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的误点
一
编辑许多人为 中国的时局,定了许多不同的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能把 中国危弱的国运挽转得回来。是 中国的国事真不可为了么?或者是定方案的人原来有一些错误?
我常想 中国今天的内乱,亦不过 唐末 五代的样子。在 唐末 五 代的时候,兵何曾不骄?将何曾不悍?朝政何曾不混乱?纲纪何曾不荡然?倘若我们生在那个时候,不以为国事已不可为了么?然而试看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文臣知州事,遂把百馀年沈镇之祸一举手而吿一结束。可见天下的事总看人如何做法,遽然以为没有做法,总是不对的。
有人说 中国今天不能与 五代相比,因为 中国今天还受了国际的的压迫。这不是我们轻易所能求得的解救。自然, 中国受国际压迫是厉害的。但是受国际压迫最厉害的,或终莫过 欧战后战败的 土耳其。 土耳其以不同种不同教,素为 欧洲民族所憎恶。又加以依附协约仇敌的 德 奥等国,与 英 法鏖战三四年之久,这使他们更有任意宰割的借口。然而试看 凯末尔将军振臂一呼,居然可以使 英 法等国失色退让,几十年来处心积虑所谋占取的 君士坦丁堡,仍于 洛桑会议以后六星期内双手奉还。其他所定条约,亦不见有任何国家敢拿出十分之一像 临城通牒的口气。这亦可见天下的事总看人如何做法了。
然而何以 中国在今天终似乎没有一点希望呢?这值得我们硏究。
有的人说这怪 中国不能产生很好的领袖人才。这话自然不错。但是 中国人未必遂没有一两个很忠诚为国家的,未必遂没有一两个很精密很周到能为国家切实办事的。我们有时候说 中国硬找不出一个来。但是不过是愤世嫉俗之谈。这种愤时嫉俗的人,是不能够把 中国引到有希望的地方去的。
有的人说,这怪 中国的人对于一个任何领袖,太不尊重,而且太爱妨害他们的正当进行计画了。这话更是不错。我们 中国的事,在这几年,实在不少志士仁人想了许多计画,用了许多力量。但是一切的效力,总是被外力破坏打消了。对于这种外力,实在令许多人灰心短气。比较能不灰心短气的人,亦只能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自己勗勉,然终对这种外力无可如何。
不过这就可以证明 中国是没有希望了么?我们为国家做事,本应当把这些妨害我们做事的外界势力,预先估量一番。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各种妨害做事的外力,所以为国家做事的。我们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力,所以更需要为国家做事。现在做事的人,不预先把这些可以妨害他们的外力加一番估量,及到事情失败了,只知道抱怨外力,或者仍是对于这种外力抱一个不论不议的态度。譬如农夫田中有了石块,不知锄而去之,反只顾将种子抛在石块上面,以为这是有合于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真是‘岂有此理。’
凡一个国家,要他由乱而治,由危而安,都是一样不容易成功,一样要受许多外力妨害的。好的领袖,他只是能够很聪明的胜过这些妨害,很忠实很勇猛的从各种困难中间超过以至于成功。行船的港,原来是一样回曲的。不会撑船的人,就要怪港曲。我们现在最是要问在这曲的港里怎样撑过去,不是因为港曲了便灰心短气,亦不是仍旧不问港曲不曲,只这样乱撞乱碰,便可以算完事的。
我以为 中国所以长久办不好的缘故,不是因为没有领袖,只是因为一般领袖不知道怎样为国家做事才可以有效力。一般领袖不是太看轻了妨害他的外力,便是太看重了妨害他的外力。流行的时论,每每对于这种妨害做事的外力发生种种的误解。我以为矫正这些误解,或者是一件急要的事。
二
编辑我常听见人家说, 中国最大的病,是人心坏了。在这种人总以为 中国人到了今天,不知甚么缘故,一下儿都成了坏人。但是这果然是有的事情么? 中国人特别坏的是在甚么地方?是敢于对军政官吏的面前出侮辱的言辞么?是敢于在租界大路上随意便溺么?有人说 中国人正坏在这种地方。 中国人只怕强力,没有强力的地方,便一点无忌惮了。但是这只怕强力四个字,岂只是 中国人所有的弊病?而且 中国人乡村中的自治,每为外人所赞美,又何曾只怕强力? 中国人比外国人特别坏的,究竟在甚么地方?
有人说, 中国人做了官领了兵,便不顾一切法律,只知为自己的便利,任意放恣,这是 中国人的特别坏处。但是 中国人做了官领了兵,不顾一切法律,没有人能裁制他。外国人有了这种事,至少在民权强盛的国,立时要受相当的裁制,不能像 中国这种放任的样子。我们从这看来,外国做官领兵的人怕受国民的裁制,不敢破坏法律,犹如我们一般人民怕受法庭或警察的裁制,不敢犯法一样。 中国做官领兵的人没有甚么怕的,便亦无忌惮的破坏法律起来,这只证明 中国这种人在与外国这种人不同情形之下,做出了不同的事情。没有理由说 中国的人特别坏,外国的人特别好这一类话。
有人说, 中国许多的人,不务正业,只知道做官,做兵,做流氓,做盗匪,这是 中国人的特别坏处。但这话是似是而非的。 中国或者有少数特别偏于爱做官,做兵,做流氓盗匪的人。但一大部分人还是同别国的人一样,只是要求一种相当的生活场所。做官的人要伺候上司,要奔走寅僚,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做许多不愿做的事情,并不见得不苦。至于兵匪流氓更不用说了。兵要忍受许多无理的呵骂,无情的笞打。兵要半夜站在军营门前,睁着眼睛,挺着身子,与风霜的气候,困倦的精神奋斗。流氓盗匪更是要提心吊胆去营他们那犯法的生活。他们时时提防警探的跟追,一年少不了要经过几次黑暗臭恶的牢狱生活。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体面,亦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有比做工人商人农人好一点,安全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们要这样做,可想知这中间必有一种缘故。
我们只知很笼统的怪这些人不务正业,究竟请问大家, 中国的那一种正业,还没有人去做么? 中国有田没有人种么?有工厂商店没有人去照料么?我们明知道无论那一界那一件事,都是人浮于事了。除了许多找事不着,而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的一些良民外,还有这许多官,这许多兵,这许多流氓盗匪。你叫他们去务甚么正业?现在假令他们都愿意务正业了,你敢担保他们十分之一的人,有甚么正业可务么?
有人说, 中国何曾无正业可务?不是 蒙 藏边省还须要人屯殖么?不是一切矿山工厂还正待发达,需要许多工人么?不错,这些话是很好听的。到 蒙 藏边省去屯殖,是一般兵匪流氓赤手空拳,便可以去的么?政府不知提倡,社会上有钱的人不知帮助,不给人家农具耕牛,只知道怪人家不去。人家去忍受风寒寂寞,望着广漠的平畴哭,便可以有饭吃了么?至于正待发达的矿山工厂,更是一句荒谬绝伦的笑话。人家肚子饿了,是现在要饭吃的。无论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矿山工厂将来发达不发达,总之与今天饿肚子的人是比较没有关系。今天可以担保人家有正业可务,然后可以责备人家不务正业。
人总是不很容易便能自甘饿死的。在找事不着的时候,能够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这已须要很大的自治力量。在他苦苦的守着本分许久以后,仍然找不着事做,他不得已而去做官,做兵,流氓盗匪,这只有被我们哀怜,受我们鉴谅。我们怎能说他怎样特别的坏呢?
总而言之, 中国人的坏,有些是因为没有制裁他的力量,所以坏的。有些是因为他除了走坏的一条路,没有法子得着生活,所以坏的。除了这以外,找不出 中国人特别坏的地方。
三
编辑有些人知道没有制裁力,是 中国人坏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有的主张要武力统一,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有的主张赶急制定国宪省宪,以使 中国的政治早一点上轨道。他们这些话其实都是对的。不过他们不晓得没有制裁力只是 中国人坏的一种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生活的原因,是不容我们不顾及的。
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这是说得很好的。没有生活问题的人,固然未必不在那没有制裁力的地方做坏事,但是的确有许多人便可以不做坏事的;但是为生活压迫,除了犯法便只有饿死的人,无论你制裁力如何严重,在 伦敦 纽约缇骑密布之下,仍然是要做坏事的。只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可以驱民于善。若是一般人仍在‘救死惟恐不赡’的情形中,任便你武力再强大,政府再有力,国宪省宪规定得再明白周到,亦终救不了 中国的扰乱。
有些人说,反对武力统一,破坏宪法的,并不是‘救死惟恐不赡’的人民,每每是一些吃不完用不尽的军阀政客。所以 中国今天的乱,不是靠一般人民有了生活便可以解决的,必须 中国先不乱了,一般人民才可以有生活。
但是这种话实在错了。说话的人以为这几个吃不完用不尽的军阀政客,真可以有甚么三头六臂,把 中国搅乱到这步田地么?凶恶狡狯的人,无时无有,亦无国无有。不过这种人在有秩序的国家或时代中,他做了坏事,便捉到警厅法庭去了。而且他每每不敢做坏事。他反要常常用他的力量智慧,在正当的一方面,伺候国家。我们有句古话说, 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要知道能臣便是奸雄,奸雄便是能臣。所以奸雄每是时势所造。现在一般军阀政客,只是时势所造的奸雄而已,他何曾能搅乱 中国?只是 中国已经乱了,所以他才应运而生。把他推倒,不把所以使他得势的原因推倒,我看 中国的政局总找不着一个清平的出路啊!
我们试看军阀政客的敢于作各种扰乱的事业,是不是各具有一种力量,各挟有一班徒党。 中国有了很多无正业可务的人,他们要为自己求一条生路。所以他们只有各依附于一个头目,以互相排轧争竞。无论工商农界,学界,政界,军界,那一处不是有所谓帮口,那一处帮口不是有许多党同伐异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帮口以外的人,为自己的生存,不能容许这些帮口永远盘踞了这些职业界。他们的头目,或者是为虚荣的缘故,而有意的捣乱;但是他们正要利用这头目的虚荣心,帮着他成功,藉以打破旧的职业界口,以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头目可以抱任何不正当的目的,但是他的力量,全在这般单纯为解决饭碗问题的喽啰身上。没有这般喽啰,无论头目怎样居心,亦做不出任何大的坏事来。然则现在与其恨头目,不如在这些喽啰身上,求个根本的解决计画。
今天无论你说武力亦好,宪法亦好,总是便于私谋的便拥护他,不便于私谋的便反对破坏他。这亦是不足怪的。现在国内正当的职业只容得一部分人生活,别部分人只有排挤这一部分人才可以有生路,所以现在有许多人根本非捣乱不可。不能使这些人不捣乱而有生活,只知道讲甚么武力的制裁,宪法的制裁,给果自然尽是一般空话。
四
编辑还有一般人更想远了。他们想到 中国的乱,是因为 中国人没有道德的教育,是因为 中国人没有甚么自然派象征派的文化,是因为 中国人没有修铁路办实业的专门人才。他们想去想来,总觉得要 中国好,只有办教育。除了办教育,都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话。
但是办教育真是‘揣其本’的办法么?我敢断言不是的,决定不是的。办教育正是一样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办法罢了。
姑且不论一般人办的教育只知道注意功课,不知道注意道德;亦姑且不论一般人所谓教育,除了提倡些‘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以外,谈不上甚么道德的话。便假令一般教育家都真能注重道德,而且提倡的道德很能中正合理,这真能把 中国转变过来么?一般人的气质是薄弱的, 孔子弟子三千人,成名的仅七十二人,而能出死入生始终不变的则一二十人而已。纵今日有大师如 孔子,想以注重道德使人人成为这种流俗的中流砥柱,可以断言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自然是需要有几十几百个有血性有肩膀的人。但这只能在几百人中找着几个。不能希望遇见几百人,便把几百人变成这个样子。那不能变成这个样子的人,要紧是给他一个好环境。一般的人他只是顺风倒。他在好环境中便是好人,坏环境中便是坏人。外国人似乎比 中国好,正是因为他们这类的人有几个好环境的缘故。我们除了要教育少数有血性有肩膀的人,帮我们创造环境以外,对于一般的人还是要环境去间接的教育他。不改变坏环境,而只顾说甚么道德的教育,结果可断言是要失败的。
论到文化,其实只是人类的一种装饰品。人类需要装饰品,与需要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样出于自然的天性,这个话是很可信的。但是人总要有了基本的生活资料,才能讲到装饰品上面。有些人要说文化是人类所以超出于禽兽的一点。这话亦许是不错。但是人先要求能满足他那饮食男女的禽兽生活,才有功夫讲到超出禽兽的文化。现在不顾一般人没有生路的苦楚,一天只是讲甚么哲学文学,谁能够理会他?还有些人以为哲学文学实在有使 中国起死回生的力量。我想这怕是一些白面书生自抬声价的话罢!亦许用得很恰当,而且遇着了 俾士麦, 伊藤博 文这些人,可以使 斐斯的, 吉田松阴之辈,成就个好名声。倘若不然, 斯多亚派, 伊璧鸠鲁派,未尝转移 希腊的国运。 欧根, 杜里舒眼望着 德国分崩离析,亦与我国 章太炎 欧阳 竟无眼望着麻乱的时局,一筹莫展的一个样子。靠文化救国真像一句痴话啊!
至于说到 中国没有专门人才,这至多亦只有一半的真理。 中 国一面是患的没有人才,然而一面亦是患的是人才过剩。全国农工商业的学生,何是一个很少的数目。但是这些学生不能希望都在农工商界找得事做。他每每仍然转到教育界,政界,军界中去。东西洋留学的专门学生,那里有这多的职业给他们,使他们出而问事。所以有许多人学成便留在外国工厂为他服务了,亦有许多人回国后在外国人所组织的工厂商店为他服务了。我们天天闹没有专门人才,辛辛苦苦养些专门人才,却这样糟蹋,或这样送给外国人用。这可以救国么?有些人说,这只怪这些专门人才不能忍耐,不能自己创造机会,但这总之是无聊的废话而已。现在工商凋弊,百业不兴,专门养一些专门人才来忍耐,忍耐到甚么时候?至于谈到创造机会,这话更缥渺不可捉摸了。
一国的人都颠倒迷惑于这些论调之中。今天创办大学专门学校,明天派遣 欧 美留学生。一个学校举行卒业,人人都以为教育有了成效。一个人能为学校筹捐一点款子,人人都恭维他提倡教育,有益世道人心。乃至于风闻各国因要仿效 美国文化侵略政策,有退还赔款之议,便争先恐后的要攫取此款,怎样扩展教育。当真以为教育可以救 中国么?二十馀年的创办学校,几千万的国内外卒业学生,我们试看教育的功效在那里? 临城通牒的屈服,是教育的功效么?护路案,金佛郞案的任人家宣传劫制,是教育的功效么?再像这样办十年教育,亡了国,灭了种,然后是教育的功效么?大家醒醒罢!
五
编辑实在根本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发达实业。许多人谈起 中国的问题,只知道把教育和实业并举,而且每每把教育看得比实业更重要。这种错误是必须矫正的。 中国的扰乱,根本由于工商凋弊,百业不兴。所以许多人找不着正当的生活。这种情形不改,只顾去办教育,受了教育的人仍是找不着正当生活的。给找不着正当生活的人以教育,他所得的知识,一定要成为帮他作恶的工具。所以这种教育只有助长 中国扰乱的。我们只看这几年的事实,总不能说我这是不可靠的话罢。
最要紧是发达实业,使农工商界都呈一番生动气象,使他们都需要人工,使一切的人都有正业可务。这样 中国的问题才可以根本解决。有人说我的思想太偏于惟物一方面了。但是我要申辨,这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显然陈列于我们面前的事实。总要大家先有饭吃,再说别的话。我亦不是说有饭吃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过要解决别的问题,总要大家先有饭吃了才可以说得上来。
我不是说 中国今天便没有抱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硬脊梁君子。但真能饿死 首阳山之下的,千万人中总只一个,至多两三个,至多十个,至多一百个。再决不能更多了。千万人中除了一百个人以外,其馀都是免不了要吃饭。这一百个人饿死了,何曾能改变这个问题的要点?所以因为有一百个人可以饿死,(其实无论如何不能有一百个这样的人)便忽略了为千万人发达实业的重要,这是没有道理的。
六
编辑我们谈到发达实业,还要纠正一个误点。便是以为发达实业既是救 中国的根本要计,所以我们不必问他政治界是个甚么情形。
其实今天谈到实业,是与政治界息息相关的。兵事的纷扰,执政的暴横,使原料商品的运输受了损害,使人民的购买力低弱,使产业界的财政受直接的剥夺,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又加以我们今天是世界商场中的一员。我们的产业界,与横过 太平洋的 日本 美国,乃至再横过 大西洋的 欧洲各国,他们的产业界发生许多不可避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大资本压倒小资本。我们试看财产百馀万的 中国邮船公司,经 美国航务间轮船的竞争,且宣吿破产,这便可知非私人企业所能与他们抗衡。又看 中国的纱业,因为 美国抬高生棉价格,明看着国内需要很多的棉货,终不能不减少工作时间,以限制出品,这更可知一般企业与各国所采用商业政策亦很有关系。在现在谈发达产业,以为可以不问政治,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们要发达实业以压倒外资,必须注意国营的大生产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 中国一般人民的企业心薄弱,而集股合营的事业对国人尤无好的信用。若是我们靠私人来发达实业,以与人家动以几万万大资本的生产相互争竞,其失败自可以预卜。要求不失败,必须靠国家集合大资本,以从事经营。国家集合这种大资本的法子。一方面可靠不丧主权的外债,一方面可靠改良税则,从人民不劳而获的利得中间征收不能转嫁的直接税。做这种事,自然先要一种好政府。但是有了好政府。最急要的还是靠他做这种事。这比靠私人资本家来发达 中国为有把握。
第二,我们要发达实业以消弭游民,必须于发达实业之中,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一般人只知道大的实业可以养许多人在里面做工,不知道大的实业用了更进步更有效率的工具,从前要一二十个人做的工,现在一两个人便做了。我们在一个通商口岸看见一个纱厂里容了三四千工人,我们却忘了周围乡村里纺织的手工人因而失业的,总在万数以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像今天这样去发达实业,大工厂越多,因而失业的人将要越多。发达实业是不能消弭游民的。要发达实业以消弭游民,必须注意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那便是说发达业是不能以利用劳工榨取利润为目的,必须注意人人有工作的机会,工作的人有他相当的好生活。现在的实业家有了进步有效率的工具,不因为用了这种工具减少工人作工时间,或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反藉以要工人作从前一样或更久的工作,而减少工人数目,以自己图取剩馀价值。这是所以实业发达,而失业者越多的缘故。我们为消弭游民而发达实业,所以决不能这样做。这亦可见发达实业是国家应办的事情,不能希望只知为自己殖货财的私人资本家。
第三,我们要使国内实业可以发达,必须利用政治的力量,收回关税的完全主权。我们的国际贸易,自从 金陵条约, 天津条约,以协定关税之权授之外人,课税之率,乃至进口货价均须以一定年限,得外人同意,乃能规定有效。因货价之增长,税则表之粗疏,于是外货输入,抽税常至不敌百之二三。而他们复有于进口关税外,再加半税,其货即可通行内地,纵货包折开分作零件,亦不再加税捐等的种种便利。至于本国的商人,每一货物须经各处釐卡,平均计算,自内地输送至海口,须纳税二十七成。我们试将两者一加比较,可知华商货物成本每易外国高昂。这如何能在市场上争得胜利?各国提倡本国产业,每于可与本国货物竞争的入口货,加以重税。去年 美国修改税则,花边入口值百抽七十五,地毯入口值百抽五十五。这所以能遏抑外货,使无妨害本国产业的发展。我国关税既因外人利用前清政府的愚弱,弄到这步田地。非藉政治力量争回完全主权,将在商场上让外人立在上风,一切发达实业只是空谈。
第四,我们要发达实业,须看清轻重缓急,立定进行的步骤。这尤其是在政治家的事情。我们许多人只知道说 中国要发达实业。究竟以 中国的能力, 中国的机会, 中国的需要,这发达实业的事应当从那一件事做起来,而且应当怎样做,这岂是可以漫无计画的事情?譬如我们说要盖房子,砖头亦要,木料亦要,土亦要,灰亦要,这都是真的。但是不是任便的拿了土来,或者灰来,房子便可以盖成的。亦不是把砖头,木料,土,灰,一并都拿来,房子便可以盖成的。做房子的人要分出他建筑的步骤。各种实业都是要发达的。但是这岂可以便不分出步骤来么?由此可见 中国要发达实业,不是靠几个目光只知专注一方面的实业家所能有效的。必须要靠有眼光的政治家立定步骤去做,然后可以解决 中 国的问题。
我们试想一想,凡说到发展一种实业,便牵连到别种实业上面,便牵连到政治上面,便牵连到国际贸易上面。举个例说罢:要发展纱业,便会感到 中国产棉不够用,不合用,便会感到 中国产棉因运输不便而运费太贵了,便会感到兵祸匪乱阻滞了棉或纱运输的道路,便会感到 美国棉业或 日本纱业资本家操纵压迫的苦。可知发展实业,不是局部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家所能够单独解决的。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去求这个问题的总解决。一般人因为看重了实业,反看轻了政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谬误。
几年以来,我们要矫正一般人浮夸的风气,而极力推重技术学科。许多青年都以能学实业自矜高尚;而鄙夷政治,以为不足硏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风气还得大大矫正一番。技术人才只是一种机械,我们还须要运用这机械的人。 中国有了运用机械的人,必须仍要机械,这是不错的。但是真有运用机械的人, 中国没有可用的机械,尽可在外国人中间去找可用的机械。倘若没有运用机械的人,专养成一般机械,决不能救国。结果恐怕只好给外国运用机械的人去用罢了。民国八年六月 字林西报载 日本待遇 高丽之法,有云:‘ 高丽学生之求学 日本者,亦只令其学工艺,而法律历史政治经济等不得学焉。’我们听罢! 日本所以待 高丽,旁人看得代为之不平的,我们反自矜以此为可以免于浮夸的风气。然则有一天 日本人用这种法子待我们,岂非我们还要送他一块‘力挽颓风’的匾额么?
我亦知道几年以来,习法政经济的多系庸愚而有官迷的青年。他们的脑筋不能学 英算,他们的体力不能任农工,于是遁而入一种法政学堂。他们在校之时,受课自修,本是具文,考试卒业,亦只是时候到了的自然结果。而出校以后,结纳奔竞,无所不为。以此大受一般社会诟病。但是综括这一切理由,果可以证明法政经济为不应学习的学科了么?
要说管理工业农业的技术人才要紧,那管理社会进行的政治家便更要紧。我们不能相信管理社会不需要曾经有硏究的人才。所以我们要希望有实心,有实力的青年,去投身这种硏究。我们亦希望有硏究的人,能引导 中国的政治在正轨里走,然后实业有发达的希望。
七
编辑我们有了政治界的技术人才,他可以引导 中国的政治在轨道上走了,然而还是不够。 中国的政治现在并未入轨道。政治家可以使已入轨的政治不出轨,然而还不一定能奈那未入轨的政治何。所以怎样使未入轨的政治入轨,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许多人说,要未入轨的政治入轨,少不了一番革命,这话在我想是不错的。我们所说的要革命,便是说要打倒军阀,军阀不打倒,他们决不容好的政治家站得住;便令好的政治家站得住,因为他们的专横残暴,决不让这种政治家任何正当有益的计画能够实施出来。所以要打倒军阀,好让这种政治家实施他的计画,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过许多人谈到打倒军阀,亦颇有许多错误。许多人以为中国的患,便是在军阀。军阀倒了,一切的事便完了。军阀自然是不能不打倒的。但是所以要打倒军阀,只是为可以使好的政治家得势,以便于发达实业的缘故。若军阀纵能打倒,究竟没有好的政治家,究竟不知道发达实业,结果那些饿肚子的流氓盗匪,为他的生存的缘故,必然会拥戴出第二批第三批军阀来。民国以来,被打倒的军阀亦不少了。 张勋, 段祺瑞, 王占元, 龙济光,不都打倒了么?然而 中国从此好了没有? 唐继尧 陆荣廷 熊克武, 吕超,不亦打倒了的么?居然现在又爬起来了。我们可知没有目的的打倒军阀,结果只是徒劳无功。要长治久安,必需另要有一种人才,行一种计画。打倒军阀,只是除去进行障碍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而已。
从来破坏与建设,总被人看成两撅,这是很不妥当的。譬如打倒军阀是所谓破坏,组织良善政府,发达实业是所谓建设。不知道必须经过了破坏,才可以谈建设。而只知道在这种政治之下,做些条陈式的文章,或者发表些零碎片段的计画,这是无意思的。但是不知道为了建设所以才要破坏,因为进行破坏的事情,反妨害一切建设技术的硏究,认为是不急之务,这亦是很错的。我国的革命党,每只知道跟着他的领袖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反转怀疑那个领袖怀抱的所以要革命的主张,以为是高远而不可行,这实在是辛亥革命完全不生功效的一个主要缘故。我们须知道非把建设的事业看得一样重要,便是破坏事业成功了,亦是没有益处。 中国没有好政治家,不能发达实业,想打倒几个军阀便可以得救,岂有这容易的事情?
再则我觉得现在我国人所谓打倒军阀的法子,亦似乎太可笑了。现在所谓打倒军阀,只是做几篇咀咒的文章,发几次詈骂的传单,在旗帜上写四个‘打倒军阀’的大字,再不然便是现在 上海新发明的甚么国民裁判院,来缺席裁判这些军阀的死刑。我要问大家,我们这样办了,这些军阀便会头昏,便会心痛,便会七窍流血的死了么?有些人被我们越骂越高升了。有些人被我们越骂越有势力了。再骂几年, 中国的历史或者可以吿一个总结束了。这便是 中国光荣的结局么?有人心的人想啊!自然我们奈何不了一个人的时候,只好给他一顿臭骂,但是我们真到了奈何不了这些人的时候了么?我们怎样不想出个甚么别的切实办法来?
最令我不解的,是一般人甘于这样无意义的乱骂,郤多半不肯大家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团体。我听见许多人说,他们不愿意听纪律两个字。他们为 中国做事,是顺着他们的良心而做的。他们不要甚么人的指挥,更讨厌无论甚么人的命令。不错,这样一个爱自由的人,是很可以敬重的。不过长此的办下去,究竟有甚么自由可以夸人呢?是受逮捕,或者服从治安警察法,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么?是饿死或者卖身子给赏饭吃的东家,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么?一个大的运动,一个有力的计画,少不了要很多人很齐整的步伐,向前进行,兵士在战场上,因为这样,所以能克敌致果。我们便是对军阀作战的兵士。我们这样爱自由,能希望有很多人很齐整的步伐么?要得自由,必须有代价。我们要把服从于我们所组织的团体的纪律,做我们求自由的代价才好。
有人说,我们若是服从了团体的纪律,不有时候与我们本心不相合的事情,亦得因团体的意思而去做么?我们不能完全都做与我们本心相合的事,我以为在一定限度中,这是应当的。一个人的本心,与别一个人,总有些大同小异的地方。人人要求与他本心相合然后肯做事,我们可以希望有两三个人协力的做事么?我们必须舍小异以就大同,然后我们可以有团结,然后我们可以有势力较大的活动。我们在大目的相互一致的团体中,有时把在比较无关的事,便做得与本心不甚相合,这有甚么不妥当的地方。至于若说要服从团体,必须做很重大的不合本心的事,那是团体根本与我不一致了,我自然是退出团体,而另行加入或组织与我比较一致的团体然总之团体总是不可不有的。纪律总是应相当服从的。只有这様国民运动才会有力量。
还有些人动辄骂人家有党派,受利用,这话实在太笼统了。党派并不是坏名辞。魔鬼有党派,打魔鬼的人仍是要有党派。譬如说打仗要军队,党派便是部勒严肃的军队。这岂可以反对么?至于利用,说宽泛一点,人为人家做事都可以说是受了利用的。你从井里救了一个人,你不是被那掉在井里的人利用了么?你得了薪俸为人家作教师或办事人,你不是受了那出薪俸的人利用了么?人不彼此互相利用,那便人与人之间生不出关系来。人谁能不利用人?亦谁能不受人利用?我们只能看人家利用我们做甚么。人家利用我们去自己升官发财,我们自然不答应。他若是利用我们去救国家,我们怎能以笼统的‘利用’两个字便骂倒人家呢?
我们必须不问党派不党派,利用不利用,亦不问是不是人家的命令,或者人家的命令与我们的本心相合不相合,我们只应问这样一件事为 中国是不是当做。或者是不是绝对的不当做。我们总要尽量的牺牲自己可牺牲的意见,以与可联合的人联合起来,有组织的有计画的向前进行,然后可以打倒军阀。
八
编辑亦不只是我们这些人联合起来了,便可打倒军阀的这几年军阀所以终究不倒,固然因为我们不联合不组织没有计画的缘故。然而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民的实力,敌不过他们。
有些热心的社会运动家,他们说人民只要联合起来,反抗军阀,人民的真力量不是枪炮弹子所敌得过的。但是这是过于热心了的话。人民有时候热狂的愤怒,实在非武力所能压服,但这只是一时的,不能希望他持久。 朝鲜在一九一九年独立大示威运动,各地民众蜂起,不能说是他不壮烈的。然而结果被囚三万二千人,重伤十万人,仍为 日本武力之所镇压,不能弹动今年 法 国强占 鲁尔, 德国人民实行消极抵抗,罢工,怠工,示威,暗杀,破坏交通,凡可以破坏 法人的,无所不至。当时 德国报纸说誓不使 法 国得一点的煤,然而占领后本年三月虽只运往法国煤九九〇车箱,到了四月已运往九四九七车箱,五月运往之数又超过四月一倍,至于今日, 德国仍只有取销消极抵抗之一法看这种趋势,亦可知纵不明文取销消极抵抗,亦不能为法人的害了由这看来,可知凡以赤手空拳欲胜过枪炮子弹的,终只是一种空想。我们闹了几年打倒军阀,而军阀势力反日益增大的,正坐这种空想的病。
我们如何能敌得过军阀的枪炮子弹,以打倒军阀呢?在这一点我要请大家注意,军阀的权威,都立根基于兵的身上。兵若是帮军阀,我们自然无法可想。兵若是帮我们,军阀还是无如我们何。可惜这样浅显的一件事情,许多人竟然忽略过去了。
一般人因为恨军阀便恨到兵的身上。甚至于有时候看见兵的横暴还要想到兵是比他的官长还更可恨些。所以这些人他常想打倒军阀,便是说以无枪阶级的平民,来打倒有枪阶级的官长士兵。咳!这真是再错没有了的意见了。海内热心谈裁兵的,莫过于 蒋百里,然而 蒋百里便说,前十年的兵防之惟恐其私逃,而今日的兵,裁遣之惟恐其不去。大家想这是由于甚么缘故呢?兵的生活岂有甚么可以贪恋的?然而在今天除了兵又有何事可做?他既以无事可做而为兵,自然他不愿轻易被人裁遣。现今的兵人人都知常不免有欠饷,亦都知常不免有冲锋陷阵的战事,然而大家不能丢了不做。那便兵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我们只知兵的横暴为可恨的事情,我们忘记了兵营残酷枯燥的环境,处处养成他那种性格。你怎能怪他?总而言之,兵是一种可怜的被剥夺的人。他拿甚么可以与那剥夺他的长官相提并论。从一方面说,他的长官剥夺他,亦剥夺人民。从别一方面说,他始终与人民一样是被剥夺者,他纵然横暴,但是他可能因为横暴了有好一点的生活,或得着任何的利益?一般人民如何不怜悯他,反笼统把他看做与他的长官一样。
严格的说,有枪阶级,是不成一句话的。兵应当与人民一样感觉,有打倒军阀的必要。兵并不能靠做今天的兵来解决生活,今天的兵,纵然为长官做了许多违反良心的事情,仍然得不着稍好生活的,所以兵应当与人民联合起来,以打倒军阀。打倒了军阀,然后可以建设善良政府,发达实业。到了这个时候,兵的生活才可以解决得了。人民要打倒军阀,不与同利害的兵相联合,而反把兵作为人民的仇敌看待,真是再错没有了的事。
自然亦有些兵受了军阀的剥夺,他自己并不知道,反觉得打倒军阀是一种违法叛上的事情。但这种兵尤其可怜,我们试想这种兵生长于贫苦的家庭,从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到了军队里面,只听见人家宣传大帅的功德,与绝对服从的迷信教义,你怎能怪他有些冥顽不灵的地方?我们总当把一切憎恶兵的观念完全改过来,纵然兵不是能完全与人民合作打倒军阀的,但是可以合作的兵,总要与之合作,或者诱导之以相合作。没有隔绝了兵而谈打倒军阀的道理。
我们要有眼光与手腕的政治领袖,以引导全国的民众。全国的民众,亦要联合起来,跟随着这种领袖,以从事解决 中国问题的战争,我们绝对不容许把民众分为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特别是有枪阶级的民众,将要做革命军的主干,然后可以有把握的使我们的仇敌战栗扑倒。
凯末尔将军的军队,救了将亡国的 土耳其。 中国亦需要一个 凯末尔将军,亦需要一个 凯末尔将军的军队啊! 中国若不是永远走错路, 中国一定有得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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