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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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钱氏曰】处患难者匆为怨天尤人之言，处贵显者勿为矜己傲物之言，论学术勿为非圣悖道之言，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

先生与友人书曰，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贵多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杨氏曰】今之文集与今之时艺，若不拉杂摧烧，将伊于何底？

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兒宽赋止二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扬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其文委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沈氏曰】救文格论于此下有北海王睦、临邑侯子𫘦𬳿、冯衍、曹褒、郑玄、贾逵、班彪、班固、朱穆、胡广、应奉，应劭、崔驷、崔瑗、崔实、崔烈、杨修、刘陶、张衡、马融、蔡邕、荀爽、荀悦、李固、延笃、卢植、皇甫规、张奂、孔融、杜笃、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黄香、刘毅、李尤、李胜、苏顺、曹众、曹朔、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张昇、赵壹、侯瑾、张超、班昭，共凡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陶、𫘦𬳿、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原注】桓谭新论。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原注】陆游诗，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车，其书竟无一篇传者。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杨氏曰】惠施多九其书五车，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扬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赵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周易》、毛诗、尚书、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讲疏二百馀卷，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馀卷，赞序诏诰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经义记数百卷，金策三十卷。简文帝撰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十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晋葛稚川著书六百馀卷。宋乐史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总记传坐知天下记四十卷，商颂杂录二十卷。广卓异记二十卷，诸仙传二十五卷，宋齐邱文传十三卷，杏园集十卷，李白别集十卷，神仙宫殿窟宅记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又编已作为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书八十一种，又有平园集二百卷。李心传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篇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李焘作长编九百七十八卷，总目五卷，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通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宋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将相年表合为四十一卷。王应麟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六卷，小学讽咏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书之难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方东树曰】按如温公书孙之翰作唐史要论，其用力精勤，笃志如彼，可以砭著书欲速之膏育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直言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拉，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𫇭，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盩厔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民，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瞋。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颙，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立言不为一时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镴，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已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鸟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原注】周宪王讳有炖。所著有诚斋集。宪王虽有此命，及薨，妃巩氏竟自经以殉，谥贞烈，以一品礼葬之。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先生与人书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又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原注】深。所记刘文靖【原注】健。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梦阳。大以为不平矣。【原注】见停骖录。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杨氏曰】永叔长文章，故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君谟长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长，一以厉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浅薄后生所识也。 先生与友人书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勗之九锡。【原注】世说言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谓与训、诰同风。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驩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冏命曰，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原注】记者于论语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补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间次序亦不为无意。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后汉书言梁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惇用事，尝曰，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祐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杨氏曰】希草贬子瞻制毕，掷笔而起曰，今日坏却名节矣。

文辞欺人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杨氏曰】广尝事桓灵，实不可与渊明比。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若渭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杨氏曰】唐僖宗光启二年出奔，朱玫立襄王。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涤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钱氏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

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原注】叶水心言，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绌唐人之学，谓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

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

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末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杼，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扬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说，王隐论扬雄太玄虽妙，非益也。古人谓之屋下架屋。

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绛守居园池记以东西二字平常，而改为甲辛，殆类吴人之呼庚癸者矣。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原注】胡缵宗修安庆府志，书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分注于贼七之下曰，姓刘氏。举以示人，无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皆贼七之类也。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原注】《容斋随笔》论卫青传封三校尉语，史记胜汉书处正不独此。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钱氏曰】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简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论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杨氏曰】大凡意见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简，遂有不当简而简者，要之新唐书体例自佳。

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手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原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且辞之繁简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时。盖用柳虬之语。【杨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纪乃至九卷，岂复成义例乎？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宇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唐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

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

何孟春馀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谷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科乞正疏体疏第二条云，二戒沿袭。如称辅臣不曰王家屏、沈鲤，而曰山阴、归德。不曰高拱、张居正，而曰新郑、江陵。又或称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书、礼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户部郎中、工部员外，而曰度支郎，将作官属。不曰北直、南直、浙江、云贵，而曰燕、吴、豫章、越、滇黔。诸如此类，沿袭已久，必竟当以为戒。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也。

书不当两序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后，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后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后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为人立传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原注】又有下邳侯革华传，是伪作。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屈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杨氏曰】段太尉逸事状，此欲上之史馆，则用行状之例，岂可云传乎。【姚刑部曰】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贤否。国朝实录不纪臣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志状不可妄作

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宫，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润笔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原注】李商隐记齐鲁二生曰，刘义持韩退之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尔，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今此事载唐书。

王楙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原注】按陈皇后无复幸之事，此文盖后人拟作，然亦汉人之笔也。

杜甫作八哀诗，李邕一篇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原注】邕本传，长于碑颂，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刘禹锡祭韩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谓发露真赃者矣。【原注】侯鲭录，唐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云，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待也。此虽戏言，当时风俗可见矣。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帐簿多题此二字。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赵氏曰】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昉。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百金。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草制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采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佗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已，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亦不可轻作。韩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实书，曰，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为顺宗实录，书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则曰，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杨氏曰】顺宗实录非文公原本矣。此处或有已甚，所谓溢恶溢美，自古为然也。与前所上之书迥若天渊矣。【原注】鹤林玉露摘此为疑。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后之君子，可以为戒。

假设之辞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掎摭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庾信枯树赋既言殷仲文出为东阳太守，乃复有桓大司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为桓玄侍中，桓大司马则玄之父温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树婆娑之言，桓玄子有木犹如此之叹，遂以二事凑合成文。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原注】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杨氏曰】庄子，孔子见孙叔敖，又云庄子见鲁哀公，年代阔绝。古人作文，既多寓言，便不论也。

陈后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

古文未正之隐

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寇。

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卤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翱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杨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鲁公，不云颜。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原注】汉书艺文志。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手。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

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

金史纥石列牙吾塔传，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北中大臣以舆地图指示之，完颜赛不传，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盖卤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辞未改。

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后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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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