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钞/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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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合经制。）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於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人，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为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买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茶之费；而蓄积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钱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比今之法，小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谨具逐条如后。
（得肃朝廷之体，与东方朔所劾奏董偃同。）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效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奏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来观，莫不悦服。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干勾当人施行。取进止。
（长公所最得意识见，亦最得意条奏。）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辨晢。）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祀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惮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基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效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𤞤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𤞤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也？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顾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蚤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苏氏诸札中，此札为最历览宋时廷议，亦无有能及之者，当与西汉韦元成、刘歆等庙议相伯仲。）
（览此而不为呜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以臣子大义言之，病未及死，皆当勉强，虽有失仪旷职之罚，亦不当辞。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臣闻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以此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则危亡是忧，国何由报。恭惟陛下践祚之始，收臣于九死之馀。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方将致命，岂敢告劳。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诚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又挺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见。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骘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桡椎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于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晓此意，谓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臣非不知圣主天纵聪明，察臣无罪。但以台谏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皆畏避其锋，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势无复全。天下知之，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无由知耳。
臣窃观三代以下，号称明主，莫如汉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杀盖宽饶，太宗杀刘洎，皆信用谗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盖宽饶忠直不畏强御，自候、司马擢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盖宽饶上书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当时谗人乃谓宽饶欲求禅位。宣帝不察，致使宽饶自刭北阙下。太宗信用刘洎，言无不从，尝比之魏文贞公，亦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辽患痈，洎泣曰：“圣体不康，甚可忧惧。”而当时谗人，乃谓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赐洎自尽。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于陛下，不过如盖宽饶之于汉宣帝，刘洎之于唐太宗也。而谗臣者，乃十倍于当时，虽陛下明哲宽仁，度越二主，然臣亦岂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辙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后世，皆言二主信谗邪而害忠良，以为圣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识几畏渐，先事求去，岂不身名俱泰，臣主两全哉！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今臣草麻词，有云“民亦劳止”，而赵挺之以为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谗甚于盖宽饶、刘洎也。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茍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臣无任感恩知罪，祈天请命，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贴黄。郭概人材凡猥，众所共知，既以附会小人得罪，近复擢为监司者，盖畏挺之之口，欲以茍悦其意。正如向时王岩叟在言路时，擢用其父荀龙知澶州、妻父梁焘为谏议，天下知其为岩叟也。
．又贴黄。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欧阳棐，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臣又曾建言乞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皆深以为便。方行下相度，而台谏争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见大防、纯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台谏不敢行下耳。
．又贴黄。中外臣寮，畏避台谏，附会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实状。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又贴黄。陛下若谓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实其事，显加黜责。若以为然，即乞留中省览，臣当别具札子乞郡付外施行。
（以下二札子，苏子瞻忠义明辩，虽九死而不惧，亦子瞻供状。）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俞。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谓“俞”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馀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臣无任伏地待罪战恐之至。取进止。
又
编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明诏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己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俞”与“刻”者，专谓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斧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自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
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观二圣临御已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俞，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
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渎，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也。”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为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已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所以一一屡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馀，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臣无任感恩思报，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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