间，则北路之民，虽极顽蠢，至于手戕其赤子，岂其本性之独异于人哉？盖其生理之艰，赋役之重，比他道特甚，甚至父子不相保，从前此等之变，比比有之。苟求其所以然，则诚有可哀而不可恶者矣。

昔宋岳、鄂之间，田野小民，例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浸诸水盆而杀之。苏轼尝寄书鄂州守论此事，有云：“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且立赏召人告官，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其赏钱，依律行遣数人，则此风便革。但得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轼之此言，可谓切至之论，而其所以矫革弊习者，不出于法律之外，则其意槪可见矣。

今日处此之道，宜先求其杜弊之本，不但在于断罪之严。且父母之故杀子女者，论以一罪，曾虽有受教，未杀者与已杀者，恐不可以设心之同而用法无别，施以次律，似合酌处之道。伏惟上裁。〈依。〉

宋朝三贤我朝两贤从祀文庙时应行节目议

文庙腏食，系是斯文之盛举，国家之缛礼，凡干仪节，务宜熟讲审处，以新四方之观瞻，以成一代之典章。而古今礼制，未有明文之可据，如臣末学浅识，何敢以臆见折衷乎？

第庚戌五贤从祀时已行之例，考出于《政院日记》者，虽未免疏漏，其时礼官及献议诸大臣，多是名臣硕辅，其论议见识，必不为无稽。如圣殿及东西庑各位，幷行告祭，新入从祀之位，造作位版，分配两庑，设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别为教文，遣礼官致祭于家庙等事，今宜仿而行之。

而至于宋朝三贤，事体自别，家庙之祭，固无可论，亦不当有教文，而别为祭文以告，似不可已。位版造成，当在于明伦堂，而题版权安之后，亦不可无告由之节。但设祭具文，以告将陞之意，若在于此时，则恐不必别为告由矣。此等重礼，不容草草议定，惟在博询商度，俾无未尽之悔。伏惟上裁。

以申光斗诉冤其父被杀正犯区别议

子报父仇之义，杀父者为仇，男女何择焉？申光斗等前后诉冤，每称其父之被打，爱男、爱先为正犯，而玉礼初无下手之事，则其所仇之不在于玉礼而在于爱男兄弟之状，盖可知矣。玉礼之挺身自当，爱先之抵死自明，似不无隐情之可疑。

如该曹所奏谳者，虽曰：“一人之死，三人偿命为过重。”而凡杀人之律，造意加功者俱死，则用法之道，只当究其狱情之虚实，不当问其偿命者之多少也。况玉礼果非正犯，则严讯爱先，自可以得其情实，爱先之加刑取招，恐不可已。伏惟上裁。〈依。〉

永昭殿、翼陵祥后上食时哭临议

今此魂殿、新陵，祥后仍行上食之节，既异古礼，又非国制。只是遵依近例，则诚所谓无于礼之礼，当哭与否，未有可据。而但内丧禫后祭用乐之文，载在《五礼仪》，则三年上食之仍设，虽出于权宜，至于一边用乐、一边哭临，吉凶相杂，未知其于礼意果如何也。此实大段疑文，非臣肤浅之见所敢臆断，惟在圣明博询识礼之人而审处之。伏惟上裁。

圣庙东西夹门移改议

东西庑床卓略改其制，以为推移奉安之地，似合便宜，而外议既以此为苟简，则添造之举，诚出于不得已也。今观该曹启辞，两庑馀地大为不足，若非稍狭其门制，必须移其夹门于南墙，然后可得以排置。两款变通，固有所难处者矣。

然念门路狭窄之难便，他固不论，新造之庑迫近门墙，此尤有未安之甚者。至于《大明会典太庙图》，夹门南向之制，亦可据以为例，而且臣顷年奉使入燕到山海关，过乡校展谒圣庙，则内外门皆有左右夹门，而并用南向之制。彼中文物，虽异于昔时，此等庙宇，皆是中朝所创建，则京外学校，虽有大小之别，若其制度，必仿太学而为之也。

我朝东西夹门之制，虽未知有何所据，而今依中朝之例，变为南向，揆以义理，恐无所不可也。然臣孤陋之见，无他考据，莫重庙制变通之事，不敢率尔断定。惟在圣明广询博识之人，且命儒臣更考文庙规制之可据者，熟讲而处之。伏惟上裁。

永昭殿祥后朝夕上食单献议

永昭殿祥后朔望祭，既行一献，则朝夕上食之时，连奠三盏，诚有轻重失序之嫌。此盖仍用初丧以来遵行之礼而然。念祥后上食，虽出于权宜之道，举哀一款，亦既停废，则奠酌之节，似宜有减杀。而事系变礼，不敢臆断。伏惟上裁。〈依。〉

以掌令郑勔上疏薜瑄陞配文庙议

皇明诸儒，惟薛瑄独尊程、朱，我朝先辈亦多有称许者。而然其造道之浅深，立朝之本末，亦有不可得以详者矣。且我国文庙祀典，多与中朝不侔。今若一倂厘正则已，不然而续续陞配，恐非所以重庙享之道也。况朱子以后如黄干之嫡统，真德秀之名儒，而犹未与于腏食之列，则今独以瑄陞配，事体尤涉未妥。以臣浅见，似难轻议。伏惟上裁。〈依。〉

永昭殿五享祭、禫后用乐议

《五礼》，内丧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之制，一遵古礼。十五月之后，则三年之制既毕，祭享用乐，自是当然之礼，固无可疑。至于今日上食之仍行，出于遵用近例，一时权宜之道，而山陵哭礼，又仿先贤三年后上冢亦哭之文，则似不可以此便谓三年之制未毕，而遂废禫后应行之礼也。然礼官所陈，亦出于从厚之意，而此是常制之外，以臣蒙学浅识，何敢斟酌经权，损益古今，以定此变礼乎？惟在圣明博询熟讲而处之。伏惟上裁。

节制直赴会试者许赴增广议_壬戌

增广与式年科规虽同，式年会试则专主讲经，增广会试则专主制述，其取人之道，不翅悬殊。以节制直赴会试之人，讲经非其所业，则愿赴增广而不愿赴式年者，固其情也。然其当初定制本意，则以制述取初试，以讲经取会试者，欲令士子兼通经学、词章故也。朝家举措，只当观其规制之当否，不当问士子情愿之如何而曲循之也。

直赴殿试之类，许赴别试，亦非古规，而此则只序其等第，固无大害矣。至于直赴会试者，则非式年而许赴，事理尤涉非宜。虽曰“前例有据”，其间曲折各异，不可比而同之。且节制入格之中，或有直赴会试者，或有给一分、二分者。直赴会试者则许赴增广，给分者则使赴式年，则同是节制而分属两科，亦是不便之大者也。

大抵科举事，重最宜审慎，如非万不得已，则不可容易变通。此非不得已之事，而遽创无前之规，则必致人言，亦关后弊。臣之愚见，恐难轻议。伏惟上裁。〈依。〉

以尚经周击铮其父仁詹罪犯伸理议

尚仁詹罪犯，当初崔宽状启中所条列者，名目甚多，而及至仁詹置对，御史行查之后，或有所查如所对者，或有实状难明者，或有所犯不重者。该府议谳之际，一皆刊落，只举其情犯重大，系干赃污者，抄出罪目，启请刑讯矣。

然就其中而论之，国恤时张乐设宴之状，既著于前后之查，则此是为人臣子所不忍为者。自歌自舞与否，非所可问，而此在仁詹不是异事，厥罪虽重，亦不至于死矣。至于犯赃之物，非止一二，而姑不论其他，只以其擅用官谷、勒买私马者，为其一罪。到今渠虽以用木换谷两便公私为言，而木匹之归于公用，既无证左可据，马价之出于官谷，明有马主之所招，设令他人之备送，价本马匹之各有去处，果是实状。而仁詹之私占其价，偸取官谷，自有昭不可掩者矣。况渠实有公用木匹之事，而横被诬谤，则在渠至冤，莫甚于此，其所自明之端，亦莫大于此，渠之初招，何以泛然分疏，全没此曲折，而最后始发于厥子击铮之招乎？此亦可见其从而巧饰之状矣。其蔑法奸滥之罪，节节明白，恐不可以马匹之推征与否而有所轻重也。

大抵此事，初因牧使启闻，至遣御史按问，该府覆议，狱情既得。而遽因其子讼冤，改从轻典，则其于国体王法，未知果如何也。且今此再查，只是越海粮、解由债、堂参价三件事，则三者虽得伸理，其他罪犯，固自若也。因此而遂谓之解脱，臣所未晓也。我国赃法不严，前此贪官、污吏现发者何限，而曾无一人伏法。今若曰“仁詹不当独死”，而姑且因循旧套则已，不然而必欲申严赃法，一洗弊习，则仁詹之罪，未见其可恕也。臣承此下询，亦既累月，而前后文案，极其繁多，疾病劳攘之中，艰于考阅，今始仰对，不胜惶悚。伏惟上裁。

文庙从享陞黜再议

如臣后生末学，固不当妄论斯文大事，而始既不审重速人言，则到今尤不敢再误以重其罪。而承此更询之命，终不得不仰对，其为惭惧则深矣。领府事宋时烈硕德宏学，于国家为蓍龟，于士林为山斗，其言足以为世法程。而今此疏陈之辞，理明义正，皆有经据，一出于尊道统淑人心之意，则岂臣管见所敢容议哉？试就其条陈数款而论之。

宋朝五贤之宜陞殿内，久已有此议，真可以百世以俟而不惑矣。当此修明阙典之日，举而行之，无可疑者。而但圣庙间架不先恢拓，则无以推移奉安，以今时事力，又难轻举钜役，恐不可遽议也。勉斋黄氏以朱门嫡传，至今不得与从祀之列，玆诚历代欠阙之大者。今若与杨、罗、李三贤一时同享，则洛、闽道统之传，上下有托，夫谁曰不可哉？许衡固是宋、元间名儒，其学术行谊，当时既皆信服，后世亦多推重，而今玆请出，意有所存，则虽不必索言以烦耳目，而今日此论，实是所不可无者也。惟在圣明量时度义而处之也。

至于文元公金长生，以先正臣李珥之门人，授受渊源之正，实犹勉斋之于朱子也。其德性之敦厚，学问之纯深，固已为一世所宗仰。而若其专意礼学，有功世教，则又是我东诸儒所莫能先者也。宋时烈以其门弟，平日所亲灸而见知者，有非他人之比，则谁敢有间于其言哉？其视两汉群儒以存经之功训诰之学，而并列于圣庑者，其功其学，不翅过之，则腏食之享，诚无所愧矣。

然念从祀重典也。惟其重也，故谋之必广，处之必审，然后事体尤重矣。我朝五贤臣从祀之请，首尾近百年而后始见许；两贤臣从祀之议，亦近五十年而后始得请，岂不以重其事而然耶？今玆当祀之实虽如许，亦宜博采公论，参商古义而行之。疏中所谓“亦须有次第”云者，其意可见。臣之愚意，两贤臣从祀，亟举成命，而此则姑俟后日，恐合重祀典之道。僭率之言，未必中理。伏惟上裁。

孝宗大王尊为世室，告庙颁教议_癸亥

自古有功德之帝王，定为不迁之庙，不必在于亲尽当祧之日。领府事宋时烈疏中所引汉景帝时追尊高帝、文帝，为太祖、太宗者外，如武帝之尊为世室，在于汉宣帝之时，宋神宗之定为世室，在于徽宗之时，此皆可考而知也。既定为不迁之庙，则必有所事，不可以空言定制。试以汉朝所已行者言之，则制庙乐，宣布天下，令郡国立庙，皆其事也。

今我孝宗大王尊为不祧之位，既有成命，而追隆之典，无他可议。告庙颁教之礼，若又阙而不行，则其何以称扬臣民崇奉之诚哉？臣之愚见，恐不必迟待他日。而莫重殷礼，有非蒙学浅识所敢断定。伏惟上裁。〈依。〉

宗庙位版与祝文相违处厘正议

列圣徽号位版所题，多有差误之处，从实厘正，事体固宜。从前亦已有此议，而只以年久岁远之后，刮磨改题为重难，未免因循至今。曾于乙卯年间，以王后位版不书徽号改题当否，询议于诸大臣，臣敢以改题重难之意仰对，如右所陈矣。今见元老大臣上箚，辞意严正，臣何敢复容异议？

且就其别单所录，更加审考，则神懿王后、元敬王后两位并书以王太后。其为未安，又不止于不书徽号而已，不可不亟行厘正。而此既厘正，则不书徽号之位版，一体改题，在所不已也。至于王妃姓氏，祝文则书之，位版则不书，自是《五礼仪》所载之式，今无可论。

其馀列圣徽号，或有字划字音，与《实录》所考出有异同者，或有曾上徽号而不书于位版者。《实录》所载，亦难保其十分无误，而曾上徽号之不书，似或由于避其叠字而然矣。虽其不然，此等未尽之处，则今姑仍旧，恐不至大段未安。而宗庙之事，至重且大，以臣陋浅之见，有不敢臆决。伏惟上裁。〈依。〉

弑主罪人贞硕追施当律议

贞硕弑主之状，虽昭著无疑，未及正法而致毙，则到今追施弑主之律，论以常法，固难轻议。而第念贞硕之为赵家之奴，明有文籍之可据，金光宅之于贞硕，奴主之分已定，则不待渠之招承，而自可断其弑主之罪矣。渠既自服其扑杀光宅，而独于奴主一款，抵死掩讳，其意不过欲免弑主应施之律耳。其前后情节，尤极凶狡，虽不得追加典刑，至于籍其家财奴其妻子，恐无不可也。

且贞硕以阴竹首吏，盘据一邑，族党强盛，当其作变之日，自乡所以下至官属邻人辈，目见其白昼戕杀人士于官门咫尺之地，而莫有惊动而救解之者，又从而助恶焉。其邑俗之悖乱，莫此为甚，不可无别样惩励之道，特为限年革邑，恐合事宜。伏惟上裁。〈依。〉

文臣参下积滞变通议

臣方请急乞免，固不敢与议朝政。兼且疾病沈苦，精神昏瞀，凡干人事，无以辨别酬应。而僚相既举臣言，陈白于榻前，有此下询之命，臣不敢以病伏为辞而终无一言仰复也。

文臣参下之积滞，未有甚于今日，别样变通，以为疏滞之地，诚不容已。而曾在先朝，亦以此弊有变通之议，令备局诸臣各荐参下中可合擢用之人，将为陞出六品。旋以台谏论其不可，遂寝其事。此是非常之举，取舍之际，亦未必得当，则到今恐不可更议也。

在昔参下积滞，成均馆最甚，故五驿察访，定为成均参下之窠，以为升迁之阶矣。厥后承文参下之积滞，反有甚于成均，故启禀变通，以五驿中二处及其他三驿察访，移作承文参下之窠。而今则成均参下，仍旧差送于三驿，而承文之窠五驿，则栗峯一处之外，皆以荫官差送。此虽由于中间不甚积滞之故，而未免有违于当初定式之本意。

今欲袪其滞郁之弊，则宜令该曹禀旨定夺，承文、成均差送马官之窠，勿拘曾前所定之数量，宜加定限，参下积滞间，依此遵行，则不出数年，可无壅阏之患矣。

且四学训导，以成均参下分差，满三十朔，升出六品，自是规例。而学官本来清寒，人皆厌惮图递，仕满升迁者，绝无而仅有，亦宜严立科条，以杜弊习，以广其升迁之路也。至于校书馆，则参下员数多少无常，而从前升迁，比他最速。本馆及香室两处入直，或有不能备员之时，似不必别为变通。伏惟上裁。〈依。〉

因徐文重上疏，父杀子兄杀弟，并论以一罪当否，及徙民罪律改定议

律文中“父杀子之罪，止于杖徒，制法本意”，固有所在。而父子之爱，豺虎亦有，则以父杀子，为恶莫甚。先朝受教，定为一罪者，盖出于欲惩其父之恶，非为偿其子之命也。今此徐文重陈疏之论，该曹覆启之辞，其所援据，诚有意见。如其事系故意，情节可恶者，或因特命别样处断。如皇朝太祖、孝宗时事，则不害为一时惩恶之典，而至于律文之改定，果涉未安，似当仍旧遵行矣。

近来漏籍犯屠者，皆断以全家之律，一番逃躱，辄用徙民逃亡之法，死囚之繁多，实由于此。而为此之虑，又轻其罪，则无以严禁令而戢奸民，恐难轻改其制也。但全家定配之类，古无放还之例，而今则并入于赦宥，与徒流无别。独于逃亡论死之律，轻重悬殊，实有乖于当初设法之意。自今一依旧法，徙边之类，勿复举论于审理疏释之际，似合事宜。伏惟上裁。

各陵享祀用素变通当否议_甲子

伏见李万亨之疏，引经据礼，其所论列，诚可谓正当矣。第念陵寝祭羞之用素，虽未知当初意义之何居，而列圣相承，数百年于玆，其于奉先追远之道，靡所不用其极。其间名贤硕辅之识礼明理者，亦不止一二人，凡系仪文度数之末，莫不厘改其谬误，以归于正，而唯此一事，遵行至今，莫之或改者，岂亦有所以然者耶？

至于先正臣文成公李珥前后章奏，屡陈我朝祀典之非礼，如各陵则请废朔望祭而只祭以四名日，文昭ㆍ延恩殿则请改三时祭为日祭，而废二时之祀。其言不翅反复切至，而独于陵祭用素之失，一无所言及，则况以臣末学浅见，何敢容议于此乎？

且国家享祀，只当论其礼制之得失，不当较其财力之丰约。而然李珥之言曰：“国家经用，祭需居半，今年若歉，则后年难继。”又曰：“古者年凶，则量数祀典。况今举国无储，非止年凶而已，岂无通变之道乎？”此则犹以物力之难继为虑矣。

臣之愚意，数百年遵行之礼，固难一朝轻变，而即今比岁大侵，民穷财竭，殆至于国不为国，又非止于李珥之时，则设令此事宜有变通，此时则尤涉重难。惟在圣明博询深思而处之。伏惟上裁。〈依。〉

李斗镇罪犯论断议

今此李斗镇所犯，以各人招辞及该府议启观之，过失杀与威逼致死，俱非当律。至于误杀之文，若专指谋杀、故杀人，而误杀傍人者而言，则误杀之律，亦不甚衬著矣。

但斗镇捉致贵得之后，既知其非诟辱之末善，则结缚拘留，迫胁上船，已是颠妄之举。而终使无罪之人坠水致死，虽其本情，不在于故杀，而贵得之死，实由于斗镇，则此与初不下手，威逼自死者不同，似不得不归之于误杀。

若以误杀之律亦不相衬，而终无偿命之举，则恐无以慰死者之冤。臣未知别有何律可以适其轻重也，杀人者死，三尺至严。当死而生与当生而死，均之为失刑，不可不参商情法博考律文而处之。以臣愚浅之见，不敢擅断。伏惟上裁。

因礼山圣庙烧烬退科当否议

礼山县圣庙烧烬，固是莫大之变，该曹所引丙申退科之例，亦有可据者。而第念国家大比设科，事体亦重。因一郡邑乡校之有灾，至退八路通行之科，揆以道理，未见其当然。况礼山圣庙重建，今犹未易，则试期迁退，尤涉重难。而位版改造，必在于其前，使之趁速权安，然后仍为设科，恐合事宜。伏惟上裁。〈依。〉

山陵展谒时并行亲祭当否及拜陵礼节目服色议

山陵展谒时旧陵行祭一款，虽有《五礼仪》灵座并设之文，孝宗朝庚寅已行之例，今日之事，有异于此。以大王神御，移奉于新阁，则实有援尊之嫌；以王后灵座，合设于旧阁，则又乖特祀之义，以彼以此，俱涉难便。

旧陵摄行，虽有所缺然于孝思者，而今此展谒，既主于尽哀新陵，则如是行之，不但事势之不得已，其于情礼，亦未必有歉也。以此为未安，而必欲并行亲祭于新旧陵，则只得分先后行之。此亦异于常礼，未知其果如何也。

至于拜陵礼各行并行之难便，庚寅前例之不可遵用，诚如该曹启辞。而第念宗庙主于敬，陵寝主于哀。是故传曰：“作乐于庙，哭泣于墓。”其各有所主之义可见矣。上陵本非古礼，始昉于汉时。蔡邕以明帝亲谒园陵，至孝恻怛，谓“有古礼遗意”，而先儒讥其不明于学。然而历代因袭，遂成通行之制。其上陵之仪，率皆易服哭踊，则主哀之意，盖有由来矣。我国家之礼，庙享则以黻冕将事，拜陵则上下皆用浅淡服，亦以此也。

今以圣上出天之孝，圣母礼陟之后，始谒新旧陵寝，其追慕永感之痛，宜有万倍于平日者。服色节目，虽或小变于常时，拜陵之仪，恐不至大害于义理也。臣之愚意，自上以素冠、白袍，兼行拜哭于两陵，群下亦从上服而行礼，则庶不失为缘情之礼从宜之道也。臣本懵于礼学，此等疑文变节，尤不敢容喙，而只据常情臆见，率尔仰对如此，僭妄之罪，自知难逭。惟在圣明博采群议，且询在外识礼之元老儒臣，商度情文而处之。伏惟上裁。

国恤三年内士子服色议

国恤三年内，士子服色，以臣所亲经己丑国恤时已行之事言之，则出入学校、场屋，皆用白巾、白带。近来服色有异于前，窃不能无疑于心，敢有所陈达于榻前矣。今见该曹启辞，己亥所定黑巾、黑带之制，盖出于遵据朱子皂巾、青带之说，则固不敢更容别议。而第以《五礼仪》观之，“百官则卒哭后，白衣、白笠、乌纱帽、黑角带，生进、生徒则卒哭后，白衣、白笠、黑带，入学校，黑头巾”云，其所定制，无甚差等。

而到今百官则乌帽、黑带，皆改以白色，生进、生徒，黑带之制，不复遵用。考诸己亥誊录，亦以白带改定。以此终丧，与朝士无异，而独于学校，仍用黑巾，未知其果无乖于祖宗朝一体定制之意。且未知朱子所论皂巾、青带以终丧者，义意曲折，亦如此否也。况场屋异于学校，则变白笠而著黑巾，尤恐其未安也。然臣蒙陋之见，不敢自信。唯在圣明博询而审处之。伏惟上裁。〈依。〉

式年讲规变通当否议

近来式年文科之无取人之实，诚如大臣所陈，而其所论变通之道，亦可谓得宜矣。第念明经科之设，意非偶然，粤自祖宗朝创定规制，行之数百年，而祖宗朝则名公显士多由此进。到今流弊如此者，非法之不善也，其必有致弊之由矣。

臣则以为今之致此弊有二端：一则讲规之渐变古昔也，一则京儒之不务经学也。夫人之精力有限，其能遍诵四书三经而兼通文义者固难矣。然而文义亦有浅深难易之别，如经书中微辞奥旨，虽以终身探赜之士，亦有不能尽究者，而至于句义字训之寻常浅近者，则岂待疲精费力而后能通晓哉？

臣尝于儒生殿讲之日，忝为命官，以一二训诂名义之易知者临文发问，而亦有蒙然不能对者。如此之类，自其始学，未尝致意于此，岂皆精力不足而然哉？不唯为士者学习如此，每当讲试之日，考官之所取舍，亦徒视诵读之能否，训诂则虽一字一音之差，辄皆苛摘，文义则虽至浅易解者，预虑其不通，初不发问。

人才高下，虽曰古今有殊，古人之精神气力，岂必尽愈于今人哉？祖宗朝设科取士，亦岂强之以人所不能之事哉？古之所谓明经必不如今之有名无实，窃恐中叶以降，讲规渐乖，致有今日之弊也。

臣尝闻祖宗朝敦尚经术，式年讲经之外，如庭试、谒圣之科，既试制述，又试经书，或不时招集居泮之儒，试讲激劝，间或特命赐第。以是士子之业科举者，虽非式年应讲之类，无不以经书为根基，常常讽诵，有若日用之茶饭，或有不利于制述者，移就讲科，不甚费功力，而亦能优为，以其有素习也。

久远之事，固无论已，至于仁祖朝以后，京儒之有才望者，以明经取第，出入卿宰、台侍者，代不乏人，而自顷十数年以来，几乎绝无。盖以朝家连有词科并与别试，而久废讲经之规，士子辈唯以剽猎文字，为出身之捷径，而不复用力于经传上工夫。习尚之偸薄，未必不由于朝家导率之乖宜，其弊岂但以明经科之失也？

近年以来，别设之科，前后相续，自庚申至今五年之间，以制述取人，至于一百四十人之多。比之两式年科额，其数过倍，设令式年所取，皆是乡曲卤莽之流，而制述之科，果皆得人，则人才之盛，何患不足于用乎？然而乏人之叹，愈往益甚者，恐不但专由于明经之流弊也。

以此推之，则今虽变改旧式，定为四书一经之讲，而亦难保其果有得人之效，终不过京儒之应讲参榜者，比旧稍多而已。如其未有实效，则数百年遵行之制，恐不宜轻改也。至如遐方寒士之失望，较诸为国得人之道，轻重诚为悬殊矣。然而毕竟得人之效，果无大异于前日，而只广京儒得第之路，以取八方多士之怨，则此亦不可不虑也。

臣之愚意，讲经之士，虽不可遽责以贯穿奥旨，必取其略通大义。必于应请大文，能通其义，然后始许遍诵他大文，出栍高下，亦必以此为主，无如前日之徒以口诵无滞为贵。至于覆试制述，虽不能必得超等之文，而其有体制稍备，文字稍善者则选取之，毋以讲划生划之多少，预先计较于与夺之间，则或可以渐变讲规而少救弊习也。别试之必令讲经，既已定夺，诚合事宜，而至于别为奖劝作兴，使一世之士争尚经学，以复祖宗之旧，则唯在圣明留意而力行之。伏惟上裁。

练后山陵ㆍ魂殿内侍以下服色及百官进见服色议

练祭后，大殿、中宫殿内侍以下掖庭诸属，既从上服，仍著白衣、白帽ㆍ布ㆍ裹ㆍ带，则山陵、魂殿内侍以下，非如大王大妃殿内侍以下压尊从吉之比。甲寅年，以浅淡服、乌纱帽、黑角带议定节目者，诚所未晓。今不必苟循谬例，依大殿内侍以下服色，一体磨炼似当。

至于百官进见服色，则殿下未及去丧之前，群下固不敢以吉服进见，而臣僚既已除衰之后，又不当仍著白衣冠。该曹之以浅淡服酌定，揆之情礼，果似合宜。以臣臆见，此外恐无他道理也。伏惟上裁。〈依。〉

练后内官以下服色议

今此下询练祭后内官以下服色内外异同之节，考之古今礼制，他无可据以为对者。第以《五礼仪》所载观之，内丧则自初丧至卒哭，与百官服同，而惟十三月练后，百官则服吉服，内侍以下则仍著白衣、乌纱帽、黑角带，至于二十五月祥后，玉色衣，二十七月禫后吉服。其变除之节，一从上服，则乌帽、黑带之制，今虽变为白帽、布带，而练后祥前服色，已有与百官不同者矣。

百官则服制虽尽，殿下未阕服之前，不敢以吉服进见，进见与出外服色之各异，势固然矣。至如内侍以下并从上服以终三年，既是祖宗朝定制，则其服色必不以内外而有异，练后白衣、白帽之制，只行于禁中，而才出阙门，便与百官一体吉服，恐有违于从服之义也。虽以古礼言之，近臣及仆骖乘从服之制，自与群臣有别。《五礼仪》所定，盖仿于此，似不当到今轻议也。然臣蒙陋之见，有不敢臆断。伏惟上裁。〈依。〉

郑济先罪状论断议_乙丑

郑济先之刑推移囚，仍以致毙者，至于六人，而其中三人则济先之招，既曰“外家叛奴”，本道查启，亦以为“冒良叛主，似是实状”云，则固无可论。至于尹信炜、应发等二人，俱是朴家之婢夫，则近来擅杀婢夫者，皆不免杀人之律。而但二人致死之状，以查启观之，虽皆明白，而凡杀狱推核，例以尸帐实因为主，此既无检状，则恐难以据法成狱也。

独其刘大玄称名人既是良人，且有检尸文案，则枉杀之罪，更无可诿之端矣。该府议启之辞以为“奉命之臣，与凡人斗欧杀人有别，曾未有偿命之时”云。济先自是奉命兼台之臣，而大玄以乡曲一小民，乃敢名呼其外祖，对面诟辱，则乘愤施刑，凡人之所不免。

而第念朝臣之奉命出使者，各邑吏隶，便同管下，职事所关，许以用刑，则以公事而刑官人，以至于死者，其罪与官吏之滥刑者，宜无异矣。至于事非公事，人非官人，而一例从轻，无所区别，臣未知古昔制法之意，诚如此否也。臣素不读律，且昧古事，论断重狱，难容臆见。若奉命之臣，因私杀人而免其偿命者，果有法例之可据，则参考酌处，亦或一道。而此外则非臣之所敢知，亦非所敢轻议者也。伏惟上裁。

中祀用乐当否议

今此下询中祀用乐当否，稽之古礼、今制，俱无明白可据，以臣蒙陋之见，有不敢断定。而第念今此国恤，虽不可比同于王妃丧卒哭后大小祭享皆用乐之例，而既过小祥之后，举国臣民，皆已释服从吉，朝家凡干仪节，亦无异常时，则独废用乐于中祀，一如大王丧三年之内，恐涉未安。参酌轻重用乐似宜，而臆见未必得当。伏惟上裁。〈依。〉

永昭殿祭礼厘正议

凡祭享之礼，血腥爓熟，随其祀典之大小，各有轻重之差。永昭殿三年之后，五享大祭及俗节朔望之荐，一遵宗庙之例，则仍用魂殿膳羞，实无经据。至于杂用宗庙与魂殿之礼，尤涉未安。依该曹启辞，厘改归正，恐为合宜。无容别议。伏惟上裁。〈依。〉

永昭殿祭乐变通议

臣疾病危苦，精神耗丧，日用人事，亦多茫昧，况此莫重庙乐变通之事，尤何能辨别当否乎？玆不敢随众献议，致勤更询之命，不胜悸恐。凡内丧之奉安别殿，祭膳祭乐，皆用生时俗礼，明有皇明奉先殿、我朝昭敬殿之旧规，则今此永昭殿祭享之用常膳俗乐，恐不为无稽。而今既改用牲牢，一如太庙之制，则用乐一节，诚不宜独异也。

第念国家大小祀典，若考之古礼而无据者，则遵用时王之制，固是从宜之道，而亦不违于从先祖之训矣。当初用牲议定之时，未及博考旧例，致有此许多难处之端。而到今既知皇明与我朝已行之制有如此，且未祔庙而用牲牢，如无古礼之明白可仿者，则既举旋废，虽曰未安，及其未远，改以从旧，恐无不可。然臣昏瞀之见，未必中理，唯在圣明博询而审处之。伏惟上裁。〈依。〉

松虫祈禳祭设行议

虫灾祈禳，虽于古礼无可征者，而考之前史，则南宋嘉定间，江浙大蝗，有事于圜丘、方泽，且祭酺又颁酺，式于郡国。以此观之，则蝗灾祈禳，不止于酺祭一节，酺祭之行，亦不独在于州县也。若酺之义，则古谓之灾害之神，禳而郤之曰酺，且历代所记，食草木食松柏叶者，通谓之蝗，不但指谓食谷之虫也。如此则松虫之灾，设行酺祭，恐无不可。而此非如京城常行之祭，处所仪式，未有可据。

且五代乾祐间，有蝝蝗之灾，差官分祭于诸岳。其时之事，虽未必中礼，而亦可为考据之一端。该曹启辞，欲行祈祀于国镇诸山者，不为无稽，而今此松虫之炽发，始于海甸、松都之间，松岳山且是故都镇山，则似宜一体行祭。今姑依此行之，以观前头形势，更议处之，恐合事宜。伏惟上裁。

祥后百官进见服色议

自上服练之后，百官虽已除服，不敢以吉服进见，以浅淡服磨炼，盖出于此也。至于祥后，自上虽释衰除服，而犹未从纯吉之制，则群下既无从上变制之节，进见服色，限禫前仍用浅淡服，揆之情礼，恐无不可。然此是无于礼之礼，非臣蒙陋所敢臆决。惟在圣明博询而处之。伏惟上裁。〈依。〉

练祭无哭议

孝子之于亲丧，情虽无穷，而礼则有节。初丧则代哭不绝声，既殡则止代哭而有朝夕哭、哀至哭，卒哭则哀至不哭而只朝夕哭。小祥则止朝夕哭，惟朔望及上食，有哭泣之节。既祥而祔，则几筵撤而丧事毕，无复有哭泣之可论，圣贤制礼之意，自有等杀者，盖可见矣。

国家之礼，未及祔庙之前，仍奉神位于别殿，虽与私家之祥后祔庙者不同，而凡干享祀之仪，渐从吉事，则独于哭泣之节，无所变除，未知其果合于礼意否也。但己丑、己亥国恤之时，祥后禫前朔望奠之哭，议大臣行之，则其时议定，必有所考据。而亲祭笏记则又无哭临之节云，其间抑或有更议改定之举否乎？该曹虽无誊录，令政院考出己丑、己亥及孝敬殿已行之礼于日记中，更禀处之似当。伏惟上裁。

禫祭后祝辞称号议_丙寅

考之《仪礼》、《家礼》，皆于祔祭称孝子，此即卒哭后所行之祔祭也。卒哭行祔祭大祥而迁新主入庙，自是古今通行之礼。而《国朝五礼仪》，无卒哭后祔祭之节，祔庙之礼，行于禫祭之后。祔祭节次，虽与古礼不同，未及祔庙之前，祝辞之变哀书孝，有违于《仪礼》、《家礼》之文，诸议之有所云云，必以此也。

第有所不然者，《杂记》曰：“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注曰：“祭吉祭也，卒哭以后为吉祭，故祝辞称孝子、孝孙，自虞以前为凶祭，故称哀。”《仪节》则“自虞至禫，于先祖称孝，于亡者称哀”云。以《杂记》为据，则祝辞之称孝，始于卒哭，而不待于祔祭矣。我朝先正之论亦云“当以《礼经》为正”。

永慕殿卒哭以后祝文头辞，因用哀字，固非古礼，而虽以《仪节》论之，既云“至禫称哀”，则禫祭之后，改称孝子之意，盖可见矣。况辛丑式例，必有所考据，今宜遵仿而行之。无容别议。伏惟上裁。〈依。〉

后宫选入当否议

今日臣民之日夜颙望者，唯在于储嗣之早诞，而不幸迟延至今，国家切急之忧，孰大于是？今此圣教，揆以古礼，参以祖宗之制，俱有可据，固无容异议矣。然臣尝观历代帝王多选后宫，终未必广储嗣，而或未免有渔色之讥。此虽非万有一虑于圣明者。而第念圣体犹欠充健，圣候常多不豫，欲求未然之福，反贻难言之害，则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臣区区忧爱之诚，靡所不至，僭妄及此。唯在圣上自量而审处之。伏惟上裁。

淑仪选入时送礼议

淑仪选入之时送礼一节，既无前例之可据，则诚难以臆见断定。而第以古事观之，则晋武帝朝，将聘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而无妾媵礼贽之制，册诏拜授，可依魏氏古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往拜”云，遣使册命，其举则可谓盛矣。而独无礼贽一节，盖所以示别于册后之仪也。历代之事我朝之例，虽不可知，大体所在，此亦可见，创行无稽之礼，恐涉重难。伏惟上裁。〈依。〉

奸妇二真罪状论断议

考之法律，只有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与奸夫自杀其夫而奸妇不知情者，并处死之文。而至于本夫之杀死奸夫者，奸妇论罪一款，则未有举论之事。

今此已云之打杀承吉，既非二真所与知，则恐无可罪。虽曰：“已云之杀人就死，由于二真之淫奔，不宜傅之生律。”而但妻妾之与人通奸者，非奸所亲获，登时杀死，则本夫之杀奸夫者，依凡人偿命，自是法例。然其奸妇则未闻以本夫之偿命由于渠而并置死律。以此论之，则二真之罪，宜若不至于死矣。此等重狱疑法，非臣等浅见所敢臆断。伏惟上裁。

因李选上疏金震阳等褒赠、龟城君伸冤、黄俊良书院黜享议

人臣之义，专于所事。是以古昔帝王，必加褒录于胜国守节之臣，盖所以虑世道而敦臣节也。自丽朝之末，虽所谓元老、名儒，无不归心于我太祖，相与翊赞开国之业。是虽我太祖盛德自致天与人归之休，而其一时朝臣有愧于臣节则多矣。独文忠公郑梦周尽忠宗国，终以身殉。惟我列圣所以尊尚而表章之者，度越寻常，其意岂偶然哉？其时与梦周协心共事者，惟金震阳等若而人，而其诚忠义烈，震阳为最著，特施追褒之典，赠以爵谥，仍许配食于梦周之祠，则岂不有光于显忠厉世之道也？至于与震阳同事台省之人，后或有仕于我朝者，此则在所不论。而虽其与震阳同死者，如李种学、李崇仁诸人外，只以有私怨于郑道传，而被其阴嘱扑杀者，则恐不可以冤死之故，一例褒赠，宜令该曹博考史牒，分别禀处也。

龟城君浚被罪曲折，臣素所昧昧，而今以此疏观之，初无身犯不道之罪。特以权孟禧等乱言伏法，而廷臣力请，至于安置以死，则比之近世怀恩君德仁之事，尤涉暗昧，至今不得伸理，诚可谓冤枉矣。然事在久远，且系重大，不可不详审，宜令考诸《实录》，明知其事状而后处之也。

己卯诸贤之登斥屈伸，为斯文兴丧之一大机。而乙巳康惟善之疏，大为仁庙所嘉奖，则黄俊良之目以诡论，勒停其应举，其为得罪公议大矣。后来俊良虽出入大贤之门，被其许与，仅可以赎少时之愆，而至于俎豆之享，何得以轻议乎？岭南最多书院，其中滥祀之人，不止一二，而非朝家所与知，则固不可逐一厘正矣。今此俊良之配食，出于土主，道臣偏听讦诉，以刑威箝制勒配。果如疏中所陈，则事之可骇，莫此为甚，不可不查问本道有所处置也。臣本闻见寡陋，其于此等故实，尤甚卤莽，明问之下，不敢率尔而对，今始略贡浅见。未免稽缓至此，不胜悚惧之至。伏惟上裁。〈依。〉

因右议政李端夏箚子祭享裁减议

臣伏见右相箚子，引经据义，辞意正当，诚不敢容议矣。盖其主意以为方今时势非有大警动、大变通，则无以延国脉而救民命，必须节损之道，先从祭享始，然后凡百用度，自可次第减克，而为转危为安之机也。其所以为国家深忧永图者，可谓至矣。曾在仁祖朝丙子年，特罢各陵五享大祭，丁丑乱后，又罢宗庙朔望祭，今此减牲辍悬，比之停罢祭享，事体稍轻，依箚辞行之，恐无不可。

而第臣浅见，不能无区区之虑。右相之未及进箚也，以书私问于臣，故敢有所云云，今其箚末所陈“在下之人，不能自克贬损，如在泥露之中，而终归于徒减祭享而已，则反不如初无此举”云者，即臣答书中语也。以事理言之，则君臣上下交修相勉，务为节约，以称其裁减庙享之意可也。臣之此言，自知其不免于苟且姑息矣，今见箚辞，尤不胜其惭恧也。

然尝见朱子与南轩张氏论节祀当废与否，而有曰：“今于俗节，既已据经废祭，而生者则饮食宴乐，随俗自如，殆非事亡如存之意也。”此虽与今日事差异，亦可见先贤察理虑事，委曲周慎之本意矣。且念国之大事在祀，而今此因年凶而裁减祭享，乃是数百年创行之举，恐不可草草议定。窃闻丙子各陵五享之停罢也，令二品以上多官，齐会宾厅而议定云。今亦考据前例，博询群议而审处之，庶合于重祀典之道。伏惟上裁。

因岭儒疏黄俊良黜享当否议_丁卯

黄俊良之受权臣旨，勒停康惟善应举，载在故相臣卢守慎、沈喜寿所撰墓道之文，不翅明白。而今岭南士子辈呈辨之辞，诿以岁月之差违，又以为守慎则乙巳之祸，远谪珍岛；喜寿则其生也晩，作铭于六十年之后，以此为分疏之端矣。

然俊良之罚惟善，虽未知的在何年，而其在乙巳以后则明矣。守慎之被谪，在于丁未，则乙巳以后数年之事，必无不及与知之理。况守慎及喜寿之父沈键，与惟善同为友婿，则喜寿虽曰晩生，其于惟善事行知之之详，宜莫如两人。而且其被停一事，所关甚重又非暗昧难明，则必不以臆度疑似之说，著之于文字。此实可征之公案，何可归之于爽实乎？

至于先正臣李滉祭俊良文及行状所云，固可见爱惜奖许之意，而当时俊良被谤之状，据此亦可推知矣。赵光祖、李滉同是我朝大贤，而俊良以请伸光祖之贤士，斥为诡论之人，则难免丑正之罪矣。后来虽改心向学，为李滉所许可，而以此谓之赎其前愆则可也，至与于腏食之列，岂非僭乎？况当初配享，非出于一道之公论，而到今朝家既已查问得实，则恐不可仍以置之也。臣之愚见如是。伏惟上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