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汀集/卷四

月汀集
卷四
作者：尹根寿
1773年

箚子

宣祖大王议谥箚

海平府院君臣尹伏以微臣不得预于议谥之列，而得之传闻，则议请以“祖”字上号。臣窃伏思之，有所未安焉。夫以大行大王正伦立极，始正璿系于二百年被诬之后；格天熙运，再造东韩于十馀载抢攘之中，丰功伟烈，卓冠千古。其于大行，受大名，无容别议。而但创业之君则称祖，继体之君则称宗，此是古今有国家之常典，非宗贬于祖而祖加于宗也。

试考历代，西汉二百年，高祖外无称祖；东汉二百年，世祖光武外无称祖；宋三百年，太祖外无称祖；高丽五百年，太祖外无称祖。其中固多有以功以德不迁之庙，而未尝以祖号加之。至于皇明，太祖外无称祖，只太宗文皇帝，至嘉靖十七年，方以成祖追上改谥。我朝世祖之谥，乃上祖字。文皇帝则起兵靖难而革除建文之号，世祖则靖难戡定而受鲁山之禅，其称祖亦自有说。此外凡以父子之序，继先王之统，则虽有隆功盛德，庙当不迁，而例皆称宗。是以溯观历代，身致太平之功，莫高于汉太宗文皇帝；征伐创业之功，莫尚于唐太宗文皇帝，而乃俱以父子继序，不称祖而称宗，而其为不迁之庙，则固自若也。二宗既如此，则他可类推矣。我朝太宗、世宗、中宗庙号，虽皆称宗，俱是不迁之庙。此岂非今日之所当仰法者乎？大行大王既有光国格天之大功，则虽以宗上谥，以功而庙则不迁，更无异议。夫岂少损于显亲之孝乎？谏院所谓“宋高宗之谥，洪迈拟以世祖，尤袤以‘太上虽中兴，承徽宗父子之统，自当称宗，而不可同于汉光武之称世祖’，遂谥高宗”云者，此不特为正论，自是定论。若不揆前代父子继统之君虽有功德不迁而谥皆称宗之例，创上祖号于先王，则事非经据，前无此例。岂非违礼之大者而适足以取讥于来世乎？

且闻上谥三字中有“宣”字云。周之宣王，汉之宣帝，皆以中兴贤明之君，有此美谥。至于“献”字，则此是河间献王之谥，其义固美，而汉献有此谥，恐或未妥。高丽显宗以中兴之君，而加以此谥，曾见五代、南唐有“烈祖”之称，“显”字、“烈”字，似皆有功业外著之义。臣不见谥法册，未知此等字有其文而又有其义耶？如果有文有义，则此等字亦在所可议者也。臣老妄昏塞，言不足采，既有所见，不敢容默，敢冒昧尘渎，无任惶惧之至。伏愿下于议臣，更议停当，不胜幸甚。取进止。

懿仁王后议谥箚

伏以懿仁王后徽号追上一事，臣不在议臣之列，固未详其曲折，而私心恒疑之。顷日又得见右议政沈喜寿所上箚子，其论甚韪。但未知礼曹所主之见何说，既而阅朝报，方见礼曹启辞，则谓自上嗣位之后，先大王及大妃殿，皆上徽号，而独阙于懿仁王后，恐似欠阙，不得不据例启禀云。目今大妃殿则固当上徽号，而未知先大王亦上徽号耶？大王与大妃临御时上号，则谓之徽号；宾天后上号，则谓之谥号，徽号、谥号当有分别。然则大妃殿当上徽号，而先大王则曾上尊号及谥号之外，又当上徽号耶？今乃但执谥号，以谓先大王上徽号而独阙于懿仁王后云者，懿仁固自有谥号，而乃曰独阙，实未晓其说。

内丧不论在先在后，凡先后谥号，皆不过六字者，我朝家法也。其所谓“元敬以下诸先后，皆内丧在先，嗣圣即位之后，追上徽号，册文俱载。不过四字者，适无生时上号故耳”，以臣所见，此皆是谥号而非徽号也。且其所谓“不过四字者，适无生时上号故耳”云者，亦所未晓。我朝诸先后，除贞熹王后尊号字数不敢言之外，其馀虽平时元有尊号四字，上谥之际，只上二字，不敢多其字数。如文定王后平日固有四字尊号，而上谥之时，因以尊号上谥，更无加谥之字。其曰“尊号字数虽多，不可以此限计而遂废例号”云者，不亦舛乎？例号难于遂废，则文定之谥，尊号四字之外，何别无例号之谥耶？至于贞熹尊号，字数元自太多，故仍用于上谥，非今日所当引而为例也。今此懿仁王后平日有上尊号二字，宾天后先王朝再上尊号之时，又加上二字之号，与懿仁之谥，通是六字。今若又上几字之号，则是字数轶先后而过之，又开累朝所无之例，岂非未安之大者乎？盖元有四字尊号，则文定因其尊号而无例号。懿仁尊号亦四字，故其上谥，一依文定而无例号，今岂可加上谥号而诿以无例号乎？

盖我朝诸先后谥号，贞熹之外，元敬、昭宪以下皆是六字。以至文定，曾有尊号，而又不敢加上谥号，以多于章敬。自元敬、昭宪以下诸先后，皆上六字之谥，字数无参差多少之异。神懿虽开国母后，而国初上谥不过六字，可见其议谥之际，常存裁制之义，不敢过多其字数也。以至语德，则英庙为东方圣主，昭宪媲德齐圣，而上谥亦不敢过六字。懿仁王后，今又上号，与前谥号，通为几个字？字数独多于诸先后，则不但创始无前之例，其于事体，恐未合宜。盖贞熹平日上号字数本多，懿仁上号不过四字，多少各异，不可比而同之。岂可引贞熹为例，而曾上尊号之外，加上谥号耶？议礼至严，今日之议，必须通行于后世而无弊，未可独任一时之见而辄行。上谥一节，若未得其当，必务求归一之论。况未上号之前，则皆可言也？曾有异论横生之教，大臣不安其位，至于在告。微臣今日本不当辄陈所见，以忤隆指，而妄有所见，不敢含默。请下臣章，更议大臣而商量，不胜幸甚。老耄昏塞，言无足采。战灼惶惧，无地自容，惟俟斧钺之诛。取进止。

辞府院君箚

臣昨日伏闻有增秩之命，震駴惶闷，无地自容，达夜耿耿，今始来启。臣顷以扈从，随例陞资。升资者不但臣，遂冒昧承受，不敢出一语控辞。曾未几时，又受重加，自从而正。臣虽无状，亦有羞耻，何心能安？臣兄斗寿方在鼎铉。适他相臣不在，臣爵秩居其次，每以备边堂上，不时登对，兄弟之座相联。臣常跼缩不宁，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今若叨受新命，是一家顿有两府院也。物禁太盛，致至则危，臣实惧焉。臣从前器小滥升，福薄过荣。天果降灾，数三年，臣之怀抱中物，化襄凡四，舐犊情钟，肝腑寸凿。酷祸若玆，而臣乃位跻极品，则深恐鬼责天谴一朝交至而亡无日也。

今此兵祸，开辟所希，三韩始遘，岂翅主辱臣死而已哉？为臣子者，虽肝脑涂地，未足为勤劳。臣虽名曰请兵，出未尝过凤凰城，经宿而返之时亦鲜，渡江旋还，仆仆往来，祈请徒繁，了无其实。自祖副摠旋师之后，今已三阅月矣。未见天兵之再过江而赴援者，岂非臣之诚意浅薄、颊舌不足以感天朝将官而然也？执此而言，臣当免罪之不暇，有何劳勚之可云哉？假令略其罪责，而泛以徒然奔走为劳，则当此一隅遑遑上下焦思之时，臣独先诸臣而越序超资，强颜自如，非古人所谓“以幸为利”而何哉？臣实惭䩄，狼狈藩谷。伏望圣慈俯察微恳，特与镌改，俾安愚分。

中朝慈圣皇太后丧勿举哀及解冤枉等箚

伏以赍诏官入京时举哀一节，仁圣皇太后丧事时所无。仁圣皇太后于丙申年崩逝，其时无举哀节次，臣等所明知。今此慈圣之丧，岂可与仁圣有异同乎？凡皇帝之丧，我国群臣四品以上成服哭临，几日而除。至于皇太后、皇后之丧，则自前本无举哀之例，藩国与内服固自有异也。岂可以一时誊黄赍诏官之来，而辄变其自前之规乎？誊黄赍诏既当到京，则变服而迎，犹或可也。至于举哀，则从前所无，岂可创开新例乎？仪注虽已下去，犹可以往复论辨，期于得礼之当也。若曰“我国荷天朝出兵来救，得以复国，不可不视同内服”云，则丙申年乃先王还都之后，其荷皇朝无前之恩，实在其时，而曾未有举哀之例。岂非今日之所当取法者乎？

至于汉时东海有一冤妇，足以致旱三年。今此旱灾，振古所无，自春徂夏，尚靳涓滴，种不入土，望绝西成。株累者满狱，冤气郁积，岂特一冤妇而已哉？“应天以实，不以文”，古有其语。急宜从速决正，解放其无罪者。且缘坐流配之人，厥数甚多，岂无冤枉足以感伤和气而召旱者乎？亦宜速令禁府议大臣放送，则可以感动天心而致沛然之雨。妄有所见，敢陈瞽说。伏愿圣明财幸焉。取进止。

遇灾各陈所怀箚

伏以古之帝王，遇灾修省，消弭天变，转危为安者，可考已。景公一言，荧惑退舍。此其发言之际，出自真心，十分着实，无一毫之不诚，故天心悦豫而灾变自消。应天既不可以文，则凡施令处事之际，苟有丝毫未慊于心者，则速改从善，务使治道光明。且于念念之间，对越在天，则过举自无而天意回矣。

抑臣之私忧过虑，则圣候愆和，已历三冬。药饵屡进，其效未见，或其所进之剂，未能十分对证而然也？外间之论有以为“前县监朴知止、前内医李命源医术颇通，今世所罕”。若于入诊之际，命此人等随参，令各陈所见，各命当进之剂，或不无互相发明者而得其对证之剂之理。臣虽不知医，以理推之，寒月失音之证，必须以温剂治之，决不可进清肺之剂也。且古语云：“爽口物多须作恶，快心事过必为怏。与其病后能服药，不若病前早自防。”此一言一药。属此寒月，凡过冷之物，决不可进，此乃息病之急务。如仍频进而责医者以治其证，医亦不知所以为计矣。臣一念至此，实所惓惓。

且念盛世如有抱冤向隅者，则仁人之所隐也。凡科举，人之穷通系焉。虽或奇才，实难再捷。古人云“大福不再”，科举之难，又何以异此？是以非有借述，或科次之际，徇私用情者，则其馀虽或违格，既非冒滥，亦在可恕。其有不书居住、或用老、庄语、或以庶孽而既已许通者，登第之后，旋被削去，不无其冤。特命并复其科，以示盛世无弃物之意则幸甚。

黄廷彧，元勋之人，不幸为贼所拘。今之指以为罪者，只是伪状。臣得见其上庙堂书，则廷彧心事，备见于此，可谓冤枉矣，而犹尚放归田里，未有放送之命。廷彧今年七十有三，衰病不能起立，奄奄濒死，一朝溘然，则勋旧之人独抱冤于明时，岂非可哀之甚也？圣上虽或垂怜于后日，亦将无及矣。尹国馨年老宰臣，亦未见明白可罪之实，而一时言者过论，遂至不叙。罪非形见，而废斥独久，亦岂非未安者乎？

且以御贼一事言之，我国之犹可恃以拟贼来者，只有舟师。而庆尚右水营旧镇，在助罗浦之西，而今则右水使以统制使而留镇于此。自兵乱之后，凡贼倭之来犯我境者，每向釜山等地，未尝越大海而向全罗之境。贼若再动，其势必取前路，自对马直向釜山。而统制使自其镇闻贼来之报，历助罗浦，水路迂远，方出前洋，其势不相及也。然则乃追击其后之师，非遮截来路者也。岂非失计之甚者乎？更命庙堂与备边司讲究水路便近可及遮截之处，以为统制驻札之所，实今日之急务也。

干戈十年，名将眇然，旗鼓相当，望风奔溃，殆不能军者皆是也。日后脱或贼来，又何以异此？郭再祐当乱初，以孤军守鼎津，遏其方张之势，落其角距，贼不敢渡，竟扼其津而保守宜宁。其后以朝家之命，守昌宁山城。凡所谓山城者，皆陷于贼手，阖城被屠，否则弃城预逃而已。而再祐独守山城，人心视犹干城，贼不犯人不逃，竟全孤城，若防制水。盖再祐非特闲于兵略，尤能善抚士卒，得人死力。今之可为武将者，无出再祐之右，而乃置之闲地，未寄兵权。万一贼来，再祐不可终弃，与其贼来而仓卒用将，曷若预以为将而使士卒习将，将得士卒之力也哉？臣妄有愚见，敢陈所怀。圣明若赐裁择，则臣实幸甚。

还征北兵以送南方启

臣伏闻咸镜监兵使状启，以为“贼胡屯聚于会宁不远之地，以此吉州以北精兵二百五十九名，还送本道；端川以南精兵一百三名，送于南方，已有启辞”云。当初北兵出来一款，论议不一，首尾累月，仅得上来，今又遽回。胡人进告之言，未知虚喝与否，而便即还送，则只足以贻胡人之讥侮，而岂非自撤其备倭之藩蔽者乎？前日倭贼直到六镇，我国人民离散之后，胡人终不能据一二镇而有之，其不足畏可知。设使贼胡窃据六镇之一半，孰若贼倭再来，深入长驱，如前之为，而我国存亡，决于此者乎？且倭贼到端川、吉州之时，奋勇决胜，若刈草菅者，惟六镇之兵为然，而非端川以南之兵所及也。

今只令端川以南之兵南下，而六镇之兵还送本道，则前后南下，不满数百，端川等处之兵，岂足为有无轻重乎？虽倂与吉州以北之兵，尽数南下，其数固已少矣。且臣之欲令北兵尽数南下者，非但欲其南下而已也。以出身武士，一如南下之数，下送北道，则亦足防守而缓急可恃矣。况目今有新出身便可即送者乎？虽加数入送，亦无所不可矣。

近日漂民及要时罗等书，其言之虚实，虽未可的知，而万一或如其言，则其大可忧者，又将不下于往年。为遏截贼锋之计者，当无所不用其极，曾已出来之北兵，岂可还送而不令南下乎？臣妄有此怀，而以受针未久，难于启辞，次且有日。今闻北兵发还，冒昧敢启。伏愿特赐圣断，即命尽数南下，以幸国事。

再启

北兵勿为还送，尽数南下事，日昨尘渎，终归报闻，臣窃闷焉。当初议臣启请北兵必欲其出来者，唯以我国之兵脆弱特甚，见倭贼辄走，不敢交锋。以此贼倭深入长驱，经捣千里，更无沮遏其势者。唯北兵于倭到端川、吉州之时，能与贼抗，力战取胜，斩获甚多，见于已试。今方屯兵防守，以拟倭之再来。他兵名数虽多，缓急不足恃，唯北兵庶可望其乘机截杀，胜败之数，有系于此。此所以欲令征发南下者也。

今者胡人进告，既未知其虚喝与否，而其后更无续来之报，又安保其非出于北边之人教唆胡人有此进告乎？至于贼倭之报，则漂民及要时罗等书之外，“炼兵二十万，五六月渡海，举兵来犯，势必至”等语，今又有体察使之状启。体察使身都阃外之责，目击耳闻，而心又揣度，夫岂徒然而以势必至为言乎？然则倭贼之再来侵犯，不待日后之报而坐可䇲矣。当此之际，征发到京、系关胜败之北兵，遽令还送，岂是计之得者乎？

我国所患，唯南倭、北胡。而往在丽朝，尹瓘开拓边境，遂致胡人构怨，然只侵犯本地，终不敢深入。倭贼则蹂躏京畿、下三道等地，千里无复人烟者，非但一再遭而已。其祸固深于胡，而今则又加以鸟铳，尤不可敌。以此横行无前，直到平壤。胡患比则四肢，而倭则患在腹心。摠之，胡之侵犯，不过忧在六镇，而终不能越铁岭，而南倭若再动，则国家之存亡，实决于此。祸患轻重，自有所在，奈何不为之深虑，而还送已征之北兵乎？奋勇直前，一卒有关，数百之卒，岂可谓之无益乎？方在六镇之时，犹得以征发，只在数三日之程，又何难于还征乎？

定将率领，自有部伍，恐不至生怨逃散之弊也。天朝浙兵远在八千里之外，而我国每请南兵，不以生怨为嫌，反以我国北兵还征生怨为虑乎？且倭报日急，胡报不再，其间缓急，又自可见。一面急遣宣传，停止其行；一面论议定夺，务求长策，亦所不妨。妄意摧遏贼锋，毋过于此，不避烦猥，敢更冒渎。伏愿特赐圣断，划即明降指挥，以幸大计。

御胡方略箚

伏以今者先来通事之还，使臣状启中有“老酋造船，欲图我国”之语云。此事之日后有无虚的，虽难预知，而既有此声息，则在我国，岂非忧方大者乎？当壬辰倭难之际，此贼请率兵来救，赖天朝不许，而其生心我国，固已久矣。今或谓“李成梁故为勾引此酋，将以残破我国，而得行其阴蓄之计”，亦难保其必无也。又岂非重可忧者乎？我国兵非不足，而将不素炼，见敌辄走。壬辰而来，已事固然，南、北何殊？胡、倭奚别？以辄走之兵，当方张之虏，不待两军交锋而其胜败固已前定矣。岂待智者而知之乎？

今当仓卒遇敌，遽难变脆为强，而犹可以致力者，惟在于择将而已。不幸此耗不虚，贼若来侵，则先受敌者，忧在关西。当此之时，此道阃帅，岂容不择？新兵使边应星循例陞授，职至二品，而对敌制胜，未有见效，人亦不以此期之，而乃猝令当此大敌，呜呼，其危哉！此岂可以尝试而望其侥幸不败也哉？郭再祐在壬辰乱初，以匹夫起兵，扼守鼎津，遮截倭贼。屡败其猋锐之锋，以挫贼势，贼竟不敢渡鼎津而西向，其绩伟矣。且凡与贼战，其麾下之为贼所窘者，必力救拔出而自捍其后。以此士卒皆乐为之用，恃而无恐。其后守山城，皆用是道，隐若一长城。及其为阃帅，凡递番之卒，爱戴如亲，至相语曰：“只去家而已，虽曰立番，与在家同。复有何苦乎？”如再祐者，当今名将，一人而已。

昔在先朝，令宰臣各陈所怀，臣以边境可虞，敢荐再祐。先王可之，即征用再祐。其后未久，旋即还家，而再祐自罢山城防守之后，辟谷不食，惟茹松叶。人称道引，识者谓“金德龄以勇力绝伦，为人挤陷，竟死非命。再祐自以名将，恐或不免，故托于此而逃世”。揣其本情，容或如此。然圣明之世，安有意外弓藏之祸？苟以诚心征召，而付以西关阃寄，则再祐宁有托病不来之理？若终托病，则须下严旨，责其国危如此，托疾不来，非人臣事君之义，而敦谕上道，则岂敢终于不来而已乎？上既以诚待下，下不以诚事上，岂人之情乎？若起再祐，使备西陲，则自可抵当此贼，而少纾圣上西顾之忧矣。国事岌岌，臣实惓惓。

且闻此虏所惧，惟在于炮。平安一道上下江边，多送炮手，防戍各堡，以拟此虏之来。虏若渡江，则平原驰突，万骑齐发，此其所长，在我御贼之道，当避其所长，而婴城自保，虏若近城，齐发铳炮，以挫其锐。则铁骑围城，此其所短，或可制胜。至于鸭绿，一苇可渡，且多浅滩，奚必千艘？而声言若此，指东发西，兵家之谋。先声若此，或令我专备西边，而忽出北方，亦容有此。西北一带，似宜一体防备。

至于李成梁与巡抚合揭兵部之事，臣尝私切痛心，昼夜思惟，未得其说。夫以先王事大之诚、圣皇恤小之仁，实同家人父子。自被倭难，请兵请粮，有请辄允，奏闻之进，无有不于其日下者。中国人至目圣皇曰“此乃专为朝鲜之天子”，则天朝于本国，岂容遽有他计？而先王才薨，成梁辄进掩取之计。然则天朝发兵与粮，终始拯救，使之保守东藩，而竟乃掩而有之，宁有此理？虽微科道之参，圣皇断无准许之理矣。然成梁之生心，固非一日之积。曩在甲午年，臣等以请册封、请兵粮使臣，于十一月抵北京，见通报，则有山东济南府通判支姓忘其名者上本。其大意以为：“朝鲜被倭患累年，至今未定。请以都督李如松为朝鲜镇守摠兵，专责平倭。”科道参之曰：“若以如松镇守朝鲜，则朝鲜必不自安。天朝固非有意于藩国土地，而支某受计如松，敢如是上本。请治其怀奸上本之罪。”圣旨允下。其本与成梁之揭，前后凡再矣。

成梁，一老革也。志图富贵，有何所知？此非为天朝计，实自为身谋也。曾闻成梁本非将才，一生惟以贿发身，真所谓债帅也奴才也。闻其以镇守在广宁，前后凡三次矣。每当三年大比进士取人之时，一榜之出，自状元至榜末，举一榜俱有所赠遗，而鲜有不受者。又其后三年，则其榜进士已为巡按而出来，其巡抚则又其前日之受赠者，相与尉荐崇奖，护其短而称其长。以此誉言日至于都中。且遍结朝中权贵特甚，故成梁所欲，无不遂者。

明法，以兵灭一国，或开拓土地者，然后方封伯爵世袭。而成梁为广宁镇守，累年隐败冒功，课其前后斩级之数，而滥封世袭之伯，此于赏功之典舛矣。王越之威宁大捷，足称敌忾，初封世袭威宁伯，不至僭赏，而乃竟以贪功开衅，至于削职。成梁伯爵，猥滥极矣。终无有驳正而削之者，实权贵为之道地故耳。凡中朝摠兵，无有世袭镇守者，而惟黔国公沐晟之后，世守云南摠兵，此为有例矣。成梁既以无功而叨伯爵，则或者欲郡县我国，倂属关外，而以广宁摠兵，世世镇守。出于老革僭悖之计，亦何所不至？而遍结之权贵或为之地者，亦不可不虑。况成梁既递摠兵，而不归老辽东之铁岭本家，乃许归老京师。彼虽递摠兵，其伯爵自如而受禄，且日与朝中权贵相结，期济其所欲，则其凶计之得成，亦不可谓必无也。以此言之，则我国之忧犹未艾也。

且成梁合揭兵部之本，中朝人秘之，不令使臣得见。然岂终于不得见而已乎？想必方便得见矣。然使臣之报既如此，则其在我国，所当多方而求见。臣因念镇江游击吴宗道，于昔年我国被兵时，累次出来。臣适以接待堂上，得数数款接，以粗解华语之故，不假通官，得以通情。及宗道莅任镇江，或求诗或寄声于诸宰之时，臣每与焉。臣之妄意，臣若有公干者然，驰到义州，仍往镇江，见宗道而密问其故。且合揭之本，应在于通报之中，臣又求见，而倘遂所愿，则固幸矣。因以倂问成梁缘何有此揭、朝中论议云何，则此非如成梁仍在镇守时，宗道或可言其所闻。因此或得其要领，则可以借手归启，而老酋动静亦可以闻也。臣年过七十，衰朽已极，更无自效之日。未死之前，惟念此行少可以报国，敢幷缕缕，无任战灼之至。取进止。

注解经史箚

伏以讲筵始开，微臣乃以知经筵，缘阁门外礼数之难，不得参于入侍之列，以觐耿光。衰朽馀生，无以仰望君父而一陈所怀，心实歉歉。抑臣妄有所怀，辄敢尘渎。

四书大文及进注之吐，从前无定说。臣僭有所悬之吐，至于大文难解处，亦略有所解释，而未得缮写之人，又难备纸笔，不能写出。虽缮写作册，岂足可观？只可备一说而已。韩文则曾从同知崔岦，相与往复订正，写成《订疑集览》上、下卷。或可因其有疑难处而参考，则不无所益。今敢投进，少赐乙览后还下，则可更删改，缮写而进。《史记》则略抄悬吐，而旧注及近世注解之外，又有未莹处，则间以臆见辄加注解。然此固非一人之见所可独撰。典籍车天辂博通坟典，尤邃于《史》、《汉》。臣有时相见，问及难解处，则迎刃而解，精深超诣。盖以于诸书，解所不通，其所见出人意表。

臣于《史记》抄录之传，悬吐已讫。惟是难解之处，有如拂尘，随见随出，未易就緖。须资该博之人，乃可济事。今者天辂以兼养贤主簿，不能其职之故，降授咸兴提督，今将赴校。臣失此人，则诚难办此。伏愿圣明特垂财察，命改天辂提督之任，改付闲漫之官。或东班如未有阙，则先授军职，未付禄之前，按月给料，俾得与臣同此撰出之事。其写出册纸、笔墨，则计其应入之数，许令取用于该司。玉堂、春坊书籍，亦许参考。至于缮写之人，则承文院写字官、弘文馆书写中，量数来写，以期讫役，不胜幸甚。

臣曾于先朝，每拟撰出投进。而缘先王末年，圣候失宁，欲待平复，方有所启请，而不幸龙驭上宾。再期已过，今始一言，情亦戚矣。伏乞圣慈俯谅微悰，曲赐采纳，则微臣濒死之志愿毕矣。兢惶陨越，不知所裁。取进止。

收议

釜山开市便否议

我国与倭贼，语其雠怨，则不共戴天。发难起祸，今馀十载，而御贼之备，无一可恃。颿风飘忽，只隔一水，可忧叵测，无时不然。近日已许交易其商物，则又许其开市买卖，其间盖不相远，许之似合权时之宜。而但念顷日此贼之退，全仗天朝兵力，不特君臣，恩犹一家。前日和否，屡禀于天朝，而未蒙明示。今乃非中朝所许所示，而辄许开市，则后日执此，更要信使、九殿往来之例，而舐糠及米，其欲宁有限极？不谨之于早，则既许通市之后，断然不许其后之请，其为挑怨速祸，一而已矣。

臣之妄见，则通市一事，非有天朝之许，恐不可遽从其请。如不获已，则具陈情形之可虞，奏闻天朝，以禀裁处，然后乃可议之。事变之来无穷，万一开市之后，此贼以不从信使等请发怒，而惹起兵端，则其势不得不据实，请救于天朝。天朝若将何以不禀朝廷而遽许开市为问，则未知将何辞而以对也。今宜答橘倭曰“交易商物，则固已许之。若如前开市买卖，则时未有天朝处分，我国未敢私许”云，则言顺理得。如是而捱过年月，以观日后事情，恐或无妨。咨请炼兵委官，巡审海边，凭借声势，以折狡贼狺然之心，实合事宜。伏惟上裁。

戊申廷议

临海既凶悖失性，则虽曰居长，先王固已弃之。至于储位，则十七年来，臣民久已归心，名分已定。临海何得于今日以居长自处，而乃敢有让本乎？面质一事，则藩国君位，岂容差官面质而决乎？此则决不可为也。今此奏闻，惟当极陈临海罪恶敛怨一国之状，期以天朝准许。而其凶谋作乱之事，则即今镇抚差官若未及知，则自我不须先发。若知而问之，则我国似未可坚讳，惟在接待之官临机善为辞说而已。

且昨日臣敢以首相率某某宰臣，驰往辽东上本，而封之于辽东，即差宰臣或文臣，赍本驰进之意，告于宾厅大臣者，曾闻中朝最重首阁老，称以元辅，其礼遇与次辅绝异。我国领相，即中朝元辅也。妄意首相进去，则事体极重，似可感切皇朝之听，而亟赐允许也。敢幷更申臆见。伏惟上裁。

文庙从祀议

臣窃闻文庙从祀诸贤，以万经理移咨，将有所陞黜。臣虽未详其曲折，亦有所见闻者矣，敢陈臆说，以备采择。

中朝陞黜诸人，虽未暇一一历数，而就其尤著明者言之。则马融为梁冀草奏，杀忠臣李固。所谓戴圣，礼家之宗，而身为赃吏。王肃，魏臣而以女适司马昭，及毋丘俭、文钦起兵讨贼，肃又为司马师画策，以济其恶。杜预伐吴之际，因斫瘿之讥，尽杀江陵之人。此人等罢祀固当。而至于刘向，尝上言黄金可成，铸作不验，下吏当死，其兄救之获免，此特其小过。而至其立朝，精忠照映前史，经传之功，亦不可诬。岂可以小过而黜祀乎？

以至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五人，既有传注遗经之功，且无其过。其中郑玄，则朱子谓“郑康成可谓大儒”，其推尊之者如此。此五儒，岂可无故而罢祀，只各祀于其乡乎？王世贞亦谓：“先朝之黜汉儒，凛乎斧钺矣。夫卑汉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于背本也。令训诰之学不传，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释其义乎？愚以为若卢、郑等者，复其祀于学可也。”其言当矣。伯寮愬子路于季氏，得罪圣门，其黜宜矣。而秦冉、颜何，千载之后，何以定其为字画相近之误，而幷罢其祀乎？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大其问，蘧伯玉得君子之称于圣人，皆圣门所许。岂可幷罢其祀，而只祀于本处乡贤乎？

吴澄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而身事胡元，其黜当矣。而欧阳修以配韩愈，而陞祀则犹可。而张璁之必欲以修从祀者，盖以濮议之时，修有“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犹称考”之说。不幸而为璁辈之囊橐，追尊至此。如使修有知于九原，亦必蹙然于为璁等所卖，而不安于两庑之下矣。焉可以中朝之祀典而苟从乎？又以薛侃之议，进陆九渊从祀。朱、陆之辨，虽未易遽言，而我国既专尚朱子之学。而朱子谓“陆子静分明是禅”，今乃进陆于从祀之列，使与朱子并列于两庑之间，未见其可也。

臣于嘉靖丙寅，以书状赴京时，随例拜圣于国子监而见之，到今追记，虽未莹然，而其时本朝先儒，似只是薛瑄从祀。其后万历己丑年，赴京拜圣，则薛瑄之下追入者，又有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三人。王守仁则即所谓致良知之学者也。不论其他，守仁敢以朱子比杨、墨。凡尊崇朱子者，所当辞而辟之之不暇，尚安忍使其晏然于两庑之祀乎？臣又闻议守仁从祀之时，南北异议，北方则皆主不可祀之论，南方则皆力言可祀。南论人多而盛，虽其论遂行，初非天下公共之论。

臣又闻即今江西人徐即登，翰林出身，而提学于福建，讲学武夷山紫阳书院，力排陆九渊、王阳明异端之学，名振中外。凡于福建、浙江学宫屏风，即登辄以大字，书王守仁之过失曰：“以虐政杀民，以宝货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士君子不可有此过失。”注脚其下曰“阳明为大将，征佛狼国大捷，收玉帛宝货，满载大船，以其长子及家丁四五人，押船回向其故乡。舟中篙工等谋杀其长子、家丁，尽输其宝货而逃”云云。又大书曰：“今天下人人皆诵法孔子之学，然问其所以为孔子之学，则不知也。盖近来一种学术，阔略身心之间，以融通为妙悟，以顿悟为知觉。分明出老入释，问其学，则曰‘孔子，孔子’，人亦往往以孔子之学目之，其为害，盖不浅浅也。”

王守仁从祀，盖出于万历以后，虽未及载于《会典》，既曰陞黜当从天朝，则此亦未可异同。而倡言力诋者，又有如徐即登者，则又未可谓天下公共之论也。其可苟然而从之乎？张璁以权臣，箝制天下之口，使一时士夫不敢伸其公论，而强以行之，兼以阴济其私，以文其奸，日后必有公论。而其陆九渊、王守仁从祀，盖出于不尊尚朱学而然也，尤不允众心。

且既从中朝祀典，则不可就其中一从一违。臣之妄意，我国文庙从祀典式，姑依我国之旧，以待后日之公论，似或无妨。试以吴澄祀黜一事言之。澄之从祀在于正统，而我国不之知；其黜在于嘉靖，而我国今始知。凡嘉靖以后从祀陞黜未允于人心者，岂无后日之公论而或有改之如吴澄之陞黜者乎？此尤可待公论之定，而未可一一遽从者也。唯圣明之留神财幸焉。臣谨议。

启辞

辨明前后国丧时成服启辞

臣伏闻前台官李庆祺等成服前，呈文礼曹，自以前台官，虽未付职，请服斩衰。而其末乃引臣名曰：“且闻海平府院君尹在堂下时，遭仁圣王后初丧，见递本职，亦无职名，而与百官同服齐衰云。海平以庶官作散，而尚且服之，况等以台官见递，应付职者乎？”礼曹遂据其呈文，议大臣，依海平府院君时例施行云。臣立朝最久，文定王后及明宗大王之丧，以吏曹郞官及从臣成服，未尝以庶官作散而成服。至于仁顺王后之丧，臣以庆尚监司；仁圣王后之丧，臣以京畿监司而成服。所谓“在堂下，遭仁圣王后初丧，见递本职，亦无职名，而与百官同服”云者，实出于传闻之谬。而礼曹不复问臣，辄依其言，以小臣为据而开例，臣实未安焉。伏望下臣言于礼曹，使知其失，而不复更创谬礼，何如？

疏

谢赐食物疏_{公年满八十，爵位已极，无以复加。命赐以米、太、鸡、酒，岁以为常。}

无状小臣平日立朝，碌碌随行，无丝毫报国之事。顾以年登期颐，忽蒙无前之殊锡，自闻有此赐，寝食不宁。今者许多米太，以至官酒、鱼肉，各其司下人领来，一朝堆积盈门。贫家暴富，邻里惊叹，湛恩汪濊，报答无路。非但恩泽之盛，其为荣光，近古所无。末照易颓，馀生几许？惟日夜仰祝圣算之如冈陵矣。俯伏丹墀，感激泪下，惶恐陨越，不知所裁。伏愿圣慈之矜察焉。

杂著

玉册文

宣祖大王玉册文

允矣我王，实天生圣。

吁于帝听，伦纪以正。

属玆阳九，岛夷构难。

拟犯上国，罪盈逆叛。

肆言假途，敢以尝我。

王用疾首，驰奏帝左。

峻斥痛绝，替受凶锋。

两京不守，播越箕封。

帝省我诚，亟命来援。

出师穰穰，精锐十万。

坐收全胜，恩深再造。

疆埸既复，妖氛如扫。

绩犹一戎，捷奏三战。

维王之忠，维帝之眷。

沕穆交孚，有此伟功。

诚心上格，动与天通。

重恢宝运，垂裕千龄。

捍卫皇朝，永其义声。

乐章

宣祖大王乐章

嗟我圣后，重光璿系。

涤谬无馀，上报先世。

岛夷凭陵，敢煽凶祸。

恳奏皇朝，天兵东下。

亦有流言，引寇内侵。

快赐昭雪，帝鉴诚心。

转危为安，邦域载清。

乐成金石，盛德难名。

传

笼岩先生传

笼岩先生者，姓金氏，讳澍。高丽恭让王朝，以礼仪判书，如皇朝贺节，还到鸭绿江，闻我朝开国，寄书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即无所容其身。夫人有娠，若生男，名以杨燧；生女，名以命德。”仍送其朝服及靴曰：“但以此为信，夫人下世后，以此合葬，为我夫妇之墓。且以到江上还向中朝之日为我忌日，葬后勿用志文、墓碣。”遂还入中原，居于荆楚云。其子孙相传，十二月二十二日为先生讳日，即江上发书之日也。夫人解㝃得男，命之曰“杨普”，盖改燧为普。

先生系出善山，侍中宣弓之后，考曰判书元老，夫人文化柳氏思雨之女也。杨普登文科，历闻庆县监，官至宣慰使。曾、玄诸孙跻显仕者相望，大司宪之庆，即先生曾孙，之庆之子应箕，左议政。其墓尚阙表石者，遵其遗命也。万历丁酉秋，册封日本之行，有幕下官许惟诚者，到东莱，自称先生之裔。因言先生家荆楚生三女，许即其女婿之一，许及其二女之后，多登仕籍者云。且问先生应有其后，欲见新谷之金，不问善山金姓。人只知善山为金氏乡贯，而莫晓所谓新谷之金，不能对。后孙竟不得与惟诚相见。先生卜居善之新谷里笼岩下，乡人尊慕之，不敢名而因称之笼岩先生。

噫！先生徇国之节，既足以震耀于宇宙间，而其家令之出于仓卒之际者，犹且眷眷以无闻于世为言。以此人无有知之者，遂寥寥至今，可嘅已。抑应箕闻人，而略不为祖先为阐扬计，亦少椎矣。善山，吾乡也。尚德而艶称之者，岂非同乡后来者之责乎？今采先生七世孙有晔之语，撰次其遗事。赞曰：

丽朝之亡，如郑公梦周、李公穑、金公震阳、李公种学、吉公再、徐公甄之数君子者，或死或不死，而其义形于色，自靖于心，则同归云尔。至于李来，乃直臣存吾之子。来亦以谏官，同金震阳，纠郑道传辈背国之罪，此则几矣。而乃入惟新之朝，参佐命功，其视乃父，有愧色矣。总之，丽末之臣，乃心王室者，固自有数人。夫以善之一府，仅百里邑，而乃有吉公再，人不知又有如金公澍者，一时并起于一乡，方驾齐驱，追踪夷、齐，屹然为千万世人臣二其心者防。遗忠独萃于一邑，斯固地灵之所钟非耶？金乌之山巍然若增重者，呜呼盛矣哉！且没世而名不称，君子疾之，名固非可厌也。乃笼岩所立，如是之烈，而竟泯其迹，不为身后名计，欲使后世不复知有笼岩者。呜呼！先生之高于人，殆未易量哉！

朴监役小传

朴监役思宽，字宽夫，系出竹山，新罗宗姓之后。家世簪缨，长兴府使兼武之孙，参奉焕之第二子也。失时不学，而天性善良有驯行。其奉亲，极其愉婉；处兄妹，极其友爱。一味悃愊而已，华美无所外见，故乡党无称焉，然亦无毁之者。早丧父，独有母在宗家，公虽别居，居在宗家侧，常侍亲不暂离。

岁万历壬辰，倭贼濒入京城。公兄郡守思恭已先没，而公母年逾九十，老病不良于行。公以四月二十八日，奉母避贼，下归交河先茔之侧，而贼以五月初五日，入京城。贼又以五月望时，四出畿甸，焚掠乡村，遍于坡、交之境，杀人为嬉。贼之将至公居，公奉母携诸妹，潜匿林莽间。母谓公及诸女曰：“贼虽见我，必以笃老而不见杀，我则当无患矣。汝等须即分散各偸生。”诸女闻命皆避，公独在亲傍不忍去。未几贼拔白刃直前，将斮公母，公即伏蔽公母。贼一剑斫下，公重被创不可救，而公母则自如无伤。贼以公既被剑将死，即舍公母而去。公母见公重创，即自裂其衣裳而裹其创处。公眩仆不复省事，舁归其家，过五日而死，死时年七十三。

公母常藏其裹创溅血之衣裳，谓侍婢曰：“此衣裳所溅之血，即监役之血。汝辈须勿以血污而浣濯，仍谨藏待我死入棺时，殉于棺内而同葬。”公母避贼西行，行到凤山，得疾不救。诸婢依治命，仍以溅血衣裳，殉于入棺时云。余乱后还京，始闻其事而异之，常欲作小传，冀不泯于后。今以闻于公之婿倩姜正德瑞者，而略为之撰次云。

赞曰：监役，即余异姓再从兄，以密戚故，获习者久矣。尝谒叔母，屡见监役，监役亦有时访余。监役，盖传所谓树惇人。虽以余之为公族弟可悉公至行，而心亦以为特一椎朴而少文者耳。乃其临乱，知有其母而不知有身，直犯白刃，以身当之，而脱母于死。亡身全母，以成就一个孝无憾。盖古之孝子临乱与亲俱死者，固有之矣。至于公则舍生而全亲，不亦尤卓绝鲜觏哉？世固有文词发身，坐谈名理，至辨晳也，而顾于奉亲一节，或有歉焉。此非不文也，而乃蔑于行，奚足取乎？公虽不学，而完行如此，岂得以不文少之哉？然不临乱，则公之诚孝，固不得彰彻如今日之烈也。然则公之不幸，乃公之幸。而所立既如此，一托文字，其名自足以不朽矣，又何待有司表章棹楔其门而后著乎？噫！

论

范增论

汉高之言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陈平亦曰：“项王骨鲠之臣，亚夫、锺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此数人之中，锺离昧犹能于羽死后不臣汉，依于韩信，终为信所斩，亡国大夫，死差无愧。龙且不量彼己，于韩信定魏、赵后，犹未知其将略之无双，辄为嫚语，而轻与之敌，一战被杀，此真三尺童耳。周殷于项羽事去之后，乃以大司马叛楚，举九江兵投汉，其反复，不足言也。唯亚夫颇能进说，而言不见用，竟为羽所斥，不忝骨鲠之名。而东坡之论，至以为“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增果人杰耶？

汉三杰则不暇论，其次如陈平亦能于羽霸诸侯时，知高帝之终有天下而归汉，此其明已过于增矣。增则不知天下之势归于汉，而为羽画计，欲以诈力定一时。终始依羽，侥幸成功，枘凿不入，反见疏弃。夫不料羽之不足与有为，而辄托其身；不知羽之厌闻己言，而强聒不舍，皆不足以言智矣。

羽之所行，无一可观，惟不杀沛公一事，犹有人君之度，而增乃力劝杀之。王者不犯，固非增所得以杀。假令羽听增之言，杀沛公，而曾不改其慓悍猾贼之心，则宁有得天下之理乎？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而羽则所过无不残灭。增为之谋主而略不谏此，又从而劝杀不肯杀之沛公，益张其好杀之心，吁亦末矣。

项梁闻陈胜死，召诸将，会薛计事之时，固未有立楚后之意。而增首先发之，其言曰：“楚蜂起之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能复立楚之后也。”其立楚怀王，实出于增之谋。既已委质，为怀王之臣，则当终始勿贰，以事其君，而夷考其行，则有不然者。当楚之救赵也，宋义为上将军，羽为次将，增为末将，增与羽实等夷也。羽之杀义，则出于晨朝急遽之间，容有未及救止者。既杀之后，未见增有责羽之言，顾乃相与立羽为假上将军而无异辞。及闻沛公定关中，则增劝羽击之。沛公即义帝所遣之将也，羽乌得以擅击之乎？及劝羽杀沛公而羽不应，则乃曰：“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怀王在上，而敢曰“将军天下”，其心固知有羽而不知有怀王也。羽谓“怀王何以得颛主约”，而阳尊为义帝之日，增又未有救正之语。其立沛公王汉中，则实出于羽与范增之阴谋。其击杀义帝于江中也，又未闻有以身争之而决去就之言。

增固羽之谋臣，而非怀王之臣矣。执此而见之，则初劝项梁立楚后者，非真欲戴楚为王也。但欲假此，以持人心，俟项氏基业既定而剪除之矣。其为项氏谋者，固不遗馀力，而处心积虑，岂人所忍为者乎？东坡谓：“立义帝而中道弑之，非增之意，将必力争而不听。”此特指无为有之曲笔，而殆非其实矣。增固智谋之士，而不能择主，无救其亡，身亦见弃于主，其智亦不足称，而至论臣节，则扫地矣。焉足尚哉？

辨

歌则不哭辨

“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朱子犹谓“一脚长一脚短”，似不以程子之言为然也。弇州曰：“朝吉朝而夕闻父母丧也，将不哭乎？”亦不以程子之言为是也。然窃以为不然也。哭则不歌，谓馀哀未忘也，朝吉朝而夕闻父母丧，固不可曰馀乐未忘。但其时以庆成贺礼之日，而将吊温公之丧。程子之意，盖谓庆吊不可同日，欲以他日吊温公。其意自好，而但所谓哭则不歌者，未足以帖服东坡之心，而反取其讥。既被其讥，不复详言己意之如何，故至今未能究知程子之言之意。今因其言而想其意，则必谓庆吊不可同日，今日既庆矣，岂无他日可吊而必于今日乎？此乃程子之本意也。朝吉朝而夕闻父母丧云者，特就其重而言也。不特亲丧，虽闻期亲丧，将不可不哭，不言歌则不哭者，似近矣。然此则特出于歌之日晩而有丧而出于不意者耳，非若庆之日将必吊于其日也。庆吊不可以同日，既庆矣，岂无他日之可吊而必于是日乎？早歌而夕闻丧之哭，出于不意也。庆而欲吊于其日，失之于吉凶同日，宁不可退其吊于后日乎？一则歌而哭，出于不意也；一则既庆而退日吊，盖预定也，恶乎同？

题跋

题沈知县古琴_宗敏

逸斋沈进士，高士也。家蓄古琴，苏斋相国铭之。失于壬辰兵火，嗣子知县公恒用是为慊。适有鬻破琴者，见其槽中有“弘治辛酉”字，识其为古物，亟偿其直而易之，改装其缺，更写苏斋铭，求竹林公子画，盖以阐先志而添一文房清玩。宛若旧琴复完，间谓其游月汀散老：“子盍一言？”余是何人，敢续貂苏斋后乎？系之曰：

枯桐著丝绳而长三尺者，琴耶！鼓而听之，峨洋而默相会者，心耶！彼其水深而澄，山峙而青，宜乎听尔集胜之亭。

题自庵诗帖

自庵金公，讳絿，字大柔。此帖，即公诗而手自写者也。公己卯正人。往闻一时诸贤，如赵静庵则一意道学，不暇他才艺，金冲庵以下则盖旁及文章矣。诸贤之论以为“文则汉，诗则唐，真、草则晋，人物则宋”，以是视法而为终身俛焉之地，亦盛矣哉！今观此帖，不其信然乎？诸贤方得君行道，力挽三代之治，而憸人间之，北门祸起，迁谪四出，而甚者命且不保。公以副学，远投海上，癸巳恩宥，还礼山旧居，遂以翌年甲午捐馆舍，享年仅四十七。后复原职，又以在玉堂时预宗系之议，录光国原从功一等，赠吏曹参判，此即公衰荣之大槪也。

树德者获报，而公之孙持平韫、别提韐俱殒于壬辰兵祸，天之报施善人者舛耶！又闻公才弱冠，应生、进试，考官先正金慕斋见公文亟叹赏，两试俱擢第一名。旋以癸酉榜眼释褐，秉史笔上玉堂，自正字积官至副学，中间除外职者，惟吏曹、政府郞、掌乐正而已。其拜掌乐，则以解音律，而且赐暇湖堂，以诗文预期于后日者固远且大。而卒以废斥，又夺其寿，古所谓人忌之而天亦忌之者耶？公书深得魏、晋笔意，至今学书者临摸不衰。而评书者或谓“金某威而不猛，姜汉猛而不威”，互致瑕瑜，又安得为定论乎？诗宛有有唐风骨，使假之以年，纶而不息，廓而大之，则玆所就业，岂其税驾所哉？

帖为主簿赵君大得所有，余谓：“锺、赵、王、褚诸人俱阙于行而徒有其艺，后之人见其书法若诗，犹爱玩不置。况公之皭然名臣而才复兼至，如此帖者，其宝藏之当如何哉？赵君其知所重乎哉！”既以语赵君，复书所槪于怀者而归之。

万历壬寅端阳月，后学海平尹某题。

题京兆契会图

京兆会图，图大尹、左右尹，图未竟，有递而代者，合凡四人。郞僚则不与焉，略之也。古所云六军不敢犯者，即是职。而国家之设官也，督盗贼禁奸暴，则专责之刑部，而府无与焉。即赵子都缿筒操切，无所施其能矣。然讼师林立，案牍云委，情伪之变有千焉。乃日思所以平亭而使枉直得所，意见有异同，而各尽其底蕴，肝肺不隔，精神流通，真若咸酸济而埙箎和，则固非所谓适然而游、哆然而合者也。况系情防散之既有会，则其亦独可以已于此乎？

人之处世，聚不能无散，犹散之不能终于散也。会而至于图，则其示永而存义者深矣。俯仰转眄，合而散，散而思，而感慨系之，则焉得不形诸文字间乎？图既成，适大尹腾装上国，衔命而轻千里，则是又一散也。诸君谓不佞不可无一语。不佞素不能娴于辞，而辞不获命，辄请授简，其亦可谓汗颜也已。

万历戊子五月下澣。

杨佥事手帖跋_丙申八月

我国运值阳九，今玆兵祸，开辟所希。殿下千里西辕，寄命无所。圣天子恻然轸念，濯征之师，环集平壤，天威所震，旋有克捷之功。游魂潜遁，莫敢旅拒，两京、州郡，还我版籍。既而贼丑窟穴于南边，地远馈艰，兵未可再出而尽剿之也。本兵于是，有谕贼回巢、因加册封之议，圣天子遂赐允可。此虽与始者灭此朝食之意有异，而其所以拯救我邦俾免水火者，其归一而已矣。

维时都督佥事杨公以才谞，实膺副使之命，远临我邦，以抵釜山。其驻贼营者，月变十蓂，贼之情伪未可测，而设辞隐窾以尝试之者，前后何限？而公能随机候情，不眩不挠，同事者不堪而跳，公乃晏然如平日，贼更耳传目摄而竞服公。公今陞正使，持节往封，涉鲸波若坦途。虽成败利钝，有未可逆睹，而古所谓“使四方，不辱君命”者，公盖有焉。

公之手帖，寄其接伴李判书子常者，凡几道，参谋兪玄津、姚贞石、千总谭冲玄以下之帖，幷附见焉。率皆详而切，简而腴，自合于赤牍故步。呜呼，盛矣哉！妖氛遍于疆域，既是我东无前之辱，而王人驻节下邦，乃与陪臣共为虑患计，往复其辞，肝肺不隔，不幸之中犹有此幸。而其文字之丽尔，又有可以行世而传后者，岂特为判书一家奇宝而止哉？余既从判书所得而窥揽，判书谓余不可默然于其间。余不能娴于辞，而重违判书意，乃有所云，其亦可谓汗颜也已。

丙申闰八月既望，谨跋。

题韩君彦良韩文后

韩君彦良之文，余于赠君之序详之矣。夫既能文如此，则韩文固其所乐观者也。今玆之印，则用安平活字。印且讫，将以试诸生之作，而高下之而赏之。盖屡其试焉，而韩君复中其首焉，辄以一帙赠之。韩君复求余语，余不知何所言而能当于韩君之心也。噫！余之官满，在于明年，聚散之叹，所不能无。而是书则固未始一日离，韩君异日手而目之，得不有所感也夫？得不以此而尤有所相忆也夫？

万历庚辰腊月上浣，书于松都之府馆。

崆峒诗跋

右崆峒七言古诗六十一首、律诗一百五十首。余之居守松都，用活字印之。印且讫，或有言之：“唐、宋来，以诗名家，不下数百，莫不尽发精华，垂耀终古。而子独印崆峒诗，何意？”余应之曰：“诗至于杜，集厥大成，非古人语乎？夫以有唐诗道之盛，仿佛夫杜者盖鲜。迨义山始造其藩篱，而半山老人为之叹赏不置，黄、陈各得其一体而已，冠于宗派。然此则全集具在，夫人而能见之，百代之后而宛得遗韵。俛视诸家，卓然独契，如崆峒子者，世尚有斯人乎？且又王、杨数子，老杜之所许也。今观集中唐初体者，方驾并驱，功与之齐，才全能钜，信此之云。后来操觚者，争自濯磨竞慕，无不曰‘崆峒子，崆峒子’。固已大行于中土，而在吾东得见者寡矣，不亦可羞乎？而余不此之印，以蕲其传，而尚谁印乎？”

夫以先生之才之文，如凤瑞世，而顾乃亟罹颠蹶，未究诸用，遗文散落，耿光宇宙，良可悲矣。然则先生所谓名高毁入者，无亦其所自状乎？先生所著诗若文甚富，斯特其槪焉耳。先生姓李，讳梦阳，字献吉，弘治六年进士，崆峒其自号云。

万历八年腊月下浣，谨书。

《心适堂稿》跋

《心适堂稿》者，金司艺之作也。心适者何？不愿馀剩，唯以适乎心而已矣。是故仕矣而不求速化，禄矣而无殊寒约，淹滞不以介怀，在家不问有无，优游诗酒，触物辄咏，适之义也。诗以陶写性情，而其有险语者破胆，雕琢者愁肝，则用心太左。故一任天然，平淡隽永，谢去艰辛，句意圆活，凡以会心适意而已矣。盖心既适，则固将无适而非适，况玆诗，本之吾心者乎？

司艺与先君实同己卯莲榜。余十年以前，固尝使关西历松都，徒以世分，得谒司艺公左右，而愚鲁无似，未及叩心适之义。今玆居守此土，而司艺公已下世，所可见者，遗稿一编而已。追惟平昔，重以先契，按阅至此，得无戚然于心者乎？彦精承先志奉先训，凡所以夙夜周旋，罔敢失坠。继擢高科，踵武名途，而家无长物，一如先司艺。无恙时，吟咏之作，则未之或辍，欣然忘倦，将复有味乎心适之趣也。语云父不得以传之子者，固知一偏之论也。

司艺至今为乡人所景慕。古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则祭于社”，古之道也。我国既不能然，俎豆无可举，则向往无所寓。其所存者遗稿，则一乡之士皆可目玩而心敬。岂直为一家巾衍之藏而止哉？余既受而卒业，彦精要余题其后。辞不获已，漫笔之如此，不知能当于彦精之心否也。不及印出颠末，以自有彦精之跋也。

万历九年辛巳四月日，开城留守尹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