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的誤點
作者:惲代英
中華民國12年(1923年)11月25日
1923年11月25日
公布於東方雜誌1923年20卷第22期
本作品收錄於《東方雜誌

  許多人爲 中國的時局,定了許多不同的方案。但沒有一個方案,能把 中國危弱的國運挽轉得回來。是 中國的國事眞不可爲了麽?或者是定方案的人原來有一些錯誤?

  我常想 中國今天的內亂,亦不過 唐末 五代的樣子。在 唐末 五 代的時候,兵何曾不驕?將何曾不悍?朝政何曾不混亂?綱紀何曾不蕩然?倘若我們生在那個時候,不以爲國事已不可爲了麽?然而試看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遂把百餘年瀋鎭之禍一舉手而吿一結束。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遽然以爲沒有做法,總是不對的。

  有人說 中國今天不能與 五代相比,因爲 中國今天還受了國際的的壓迫。這不是我們輕易所能求得的解救。自然, 中國受國際壓迫是厲害的。但是受國際壓迫最厲害的,或終莫過 歐戰後戰敗的 土耳其。 土耳其以不同種不同教,素爲 歐洲民族所憎惡。又加以依附協約仇敵的 德 奧等國,與 英 法鏖戰三四年之久,這使他們更有任意宰割的藉口。然而試看 凱末爾將軍振臂一呼,居然可以使 英 法等國失色退讓,幾十年來處心積慮所謀佔取的 君士坦丁堡,仍於 洛桑會議以後六星期內雙手奉還。其他所定條約,亦不見有任何國家敢拿出十分之一像 臨城通牒的口氣。這亦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了。

  然而何以 中國在今天終似乎沒有一點希望呢?這値得我們硏究。

  有的人說這怪 中國不能產生很好的領袖人才。這話自然不錯。但是 中國人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忠誠爲國家的,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精密很周到能爲國家切實辦事的。我們有時候說 中國硬找不出一個來。但是不過是憤世嫉俗之談。這種憤時嫉俗的人,是不能够把 中國引到有希望的地方去的。

  有的人說,這怪 中國的人對於一個任何領袖,太不尊重,而且太愛妨害他們的正當進行計畫了。這話更是不錯。我們 中國的事,在這幾年,實在不少志士仁人想了許多計畫,用了許多力量。但是一切的效力,總是被外力破壞打消了。對於這種外力,實在令許多人灰心短氣。比較能不灰心短氣的人,亦只能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自己勗勉,然終對這種外力無可如何。

  不過這就可以證明 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麽?我們爲國家做事,本應當把這些妨害我們做事的外界勢力,預先估量一番。我們不是因爲沒有各種妨害做事的外力,所以爲國家做事的。我們正因爲有了這種外力,所以更需要爲國家做事。現在做事的人,不預先把這些可以妨害他們的外力加一番估量,及到事情失敗了,只知道抱怨外力,或者仍是對於這種外力抱一個不論不議的態度。譬如農夫田中有了石塊,不知鋤而去之,反只顧將種子拋在石塊上面,以爲這是有合於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眞是『豈有此理。』

  凡一個國家,要他由亂而治,由危而安,都是一樣不容易成功,一樣要受許多外力妨害的。好的領袖,他只是能够很聰明的勝過這些妨害,很忠實很勇猛的從各種困難中間超過以至於成功。行船的港,原來是一樣迴曲的。不會撑船的人,就要怪港曲。我們現在最是要問在這曲的港裏怎樣撑過去,不是因爲港曲了便灰心短氣,亦不是仍舊不問港曲不曲,只這樣亂撞亂碰,便可以算完事的。

  我以爲 中國所以長久辦不好的緣故,不是因爲沒有領袖,只是因爲一般領袖不知道怎樣爲國家做事纔可以有效力。一般領袖不是太看輕了妨害他的外力,便是太看重了妨害他的外力。流行的時論,每每對於這種妨害做事的外力發生種種的誤解。我以爲矯正這些誤解,或者是一件急要的事。

  我常聽見人家說, 中國最大的病,是人心壞了。在這種人總以爲 中國人到了今天,不知甚麽緣故,一下兒都成了壞人。但是這果然是有的事情麽? 中國人特別壞的是在甚麽地方?是敢於對軍政官吏的面前出侮辱的言辭麽?是敢於在租界大路上隨意便溺麽?有人說 中國人正壞在這種地方。 中國人只怕強力,沒有強力的地方,便一點無忌憚了。但是這只怕強力四個字,豈只是 中國人所有的弊病?而且 中國人鄕村中的自治,每爲外人所讚美,又何曾只怕強力? 中國人比外國人特別壞的,究竟在甚麽地方?

  有人說, 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便不顧一切法律,只知爲自己的便利,任意放恣,這是 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是 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不顧一切法律,沒有人能裁制他。外國人有了這種事,至少在民權強盛的國,立時要受相當的裁制,不能像 中國這種放任的樣子。我們從這看來,外國做官領兵的人怕受國民的裁制,不敢破壞法律,猶如我們一般人民怕受法庭或警察的裁制,不敢犯法一樣。 中國做官領兵的人沒有甚麽怕的,便亦無忌憚的破壞法律起來,這只證明 中國這種人在與外國這種人不同情形之下,做出了不同的事情。沒有理由說 中國的人特別壞,外國的人特別好這一類話。

  有人說, 中國許多的人,不務正業,只知道做官,做兵,做流氓,做盜匪,這是 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這話是似是而非的。 中國或者有少數特別偏於愛做官,做兵,做流氓盜匪的人。但一大部分人還是同別國的人一樣,只是要求一種相當的生活場所。做官的人要伺候上司,要奔走寅僚,要說許多不願說的話,做許多不願做的事情,並不見得不苦。至於兵匪流氓更不用說了。兵要忍受許多無理的呵駡,無情的笞打。兵要半夜站在軍營門前,睜着眼睛,挺着身子,與風霜的氣候,困倦的精神奮鬭。流氓盜匪更是要提心弔膽去營他們那犯法的生活。他們時時提防警探的跟追,一年少不了要經過幾次黑暗臭惡的牢獄生活。他們做這些事,並不是因爲體面,亦不是因爲他們可以有比做工人商人農人好一點,安全一點的生活。但是他們要這樣做,可想知這中間必有一種緣故。

  我們只知很籠統的怪這些人不務正業,究竟請問大家, 中國的那一種正業,還沒有人去做麽? 中國有田沒有人種麽?有工廠商店沒有人去照料麽?我們明知道無論那一界那一件事,都是人浮於事了。除了許多找事不着,而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的一些良民外,還有這許多官,這許多兵,這許多流氓盜匪。你叫他們去務甚麽正業?現在假令他們都願意務正業了,你敢擔保他們十分之一的人,有甚麽正業可務麽?

  有人說, 中國何曾無正業可務?不是 蒙 藏邊省還須要人屯殖麽?不是一切礦山工廠還正待發達,需要許多工人麽?不錯,這些話是很好聽的。到 蒙 藏邊省去屯殖,是一般兵匪流氓赤手空拳,便可以去的麽?政府不知提倡,社會上有錢的人不知幫助,不給人家農具耕牛,只知道怪人家不去。人家去忍受風寒寂寞,望着廣漠的平疇哭,便可以有飯吃了麽?至於正待發達的礦山工廠,更是一句荒謬絕倫的笑話。人家肚子餓了,是現在要飯吃的。無論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礦山工廠將來發達不發達,總之與今天餓肚子的人是比較沒有關係。今天可以擔保人家有正業可務,然後可以責備人家不務正業。

  人總是不很容易便能自甘餓死的。在找事不着的時候,能够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這已須要很大的自治力量。在他苦苦的守着本分許久以後,仍然找不着事做,他不得已而去做官,做兵,流氓盜匪,這只有被我們哀憐,受我們鑒諒。我們怎能說他怎樣特別的壞呢?

  總而言之, 中國人的壞,有些是因爲沒有制裁他的力量,所以壞的。有些是因爲他除了走壞的一條路,沒有法子得着生活,所以壞的。除了這以外,找不出 中國人特別壞的地方。

  有些人知道沒有制裁力,是 中國人壞的一個原因。所以他們有的主張要武力統一,建設強有力的政府。有的主張趕急製定國憲省憲,以使 中國的政治早一點上軌道。他們這些話其實都是對的。不過他們不曉得沒有制裁力只是 中國人壞的一種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生活的原因,是不容我們不顧及的。

  孟子說,『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這是說得很好的。沒有生活問題的人,固然未必不在那沒有制裁力的地方做壞事,但是的確有許多人便可以不做壞事的;但是爲生活壓迫,除了犯法便只有餓死的人,無論你制裁力如何嚴重,在 倫敦 紐約緹騎密布之下,仍然是要做壞事的。只有『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然後可以驅民於善。若是一般人仍在『救死惟恐不贍』的情形中,任便你武力再強大,政府再有力,國憲省憲規定得再明白周到,亦終救不了 中國的擾亂。

  有些人說,反對武力統一,破壞憲法的,並不是『救死惟恐不贍』的人民,每每是一些吃不完用不盡的軍閥政客。所以 中國今天的亂,不是靠一般人民有了生活便可以解決的,必須 中國先不亂了,一般人民纔可以有生活。

  但是這種話實在錯了。說話的人以爲這幾個吃不完用不盡的軍閥政客,眞可以有甚麽三頭六臂,把 中國攪亂到這步田地麽?兇惡狡獪的人,無時無有,亦無國無有。不過這種人在有秩序的國家或時代中,他做了壞事,便捉到警廳法庭去了。而且他每每不敢做壞事。他反要常常用他的力量智慧,在正當的一方面,伺候國家。我們有句古話說, 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要知道能臣便是奸雄,奸雄便是能臣。所以奸雄每是時勢所造。現在一般軍閥政客,只是時勢所造的奸雄而已,他何曾能攪亂 中國?只是 中國已經亂了,所以他纔應運而生。把他推倒,不把所以使他得勢的原因推倒,我看 中國的政局總找不着一個淸平的出路啊!

  我們試看軍閥政客的敢於作各種擾亂的事業,是不是各具有一種力量,各挾有一班徒黨。 中國有了很多無正業可務的人,他們要爲自己求一條生路。所以他們只有各依附於一個頭目,以互相排軋爭競。無論工商農界,學界,政界,軍界,那一處不是有所謂幫口,那一處幫口不是有許多黨同伐異的事情。但是在這些幫口以外的人,爲自己的生存,不能容許這些幫口永遠盤踞了這些職業界。他們的頭目,或者是爲虛榮的緣故,而有意的搗亂;但是他們正要利用這頭目的虛榮心,幫着他成功,藉以打破舊的職業界口,以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頭目可以抱任何不正當的目的,但是他的力量,全在這般單純爲解決飯碗問題的嘍囉身上。沒有這般嘍囉,無論頭目怎樣居心,亦做不出任何大的壞事來。然則現在與其恨頭目,不如在這些嘍囉身上,求個根本的解決計畫。

  今天無論你說武力亦好,憲法亦好,總是便於私謀的便擁護他,不便於私謀的便反對破壞他。這亦是不足怪的。現在國內正當的職業只容得一部分人生活,別部分人只有排擠這一部分人纔可以有生路,所以現在有許多人根本非搗亂不可。不能使這些人不搗亂而有生活,只知道講甚麽武力的制裁,憲法的制裁,給果自然盡是一般空話。

  還有一般人更想遠了。他們想到 中國的亂,是因爲 中國人沒有道德的教育,是因爲 中國人沒有甚麽自然派象徵派的文化,是因爲 中國人沒有修鐵路辦實業的專門人才。他們想去想來,總覺得要 中國好,只有辦教育。除了辦教育,都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話。

  但是辦教育眞是『揣其本』的辦法麽?我敢斷言不是的,決定不是的。辦教育正是一樣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辦法罷了。

  姑且不論一般人辦的教育只知道注意功課,不知道注意道德;亦姑且不論一般人所謂教育,除了提倡些『以順爲正』的『妾婦之道』以外,談不上甚麽道德的話。便假令一般教育家都眞能注重道德,而且提倡的道德很能中正合理,這眞能把 中國轉變過來麽?一般人的氣質是薄弱的, 孔子弟子三千人,成名的僅七十二人,而能出死入生始終不變的則一二十人而已。縱今日有大師如 孔子,想以注重道德使人人成爲這種流俗的中流砥柱,可以斷言是沒有希望的。 中國自然是需要有幾十幾百個有血性有肩膀的人。但這只能在幾百人中找着幾個。不能希望遇見幾百人,便把幾百人變成這個樣子。那不能變成這個樣子的人,要緊是給他一個好環境。一般的人他只是順風倒。他在好環境中便是好人,壞環境中便是壞人。外國人似乎比 中國好,正是因爲他們這類的人有幾個好環境的緣故。我們除了要教育少數有血性有肩膀的人,幫我們創造環境以外,對於一般的人還是要環境去間接的教育他。不改變壞環境,而只顧說甚麽道德的教育,結果可斷言是要失敗的。

  論到文化,其實只是人類的一種裝飾品。人類需要裝飾品,與需要基本的生活資料,是一樣出於自然的天性,這個話是很可信的。但是人總要有了基本的生活資料,纔能講到裝飾品上面。有些人要說文化是人類所以超出於禽獸的一點。這話亦許是不錯。但是人先要求能滿足他那飮食男女的禽獸生活,纔有功夫講到超出禽獸的文化。現在不顧一般人沒有生路的苦楚,一天只是講甚麽哲學文學,誰能夠理會他?還有些人以爲哲學文學實在有使 中國起死回生的力量。我想這怕是一些白面書生自抬聲價的話罷!亦許用得很恰當,而且遇着了 俾士麥, 伊藤博 文這些人,可以使 斐斯的, 吉田松陰之輩,成就個好名聲。倘若不然, 斯多亞派, 伊璧鳩魯派,未嘗轉移 希臘的國運。 歐根, 杜里舒眼望着 德國分崩離析,亦與我國 章太炎 歐陽 竟無眼望着麻亂的時局,一籌莫展的一個樣子。靠文化救國眞像一句癡話啊!

  至於說到 中國沒有專門人才,這至多亦只有一半的眞理。 中 國一面是患的沒有人才,然而一面亦是患的是人才過剩。全國農工商業的學生,何是一個很少的數目。但是這些學生不能希望都在農工商界找得事做。他每每仍然轉到教育界,政界,軍界中去。東西洋留學的專門學生,那裏有這多的職業給他們,使他們出而問事。所以有許多人學成便留在外國工廠爲他服務了,亦有許多人回國後在外國人所組織的工廠商店爲他服務了。我們天天鬧沒有專門人才,辛辛苦苦養些專門人才,却這樣蹧蹋,或這樣送給外國人用。這可以救國麽?有些人說,這只怪這些專門人才不能忍耐,不能自己創造機會,但這總之是無聊的廢話而已。現在工商凋弊,百業不興,專門養一些專門人才來忍耐,忍耐到甚麽時候?至於談到創造機會,這話更縹渺不可捉摸了。

  一國的人都顚倒迷惑於這些論調之中。今天創辦大學專門學校,明天派遣 歐 美留學生。一個學校舉行卒業,人人都以爲教育有了成效。一個人能爲學校籌捐一點欵子,人人都恭維他提倡教育,有益世道人心。乃至於風聞各國因要仿效 美國文化侵略政策,有退還賠欵之議,便爭先恐後的要攫取此欵,怎樣擴展教育。當眞以爲教育可以救 中國麽?二十餘年的創辦學校,幾千萬的國內外卒業學生,我們試看教育的功效在那裏? 臨城通牒的屈服,是教育的功效麽?護路案,金佛郞案的任人家宣傳刼制,是教育的功效麽?再像這樣辦十年教育,亡了國,滅了種,然後是教育的功效麽?大家醒醒罷!

  實在根本最大的一件事,莫過於發達實業。許多人談起 中國的問題,只知道把教育和實業並舉,而且每每把教育看得比實業更重要。這種錯誤是必須矯正的。 中國的擾亂,根本由於工商凋弊,百業不興。所以許多人找不着正當的生活。這種情形不改,只顧去辦教育,受了教育的人仍是找不着正當生活的。給找不着正當生活的人以教育,他所得的知識,一定要成爲幫他作惡的工具。所以這種教育只有助長 中國擾亂的。我們只看這幾年的事實,總不能說我這是不可靠的話罷。

  最要緊是發達實業,使農工商界都呈一番生動氣象,使他們都需要人工,使一切的人都有正業可務。這樣 中國的問題纔可以根本解決。有人說我的思想太偏於惟物一方面了。但是我要申辨,這不是我的思想,這是顯然陳列於我們面前的事實。總要大家先有飯吃,再說別的話。我亦不是說有飯吃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不過要解決別的問題,總要大家先有飯吃了纔可以說得上來。

  我不是說 中國今天便沒有抱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硬脊梁君子。但眞能餓死 首陽山之下的,千萬人中總只一個,至多兩三個,至多十個,至多一百個。再決不能更多了。千萬人中除了一百個人以外,其餘都是免不了要吃飯。這一百個人餓死了,何曾能改變這個問題的要點?所以因爲有一百個人可以餓死,(其實無論如何不能有一百個這樣的人)便忽略了爲千萬人發達實業的重要,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談到發達實業,還要糾正一個誤點。便是以爲發達實業旣是救 中國的根本要計,所以我們不必問他政治界是個甚麽情形。

  其實今天談到實業,是與政治界息息相關的。兵事的紛擾,執政的暴橫,使原料商品的運輸受了損害,使人民的購買力低弱,使產業界的財政受直接的剝奪,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又加以我們今天是世界商場中的一員。我們的產業界,與橫過 太平洋的 日本 美國,乃至再橫過 大西洋的 歐洲各國,他們的產業界發生許多不可避免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大資本壓倒小資本。我們試看財產百餘萬的 中國郵船公司,經 美國航務間輪船的競爭,且宣吿破產,這便可知非私人企業所能與他們抗衡。又看 中國的紗業,因爲 美國抬高生棉價格,明看着國內需要很多的棉貨,終不能不減少工作時間,以限制出品,這更可知一般企業與各國所採用商業政策亦很有關係。在現在談發達產業,以爲可以不問政治,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們要發達實業以壓倒外資,必須注意國營的大生產事業,纔有成功的希望。我們 中國一般人民的企業心薄弱,而集股合營的事業對國人尤無好的信用。若是我們靠私人來發達實業,以與人家動以幾萬萬大資本的生產相互爭競,其失敗自可以預卜。要求不失敗,必須靠國家集合大資本,以從事經營。國家集合這種大資本的法子。一方面可靠不喪主權的外債,一方面可靠改良稅則,從人民不勞而獲的利得中間徵收不能轉嫁的直接稅。做這種事,自然先要一種好政府。但是有了好政府。最急要的還是靠他做這種事。這比靠私人資本家來發達 中國爲有把握。

  第二,我們要發達實業以消弭游民,必須於發達實業之中,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一般人只知道大的實業可以養許多人在裏面做工,不知道大的實業用了更進步更有效率的工具,從前要一二十個人做的工,現在一兩個人便做了。我們在一個通商口岸看見一個紗廠裏容了三四千工人,我們却忘了周圍鄕村裏紡織的手工人因而失業的,總在萬數以上。所以我們要知道像今天這樣去發達實業,大工廠越多,因而失業的人將要越多。發達實業是不能消弭游民的。要發達實業以消弭游民,必須注意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那便是說發達業是不能以利用勞工榨取利潤爲目的,必須注意人人有工作的機會,工作的人有他相當的好生活。現在的實業家有了進步有效率的工具,不因爲用了這種工具減少工人作工時間,或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反藉以要工人作從前一樣或更久的工作,而減少工人數目,以自己圖取剩餘價値。這是所以實業發達,而失業者越多的緣故。我們爲消弭遊民而發達實業,所以決不能這樣做。這亦可見發達實業是國家應辦的事情,不能希望只知爲自己殖貨財的私人資本家。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實業可以發達,必須利用政治的力量,收回關稅的完全主權。我們的國際貿易,自從 金陵條約, 天津條約,以協定關稅之權授之外人,課稅之率,乃至進口貨價均須以一定年限,得外人同意,乃能規定有效。因貨價之增長,稅則表之粗疏,於是外貨輸入,抽稅常至不敵百之二三。而他們復有於進口關稅外,再加半稅,其貨卽可通行內地,縱貨包折開分作零件,亦不再加稅捐等的種種便利。至於本國的商人,每一貨物須經各處釐卡,平均計算,自內地輸送至海口,須納稅二十七成。我們試將兩者一加比較,可知華商貨物成本每易外國高昂。這如何能在市場上爭得勝利?各國提倡本國產業,每於可與本國貨物競爭的入口貨,加以重稅。去年 美國修改稅則,花邊入口値百抽七十五,地毯入口値百抽五十五。這所以能遏抑外貨,使無妨害本國產業的發展。我國關稅旣因外人利用前淸政府的愚弱,弄到這步田地。非藉政治力量爭回完全主權,將在商場上讓外人立在上風,一切發達實業只是空談。

  第四,我們要發達實業,須看淸輕重緩急,立定進行的步驟。這尤其是在政治家的事情。我們許多人只知道說 中國要發達實業。究竟以 中國的能力, 中國的機會, 中國的需要,這發達實業的事應當從那一件事做起來,而且應當怎樣做,這豈是可以漫無計畫的事情?譬如我們說要蓋房子,磚頭亦要,木料亦要,土亦要,灰亦要,這都是眞的。但是不是任便的拿了土來,或者灰來,房子便可以蓋成的。亦不是把磚頭,木料,土,灰,一並都拿來,房子便可以蓋成的。做房子的人要分出他建築的步驟。各種實業都是要發達的。但是這豈可以便不分出步驟來麽?由此可見 中國要發達實業,不是靠幾個目光只知專注一方面的實業家所能有效的。必須要靠有眼光的政治家立定步驟去做,然後可以解決 中 國的問題。

  我們試想一想,凡說到發展一種實業,便牽連到別種實業上面,便牽連到政治上面,便牽連到國際貿易上面。舉個例說罷:要發展紗業,便會感到 中國產棉不够用,不合用,便會感到 中國產棉因運輸不便而運費太貴了,便會感到兵禍匪亂阻滯了棉或紗運輸的道路,便會感到 美國棉業或 日本紗業資本家操縱壓迫的苦。可知發展實業,不是局部的問題,不是一個技術家所能够單獨解決的。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去求這個問題的總解決。一般人因爲看重了實業,反看輕了政治,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謬誤。

  幾年以來,我們要矯正一般人浮夸的風氣,而極力推重技術學科。許多靑年都以能學實業自矜高尙;而鄙夷政治,以爲不足硏究。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風氣還得大大矯正一番。技術人才只是一種機械,我們還須要運用這機械的人。 中國有了運用機械的人,必須仍要機械,這是不錯的。但是眞有運用機械的人, 中國沒有可用的機械,儘可在外國人中間去找可用的機械。倘若沒有運用機械的人,專養成一般機械,決不能救國。結果恐怕只好給外國運用機械的人去用罷了。民國八年六月 字林西報載 日本待遇 高麗之法,有云:『 高麗學生之求學 日本者,亦只令其學工藝,而法律歷史政治經濟等不得學焉。』我們聽罷! 日本所以待 高麗,旁人看得代爲之不平的,我們反自矜以此爲可以免於浮夸的風氣。然則有一天 日本人用這種法子待我們,豈非我們還要送他一塊『力挽頽風』的匾額麽?

  我亦知道幾年以來,習法政經濟的多係庸愚而有官迷的靑年。他們的腦筋不能學 英算,他們的體力不能任農工,於是遁而入一種法政學堂。他們在校之時,受課自修,本是具文,考試卒業,亦只是時候到了的自然結果。而出校以後,結納奔競,無所不爲。以此大受一般社會詬病。但是綜括這一切理由,果可以證明法政經濟爲不應學習的學科了麽?

  要說管理工業農業的技術人才要緊,那管理社會進行的政治家便更要緊。我們不能相信管理社會不需要曾經有硏究的人才。所以我們要希望有實心,有實力的靑年,去投身這種硏究。我們亦希望有硏究的人,能引導 中國的政治在正軌裏走,然後實業有發達的希望。

  我們有了政治界的技術人才,他可以引導 中國的政治在軌道上走了,然而還是不够。 中國的政治現在並未入軌道。政治家可以使已入軌的政治不出軌,然而還不一定能奈那未入軌的政治何。所以怎樣使未入軌的政治入軌,還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許多人說,要未入軌的政治入軌,少不了一番革命,這話在我想是不錯的。我們所說的要革命,便是說要打倒軍閥,軍閥不打倒,他們决不容好的政治家站得住;便令好的政治家站得住,因爲他們的專橫殘暴,決不讓這種政治家任何正當有益的計畫能夠實施出來。所以要打倒軍閥,好讓這種政治家實施他的計畫,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過許多人談到打倒軍閥,亦頗有許多錯誤。許多人以爲中國的患,便是在軍閥。軍閥倒了,一切的事便完了。軍閥自然是不能不打倒的。但是所以要打倒軍閥,只是爲可以使好的政治家得勢,以便於發達實業的緣故。若軍閥縱能打倒,究竟沒有好的政治家,究竟不知道發達實業,結果那些餓肚子的流氓盜匪,爲他的生存的緣故,必然會擁戴出第二批第三批軍閥來。民國以來,被打倒的軍閥亦不少了。 張勳, 段祺瑞, 王占元, 龍濟光,不都打倒了麽?然而 中國從此好了沒有? 唐繼堯 陸榮廷 熊克武, 呂超,不亦打倒了的麽?居然現在又爬起來了。我們可知沒有目的的打倒軍閥,結果只是徒勞無功。要長治久安,必需另要有一種人才,行一種計畫。打倒軍閥,只是除去進行障碍中的一個必要步驟而已。

  從來破壞與建設,總被人看成兩撅,這是很不妥當的。譬如打倒軍閥是所謂破壞,組織良善政府,發達實業是所謂建設。不知道必須經過了破壞,纔可以談建設。而只知道在這種政治之下,做些條陳式的文章,或者發表些零碎片段的計畫,這是無意思的。但是不知道爲了建設所以纔要破壞,因爲進行破壞的事情,反妨害一切建設技術的硏究,認爲是不急之務,這亦是很錯的。我國的革命黨,每只知道跟着他的領袖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反轉懷疑那個領袖懷抱的所以要革命的主張,以爲是高遠而不可行,這實在是辛亥革命完全不生功效的一個主要緣故。我們須知道非把建設的事業看得一樣重要,便是破壞事業成功了,亦是沒有益處。 中國沒有好政治家,不能發達實業,想打倒幾個軍閥便可以得救,豈有這容易的事情?

  再則我覺得現在我國人所謂打倒軍閥的法子,亦似乎太可笑了。現在所謂打倒軍閥,只是做幾篇咀咒的文章,發幾次詈罵的傳單,在旗幟上寫四個『打倒軍閥』的大字,再不然便是現在 上海新發明的甚麽國民裁判院,來缺席裁判這些軍閥的死刑。我要問大家,我們這樣辦了,這些軍閥便會頭昏,便會心痛,便會七竅流血的死了麽?有些人被我們越駡越高升了。有些人被我們越駡越有勢力了。再駡幾年, 中國的歷史或者可以吿一個總結束了。這便是 中國光榮的結局麽?有人心的人想啊!自然我們奈何不了一個人的時候,只好給他一頓臭駡,但是我們眞到了奈何不了這些人的時候了麽?我們怎樣不想出個甚麽別的切實辦法來?

  最令我不解的,是一般人甘於這樣無意義的亂駡,郤多半不肯大家組織起來,成爲一個有紀律的革命團體。我聽見許多人說,他們不願意聽紀律兩個字。他們爲 中國做事,是順着他們的良心而做的。他們不要甚麽人的指揮,更討厭無論甚麽人的命令。不錯,這樣一個愛自由的人,是很可以敬重的。不過長此的辦下去,究竟有甚麽自由可以誇人呢?是受逮捕,或者服從治安警察法,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麽?是餓死或者賣身子給賞飯吃的東家,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麽?一個大的運動,一個有力的計畫,少不了要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向前進行,兵士在戰場上,因爲這樣,所以能克敵致果。我們便是對軍閥作戰的兵士。我們這樣愛自由,能希望有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麽?要得自由,必須有代價。我們要把服從於我們所組織的團體的紀律,做我們求自由的代價纔好。

  有人說,我們若是服從了團體的紀律,不有時候與我們本心不相合的事情,亦得因團體的意思而去做麽?我們不能完全都做與我們本心相合的事,我以爲在一定限度中,這是應當的。一個人的本心,與別一個人,總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人人要求與他本心相合然後肯做事,我們可以希望有兩三個人協力的做事麽?我們必須捨小異以就大同,然後我們可以有團結,然後我們可以有勢力較大的活動。我們在大目的相互一致的團體中,有時把在比較無關的事,便做得與本心不甚相合,這有甚麽不妥當的地方。至於若說要服從團體,必須做很重大的不合本心的事,那是團體根本與我不一致了,我自然是退出團體,而另行加入或組織與我比較一致的團體然總之團體總是不可不有的。紀律總是應相當服從的。只有這様國民運動纔會有力量。

  還有些人動輒駡人家有黨派,受利用,這話實在太籠統了。黨派並不是壞名辭。魔鬼有黨派,打魔鬼的人仍是要有黨派。譬如說打仗要軍隊,黨派便是部勒嚴肅的軍隊。這豈可以反對麽?至於利用,說寬泛一點,人爲人家做事都可以說是受了利用的。你從井裏救了一個人,你不是被那掉在井裏的人利用了麽?你得了薪俸爲人家作教師或辦事人,你不是受了那出薪俸的人利用了麽?人不彼此互相利用,那便人與人之間生不出關係來。人誰能不利用人?亦誰能不受人利用?我們只能看人家利用我們做甚麽。人家利用我們去自己升官發財,我們自然不答應。他若是利用我們去救國家,我們怎能以籠統的『利用』兩個字便駡倒人家呢?

  我們必須不問黨派不黨派,利用不利用,亦不問是不是人家的命令,或者人家的命令與我們的本心相合不相合,我們只應問這樣一件事爲 中國是不是當做。或者是不是絕對的不當做。我們總要盡量的犧牲自己可犧牲的意見,以與可聯合的人聯合起來,有組織的有計畫的向前進行,然後可以打倒軍閥。

  亦不只是我們這些人聯合起來了,便可打倒軍閥的這幾年軍閥所以終究不倒,固然因爲我們不聯合不組織沒有計畫的緣故。然而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人民的實力,敵不過他們。

  有些熱心的社會運動家,他們說人民只要聯合起來,反抗軍閥,人民的眞力量不是鎗礮彈子所敵得過的。但是這是過於熱心了的話。人民有時候熱狂的憤怒,實在非武力所能壓服,但這只是一時的,不能希望他持久。 朝鮮在一九一九年獨立大示威運動,各地民衆蠭起,不能說是他不壯烈的。然而結果被囚三萬二千人,重傷十萬人,仍爲 日本武力之所鎭壓,不能彈動今年 法 國強佔 魯爾, 德國人民實行消極抵抗,罷工,怠工,示威,暗殺,破壞交通,凡可以破壞 法人的,無所不至。當時 德國報紙說誓不使 法 國得一點的煤,然而佔領後本年三月雖只運往法國煤九九〇車箱,到了四月已運往九四九七車箱,五月運往之數又超過四月一倍,至於今日, 德國仍只有取銷消極抵抗之一法看這種趨勢,亦可知縱不明文取銷消極抵抗,亦不能爲法人的害了由這看來,可知凡以赤手空拳欲勝過鎗礮子彈的,終只是一種空想。我們鬧了幾年打倒軍閥,而軍閥勢力反日益增大的,正坐這種空想的病。

  我們如何能敵得過軍閥的鎗礮子彈,以打倒軍閥呢?在這一點我要請大家注意,軍閥的權威,都立根基於兵的身上。兵若是幫軍閥,我們自然無法可想。兵若是幫我們,軍閥還是無如我們何。可惜這樣淺顯的一件事情,許多人竟然忽略過去了。

  一般人因爲恨軍閥便恨到兵的身上。甚至於有時候看見兵的橫暴還要想到兵是比他的官長還更可恨些。所以這些人他常想打倒軍閥,便是說以無鎗階級的平民,來打倒有鎗階級的官長士兵。咳!這眞是再錯沒有了的意見了。海內熱心談裁兵的,莫過於 蔣百里,然而 蔣百里便說,前十年的兵防之惟恐其私逃,而今日的兵,裁遣之惟恐其不去。大家想這是由於甚麽緣故呢?兵的生活豈有甚麽可以貪戀的?然而在今天除了兵又有何事可做?他旣以無事可做而爲兵,自然他不願輕易被人裁遣。現今的兵人人都知常不免有欠餉,亦都知常不免有衝鋒陷陣的戰事,然而大家不能丟了不做。那便兵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我們只知兵的橫暴爲可恨的事情,我們忘記了兵營殘酷枯燥的環境,處處養成他那種性格。你怎能怪他?總而言之,兵是一種可憐的被剝奪的人。他拿甚麽可以與那剝奪他的長官相提並論。從一方面說,他的長官剝奪他,亦剝奪人民。從別一方面說,他始終與人民一樣是被剝奪者,他縱然橫暴,但是他可能因爲橫暴了有好一點的生活,或得着任何的利益?一般人民如何不憐憫他,反籠統把他看做與他的長官一樣。

  嚴格的說,有鎗階級,是不成一句話的。兵應當與人民一樣感覺,有打倒軍閥的必要。兵並不能靠做今天的兵來解决生活,今天的兵,縱然爲長官做了許多違反良心的事情,仍然得不着稍好生活的,所以兵應當與人民聯合起來,以打倒軍閥。打倒了軍閥,然後可以建設善良政府,發達實業。到了這個時候,兵的生活纔可以解決得了。人民要打倒軍閥,不與同利害的兵相聯合,而反把兵作爲人民的仇敵看待,眞是再錯沒有了的事。

  自然亦有些兵受了軍閥的剝奪,他自己並不知道,反覺得打倒軍閥是一種違法叛上的事情。但這種兵尤其可憐,我們試想這種兵生長於貧苦的家庭,從小沒有受過好的教育,到了軍隊裏面,只聽見人家宣傳大帥的功德,與絕對服從的迷信教義,你怎能怪他有些冥頑不靈的地方?我們總當把一切憎惡兵的觀念完全改過來,縱然兵不是能完全與人民合作打倒軍閥的,但是可以合作的兵,總要與之合作,或者誘導之以相合作。沒有隔絕了兵而談打倒軍閥的道理。

  我們要有眼光與手腕的政治領袖,以引導全國的民衆。全國的民衆,亦要聯合起來,跟隨着這種領袖,以從事解決 中國問題的戰爭,我們絕對不容許把民衆分爲有鎗階級與無鎗階級。特別是有鎗階級的民衆,將要做革命軍的主幹,然後可以有把握的使我們的仇敵戰慄撲倒。

  凱末爾將軍的軍隊,救了將亡國的 土耳其。 中國亦需要一個 凱末爾將軍,亦需要一個 凱末爾將軍的軍隊啊! 中國若不是永遠走錯路, 中國一定有得救的希望。


 

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31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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