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正月
编辑1月1日
编辑○朔丁丑，以灾变，避正殿，减膳撤乐。
○右议政卢守慎呈病，即允。上以灾异，疑大臣非人故也。李珥谓左相朴淳曰：“灾变如此，上心恐惧，无人不疑；无事不惑。吾欲上疏，极陈时事，因陈匡救之策。”淳止之曰：“恐犯天威，益致不靖。”珥叹曰：“此时大臣，不自尽言，又欲止人之言乎？”李铎、朴淳遂启请勿递守慎，从之。
○右副承旨李珥上万言疏，极陈时弊及弭灾、进德之说。其疏曰：
臣伏以，政贵知时；事要务实。为政而不知时宜；当事而不务实功，虽圣贤相遇，治效不成矣。恭惟，殿下聪明英毅，好士爱民，内无音乐、酒色之娱；外绝驰骋、弋猎之好，古之人君，所以蛊心害德者，皆非殿下之所屑也。倚仗老成，擢用人望，旁招俊乂，仕路渐清，优容直言，公议盛行，朝野颙颙，伫见至治，宜乎纪纲振肃，民生乐业。而以言其纪纲，则徇私灭公，犹昔也；号令不行，犹昔也；百僚怠官，犹昔也。以言其民生，则家无恒产，依旧也；流转失所，依旧也；放僻为恶，依旧也。臣尝慨叹，窃欲深究其故，一达冕旒，而未得其会。昨者伏睹，殿下因天灾，谕大臣之教，则殿下亦大疑而深叹，愿闻振救之策。此诚志士尽言之秋也，惜乎！大臣过于惶惑，辞不尽意也。夫灾异之作，天意深远，固难窥测，亦不过仁爱人君而已。历观古昔明王谊辟，可以有为，而政或不修，则天必示谴而警动之。至于暴弃之君，与天相忘则反无灾异。是故，无灾之灾，天下之至灾也。今以殿下之明圣，居可为之位；值可为之时，而纪纲如是；民生如是，则皇天之付畀者，未塞其责矣。设使今者，景星日现；庆云日兴，殿下之危惧，尤无所自容矣。众灾叠现，日无虚度者，乃皇天仁爱之至也。殿下之矜惕修省，其可少缓乎？虽然，不知时宜；不务实功，则危惧虽切，治效终邈，民生岂可保；天怒岂可弭乎？臣今罄竭一得，先陈沈痼之弊，后及振救之策。伏愿殿下，虚心易气，勿厌其烦文；勿怒其触忤，以垂睿察焉。夫所谓时宜者，随时变通，设法救民之谓也。程子论《易》曰：“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又曰：“随时变易，乃常道也。”盖法因时制，时变则法不同。夫以舜继尧，宜无所不同，而分九州为十二；以禹继舜，宜无所不同，而革十二为九州，此岂圣人好为变易哉？不过因时而已。是故，程子曰：“尧、舜、禹之相继，其文章、气象，亦自少异也。”降自夏、商，其间小变，不可枚举，而以言其大者则夏人尚忠，忠弊，故救之以质；质弊，故救之以文；文弊不救然后，天下坏乱，入于强秦。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监其弊，尚宽德，崇经术。及其弊也，崇虚文、无实节，权移外戚，谀侫成风。世祖之兴，褒崇节义，于是，士务名节，而其弊也，不知节之以礼，视死如归，苦节不中。人皆厌之，而时无贤主出而救之，故苦节变为魏、晋之旷荡，尚浮虚、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中原糜烂。乱极当治，故有贞观之治，而救弊未尽其道，犹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君不君、臣不臣，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宋兴，惩藩镇之患，释去兵权，收揽威柄，而真宗以后，狃于升平，纪纲渐弛，武略不竞。仁宗虽极富庶，而颓靡之象，已著，当时大贤，皆思变通之策。直至神宗，值可变之会，奋有为之志，而所信任者，王安石也。后仁义而先功利；违天人而促乱亡，反不如不变之为愈也。驯致大祸，变夏为夷，他尚何说哉？上下数千年间，历代治乱之迹，大槪如此。随时善救者，只见于三代而已，三代以后，救者固鲜，而亦未尽道焉。大抵随时可变者，法制也；亘古今而不可变者，王道也，仁政也，三纲也，五常也。后世道术不明，不可变者，有时而迁改；可变者，有时而胶守，此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者也。且以我东方言之，箕子八条，文献无征；鼎峙扰攘，政教蔑闻；前朝五百，风雨晦冥。至于我朝，太祖启运；世宗守成，始用《经济六典》，至于成庙，刊行《大典》，厥后随时立法，名以《续录》。夫以圣承圣，宜无所不同，而或用《经济六典》；或用《大典》，添之以《续录》者，不过因时而已。
当其时也，建白创制，人不为怪，而法行不滞，民得苏息。燕山荒乱，用度侈繁，变祖宗贡法，日以损下益上为事。中庙反正，政当由旧，而初年当国者，只是功臣之无识者而已。厥后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谗锋所触，血肉糜粉，继以乙巳之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利于己者，以为旧法而遵守；妨于私者，以为新法而革罢，要其所归，不过剥民自肥而已。至于国势之日蹙；邦本之日斲，孰有一毫动念者哉？幸值圣明存心学问，垂念民生，可以因时设法，匡济一世。而自上虞邯郸之步，少更张之虑，而为臣者论人，则恐有安石之患；自爱则恐有己卯之败，莫敢以更张为说。试言今日之政，则贡案守燕山虐民之法；铨选遵权奸请托之规。先文艺、后德行，而行尊者，终屈于小官；重门阀、薄贤才，而族寒者，不展其器能。承旨不入禀于御内，近臣疏，而宦官亲，侍从不参预于廷议，儒臣轻，而俗论重。不久一官，以历敭清显为荣；不分职事，以专委曹司为务。弊习、谬规，难以缕陈，而不始于己卯，必成于乙巳。而今之议者，拟以祖宗之法，不敢开更张之论，此所谓不知时宜者也。大抵虽圣王立法，若无贤孙有以变通，则终必有弊。故周公，大圣也，治鲁而不能振后日寝微之势；太公，大贤也，治齐而不能遏后日篡弑之萠。若使齐、鲁贤孙，善遵遗意，不拘于法，则宁有衰乱之祸哉？我国祖宗立法之初，固极周详，而年垂二百，时变事易，不无弊端，犹可变通，况后日谬规，汲汲改革，当如救焚拯溺者乎？《传》曰：“穷则变，变则通。”伏愿殿下，留念思所以变通焉。所谓实功者，作事有诚，不务空言之谓也。子思子曰：“不诚，无物”孟子曰：“至诚，未有不动者也。”苟有实功，岂无实效哉？今之治效靡臻，由无实功，而所可忧者有七。上下无交孚之实，一可忧也；臣邻无任事之实，二可忧也；经筵无成就之实，三可忧也；招贤无收用之实；四可忧也；遇灾无应天之实，五可忧也；群策无救民之实，六可忧也；人心无向善之实，七可忧也。上下无交孚之实者，何谓也？君臣交际，犹天地之相遇也。在《易》《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程子之传曰：“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是故，明良相遇，肝胆相通，密如父子；合如符契，骨肉之亲，不能间；铄金之口，无所容，然后言行策用，庶绩以成。三代圣王，皆由是道，未有君臣不相深信，而能成治效者也。窃伏惟念，殿下明睿有馀，而执德不弘；好善非浅，而多疑未祛。是故，群臣务建白者，疑其过越；尚气节者，疑其矫激，得众誉则疑其有党；斥罪过则疑其倾陷。加以发号之际，辞气抑扬，好恶靡定。至于顷日之教有曰：“大言竞进，喜行无前之事，宜乎风淳政举，”斯教一出，群惑弥增。古人有言曰：“言善非难，行善为难。”邵雍曰：“治世尚德，乱世尚言。”古今天下，安有大言竞进，而能使风淳政举者乎？且殿下以大言为是耶？为非耶？如其是耶，则其所谓大言者，不过引君当道，期臻至治而已。殿下当采用之不暇，不当以竞进为讥讽也。有言而不用，则虽美，而无益。故子思为臣，而鲁缪之削弱滋甚；孟子为卿，而齐宣之王业不兴。况今进言者，既非思孟，而采用之实，蔑闻者乎？何怪乎时事之不治哉？如其非也，则此乃造言生事之流也。殿下当抑浮躁、务敦实，以安朝廷；以镇人心，不当以大言为美事也。呜呼！以谠论尤其竞进，则士气沮，而邪径开；以浮躁美其大言，则虚伪长，而实德丧。殿下必居一于此矣，抑未知殿下实无深意，而言辞偶失者乎。殿下于群臣，深信有所不足。故群臣亦不知圣意之所在，每于圣教之下，一言异常，则莫不骇目怵心，常若临不测之渊。昨者大臣之承召也，只是一味惶恐而已，无一策可以回天心、救世道者。
若使大臣全无识见，则已矣，如有所见，则岂非预忧殿下之不倾四聪也哉？至于出一郞官；补一残邑，圣心忧民，未必有他，亦非异事。而朝士之有善名者，咸怀不自安之心，岂非殿下之诚，未能素孚而然乎？古之圣王，处心行事，如青天白日，万物咸睹，至于蚩蚩下民，亦莫不洞知上意。故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今者近密之臣，尚未晓圣心，况他人乎？昔者中庙之于赵光祖也，可谓‘圣贤相遇’矣，而阴邪忽入左腹，如明镜蔽于尘垢，昼而唯诺于一榻之前；夜而坠落于千仞之壑。今之士林，伤弓甫耳，馀惴尚存。小臣常以浅见为说曰：“中庙固是圣主，而过于虚受，君子之言虽易进，而小人之谗亦易入矣。今上则不然，察言必详，倾听不苟，君子虽闷闷难契，小人亦不敢罔以非道矣。圣明之代，必无士林之祸，但恐民穷国蹙，变通无策，终有土崩之势耳。”今之士类，能信臣言者，有几人乎？君臣交际，诚信未孚，而能保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此其可忧者一也。臣邻无任事之实者，何谓也？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三公摠统机宜；六卿分理庶务；侍从有论思之责；台谏受耳目之寄，下至庶司小官，莫不各有其任。监司宣化于外；节帅领督于边，守令分忧；镇将监戍，亦莫不各有其职。今者三公，固是人望所属，而亦不敢建白施设，徒能恭慎畏忌而已，殊无经济邦国，挽回世道之望，他又何责焉？大官悠悠于上，惟瞻前顾后是务；小官泛泛于下，惟相时射利为事。纪纲专委之台阁，而不过摘抉一二奸细以塞责；铨选专出于请托，而不过安排一二名士以托公，以至庶司之官，漫不知所掌何事，惟知积日累朔以求迁。大小之官，岂无一二奉公忘私者哉？只是形单势弱，不能有所裨益。监司巡游自娱，以厨传丰约；文书工拙为殿最，能明黜陟者，有几人乎？节帅严刑以自威，剥割以自奉，抚绥、精练，两失其荣，能不辱阃外之寄者，有几人乎？守令只知敛民以自利；行媚以干誉，能以字牧为心者，屈指甚鲜。镇将先问军卒之几何，以计绵布之多少而已，能以防备为虞者，绝无幸有。惟是胥吏之辈，投间抵隙，执其机要，生民膏血，殆尽于胥吏之手矣。至于籍兵，最是大事，而贿赂交于路，伪券乱其真，村民欲馈以牛，色吏必求绵布，以牛易布，牛价顿贱。京外皆然，众口沸腾，况于他事乎？曺植尝曰：“我国以胥吏而亡。”此言虽过，亦有理焉。此由群臣不任事之过也。官各称职，则安有以胥吏亡国者乎？今若以为，所任非人，而欲易之则一时人物不过如此，贤才难以猝办，以为刑法不严，而欲重之则法重而奸益滋，且严法，非救弊之策也。以为无可奈何，而置之则百弊日增；庶绩日败；民生日困，而乱亡必随。此其可忧者二也。经筵无成就之实者，何谓也？古者，设三公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此法既废，师、傅、保之责，专在于经筵。故程子曰：“君德成就，责经筵。”经筵之设，非为临文讲读，不失章句而已，将以解惑而明道也；将以纳诲而进德也；将以论政而制治也。故祖宗于经筵官，待之有礼；亲之有恩，如家人父子，情意洞澈焉。
今之侍臣，学问多缺，诚恳多之，或难于入侍，至有规避者矣。虽然，岂无怀诚抱恳，愿亲圣明者哉？近者经筵不频，接见固疏，而礼貌严肃，辞气罔舒，酬答甚罕，讲问不详，政要时弊，未尝咨询。间有一二讲官，劝勉圣学，则亦泛然俯听而已，殊无体验践履之实。罢筵之后，大内深邃，瞻仰徒勤，而殿下左右，只有宦寺、宫妾而已，未知殿下燕居之时，所览者何书；所做者何事；所闻者何语耶。近臣尚不能知，况外臣乎？孟子，亚圣也。齐王之尊敬，亦至矣，尚有一曝十寒之叹。况今侍臣，有愧古人，而疏外若是者乎？此其可忧者三也。招贤无收用之实者，何谓也？古之帝王至诚求贤，如恐不及，或感于梦寐；或遇于渔钓者，非特贤其人，示其褒奖而已，将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泽于苍生。故询之以舆议；察之以接言；试之以行事，果知其为贤，则近其人，而用其计，使行其道焉。夫是之谓，王公之尊贤者也。今殿下爱士求贤，视古无愧，幽贞隐德，扬仄殆尽，盛美之典，近古所罕。第以论荐之际，泛言某人可用而已，行迹之详，未尝陈达。有司既失其宜矣，自上亦不曾亲见其人，察其贤否，但依例爵之而已。夫修身笃行，非以有求也，山林之间，岂无不屑爵禄者哉？士之出处，固非一端，有不卑小官者；有韫椟不售者。殿下之招贤，只命以爵禄而已，殊无接见、察试、擢用，行道之实，故今日以荐举就职者，或有为亲而屈者；或有为贫而仕者；或有只为谢恩而来者，未尝闻一人为行道而出者也。求贤最是美事，而其归不过虚文，则治道何由可成？此其可忧者四也。遇灾无应天之实者，何谓也？皇天之于人君，若父母之于子也。父母怒其子，发诸辞色则子虽无过，必倍加齐栗，承颜顺旨，必得父母之底豫，乃安于心，况有过者？尤当引咎哀谢，革心改行，起敬起孝，必得父母愉悦之色可也，不当但怀危惧，拱手闭户而已也。帝王之遭天变，亦如是焉，反躬自省，周察疵政，身无愆矣；政无阙矣，亦当益加修勉，钦若不已，未尝以无过自恕也，况于身有愆，而政有阙者乎？必也求言，以广知见；进贤，以助不逮，省民以勤抚摩；革弊以兴政治，必务所以补前过、回天怒可也，不当遑遑无策，若有过之子，拱手闭户，以俟父母之怒自息也。顷年以来，寻常有灾，人皆狃习，不知可惧，只缘白虹贯日之变，极是阴惨，故睿念惊惕，倍加祇畏，无乃回乱做治之几，闯发于今日乎？因此几会，别无修治之举者何耶？夫避殿减膳，畏灾之文也，末也；进德修政，畏灾之实也，本也。文与末，固不可废也，实与本，今何事耶？此其可忧者五也。群策无救民之实者，何谓也？法久弊生，害归于民，设策矫弊，所以利民也。圣教有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设百官，分庶职，只为民生而已。民既扰荡，则国将何赖焉？”臣伏读再三，不觉感激流涕。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真安庶民、回天怒之一大机也。三代以后，能知君臣之职，只为民生者，有几君乎？但徒善非法，不推；徒法非善，不行。殿下爱民之心固是如此，而爱民之政，犹有未举。群下之献策者，只齐其末，不揣其本，故听之若美，行之无实。今日进一计，请除无名之税，而列邑之科敛自若；明日建一议，请均田户之役，而豪右之逭赋犹旧。减选上，将以苏复公贱，而偏受其苦者，流离如昔；禁防纳，将以不费民财，而诛求其赂者，刁蹬愈甚。劾罢贪吏，则继之者，未必愈于前人，徒贻迎送之弊；请择边将，则望重者，未必愈于新进，反无忌惮之念。其他良号之下；美令之颁，非一非再，而州县只传数行书札而已，村民不知其为某事也。
夫是之故，君子之进、议论之正，与夫民生邈不相关，但曰，某人官高显荣，可羡而已，未尝闻某人被用，其泽及民云尔。善言之无效，果如是则虽使朱、汲满朝，谠论盈耳，何补于民穷财尽，而四境涣散者哉？惟是议论一失，则乃能害及生民，无所迟滞焉，呜呼，怪哉！古今所未闻也。譬如万间大厦，久不修理，大而梁栋；小而椽桷，莫不腐朽，支撑牵补，仅仅度日，欲修其东，则西掣而倾；欲改其南，则北挠而坏，众工环视，无所措手。置而不修，则腐朽日甚，将至颠覆，今日之势，何以异此？此其可忧者六也。人心无向善之实者，何谓也？教化不明，民散久矣。秉彝虽存，晦蚀殆甚。圣明临御之初，人心耸然，颇有向善之念。若于此时，圣德日进，治化日昇，则今日之人心，岂止于此哉？第缘初年大臣，辅导失宜，误殿下以浅近之规；纳民生于卑污之域。间以本明之心，发为公论，而清议尚弱，俗见犹痼，其闻善言、见善人也，或有为人而歆羡者；或有外悦而中忌者；或有显指而非笑者，中心好之者绝鲜矣。是故，良实少而虚伪盛，在缧绁而被众救者，未必无罪；为守令而获众誉者，未必有绩。馆荐，本求学行，而设酒馔而诱多士者；或有之；里选，本求端良，而弃行检而昧廉耻者，或与焉。若使秉铨之人，又从而不择焉，则清独混淆、贤愚杂糅，弊将难救。乃若下民饥寒切身，本心都丧，父子兄弟，尚如路人，他又何说？纲常不能维持；刑政不能检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习，虽圣贤在上，施教无地。广举乡约，虽是美事，臣愚窃恐以今之习，径行乡约，亦无成俗之效焉。此其可忧者七也。凡此七忧，为今世之沈痼，纪纲之颓、民生之困，职此之由。七忧未除，则虽圣心劳瘁于上；清议驰骋于下，亦无保国安民之效矣。自古以来，人君失德，自取败亡者，理势然也，无足恨者。今日圣明，有何失德，而国势如此其岌岌乎？臣虽多病才疏，自知无补，而区区血诚，不后恒人。入瞻重瞳，英姿洞澈，睿议明断，而出顾四方，殿屎愁苦，蹙蹙靡骋，未尝不深怪永叹，焦心陨涕也。呜呼！病至膏肓，神医尚可救；国至垂亡，明王尚可兴。当今朝廷尚靖，权孽屏迹，四封尚完，外衅不作，及今犹可有为也，稍缓则后时而无及矣。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修其政刑。”伏愿殿下，留念，思所以振起焉。
今进修己、安民之要，为祈天永命之术。修己为纲者，其目有四。一曰、奋圣志，期回三代之盛；二曰、勉圣学，克尽诚正之功；三曰、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四曰、亲贤士，以资启沃之益。安民为纲者，其目有五，一曰、开诚心，以得群下之情；二曰、改贡案，以除暴敛之害；三曰、崇节俭，以革奢侈之风；四曰、变选上，以救公贱之苦；五曰、改军政，以固内外之防。所谓奋圣志，期回三代之盛者，昔者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谓圣贤也。夫以景公之资，奋励自强，则可与圣贤同归，故成覵云然。孟子于梁惠、齐宣，非王道不言；非仁政不劝。夫以梁惠、齐宣之质，苟能实行王道，实施仁政，则亦可与三王比肩，故孟子云然。此岂好为大言，不度实效者哉？伏睹，殿下资质甚美，仁足以保民；明足以辨奸；武足以断制。而惟是作圣之志不立；求治之诚不笃，以先王为不可企及，而退托自小，迄无振发之念，未知殿下，何所见而然欤？夫所谓志大才疏，以败事绩者，不务修己，妄举难行之政；不度强弱，妄挑难御之敌之谓也。若其修己有实功；安民有实心，则可以求贤而共治；可以革弊而救时，此岂志大败事者乎？程子尝曰：“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信乎斯言。自古未闻实用其功，而不见实效者也。今世之人，不彊于为善者，只是心志为他物所移耳，政教风俗，有以使之也。教化不明，人欲无穷，志乎富贵；志乎嗜欲；志乎避患。为学则道与时乖，故志富贵者，远避焉；为学则闲邪窒欲，故志嗜欲者，退缩焉；为学则毁谤必兴，故志避患者，求免焉，此岂非政教、风俗，有以使之乎？殿下则不然，富贵已极而志道者，岂非所以长守富贵者乎？嗜欲必淡而所欲，岂不在于安社稷、寿国脉乎？祸患可虞而防患，岂不在于修一身、靖万民乎？殿下何惮而志不立乎？古语曰：”有志者，事竟成。“伏愿殿下，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奋发大志，期兴至治。此志既立然后，勖励大臣，使之纠率百官，改心易虑，勉称其职，则孰敢因循旧习，以取不恪之罪哉？夫如是则时事庶可救；世道庶可回；天变庶可弭矣。所谓勉圣学，克尽诚正之功者，大志虽立，必以学问实之然后，言行一致；表里相资，无负乎志矣。学问之实，布在谟训，大要有三，曰穷理也、居敬也、力行也，如斯而已。穷理亦非一端，内而穷在身之理，视听、言动，各有其则；外而穷在物之理，草木、鸟兽，各有攸宜。居家则孝亲、刑妻、笃恩、正伦之理，在所当察；接人则贤愚、邪正、醇疵、巧拙之别，在所当辨；处事则是非、得失、安危、治乱之几，在所当审。必读书以明之；稽古以验之，此是穷理之要也。居敬，通乎动静。静时，不起杂念，湛然虚寂，而惺惺不昧；动时，临事专一，不二不三，而无少过差。持身，必整齐严肃；秉心，必戒慎恐惧，此是居敬之要也。力行，在于克己。以治气质之病，柔者矫之，以至于强；懦者矫之，以至于立。厉者济之以和；急者济之以宽，多欲则澄之，必至于清净；多私则正之，必至于大公，乾乾自勖，日夕不懈，此是力行之要也。穷理，乃格物致知也；居敬、力行，乃诚意；正心，修身也。三者俱修并进，则理明而触处无碍，内直而义形于外；己克而复其性初。诚意、正心之功，蕴乎身而睟面盎背；刑于家而兄弟足法，达于国而化行俗美矣。朱子曰：”文王正心、诚意之功，薰蒸透彻，融液周遍，南国之人，服文王之化。“此岂朱子想像揣摩，而有是说哉？的知诚正之功，必能周遍于国，故云尔。
伏愿殿下，勿以高远为难行；勿以细微为可忽。常于燕居，不辍学问，四书、五经及先贤格言、《心经》、《近思录》等书，循环披读，深究其义，非圣贤之心，不敢存；非圣贤之书，不敢观。《玉藻》九容，仔细体认，念头之发，必审天理、人欲之几。如人欲也，遏绝于未形；如天理也，善推而充广。放心必求，己私必克，衣冠必正，瞻视必尊，喜怒必慎，辞令必顺，以尽诚正之功焉。所谓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者，矫治病痛之说，略陈于前矣。惟是偏私一事，古今之通患，故表而论之。若偏私之念，一毫未除，则难入于尧、舜之道矣。今殿下清明在躬，病痛固寡，而偏私一念，犹未尽克，恐不能与天地同其大也。至如顷日内官呈手本之事，臣在外休告，未得其详，似闻以新生王子，系于中殿之下，政院使改书云。若然则名称不可混也，改书数字，易于反掌，宦官何为不从乎？后日伏睹传教则自上命勿改，而直下政院云。臣愚不识事体，但政院，既名喉舌，则大小之事，莫不经由。内殿、外廷，岂有二体？若是特出于上命，则虽微细之事，是乃传教，何名手本？既是内官手本，则不当不由政院，而入也。平心察之，则其理自明。政院安知特出圣意，而不尤内官乎？殿下不能平心，大厉声色，是疏喉舌，而亲宦官，使长轻蔑朝臣之渐也。圣教曰：”时事多误，君上不严之故也。“呜呼！刑馀小竖，敢抗喉舌之臣；遐远内奴，敢希非分之恩；贵戚乘马，遇教书而不避，殿下之政，可谓不严矣。殿下其亦以此自咎耶？汉文帝时，太子过司马门不下车，而公车令得以劾奏；邓通以宠臣无礼，而丞相檄召将斩。若以常情论之，不敬太子，无乃轻君上耶？欲斩宠臣，无乃擅威权耶？然而文帝不失人君之威，而治平之效，固非今日所可比拟也。今殿下莫亲于近臣，而乃以宦官为私臣；莫众于庶民，而乃以内奴为私民，此病未除则时事无由可正。臣恐殿下愈严，而时事愈误也。汉武帝不冠见汲黯，而避帐中；唐太宗臂鹞见魏徵，而匿怀中。斯二君者，道虽不粹，而政令严明，信赏必罚，贵戚、阉寺，莫敢犯法，亦今世之所不能及也。然而以君畏臣，有若不严何耶？此非畏臣也，乃畏义也。徒严而不畏义者，未有不败者也。殿下其亦自反而思义乎？且近日宪府所争之事，臣虽未知首尾，固疑宪府契勘不详也。何则？殿下虽未免有私，必不至毋问曲直，而与匹夫争一臧获也。群臣计未及此，可谓智不明矣。虽然，殿下既知其当属内司，而犹许并给，则尤足以钦仰圣度之宏广矣。累日坚执，无乃臣民疑殿下私吝未消乎？人君不患不严，而患不公。公则明，明则严在其中矣。伏愿殿下，行法始于贵近；推仁达于众庶。宫府一体，而毋使宦官，恃近而轻朝绅，兆民一视，而毋使内奴恃私，而窥非望。内帑付之有司，不以为私物，偏系之念，绝于方寸；公平之量，包涵遍覆。夫如是则府库皆财，何患无用；率土皆臣，何患无奴哉？所谓亲贤士，以资启沃之益者，人君之学，莫善于亲近正士。所见皆正事；所闻皆正言，君虽欲不正，得乎？若正人不亲，而唯宦官、宫妾是近，则所见非正事；所闻非正言，君虽欲正，得乎？先贤之言曰：”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非借才于异代。“今之贤者，固难其人。虽然，极一世之选，不论出身与否；不分在朝在野，则岂无一二可以补衮者乎？伏愿殿下，博询精择，必得其人。出身者萃于玉堂，不移他职；未出身者，授之闲局，带以经筵职名；陞堂上者，亦随其职，必兼经筵之官。参于是选者，轮日入侍，使之展布所蕴，而自上虚己和颜，受其忠益。讲学则必穷义理；论治则必求实效。虽非进讲之日，源源召对于便座，只令史官俱入，质问所疑，宣示渊衷。至如承旨则例以所掌公事，一日一度，各得亲禀圣旨；如大臣及台谏之言，则不拘时日，必入亲达，以复祖宗之规。夫如是则上下之契日密，而情意无间；性理之说日进，而圣学将就，交欢有同于鱼水；邪秽罔干于天日矣。凡此四者，修己之目也。大槪如斯，其详在殿下加意知行而已。若夫所谓开诚心，以得群下之情者，圣帝明王，待人处事，一以至诚，知其为君子，则任之勿贰；知其为小人，则斥之勿疑。疑则不任；任则不疑，坦怀率下，平平荡荡。为臣者亦仰之如父母；信之如四时，进之则惧不克任，而益尽其忠；斥之则自知罪戾，而只责其身。
故其得人心也，可以赴汤火；可以蹈白刃；可以植遗腹，朝委裘而不乱，只知有君上，而不知有其身。无他，至诚所感也。后之人君，诚意不足，只以智力驭下，所任未必贤，取其合于己也；所黜未必不贤，恶其异于己也。虽合于己，而其中未可信，故任之而不能无疑；疑之而不能不任。大臣当国尽职，则众情必归重焉，安能不疑其专权而擅政乎？谏官面折廷争，则朝野必属目焉，安能不疑其卖直而沽名乎？君子、小人，以类相从，安知其孰为朋党乎；善策、邪论，杂然幷进，安知其孰为误国乎？于是邪正难分，是非难辨，因循则闷其颓堕；改革则嫌其骚扰。君心波荡，恍然不乐之际，必有大奸，潜伺间隙，随君心有所左右，而渐施其巧，浸润以入之；逢迎以悦之；恐动以惑之，君心渐信，陷于术中则良善必歼，而邦国必丧。此亦无他，不诚所致也。今殿下好善爱士，固出于诚，而只缘群臣才德不足，少可倚信，故似无委任之意。至于发言之际，未免有不信之心，轻侮之辞，群臣固所自取也，圣明亦不可不自反也。伏望殿下，务以至诚待下，心是则言亦称是；心非则言亦斥非。进之则必赏其贤；退之则必数其过，圣心如门洞开，使群下咸得仰见，无少隔碍。夫如是则群臣亦无疑畏之念，务尽其情，君子有输忠之愿；小人绝售奸之谋矣。所谓改贡案，以除暴敛之害者，祖宗朝用度甚约，取民甚廉，燕山中年，用度侈张，常贡不足以供其需，于是，加定以充其欲。臣于曩日，闻诸故老，未敢深信。前在政院，取户曹贡案观之，则诸般贡物，皆是弘治辛酉所加定，而至今遵用，考其时则乃燕山朝也。臣不觉掩卷太息曰：”有是哉？弘治辛酉，于今为七十四年，圣君非不临御；贤士非不立朝，此法何为而不革耶？“究厥所由，则七十年之间，皆有权奸当国，二三君子，虽或立朝，志不及展，奇祸必随，何暇议及于此哉？其必有待于今日乎！且物产随时或变；民物田结，随时增减，而贡物分定，乃在国初，燕山朝只就而加定耳，亦非量宜变通之也。今则列邑所贡，多非所产，有如缘木求鱼、乘船捕兽，未免转贸他邑，或市于京，民费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户渐缩，田野渐荒，往年百人之所纳，前年责办于十人；前年十人之所纳，今年责办于一人，其势必至于一人亦尽，然后乃已也。今者语及改正贡案，则议者必诿以祖宗之法不可轻改。虽祖宗之法，民穷至此，不可不变，况燕山之法乎？伏望殿下，必择有智虑可以晓事；有心计可以推算；有才能可以干办者，俾之专掌其事，以大臣领之，悉除燕山所加定，以复祖宗之故。因考列邑之物产有无、田结多少、民户残盛，推移量定，均平如一，必以本色，纳于各司则防纳不禁自罢，民生如解倒悬矣。今日急务，无大于此矣。所谓崇节俭，以革奢侈之风者，民穷财尽，今日已极。贡物不可不减，而若用度不法祖宗，则不能量入为出，方底圆盖，理所不合。加以风俗之奢靡，莫甚于今日。食不为充腹，盈案以相夸；衣不为蔽体，华美以相竞，一卓之费，可为饥者数月之粮；一袭之费，可为寒者十人之衣。十人耕田，不足以食一人，而耕者少，食者多；十人织布，不足以衣一人，而织者少，衣者多，奈之何民不饥且寒哉？古人曰：”奢侈之害，甚于天灾。“岂不信哉？若非自上先务节俭，以救此患，则刑法虽严、号令虽勤，徒劳而无益。臣尝记故老之言，曰：”成庙寝疾，大臣入问，则卧内所覆茶褐䌷衾，将弊而不改矣。“闻者，至今钦想不已。伏愿殿下，命考祖宗朝供奉规例，宫中用度，一依祖宗之旧俭约之制，垂范中外，以革民间之侈习，使人羞陈盛馔、羞被美服，以惜天财、以纾民力焉。所谓变选上，以救公贱之苦者，选上本意，非欲办出绵布也。在京典仆，不足于立役，故以在外公贱，轮立京役，名之曰选上。贫残公贱，裹粮羁留，侵苦多端，有所不堪，始以绵布偿役，今则只征绵布而已，无一人来役者矣。民生日困，户口日耗，公贱亦民也，岂能独完？展转流亡，不能生息，而一偿选上之役，则其免败家者鲜矣。二年纳贡，一年选上，大率三年，必一败家，而公贱之苦极矣。加之以该曹色吏，分定不均，虽奴婢众多之邑，有赂则少定；虽仅存数口之邑，无赂则多定，力不能支，则侵及一族，齐民亦被其苦矣。既困之后，虽公明均定，亦不能救矣，若不变通，后患无穷。臣愚以为：”改身役而受绵布，已非《大典》之法，则今亦可废选上，而加身贡也。“伏望殿下，命该官详考奴婢之案，据其现存之数，每年奴贡纳绵布二匹，婢贡纳一匹半，都计几何，以其五分之二，储于司赡为国用，以其五分之三，分给各司，以准选上之役，绵布不足则量宜减立役之数。夫如是则公贱有定贡，可以预备，无猝办之患；收贡有定簿，无所删改，绝奸吏之术，号令不烦，而民受实惠矣。
所谓改军政，以固内外之防者，天变难测，固不可指为某事之应，然以古史验之，白虹贯日，多是兵象。目今军政废坏，四徼无备，脱有缓急，虽以良、平运智；起、信统制，无兵可将，安能独战？念及于此，心寒胆栗。时弊既陈于前，而军政则未之详也，今请先陈其弊，后设其策可乎。我国法制，多所欠阙。只设兵使、水使、佥使、万户、权管等官，而无廪养之具，使之取办于士卒，边将侵渔之弊，滥觞于此矣。法制渐弛，贪暴转盛，加以铨选不公，债帅接武公言曰：”某镇之将，其直若干；某堡之官，其价若干。“彼辈徒知割剥军卒，以发其身而已，他又何虑哉？士卒苦于留防，愿纳绵布，以免戍役者，必悦而从之，其留镇者，则必督以难堪之役；责以难办之需，使煎熬于膏火之中。人非木石，孰不爱身？见免戍之人，偃卧其家，莫不歆羡，亦效其为。若戍役多免，镇堡将空，则必诱近处居民，使于掷奸之时，假名代点。巡按之官，只阅其数而已，孰问真赝？免戍虽便，绵布难备，故数度留防，家已悬磬，不能支保，逋亡相继。明年按簿督戍，则本邑必以一族应役，一族又逃，则侵及一族之一族，祸患蔓延，无有纪极，将至于民无孑遗。而彼所谓债帅者，方且志满气得，稛载还家，骄其妻妾，而贫者以富，行赂权门，又图陞授，而贱者以贵焉。今之议者，不思矫革此弊，而徒以军额未充为忧。臣愚以为：”假使军额悉充，此弊未革，则不过添边将所得绵布而已，于防备何与哉？“此，一弊也。水陆之军，不必留防于所居之地，或赴于数日之程；或赴于千里之外，至有不习水土，多发疾病者。既怵于将帅之侵虐，又困于土兵之陵暴，覉旅寒苦、饥饱失时，南军之戍北边者尤甚，羸瘁颠顿，面无人色。此等若遇虏骑，虽欲逃避，亦不可得，坐受鱼肉，况可望控弦而御敌乎？臣闻，黄海骑兵之戍平安者，一行之费，必不下三四十疋绵布。夫三四十疋，乃村民数家之产也。一往，必破数家之产，安得不穷且盗也？此，二弊也。六年成籍之法，废而不行，癸丑年搜括于久废之馀。奉使之臣，以严急干办为能，州县承风，犹恐不及，只念搜括之或遗，不计苟充之贻患。丐乞之人，无不备数，鸡犬之名，亦得载录，不出一二年，太半为虚簿。于今二十馀年，又举大事，军额之阙，甚于癸丑，闲丁之鲜，亦甚于癸丑，搜括虽巧，岂能造无面之不托哉？今之所刷出者，非童稚则乞人；非乞人则士族也，闲丁之实者，有几人乎？今虽籍军不日又成，空簿矣。该曹非不闻见，而方且硏硏然以必充为说，其不度理势，甚矣。此三弊也。内外良役，名目甚众，不可枚数，而其中所谓皂隶、罗将、诸员者，最其苦役也。此亦以绵布偿役而已，其所属之司，既以他人代立，而不时侵督邸吏，使偿役债。邸吏出息以纳，而历算所费，征其三倍于当身，故一人每应三人之役，有所不支，例征一族。此，四弊也。凡此四弊，及今不救，数年之后，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伏望殿下，更张旧制，创立新规。凡兵、水营及镇、堡所在处，必以其邑簿外之谷，量宜优给边将之粮，其邑之谷不足，则收傍邑之谷，必使边将，有以自奉所需无阙。而严明法制，尺布斗粟，使不得敛于军卒，只使精炼器械，教习骑射。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徒呼名点阅，必阅其器械，试其骑射，视其训炼能否，以为殿最。若如前敛债、放卒而发觉，则治以赃律。佥使、万户、权管等官，不论南北远近，皆付军职，使妻子受禄以资生。初授之时，必择其人，而既授之后，五考五上，则由权管而陞万户；由万户而陞佥使；由佥使而授东班六品之职。五考之内，若居中者，则平迁他镇，不得陞授，使之自惜前程，有所劝勉。若其留防则必领其邑之卒，其邑之卒不足，然后乃定于傍邑，而留防所在处，则诸色良役皆废，只存留防之役，使无远赴之劳，而分番迭休。其在镇之时，亦无一毫费力伤财之事，其应镇将之使令也，不过搬柴、运水而已，他无所与，使得专意于操弓习射焉。若黄海骑兵北戍之役则命罢勿为，若虞边备之疏，则命沿边守令，教民习射，三月一试，矢数多者，厚其赏给，二度居魁者，复其家口之役，若五度居魁者，军卒则特补军官，择其中有知识可堪领众者，启其名于该曹，使补权管，以试其可用与否。若公、私贱则启其名，特许免贱，私贱则优给其价于本主。夫如是则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边氓尽化为精兵矣。脱有边警则人各自救，孰不力战乎？上番之军，有司亦时试其武才，其中最优者，启达论赏。五度居魁则特补所居近处镇堡军官，使有炼业之志。至如籍兵，务得实军，不为苟充。闲丁未满十五岁者，但录其名字、年岁于别簿，使之待年入籍，佣食、丐乞人则一切刊落。列邑军簿，姑存旧额，但录几名未充，而命守令，休养生息，劳来不怠，而随得随补，不限年月，期以悉充。且于六年，例必改籍，俾无仓卒骚扰之患。
若虞军卒不足，不能应诸处之役，则上番之军，量减其数，犹不足则防歇之处量减其数，犹不足则南方冬月之留防，量减其数，犹不足则步兵之纳价布者，除其半，以补留防之阙。留防既无侵暴之害，则步兵亦不至如避豺虎矣。若所谓皂隶、罗将、诸员等则不必各有所属，悉废其名，皆变为步兵，纳价布于兵曹。兵曹量各司立役之数，以给价布，则邸吏免不时之侵督，民间无三倍之暴敛矣。军政之善策，此其大略也。凡此五者，安民之目也。大槪如斯，其详在殿下博咨规画而已。窃观，今之时事，日就谬误，生民气力，日就消尽，殆甚于权奸用事之时。其故何哉？权奸之时，祖宗遗泽，尚有未尽，故朝政虽乱，民力尚支。今日则祖宗遗泽已尽；权奸遗毒方发，故清议虽行，民力已竭。譬如有人少壮之时，纵酒荒色，戕害多端，而血气方强，未见所伤，及其晩年，戕害之毒，乘时暴发，虽谨慎调保，元气已败，不可支持。今日之事，实同于此，不出十年，祸乱必兴。匹夫以十间之屋、百亩之田，传于子孙，子孙犹思善守，以无忝所生，况今殿下受祖宗百年社稷、千里封疆，而祸乱将至者乎？心诚求之，不中不远，力虽不足，犹可自救。况今殿下总揽权纲，明烛事理，力能救时者乎？小臣受国厚恩，百死难报，苟利于国，鼎镬斧钺，亦且不避。况今殿下，廓开言路，容受不讳，手教之下，词旨恳恻。臣若不言，实负殿下，衷情所激，极言竭论，而疾病之馀，神惛手战，辞俚语复，字画仅成，无足可观。虽然，其意似远而实近；其策似迂而实切，虽非三代之制，实是王政之本，行之有效，王政可复。伏望殿下，详观熟阅，徐究深思，取舍既定于圣衷然后，广咨廷臣，议其可否而进退之，幸甚。殿下用臣之策，付之能手，行之以诚笃；守之以坚确，毋为流俗守常之见所移夺；毋为丑正谗间之舌所摇惑。如是者三年，而国不振、民不宁、兵不精，则请治臣以欺罔之罪，以为妖言者之戒。
上答曰：”省观疏辞，可见尧、舜君民之志。善哉，论也！古之人无以加焉。有臣如此，何忧不治？深嘉乃忠，敢不书绅？第缘事多更张，不可猝然尽变。“此疏示诸大臣议处，且命誊疏以进。是时人心危疑，及见珥疏批答，众情大安。
○上以感冒，久不视事，群臣问疾则答以平安。承旨李珥与同僚启曰：“祖宗朝虽有未宁之时，不废接见，至令入对卧内，故上下情爱无间矣。君臣犹父子，安有父母疾，而子不瞻承颜色者乎？请频接臣邻于便座，兼令医官入诊，非但商量对症之剂，亦询修心、养气之术，则于调保玉体，大有所益。而外人闻上接见，则亦知玉体不至大愆，众情胥悦矣。此是祖宗旧例，故敢启。”上曰：“近日所无之例，似难轻行，当调治视事矣。”〈祖宗朝自成庙以上，群臣进见无时，情意如家人父子。中庙以后，虽稍简严，然频频接见，上下犹未截然。至明庙幼冲，母后垂帘，君臣之间渐成阻隔。于时，尹春年等承尹元衡风指，论以：“太平之世当守祖宗典故，而赵光祖等乱政误国，今当痛革。”凡论议，务循故常，而其实则皆近例、末习，而非祖宗故事。如以妾为妻、许通庶孽、促葬期、杀丧服，皆毁法、乱礼之大者，而莫之恤也。今上即位，儒臣际遇，言事者动引三代，且请法世宗、成宗之政，则旧臣自愧无能，且习染弊政，举以耆献自任。但据尹元衡、尹春年等循私变易之谬例，固守不变，以便流俗。吏胥之徒，仍操其柄，胁持宫僚，使不得自有所为，仍以媒取贿赂。人主亦乐于深居无事，渐陷不悟，小人乘时诬善，辄以变乱旧章之罪，加之于正学之士。闵纯请行国丧三年白衣之制，卢守慎等献议是之，自上断而行之，而李芑、洪汝谆等以此为朴淳、李珥附权臣沈义谦所为也。李芑等又倡言：“监察服色，本俭素，而今则华饰，此皆李珥等所为。当以非天子而议礼制，擅改正朔，易服色之罪诛之。”其说大行，则事且不测，赖圣明在上，癸未之议，诎不得肆其计。复笔之书，而行于世，欲掩没世之耳目，其造谋设机，岂下于己卯小人之所为哉？到今君臣疏隔之弊，日以益甚，虽宦官不得无时入侍，人主处深宫，惟女史传文书而已。〉 ○上御丕显阁，接见大臣、台谏、讲官。上将御朝筵，政院启以：“思政殿前庑，近风寒，不宜御座，请勿朝讲，就丕显阁引接。”上允之。丕显阁窄狭，知经筵事，特进官二员，不得入。领相李铎曰：“此乃朝讲，而二员不得参，则不可。”李珥曰：“此乃无时接见也，何妨于体貌乎？且此乃祖宗故事也。”铎不得已而从之。上谓李铎曰：“近来，上则天变非常；下则民生困瘁，国家之事，未知所底。而顾予之德，无寸进而有尺退，将何以济事？恐为后世子孙之忧矣。如之何则可？”铎曰：“自上遇灾警惧，与成汤无异。方今国事，不至甚失，缘臣等无状，致此变异也。白虹之变，兵象也。宜令备边司、兵曹，同议择将防备之事，以应天戒。”副提学柳希春，盛言姜士尚廉谨，金宇颙曰：“任大事之人，徒能谨慎自守，不足有为也。必包括一时人材，随器拟用乃可。今当责勉其所不及，未可遽以是为尽美。”李珥亦言之。希春仍言：“李珥之疏甚好，须详议施行。”宇颙亦赞之：“请令大臣，与珥面议可否。且于上前亲问，使之尽达其意可也。至诚进言，与浮躁大言不同。若以忧国之忠言，疑其浮躁；喜事之大言，信其贡忠，皆不可也。”珥辞谢。宇颙曰：“上教曰：‘予德无寸进而有尺退。’可见德愈盛，而自知不足也。愿终始此心，益求其进，亲贤勉学，接续光明，以成其德。”时，朴渐左迁明川县监，珥与宇颙，言其任不当器。珥又言：“圣明在上，无一人以言获罪。人人进言，不为不多，而皆空言而已，无分寸效及于民。傍观者乃以无实，归咎于言事者，如此则士气沮丧矣。愿务求实效，无尚空言。遇灾之日，上心尽是警动，然久则惧心渐弛矣。所谓‘敬天勤民’者，乃题目也，必实行其事，然后可以弭灾。”
○以韩修为司宪府持平。修以行义闻，廷臣荐之，直陞六品。至是，始拜台官。
○上御昼筵。承旨柳㙉等请特召成浑，上曰：“予不知其人也。”宇颙曰：“闻，其人学问通明。人君不可尽知其人而后，召之也。人以为贤，则至诚欲见，见之而后，命之以爵可也。”
○又昼讲，言及灾异之事。上曰：“天人之理，予未有知，其细陈之。”宇颙极言天人上下流通之理，上曰：“然。但隋炀极恶穷凶，上天无灾。此类予所未晓。”宇颙曰：“古人言：‘高宗与天合德，故才有失，即有雉雊之异。隋炀无道，与天阻隔，故漠然无应。’恐或有是理也。”其后，上每问此理，宇颙又言：“天非有意，而有灾无灾也。但人之有道、无道，便有天理流通，阻隔之异，恐或有此理也。”上曰：“此，终不可晓。”后复问李珥，珥对曰：“天人之间，只有福善、祸淫之理。大无道之世，无灾云者，其说非是。”上曰：“然。”
○上于经筵，与柳希春、李珥、金宇颙等，论历代人主。上曰：“唐太宗与曹操，何异？”希春等曰：“太宗假仁而行，与曹操有间。”上曰：“太宗弑兄杀弟，灭其十子。予每读史至此，辄掩卷，不欲读。今人所以称太宗者，只为有治天下之才尔。以予观之，虽或无才，不能治天下，而心路平正，则岂不愈乎？”希春等皆曰：“圣教是矣。”
○上谓金宇颙曰：“每于经席，听尔说话，知尔质美，且有学术。尔退而以平日所闻于师友及所自得者，作箴以进。”于是，宇颙献六箴：一曰、定志；二曰、讲学；三曰、敬身；四曰、克己；五曰亲君子；六曰、远小人。
○以应教辛应时陞拜同副承旨。时，宦官被推考者，以其所养育之父祖为宦官者功券，图减罪律，应时启曰：“宦官养宦官为子，非真继姓嗣后也。不可与真父祖比拟，而宥减也。”上从之。
二月
编辑2月1日
编辑○朔丙午，上谓李珥曰：“汉文帝何以不用贾谊乎？”珥对曰：“文帝虽贤，志趣不高，见谊大言，疑而不用耳。”仍言：“近日传教尽善，而实效则未之见也。”上曰：“何以则有实效耶？”珥曰：“自上每以变通为难，故终无实效。若不更张，无以为国。”上曰：“若非祖宗法，则更张何难？”珥曰：“非欲尽变祖宗法。至于贡案，乃燕山所加定，非祖宗法也。臣非好为更张，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纪今日之政，则必求有为之才，若不改纪，则求贤何用？近日自上眷注卢守慎，而守慎求退，此亦有意焉。守慎少有善名，前此未相时，人皆曰：‘此人作相，则太平可期。’及居相位，别无建明，人皆笑其不职。守慎虽欲建白，上意不欲，进退狼狈，似缘此求去也。”上曰：“此可笑也。此人建白，予未尝不从。”珥问上曰：“闻，前日经筵，赵廷机言：‘成浑一言一动，必以规矩。’有之乎？”上曰：“予方欲问，而未及也。成浑何如人也？”珥曰：“臣熟知之。资质醇厚，可以为善，何至于一动一静，必以规矩乎？但浑有病，必不堪仕宦。”上曰：“闻，治心则无病。学问之人，亦有病乎？”珥曰：“虽学问之人，受气甚薄，则岂无疾病乎？须递其职，使之上来可也。待士之道，可用则用之；不能用则许其恬退，褒其节操，使之守高山林，亦养士气之一道也。”金宇颙曰：“浑不可不召。”珥请以闲官，兼经筵职，时时入侍，上以浑未出身难之。宇颙曰：“未出身者除官，必从《大典》者，此指门荫也。若山林贤者，则当以格外殊待也。招之以贤者，而待之以门荫，非用贤之道也。为治，须有根本，今当广聚贤士，以辅君德也。”上曰：“试言之。予资质何如？可以有为耶？”宇颙曰：“圣质英明，超出百王之上。加之以学问，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上曰：“此言过矣。”珥曰：“殿下英明寡欲，决是有为之资。其不能善治者，不为也，非资质之过也。须自上勉于学问，明理知人，然后可以任贤使能，惠及生民矣。近日群臣，急请行乡约，故自上命行之，臣以为乡约太早也。养民为先，教民为后。民生憔悴，莫急于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悬，然后可行乡约也。德教，是，粱肉也。若脾胃极伤，糜粥不下，则粱肉虽好，其能食乎？”上曰：“当初予亦知其难矣。今已命行，而中止何如？”珥曰：“凡事，自上当躬率之。不然则民必不从。”上曰：“乡约今命中止，则民必不信。”珥曰：“既停乡约，而不举养民之政，则民必不信。若举养民之政，则民必信之矣。”
○命再召成浑，又辞不至。
○以乡约事，议于大臣，大臣献议可否不一，上命停之。许晔见李珥曰：“何以劝上停乡约？”珥曰：“衣食足，然后知礼义。饥寒之民，不可强之以行礼也。”晔叹曰：“世道升降，有命存焉，奈何？”珥曰：“公意以为，民生虽极困瘁，若行乡约，则果能化民成俗，治升大猷乎？”晔曰：“然。”珥曰：“公能以乡约治家乎？”晔曰：“无上命，故不能也。”珥曰：“公之治家，奚待上命？自古民坠涂炭，而有能成礼俗者乎？父子虽至亲，若不念饥寒，日挞而劝学，必至相离，况百姓乎？”晔曰：“今世之人，善者多，不善者少，故可行乡约。”珥笑曰：“君心善，故但见人之善。若珥则见不善人多，必是余心不善而然也。但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今之乡约，无乃讼耶？”晔曰：“君无坚执，须待罪然后，使两司更论可也。”珥曰：“余不自知其非，故不敢待罪。”晔慨恨不已。
○李珥又白上曰：“乡约自上本不欲行，故小臣一言，自上决断如此。以此推之，小人之逢迎君意者，宜乎言必见听也。”上曰：“予非不欲行乡约也，欲待民生苏息，而行之耳。今人不度时势，纷纷论议，不可也。”珥曰：“议论之定，亦有二焉。君子得君，施设当理，国人帖然心服，则此以善定者也。小人当国，张其威势，一言有异，必被奇祸，人莫敢违，此以不善定者也。今之国事，无毫发不受病痛，治之可谓难矣。然苟能至诚求治，则岂有终不治之理乎？今日群臣，多不以国事为意，此亦理势然也。从前不事公而事私者，虽得罪，不过罢免而已。勉于国事者，往往被赤族之祸，宜乎营私者众，而奉公者少也。今欲使人勉于国事，必须自上奋发，使人人晓然知上意在于必治可也。殿下若欲做唐、虞、三代之治，则虽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矣。若欲小康而止，则可遵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所谓法祖宗者，只守近规之传袭者，而祖宗良法，实废不行，此甚不可也。”
○持平韩修，三度引疾不出，上不允其辞，修乃出仕，入侍之时，上问以为学之要，修不能明辨以对，人多笑之。李珥白上曰：“善人有多般，有学行兼备者；有行洁而学不足者。若韩修则行洁而学不足者也。不可以一言不称旨，轻视善士也。”上曰：“子安敢以此，轻视贤者乎？”
○上问李珥曰：“虽有学问，无才则不能为国，成浑之才何如？可以致治平乎？”珥对曰：“自上特召成浑，人皆感激。但未知上意欲一见而止乎，将欲任之以事乎。才非一般，有才智出众，可以独当大事者；有才虽不足，而能用群策者。成浑之才智出众，则臣所未知，若其容量，则可以能用群策矣。但成浑虽来，若不改弊政，则亦末如之何矣。”
○政院以日寒，请于丕显阁御昼、夕讲，上以非前例不许。李珥白上曰：“殿下若只循寻常涂辙，则决无振作之理。丕显阁进讲，是何重难之事，而殿下不从乎？今日殿下，必须奋发大志，一新政治，作耸动一时之举，然后庶可挽回世道矣。”上以纪纲未振为叹，珥曰：“纪纲之在国家，若浩然之气在一身也。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非一事偶合于义，而袭取之也。须是今日行一义；明日行一义，仰不愧、俯不怍然后，浩然之气充满流行矣。纪纲亦然，非一朝发愤，而可立也。须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举、枉必错，功必赏、罪必罚，则纪纲自立矣。”上曰：“每入经席，惓惓陈说治道，可嘉矣。今行何事，可以为治乎？”珥对曰：“为治之道，何能尽达乎？大槪先定大志，得贤委任可也。”沈义谦进曰：“祖宗朝视群臣亲密，无异家人父子，故能尽启沃之诚。”珥曰：“若于群臣，亲密无间，则可以细知其情状，而得其取舍之正矣。世宗大王知人善任，亦由知其情状故也。世宗朝用人，不问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称，故有守一职，而终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司，莫不久任，故庶绩以成。其于儒臣，眷遇殊绝，故臣邻咸怀效死之心矣。夫君子爱君以德，固不系接待之厚薄，若中人则视君上待之之如何耳。且臣因人闻御制诗，甚有愁郁之意。殿下何以不乐如许乎？”上曰：“是何诗？试诵之。”珥诵诗曰：“孤抱难摅独倚楼，由中百感不胜愁。月明古殿香烟尽，风冷疏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旧病，心如宋玉苦悲秋。凄凉庭院无人语，窗外锺声只自悠。夫人君有南面之乐，得人而任职，则可以泰然和悦矣。殿下若有心腹之臣二三人，则何至于含愁怫郁若此乎？臣自闻此诗，数日之间，心亦不安矣。且近日经筵官每以勿观杂书进戒。吟咏情性，固是圣贤所不免，而但着意词章，则岂不有害于学问乎？”上有愧色良久。珥仍与修撰尹𬀪，论学问于上前。上曰：“学问固是根本，但颜子学问已至，而亦问为邦。今日岂无可为之事乎？”珥起而对曰：“殿下诚欲有为，须痛革因循之弊。人情惮于改旧以为：‘今日既行矣，明日何可卒变？’姑息如是，则驯至于不可救矣。”
○是时，上频有微恙，群臣每进戒色之言，上厌闻之。修撰成洛盛言修心养气，可以医病之术，上戏问曰：“如此则可以长生乎？”洛对曰：“然。”他日，李珥白上曰：“上下皆失言矣。长生是无理之事也。”洛曰：“其时臣误闻，天语以为长寿耳。”上曰：“大德必得其寿者，举理而言之耳。若修心养气，以求长寿，则非王道也。寿夭在天，但当顺受而已。”珥曰：“上教是矣。但顺受甚不易，若毫发自戕害，则非顺受也。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此言当留念也。”
○右副承旨李珥以多病，不堪政院剧仕，乞就闲局调疾，上答曰：“尔当在予左右，以辅不逮，未可辞退。可调理行公。”
○定行成均馆年齿坐。于是，旧臣多不悦。李海寿谓李珥曰：“齿坐，非馆中所宜。榜中尊敬状元，亦礼俗也，岂可倒置之？”珥曰：“状元之尊，施于榜会。若馆学则乃明伦之地，岂可废长幼之序乎？且状元之尊，何如王世子？古者王世子入学，尚以齿坐，则状元非所论也。”海寿不能难。
○右议政卢守慎久引疾，始出仕，上引见慰问，且曰：“何以无所建白，而辄辞退乎？”守慎自陈病不堪任。上问曰：“天变孔棘，民生困苦，何以为治？”对曰：“必得贤才，可治。”上曰：“何以得贤？”对曰：“至诚求之，可得也。上曰：”此论固为要切，然无可为之事乎？“守慎辞谢而已。
○咸镜道雨雪，交虫而下。
三月
编辑3月1日
编辑○朔丙子，复召成浑，不至。时，浑七承召命，其友劝使谢恩而退，浑不应。
○以李珥为司谏院大司谏。珥谢恩后辞职曰：“今日纪纲之颓、民生之困，圣鉴已悉矣。尤可忧者，自上既少推心委任之意；廷臣又乏担当致身之志。大官恬于流俗，缩手旁观，任其成败；小官虽有建白，或激或迂，不切实用，论议多岐，无所统一，国势日卑，如水趋下。当此时，上以绳愆纠谬；下以矫轻警惰，惟谏官是赖，苟非才诚兼备、识虑明达者，无以当此任也。如臣疏谬疲劣，岂可玷辱名器？请亟赐递免。”答曰：“可合，勿辞。”再启曰：“臣今控辞，非出应文，实是衷情所不堪也。臣今欲不顾前后，毕陈所怀，则疏愚之策，决不合于圣衷。若效时习，毛举细故，摘人旧恶，以塞其责，则又非诤臣之大体，若欲含默苟容，行呼唱于街路而已，则实非素心。反复思之，终不得其供职之宜，用是忧惧，寝息不安，请命递。”答曰：“勿辞。”三启曰：“臣之无状，天鉴已烛，而犹不废弃，此实试可之意。臣今供职之后，言不适时、策无实效，则请赐退休，或加贬斥，毋令久辱清朝。”答曰：“足堪本任，但当尽职而已。”
○命义盈库，纳黄蜡五百斤于内。外间莫知所用，或云将用于佛事。谏院启曰：“黄蜡入内，殿下欲用于何处耶？所需若正，则亟示圣意，以解群惑。如其不正，请收入纳之命。”上怒答曰：“内用之物，非下人所敢仰问。敢烦多言，是何意哉？”宪府亦启请勿纳，并不许。
○谏院闻义盈库黄蜡已入内，乃启曰：“殿下之所用，有司莫不供进，宫中别无许多用蜡之处，此必出于邪蹊曲迳，不可使闻于人。故臣等恐圣志之不能无惑，欲防微杜渐耳。今者黄蜡已入内，论之无及。昔者司马光曰：‘吾平生所为，未有不可对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诚意，望于殿下，而只此事不肯宣示，则未知幽独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请自今以后，勿进非正之供，而洞示圣怀，若青天白日，使群下得以仰见也。”上答曰：“该司之物，在予量用而已，非群下所敢容议者也。昔者梁武苦口，索蜜不得，不料再见于今日也。时事至此，宁不痛心？”上忽下不伦之教如此，群情甚骇。李珥率同僚，诣阙辞职曰：“昨承圣批，辞气大厉，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胜战栗焉。《传》曰：‘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该司之物，固是殿下之所有，殿下用之以正，则群臣当奉承之不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法，而君举将归不法，则虽该司，亦当覆逆，况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间喧播之说，或以为：‘将造佛像。’或以为：‘将兴佛事。’听者疑信未定之际，水银黄蜡内入之命，适下于此日，人心愈疑。臣等闻此言，岂无忧惧之念乎？第以圣学高明，似不惑于异教，故不敢信其必然。玆敢仰问，将以昭圣明之无惑，以绝群疑耳。殿下但当内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秘讳之密、峻拒之严，一至于此何欤？昔者舜造漆器，谏者十人。武王嗜鲍鱼，太公不进曰：‘礼，鲍鱼不登于俎。’岂爱敬不足而然哉？诚以忠臣爱君以德；敬君以礼，逢迎承顺，反害于爱敬故也。殿下以一言之不敢承顺，辄加震怒，至于痛心，何不以虞臣、太公之事，反观而自省乎？臣等陋劣，诚未上孚。请逐臣等，以警人臣之爱敬不足者。”答曰：“今见启辞，尤不足以备一笑。假使崇奉异教，自古流来故像亦多矣，新造何为焉？未知闻于何人，予欲拿鞫而辨之。因此而尤可见人心浇薄，此予所以无心于斯世，而绝意于有为也。玆以勉谕，不须烦辞。”谏院再启曰：“今承圣批，尤不胜惶惑之至。传播之说，非出于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则何异于卫巫之监谤乎？殿下若用之以正，则何不洞示，以解群下之惑乎？殿下既绝意于有为，则臣等亦何心，抗颜清朝，有所建白乎？请命罢臣等之职。”答曰：“予岂答所问，而取轻于群下，而肇后弊乎？谏官必闻于人，其直启，勿辞。”谏院三启曰：“传播之言，行于道路、出于里巷，则其言可尽鞫乎？古者使行旅谤于道；商贾议于市，未闻明王以谤议之无实，而辄加拿鞫也。臣等纵未能格君心而出于正，岂忍畏却逢迎，指引无辜，纳君于不韪乎？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箝口，以骇四方之观听乎？今者君德日就于高亢；士习日趋于萎弱，宿弊无矫革之期；新忧出意虑之外。假使朱、汲在朝，谠言日进，时事之正，亦不可望，况臣等轻浅蹇劣，其能有补于万一乎？臣等不能取信于君父，被此迫问，大失言官之体，请赐斥罢。”答曰：“敢讳所问之人，惟多言以塞之，此果无隐之道乎？其速直启，不须来辞。”谏院四启曰：“殿下非不知难诘言根所自，而有此迫问者，此不过轻视臣等，折之以雷霆之威，将以杜塞言路也。有闻必达，此是无隐。若必指摘言根，则此乃畏怯逢迎，非无隐之道也。殿下何不速罢臣等，使之冒处，加以迫问，以伤待言官之体乎？”答曰：“朦胧轻启，问则敢讳，此果忠直之道乎？《周礼》有造言之刑，今则姑恕之。勿辞。”谏院五启曰：“穷诘传播之言根，辄以造言之律，加诸谏臣则群下更莫敢言，而聪明自蔽矣。殿下既以造言疑臣等，决不可在职。请亟命罢斥。”答曰：“勿辞。”时，宪府、玉堂皆箚论圣旨非违，政院亦累启争之，皆不省。时，后宫为王子祈福，多作佛事，费皆出内需，而取蜡于外府，则特一时命令耳。上本不信异教，而嬖幸干请，则或从之。故不欲宣露其事，峻辞拒谏官如此，识者忧之。
○左议政朴淳引疾，章五上乃许。政院启请勿递，不许。领议政李铎亦谢病不出，卢守慎独相。
○庆尚道军籍敬差官郑以周病免。以周性刚𨅶，惟务搜括，不恤民隐。又用匿名书，搜捕乡官，责出闲丁，棰楚甚酷。且以庶弟无赖者为耳目，民谤盈路。宪府欲论罢，更遣他人，执义郑芝衍以为：“奉使之臣，以流言论罢不宜。”大司宪沈义谦固争以为：“此非流言，若不罢则民怨益甚。”议不相合，皆辞避。大司谏李珥谓同僚曰：“台谏以不关之事，例不相容为弊久矣，可因此正之。”乃启曰：“人之所见不同，邪正、黑白判然则不可相容矣。若一议论之不合，则奚至于不相容乎？祖宗朝台谏各以其意来启，惟视义理之所在，不惮僚议之抵牾，雷同苟合，此是衰世之习也。郑以周𨅶刻之失，其孽弟受赇之状，非出于流言，一道骚然，如遭兵乱。若不罢以周，则无以慰岭南千里之人心。义谦之欲为论劾，断无所失，芝衍所见，虽若有理，终不若启罢之明正也。但此不过一议论之不合，非如邪正不相容之比，请并命出仕。”上不从曰：“沈义谦等议各不同，势不相容。强为相容，则必有后弊。台谏之体，不当如是也。”于是再启，递芝衍。珥欲改近规为此论，上以其轻议变更，不从。是后台谏争以微细之事，引嫌而递，纷纷数易。有一人而一年之内，数十番入台者。台官供职数十日，则相戏问曰：“瓜满已足，何以仍任？”官方之紊极矣。
○上御经筵。卢守慎及入侍之臣进启：“朴淳遽去位，不宜，”上不答。李珥启曰：“康陵丁字阁失火后，上未行亲祀，今欲先阅武亲临，恐未安。”上曰：“曾欲拜陵，而自下止之，故不为耳。”珥曰：“此由行幸时，大修桥道，故群臣虑有民弊，请姑停矣。须略加修治，不伤民力为便。”上不答。珥仍自陈病不堪仕状，请归乡调病，上曰：“病若如此，则无可奈何矣，隐居最好。古诗云：‘洗耳人间事不闻，青松为友鹿为群。’岂不乐乎？”珥曰：“殿下以隐居之乐为教，臣则有不然者。古之隐士，初无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又身健无疾，自适于山水间，可乐也。臣受恩深厚，虽在畎亩，心悬冕旒。又有疾病，每患呻吟，隐居何乐乎？只是难于尸素，故不得不退耳。”沈义谦、洪圣民、许篈皆启以上教不宜，且言：“洗耳之句，无君臣之义。”上曰：“若以予不勉留为非则其诗何疵之有？”
○右议政卢守慎启请仍朴淳相任。三启，不允。
夏四月
编辑4月1日
编辑○朔乙巳，复召成浑，不至。浑将赴召就途，闻台谏被责，朝廷不安，故引疾还归。
○中朝设宽奠堡于江上，距义州二十里。谏院启曰：“中朝设镇开田，人民与我境相接，则奸细之徒必惹起事端，或流民投入；或㺚虏来哄，皆足以生衅疆场，请遣使恳奏止之。”上命议于大臣，皆以为：“设镇无害，亦便于我，何可已之？”其后，果有侵耕争偸之害矣。
○以洪暹为领议政，李铎迁左议政。
○李珥谢病归乡。珥辞递谏长，复除承旨，又辞疾，遂归坡州。将行，士友多止之，处士崔永庆曰：“君诀退，殊未从容。”珥曰：“半岁迟回，岂不从容乎？”永庆曰：“自处当如此，奈时事何？”珥曰：“自处未尽，而能救时事者，未之有也。”卢守慎谓人曰：“李珥于经席，多言上所厌闻，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能耳。”珥闻之笑曰：“我退则无言，苏斋无忧矣。”〈苏斋，守慎自号。〉 ○金宇颙入侍经筵，言病不堪仕状，上曰：“尔虽有病，自可在此调理，何人人皆欲去耶？”对曰：“臣岂敢忘君臣之义？请暂归故山，调理贱病，庶保性命。”上曰：“当许归休，但无久滞也。尔服何药？吾当剂给。”遂命剂药以赐。宇颙每于经席，进说恳恳，而未尝触拂，上重之。
○慈寿宫尼女，往金刚山，作佛事，为有司所纠，囚于淮阳狱。于是，馆学儒生上疏，请废净业院，〈即宫城东北佛寺尼女所居也。〉且言黄蜡所用不正。上优容答之，且曰：“黄蜡非用于佛事也。”遂以前入黄蜡，还下于该司。上颇悔前日拒谏之非，故有是命。
○以柳希春为大司宪。
○以李恒为掌令，不至，上疏辞谢。
六月
编辑6月1日
编辑○朔甲辰，大旱。命疏放罪人。卢守慎建白：“冤气召灾。金汝孚、金镇、李铭、林复等禁锢岁久，可复收用。”上从之。于是，三司并发，请勿收叙，累启乃允。金汝孚、金镇、李铭曾附元衡，攻害金弘度、金虬等者也。林复亦元衡鹰犬，害士林发身者。守慎欲因此时释锢，而有此论，物议非之。
秋七月
编辑7月1日
编辑○朔癸酉，以李泼为吏曹佐郞。泼少志于学，颇有清名。及擢第，李珥力荐于当路，出身未几，即居铨要，人望甚重。
○左议政李铎以疾免，复以朴淳为左议政。
○以郑宗荣为兵曹判书。
○左副承旨郑芝衍、右副承旨辛应时以言事罢。时，吏曹参判朴谨元，门户势盛，其弟慎元曾为守令，怙恃贪饕，声闻狼藉，朝廷皆知之。至是，拜青松府使，厌其邑残僻，私嘱台官，以病重启递之。芝衍察其故，愤之启曰：“谏官虽启以有病，而慎元实不病，不可递。”于是，两司哗然，共劾芝衍等，以沮抑台论罪之。大司谏李后白曰：“虽是谏官之言，若有失误，则喉舌之臣理合矫之。”两司以议不同引避，副提学许晔等启曰：“台谏之言，是非间不可沮抑，请递后白。”从之。新授持平闵纯、崔滉以为：“朴慎元之贪纵，众所共识。其无疾病，亦人所共识，而不论其贪纵，虚称其病重，是，诬上悦人也。”欲论罢谏官，而亦以僚议不一，引嫌而退，晔等又请递纯、滉等职，上答曰：“台谏非人，以致纷纭。闵纯、崔滉之启，义正辞直，世未尝无人也。玉堂论议，何如是乖张耶？”晔竟执前说，两司于是，劾罢芝衍等，上亦不能难。论者谓：“三司执国家纲纪，而循私罔上如彼，尚何言哉？”其时许晔等之论以为：“台谏出言，当勿论是非，而伸之为当。”当时论议，偏僻类是。闵纯居高阳，守道不仕，安贫寡欲，学者多尊仰之。至是拜持平，甫供职见递。
○前弘文馆典翰吴健卒。健幼性端诚坚确。十一岁遭父丧，已以诚孝闻。及长遭母丧，尤笃于礼。门户穷寒，志学而无所师，家间有《中庸》一卷，读诵数百遍，音训已熟，始复思索，专心致精。岁月既久，疑悔渐祛然后，移之于《大学》、《论》、《孟》则为功甚易。方就先生长者讲论归宿，自李滉以下，皆称其精深不可及。由是著名，至于显用。明庙昇遐，礼服，方丧三年，素食，其笃行如此。既退之后，士林多惜之，必欲复用，连拜侍从之职，皆辞不就，居乡三岁而卒，年五十四。学徒称德溪先生。其后乡人立祠祀之。
八月
编辑8月1日
编辑○朔壬寅，抱川县监李之菡，弃官归乡。之菡在县，寒俭自处，视民如子。以县贫乏谷，白于朝，请折受海邑渔梁，贸谷助给，朝廷不从。之菡本无作邑久留之计，旋谢病归。
九月
编辑9月1日
编辑○朔壬申，前兵马使张弼武卒。弼武清介绝俗，不类武人，又亢厉自高，故不容于世。尝叹曰：“六镇兵民，流逋相继者，貂皮为之祟也。”上高其志节，累加奖谕，卒后追录清白吏。自明庙后，武臣廉洁者，以弼武为第一。
○以郑惟吉为吏曹判书，两司请递之。惟吉以名家子，少著文名，有长者风度，士望不比凡俗。而论者以惟吉曾于李梁用权时，职典文衡，不能自立，颇徇时议，欲引梁代己，为可鄙有此驳。弘文馆亦上箚论之，上答曰：“予观郑惟吉为人，其心纯实，固非轻薄竖儒之比也。省今所论，殊可惊骇。近来朝著之间，不思协心辅国，唯其不附于己者，辄斥之，时事不知将何如耶。”惟吉竟免，朴永俊代之。安自裕谓人曰：“朴永俊，人奴也。”人曰：“何谓也？”曰：“朴公不能自用其心，以他人之心为心，非人奴而何？”永俊前后判铨，只承人风旨注拟，而不自辨人材，故自裕云然。
○以黄海道观察使闵起文为右承旨，赴召至松都卒。起文少以文行有名。金安老使其子从游，起文与同业陈宇等俱谢绝之。安老诬以谤讪，论杀陈宇，请配起文鸿山县。安老诛，得释登第，益有名。乙巳之祸，中学一会，立异被黜，丁未谪配林川，辛亥赦还乡里。李梁等欲钩致之，终不应。上即位初，以直提学陞为承旨，历拜谏长、副学、大司成，士望方隆，而又不与新进相合，斥置西枢，出为监司。至是，召还乃卒。起文孝谨端重，有直节，平生屡踬而不悔也。是时，闵起文与金鸾祥，齐名同进，起文之斥，以论吴健也；鸾祥之退，以攻朴渐也。士论过激，故李浚庆非之。
冬十月
编辑10月1日
编辑○朔壬寅，吏曹判书朴永俊病递，金贵荣代之。贵荣贪鄙，累居铨长，清议甚骇。
○以李珥为黄海道观察使。珥入京拜命，赴任上疏，陈道内弊瘼，尽请改革。大修学校，申明学范，律贪猾、旌善良、恤民隐、修军政，士民感悦，而其所建请，朝廷多不从，识者恨之。时，都事李元翼闻望未著，由庶官，补幕职，人皆轻之。珥一见知其才，遂委之以政务焉。
○金宇颙入侍启曰：“顷日疏通之事，眩惑观听，坠毁纪纲，请自今戒之。”时，大臣有疏通之说，欲叙复尹、李之党，士论非之故也。又启：“百官家供之法，请行之勿疑。”旧例，百官坐府则官供饮食，国用大耗，典仆离怨。至是，请令百官自供，李珥主其论，而竟不行。
○上问筵臣以天之形体与天之所以为天，以及天地六合之外，无虑数十条，侍臣多不能对。正字洪迪曰：“人君学问，当就平实处着力，不可穷高极远也。”上曰：“此言似是而非也。天道虽微，不可不穷究。然则《太极图》何以叙于《近思录》之首乎？”金宇颙曰：“显微一理，皆所当穷。但须先于下学处着功，则上达在其中。帝王之学尤当体之身，而施于用，迪言是也。”又于朝讲，领议政卢守慎曰：“心者万化之本，一心澄明然后，万理可穷、万事可做。一为物渍，则学问处事，都是虚了。”〈守慎为陆学，其论多如此。〉宇颙曰：“心不能自澄。必日用之间，念念省察，克己存理，久之，自然清明矣。”迪曰：“澄心之说，太高而不切实矣。”
○知中枢府事赵彦秀卒。彦秀醇厚廉俭，不事交游，为人美风仪。尝朝燕京，赐宴礼部，宴讫，尚书邀致私第曰：“人臣义无私交，爱公德容，越礼相见。”赠以《四书口诀》。今上朝以旧臣，闲居养疾，卒，年七十八。
十一月
编辑11月1日
编辑○朔辛未，金宇颙侍讲《洪范》，进戒曰：“殿下非不好善，诚或未至。如李珥有学有才，虽有疏处，材局自合大用，今日群臣，罕见其比。若用之不尽，臣恐遗后世之恨矣。其以监司来，拜命也，臣意，殿下必召对，而竟不一见。臣以此，恐殿下好贤不诚也。且殿下闻成浑学行，思欲一见，初以浑病，不能犯寒而止，至于暄热之后，更不收召，亦恐好之之诚，或未至也。”上于经筵，谓侍臣曰：“予患动处，易致搅乱何也？”卢守慎曰：“清心最要。若徒玩心章句，岂有清明时节乎？”宇颙曰：“清心固好，须是审几谨独，常使天理存在，心乃清也。所贵乎心清者，只欲义理昭著，应事得宜尔。若要屏绝事物，而使心清静，则流于异学也。但初学，才接人事，便觉工夫涣散，以其内外未能合一故也。须是着紧把捉，专用心于内，方有进益矣。”守慎又请：“馆中齿坐之法，行之勿疑。须自上明示当行之意，行之十年，必有效矣。”上不以为然。
○质正官赵宪，还自京师。宪谛视中朝文物之盛，意欲施措于东方，及其还也，草疏两章，切于时务者八条；关于根本者十六条。皆先引中朝制度，次及我朝时行之制，备论得失之故，而折衷于古义，以明当今之可行。先上八条疏，上答曰：“千百里风俗不同，若不揆风气、习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则徒为惊骇之归，而事有所不谐矣。”由是，宪不复举十六条。其八条疏：
一曰圣庙配享。臣窃见，嘉靖中改题文宣王之号为至圣先师孔子之位，颜子以下俱改去爵名，故庙额不曰大成殿，而曰先圣庙。位版长短，不敢揣摸矣，但孔子则朱漆而书以泥金，长疑一尺馀，广二寸强；四圣以下则稍短，疑不满尺，朱漆而书以墨字。从祀以下则又短，下不用趺房，刻木为台以安之，俱无椟。臣伏睹今年五月所下，位版寸尺考启之教而想，臣所见则隆庆年间出来《太学志》所记尺数，定是周尺，而不为布帛尺也明矣。且太学东西庑中，位各有炉，而我国则兼设一炉，此事恐当议改者也。臣谨按，文宣王之所以改称孔子者，盖以汉平帝时，王莽骋其奸谋，谬称为褒成宣尼公，唐之玄宗始谥为文宣王，颜子以下秩称公、侯、伯。其封公封王者，于夫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则一切悖乱，而佯尊圣人，以欺天下。曾谓责家臣之诈，而易大夫之箦者，其肯安享斯名于一刻乎？况自称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强加以王，非所以尊圣人。故嘉靖十年，因太学士张孚敬之建言，一改千载之误。而我朝久犹袭陋，恐当议改者也。臣又按，东西庑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何休、贾逵、马融、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寗、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等，不在其中，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陆九渊、薛瑄等，皆与于列。盖从祀之典，所以报圣门之有功，而示来学之趋向也。秦冉、颜何则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寗，亦非纯儒，故出于从祀，而放之好礼；瑗之寡过，则可为人师，郑众诸人翼经之功，不可不纪，故各祀于其乡。公伯寮身游圣门，而尝欲反害夫子之道，荀况谓性为恶，而谓思、孟为乱天下，戴圣身陷赃吏，刘向喜谈神仙，贾逵傅会谶纬，马融贪鄙附势，为梁冀草诏，以杀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鲁，王弼宗旨《老》、《庄》，王肃佐司马昭篡魏，杜预为吏不廉，为将不义，吴澄出处不正，而学又归禅，是宜见摈于洙、泗之列，不可表章乎多士者。而贞观、元豊、正统之际，朝无真儒，择之不精。马端临固尝有议，弘治诸臣亦多请黜，而礼部沮格，议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太学士张孚敬之言，断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谬见，不能眩后生之耳目，而其在我朝，尚列于从祀，恐当议黜者也。后苍始注礼书而《大》、《小戴》之礼学，赖以传世。王通，学近于道，而格言极有荀杨道不到处，欧阳修扶圣道、辟异端之功，朱子称其为仁义之人，胡瑗修乎己、治乎人之学，首洗隋、唐趋利之习，杨时倡道东南，独承程氏之緖，而下传罗、李，以及朱子，薛瑄奋乎绝学，笃志力学，迨其道成德立，进仕于朝则高风大节，砥柱乎奔流；退而讲学则只句微言，日星乎中天。
所以弘治中附以杨时；嘉靖中益以欧阳、胡、薛者也，而我朝似当讲究而从之者也。独陆九渊之学，不事讲问，专务顿悟。当时朱子，固忧其说之为害，而流传益久，人惑愈甚，举世靡然，胥归禅学。如王守仁之敢为横议，诋谤朱子者，而尚请其从祀，则是必江西之人，习熟见闻，而筮仕者众，力佑象山，以至上误朝廷；下误斯学。如此之流，臣恐不可效尤而苟从者也。臣又见，圣庙西北，又有启圣庙。启圣公孔氏在北，先贤颜无繇、孔鲤在东，曾晳、孟孙在西，东庑有先儒程珦、蔡元定，西庑只有朱松。盖学宫，所以明人伦也。颜子、曾子、子思，在于庙中，偃然先飨，而颜路、曾点、伯鱼，杳然居下，于常人，亦有所不安，况圣贤乎？故熊禾、洪迈，曾有别设一庙之议，而弘治中，程敏政又尝建白。至于世宗朝，乃作别庙，春秋释奠，同时行事，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至是无遗憾矣。臣愚窃念，我国文庙之西，有地闲敞，若议立庙，而春秋同祀则庶乎伦全义安，而一国之为父子者定矣。臣愚又因中朝从享之事，而深有所感焉。盖士习之趋，一视其上好之所在，而殿下顷于馆学儒生，诸贤从祀之请，屡陈而不允，近臣经席之启，亦不颔可，是实沮一世向善之心也，臣窃闷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学，而有继往开来之业；赵光祖继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李彦迪体道纯笃，而有扶颠持危之力。玆三人者，求之中朝，则许衡、薛瑄之外，鲜有伦比，而求之东方，则薛聪、崔致远、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见到处者。况如李滉，集东儒之大成，而绍朱子之嫡统，进则引君当道之诚，恳恳乎章疏之间；退则因才设教之意，切切于讲论之际，善者闻言而景慕；恶者望风而自戢。当今之士，稍知尊君爱亲，而有礼义廉耻者，皆薰其德，而兴起者也。但国家既不能大用于生时，识者已叹太平之难见，而又不肯崇奖于死后。不惟媢嫉放诞之辈，旁观窃喜，而昔之兴起者，咸有沮丧之心，甚有登其门，而泹迹于声利者，不及其门者，将何所赖而为善乎？呜呼！从违之际，若不大关，而士习之邪正，已判于此。殿下其可谓重难，而不之从乎？夫后苍诸贤，虽非前代之所尝祀，而世宗皇帝明知其贤，则从享而不惑，公伯寮诸人，虽是前代之所尝祀，而世宗皇帝明知其不贤，则黜去而无疑，林放诸人，俱有一长之可取，则各祀于乡，而不没其善。其他近世诸贤如章懋、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陈真晟、蔡清，各有功于斯文则皇上命祀于乡，而不以先朝之所未定为嫌，辽东城中亦以管宁、王烈、李敏、张升、胡深、贺钦，立祀于书院，无不赐额降书。其所崇奖，惟在于其人之学成行尊，而可以风励乎后学者耳，略不拘挛于古今如此。况此金宏弼四君子，所当从祀之议，朝无异言、士无异论，而尚此迟留者，谓斯人为不贤乎？伏愿殿下，亟奖四贤，列于从祀。不徒尊其人，而又必用其言，尽取其所尝启沃之说，而日陈于前，以资圣治，如四贤之亲达于冕旒，而又推其馀，使八方士子，知所矜式，则庶乎褒崇向用，两尽其美，而待文王而兴者，蔚起乎凡民矣。
二曰、内外庶官。臣于官制，他无所考，谨得《搢绅便览》两册，妆䌙以进。大小京官及外至两直隶、知府以上，都载于此，其他外官，不尽载录。天下庶官，如此其多，而注拟之际，一皆难慎。或有缺官，则六部、都察院会议，拟望之人佥论皆定然后，吏部只拟二望以进，而皇上所点，例于首荐。夫以中夏人物之盛，而岂无三望之可拟者哉？诚以人才难得，而庶官之中，一或非人而间之，则害流于生民，而祸及于国家。故下不敢以非才苟充，而上不敢以私意苟任。一被选授，永无劾驳之议，既到其任，又皆久于其职，九载三考，乃定黜陟。校官、边帅，亦以家累自随，率为经远之计，故庶官多尽其职，而百姓多得其所。中朝之所以保大享安者，有由然矣。臣窃惟，东方人才之盛，视中夏，不满二十分之一，而屡经斩伐，士趋随讹，以至于今，则三纲不明，义利莫分。求其经邦论道者，盖难屡遇，而求其当局思职者，亦不多见矣。政曹乃于注拟之际，论不豫定，坐于政厅，然后执笔始议，三望全合者无几矣。至于阙伙员乏之际，仅备一望，馀皆苟充，而上之所点，乃出于人望之外，群情所以不厌；公议所以喧腾。而不免抽东补西，朝授夕换，京外官员，未谙所职之为何事，而或有坐席之未煖者。绝簿盗财，秪陷于奸吏之术，而迎新送旧，差人发马，奔走千里之外，以破残民之产者，又中原所无之弊也。且其新除之人，不合牧民之官，则速议递差可也。而必于当行之日，乃始启罢，远来官属之初持一月粮者，又出月利，留待新官之发，则归家卖田，仅偿月利，而家已告绝矣。一岁之中，贬罢者不止一二，而为一官来迎者，不啻百人则一年之中，以此而失业者，不知其几百人哉。呜呼！吏曹用人，止于暂时之不察，而四方士民，无不被害，其可谓细事而不之改乎伏愿圣明，体伊尹其慎之训；思孔子才难之叹，申敕吏曹，使之须先论定，洽于公议然后，乃充其望，如其乏人，不须塡三。而自上恒惧误用一人，而国事一以偾，数易庶官，而赤子被其毒，罔及私昵而惟其能；罔及恶德而惟其贤。必用道选，而久任其职，待其奋庸熙载而后，乃加超迁，则庶乎人人知劝，而民获其所矣。
三曰、贵贱衣冠。臣窃见，中朝衣冠之制，幞头软脚，名曰雁翅，其制句曲，其端横插之，而曲处向上，有若举趐奋迅之象，故又名展趐。红袍、青袍、襞积，一如道袍，而不如团领。其他常服，自上达下，不尚浮大，而距地寸数如一。臣窃考洪武间所定之规，文官之衣，距地一寸；武官之衣，距地五寸。袖阔俱一尺袪口，文则九寸，而武则仅容出拳，穿衣撒直领，今虽文、武同制，而其整齐端严之象，宜若可效也。儒巾之名，或曰民字巾，盖形如民字故也。其制或竹结，而裹以缁布，或糊纸为之而着漆。虽常着而行于烟雨之途，不如我国士巾之遇露辄垂。其体端平，不甚尖斜，八道士巾之极讹者，若令仿此改之，则庶合于瞻视矣。举人之在监者及武学生之参礼于西庭者，俱服儒巾、黑团领，其他学生，中外俱服襕衫，盖玉色而缘以青绢，缘广二寸。东士之所谓青衿者，与此大异，既不能尽从斯制，则不若勿施青衿之为愈也。宦者之巾，竹结布裹，形如帽子，有职者有檐，自顶后上起，高于帽一寸，形如立瓦，然无职者，止着帽子，但以布自前裹之，垂其馀于顶后，长几半尺。所服之衣，或穿蟒龙帖里，或穿衣撒直领，其长俱至于踝，带用细绦儿，虽侍立于榻前者，止服此衣，禄薄之宦，亦所易备者也。文武庶官，皆佩牙牌，以记职名，而俱黑其缓，宦者牌绶则赤以别之，其衣服之有章如此。辽东、广宁，俱是边郡，而任事掾吏，巾如录事，知印以下，巾如书吏而稍高，俱服团领。小县如抚宁、丰润之吏，莫不如是。盖守令冠带坐厅事则吏不敢不服其服。而我国外邑之吏，于守令冠带之处，或戴深檐胡笠、或戴平笠，而俱无礼服，甚不如人形，平壤、义州等处吏服尚同。各司之吏、他邑吏服，若令依此改之，则虽刀笔之贱，俨具礼服，而庶无怪僻之习矣。男童不编其发，十五以下，则剪以垂之；十五以上，则总于项后，俱戴帽子，族人有丧，则白而终期。卿、士、庶人之子，俱待二十，然后乃冠，其不求速成如此。女人既嫁者，束发于顶，而加以𩭲䯻，其制北人结以铁丝；南人用竹为之，俱裹以绢。又卷绢为首帕，名曰𨱁子。冬月则或以毛皮为之，名曰暖额，自额绕䯻，结于顶后，而上横以䈂。妇人因事出外，则开𨱁子以文绢，或加金皮。新妇亲迎之际，亦止戴此，而或施七宝妆严，俗所谓花冠也。背子之袖甚阔，而无长衣。其长裙不施趱短，而不务豊丰饰。其衣冠靓庄，而犹有俭约之俗如此。臣路见向化㺚子之妇，又见其进贡回还之辈，我国童男及女人敛发之容，不幸而近之。是虽习俗流传之久，而于圣主一变至道之几，若又因循，则异时华史之笔，谓朝鲜为冠带之国乎？臣窃闻，卿士之家或欲效此，以敛男女之发，而曾无上命，故未敢擅改。若令士夫先行，而民改以渐，则庶乎变夏之不难矣。脑包即我国之所谓耳掩也。其制虽小，而便于常着，女人则惟老病者服之，而其制尤小易备。臣愚窃念，国人耳掩，好尚侈大，常民则犹用两具之皮，女人毛冠，几用三具之皮，其所谓大耳掩者，几用五具之皮。以故，皮价甚高，贫而老病者，虽欲贸着，而不得。若令依此改之，一禁侈大之习，则庶乎皮价不踊，而遍及于老病之人矣。中原虽有笠制，而人不能备。其出行之际，文官着忠正冠；武官着毛帽而有檐，儒用儒巾，或着方巾，吏用吏巾；常人皆着帽子。而东方之人不论贵贱，通戴笠子，虚费重价，若从华俗，使吏、士，常着其巾；庶人止戴帽子，则穷人庶无费价买笠之患矣。大抵中原衣冠之制，不惟简约易备，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云南、贵州，距京师万馀里，曾是椎䯻、侏离之域，而大小男女，一遵华制。况我箕邦，距京师不满四千，实与五服诸侯无异，而男女衣冠，多有可羞者。臣谨具雁翅、儒巾、𩭲䯻、𨱁子以进。殿下若谓时王之制，不敢不遵，则请以此，下于工曹，使其视为式样。如脑包、巾帽、衫袍、擘积之类，令久行通事，详教工人，裁纸为样，广颁于八道，使其改之有渐，则衣冠之悉从华制者，庶为实语矣。
四曰、饮食宴饮。臣窃见，中原之人无不节用。官员家供，止以数器自从，私家所食，尤尚俭素。宴饮之际，酌以小锺，限其行数，不敢逾节乱性，荒废厥事，所以公私咸裕，庶政不坠。而我国之俗，专以丰馔崇饮为务，财尽而不知忧；民穷而不知恤；上命而不知从，暴殄天物，而斲伤国本者，罔有纪极。内司庶官，虽行家供，而豪奢之辈，盛备馔品，贫约之士羞不能及，或有无故呈病，而不勤职事者，里巷之间，不计远虑，而糜费尤甚焉。呜呼！此是何等风俗，而不思改之乎？外方列邑，虽有限品定器之教，而视若迂言，专不奉行。间有欲遵朝命者，而经行使臣，视其馔品之丰约，以定其人之贤否。盛其供亿则以为：”某倅贤而敬上也：“薄于自奉则以为：”某倅矫情而干誉也。“纷纭诋骂，论议靡定。名为有识者，方且屈而从俗，图免人言，无知守令，又何足责？是以，君无故不杀牛，而营吏、趋从，亦必屠牛以飨之。大夫然后，乃得三饭，而七岁衙儿，或具多品以四饭。甚至如天使之来，止于大邑，间设九爵之宴，而私行无赖，亦皆张筵设乐，穷宵酣饮，彼酒与肴，亦非天陨而地涌也。轮定邑吏为肉礼房，月给三牛之价，而官员所食，或至十牛；轮定官婢为酒母，月给三石之米，而官员所饮，几至二十石。以至客舍将校，困于灯席；园头官奴，困于菜果，卖田征族，侵索村氓，而犹不能支，则裂衣为囊，相率而逃之。呜呼！中原庶官，一鸡、一鱼，不敢横敛于民间，而我国为官员者，以养口腹之故，而病及于祖宗之赤子者，不知其几千万，则可不君臣相誓，汲汲乎菲食，以正供也哉？而况边方将士，尤多崇饮。于其邻境守帅及兵、水使之往还也，名为迎送之例，而推牛酾酒，载货执宝，弃镇越境，而浮觞倒觥，剧饮连日，两界、两南，莫不如是。此不惟剥割残卒之为可虑，而贼乘其虚，则谁复防守？此，李友曾之所以昏醉，不知釜山之陷，而他日之患，不可谓必无也。呜呼！中原之地，酒祸犹少，而我国之人崇饮夭死者，不可胜记。虽彼以欲败身，而在圣主跻世寿域之心，定所矜闷。凡百祸源，不可不周防，故臣谨具小锺十枚以进，伏愿圣上，法皇祖之禁秫；体光庙之戒酒，二以垂样于京中；八以垂样于各道，使其仿为白锺。于大宾、大祀、乡饮、乡射之际，一从华人之礼，刻定爵数，俾勿纵醉以丧身，其他非时、非礼之宴及与私行，饮过三爵者，一依《酒诰》之法，则庶无糜财病民、妨政废事之祸矣。
五曰、士夫揖让。臣到礼部，见其坐起之仪，堂上未坐之前，郞中、员外郞、主事、司务、观政、进士，东西相向，立于堂上而暂揖，在前列者，又顾后列而揖，历事、监生，相向立于东西阶上，堂吏立于其后。堂上自后阁出坐，则郞中以下，俱北向堂上立而揖。堂上于椅上微揖，郞中以下分立东西，相向一揖而出。监生、堂吏以次进于檐下，一揖而退。郞中东向立于东夹室之下，员外以下，西向对立，进士俱北向西上，相与齐揖。员外以下，又就于郞中之右，进士连立而相揖，郞中进于夹室之门，员外以下，俱还于西向立位，进士退数步，俱向郞中，相揖而退于其局。郞中以下同坐议事，外官曰事者，立于庭下，进跪月台上。郞中一人，手持揭帖，一揖而置于堂上之案，堂上曰起来，外官乃起，一揖而退。堂上受投文，分付于四司，退歇于火房，郞官详议其事，白而决之。以故，凡奏下公事，不过一二日，而覆奏民牒，则即日决给。其为礼貌，雍容整肃，而其治事务，商确可否，不使积滞，即此一部，而他司之事，从可知矣。呜呼！中朝庶官之好礼勤事如此，而我朝六曹等处，礼貌疏而弊风滋。戏慢无理之事，今虽少革，而佐郞之于正郞，犹不敢仰首与言。凡有公事，一付之曹司佐郞，佐郞不能尽治其事，启下公事，或经旬月，而不思申覆，军民讼牒，不赂于书吏，则不即决给。臣恐不除此弊，则国事终无可治之日矣。臣又见士大夫相接之礼，例让其左，先就其右，齐立而相揖，立于左边者，又就右边人之右而同揖。遇门必让；遇路必让，堂下官遇堂上官，亦不避马，立马于道傍，举鞭至帽，其遇等夷，则举鞭至眉。为主者送客于门，必三揖以让，然后乘马，乘马者举鞭至眉，然后主人揖入。观其揖让之意，恳切而有文。臣等与华人相接，亦以此礼，而不能夙习，到底生疏，多被人笑。臣愚窃念，国家事大之际，礼貌最关，不于平日相习，而临使价，学于通事，未免有扞格之羞。承文提调，日课置簿之坐，文官月有三会之例。若于此时，令学官、通事之久谙其礼者，导而习之，朝行、闾巷之间，以此传习，则他日为使臣者，得免橐驼同譬之耻，而搢绅相接之礼，亦不苟率矣。
六曰、师生接礼。臣闻，国子祭酒，初赴任日及正朝、冬至，诸生四拜于庭中，朔望，祭酒率其僚属，与诸生拜圣之后，坐于彛伦堂，则诸生一跪两揖于月台上，常时止行一揖，而祭酒于拜、于揖，皆坐椅自如，不如成均官员之降立。虽公、侯、伯及新进士之谒圣者，无不四拜于檐外，而祭酒、司业，亦坐椅自如，盖尊师道也。惟外邑学生之行正、至礼于守令、教授也，亦行四拜，守令答两拜以揖，而立受两拜。守令、教授例以朔望，率诸生谒圣，而坐于讲堂，则廪膳生员及诸生，以次就于月台，而一跪两揖讫，廪膳等进立于椅前则守令将廪膳所教童蒙之书，读过半月日课后，廪膳揖出，退于其家，则童蒙跪揖于廪膳，一如廪膳之跪揖于守令。常时则生徒齐立一揖，而教授、廪膳坐自如，除休日外，无有不讲之朝。是以，山海以西，垂髫而挟册者，甚多有之，闾巷之间，诵声洋洋，虽至贫至贱之人，力办银钱，必欲送子于学。其所以为教者，虽非三代养正之方，而自少至长，拘束以礼貌；激砺以名教，使一世之人，莫不观感而思奋。此，中朝之所以多士济济，而用之于四方，不患不足者也。臣愚窃念，我朝师儒之初坐讲堂也，诸生止行再拜之礼，而正、至无拜贺之节，朔望无谒圣之官，在泮儒生，但于朔日拜庙，而师生同拜之仪，则寂寥乎无闻。宗亲始冠者及新中生进、文武科者，虽有谒圣之例，而无拜于大司成之规。童蒙幸有日讲之徒，而类皆草草无序，仆仆过恭，无排行揖让之礼。外邑校官之受料者，皆徒费公廪，而不知有圣庙，学长之无料者，又何能责以礼教？是以，名为业儒，而得中科举者，犹不识礼让之为何事，托身校籍，而不读半行者，能知逊弟之风乎？所以从幼抵老，蠢然无识，以至伤伦而败纪者。虽彼师儒训诲不力之过，而窃恐上之所以为教者，犹有所未至也。今若师生相接之礼、朔望谒圣之规，必令内外，一依中朝之制然后，乃能有所据依可行。而外学学长，须以费耗之积于无用者，给其月料，责以教督，虽初学《千字》者，莫不讲揖，则庶乎人思读书，士皆由礼，而有用之才，可得培养矣。
七曰、乡闾习俗。臣窃见，山海以西，每村立乡约所。问于抚宁等县人则曰：”每月朔望，约正、副正、直月，会见于知县，一拜三扣头，而听命。“问于永平人则曰：”约正、副正、直月等，以朔望，会见于知府，四拜于月台上，则知府降椅立受，约正等进立于知府椅前，同听其教。听讫，一揖而退，各于其所会，其约中之人，相与为礼，而讲其所听之教。所教者，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勤作农桑、不为非义等事，而高皇帝所定之教也。“其目详备，虽不及于《吕氏乡约》，而其纲简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间，多有列书于墙壁，而相与诵习。是以，父子、兄弟，虽多异衅，而不忍分门割户，妇姑、娣姒，不相勃磎。如遇正、至及生日，则虽一间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礼，贺于家长。虽贱男、贱女，相遇于道，亦必作揖。婚姻之礼，必以亲迎，族人有丧，则男女、长幼，俱以白衣、白巾，终其月数。四岁童子，亦能作揖扣头；厮夫、走卒，一无敛发之不正者，而立必拱手齐足。辽、蓟之地，虽被千百年胡俗之染，而大明之化，所作新者如此。我国之地，本以礼义之邦，加以列圣渐摩之教；重蒙主上维新之政，岁岁命令之所发，惟化民成俗之是务，宜乎户有善人；乡有厚俗。而顷年以来，民心日漓，纲常之道板荡于世，父而不知教其子，子而不知孝其父；兄而大不友于弟，弟而大不克恭其兄；夫不能制其妇，妇不能顺其夫。为邻里者，虽是切亲，而日以斗狠为事；为朋友者，虽是达官，而日以狙诈相高。在家而不能修厥行，故事君而不能尽其职，方命而虐民者，遍于内外。以臣观之，可谓臣不臣，而子不子矣。呜呼！臣不臣，而子不子，则为君父者，可谓有其国家乎？所谓虽有粟，吾不得而食诸者，诚可寒心。究其所以然，则虽由俗尚之浇漓，而窃恐上之所以为教者，犹有所未至也。臣闻，己卯之岁，宁边之民有贫不能养其父，而弃之于壑者，闻乡约之书，降自朝廷，即日迎归，而竭力以养焉。呜呼！若此不已，则几何而不为善俗乎？今虽印颁其书，徒藏于礼房之笥，而不经于守令之心，民间虽有窃闻愿见之人，而一不闻书中之意如何，则宁有不待教而之善者乎？臣闻，高皇帝颁教条，既使守令，集父老而告之，又令里正，执铎徇路，而遍晓之。虽有良知、良能者，必待善言、善行之习于闻见然后，乃可思奋，而国家之所以牖民者，播告不豫，听其自为，所以守令之怠惰，而善人之不兴也。议者或以为：”不先养民之政，而徒举导民之术，则只益纷扰，而无益于治。“此言诚是矣。今者养民之政，既不汲汲然议行，而导民之术，亦付相忘之域。臣之愚意窃以为”子虽冻死，不可夺父之衣；弟虽饿毙，不可攘兄之食。“今有犯此者，则决不以穷年而宥之。而所以不夺不攘、兴孝兴悌之目，则独诿之穷民，而不思豫防于不夺不攘之前，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实罔民，而非仁人之所忍也。昔者宋帝之泊舟于崖山也，亡在呼吸之顷，而陆秀夫犹书《大学章句》，日与诸生劝讲，诚以流离颠沛之际，人不知亲上死长之道，则不可与一朝居故也。况今圣明临御，国家闲暇之时，岩廊之列，犹有望治之臣；草野之中，不无向善之士。已颁之书，若令奉行，使其劝讲之方，略依中朝之制，守令、教授，例于朔望谒圣之时，同对约正、校生，而明谕其义，使之私会而教之。设食一事，俾待丰年而乃行，则弊不烦，而民易从，将斁之伦，庶可复叙，而已薄之俗，庶可还淳矣。
八曰、军师纪律。臣于蓟州之路，见步卒数千，荷兵粮以行，不敢恃众而掠人之物，又以骡驴，驾兵车数十两，憩于田旁，而不敢取田禾一束，以秣其驴。臣奇其师行有律，而问之则曰：”㺚虏寇边，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令中军将倪善，领畿县军三万以赴之。“盖以主将威信之素著，故军畏其令，而不敢扰民也。臣因此而窃闻西海坪伐谷之举，平安内地之军，一无统辖，而所经、所止之地，恣取民田之禾，以饲其马。前秋失收，今夏又旱，才付晩种，以待西成者，一被师毒，便为赤地，绕田冤呼之状，有不可忍见，是则不待伐彼之谷，而先害吾民之谷也。假令伐尽彼谷，而所伤于我者，已不啻百倍，况一稿之伐，又不可得乎？若令某邑守令，带领某州、某县军而来，启行之日，即严军令，使不敢一毫掠人，则庶乎临敌对阵，而可得用众也。今则先无号令；后无节制，如驱狼羊，略无统纪，不待交兵，而狼狈之势已形。故岁动关西兵马，一不得伸威于一部落之羸胡，脱遇劲敌，则土崩瓦解，定在须臾之间矣。盖兵之强弱，在于主将之才劣，而不在众之多寡。故顷如金秀文者，亦屡深入矣，而未尝远动内地之军，止用江边土兵，而不至败事。近岁愈勤远兵，而愈未见功成，祗益取笑而见侮。若于败事之后，徒治其罪，而不有以豫教，则臣恐犯罪者日积，而边无奠枕之期矣。臣闻，中朝养将之制，既置武学生，教之读书，而又于科举之际，试以备边三策，然后乃拔而用之。故虽为备御、守堡之职者，亦多知书谙事，而思尽其职者。其中如戚摠兵继光者，虽是袭职，而亦尝受学于梁玠，以长许多知见。臣于道路，闻其为人，秉心持正，忧国忘私。顷尝备倭于南方也，始勤募练，变弱为强，子犯军令，收而斩之曰：”尔不用命，孰肯畏我？“自是三军股栗，遂无懈顽之习，莫不以死力战，而方张之虏，乃溃而散。江南沿海之迄无大警者，盖缘戚公之所以严军法，而振士气。屹有古名将之风，故穆宗皇帝移置葪门，倚为锁钥。顷临大敌，申饬关防，以明备御方略，而又于内地，大书约束之文，周揭于城门。其在平日，抚养士卒，虽极其至，而及其犯法，不少容贷，参将以下，亲决四十以上，夜不收或传虚报以惑众，则执以杀之，使一军之人，知有主将，而不知有㺚子。是以，勍寇当前，而人不动摇，关内之人咸曰：”戚为总兵、杨为总督，边鄙之人赖以少忧。“云。臣因是而观其所为文三帖，其战亡士卒，莫不为文以祭之；其行师戒涂，莫不虔诚而告神。《漳州文记》之作，则思以礼义养士；梁玠遇寇而不屈，则详记而叹其大节，三忠有祠，景跂之不已；匹妇守义，勒碑而不遗，其他寻常所吟咏者，无非所以许国而报主者。其忠诚恳切，而品式备具，虽古之良将，无以过此。臣窃计，国家之所以任干城者，始虽勉而清白，由其不学而无术，故及其位重禄厚，则自谓志愿之已极，而不肯鞠躬尽瘁，思所以毕命于王事，惟其私之所在，则必极力而遂之。是以，卒如悍马，而军威不立；边如决堤，而国势不竞。将来有望者，惟以即日老将为限，不思矜奋，以及于古之烈将，则他日或有可虞之事，而定无人收拾矣。如戚公之文，可以为法，故臣谨具三帖以进。伏愿圣明，以杨照、戚继光之事，命儒臣作传，而并印其文，广布于中外将士，使倚命自画之徒，有所感慕而兴起，则彼知当今之世，果有如许名将，虽垂翅回溪之人，终能奋翼于渑池矣。凡玆数条，虽若微末之事，而有关于士习、民风苏残补弊者，为甚切，故臣愚不自揆，取悉见闻。伏愿殿下，勿谓贱臣之言，而惟念国事之非，议于大臣，亟谋所以区处者，则东方士民，不胜幸甚。
其十六条；曰格天之诚，曰追本之孝，曰陵寝之制，曰祭祀之礼，曰经筵之规，曰视朝之仪，曰听言之道，曰取人之方，曰饮食之节，曰饩廪之称，曰生息之繁，曰士卒之选，曰操练之勤，曰城池之固，曰黜陟之明，曰命令之严，末乃总论君上正心表率之道。又言：”《朱子语类》，卷帙虽多，分类甚精，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请于各司、各道大衙门，各藏一本，使于治事之暇，择其类而观之，则朱子之所未行者，庶可明于东方矣。“宪有经济之志，读书穷理，要以施诸事为。一入中国，数月途店之次，求访咨询，殆无遗漏，其精勤忠谠，前所未有也。〈国朝于朝燕使行，例送质正官，质问华训于中朝，必以博文详雅之士充之。其后渐习华训，言语，吏文，无不及者，质正虽往，无可问，备数而已。故近来则不复遣矣。〉 ○典翰洪圣民、应教李海寿陞拜承旨。
○选吏曹佐郞李诚中、修撰金诚一、校检李泼、正郞柳根、奉教崔云溥，赐暇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