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七
文元公 李彦迪
编辑中庸九经衍义序
编辑臣谨按：《中庸》孔子告鲁哀公以为政之道，而遂及于为天下国家之目，所谓九经是也。其序首之以修身，而次之以尊贤、亲亲，又次之以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以至于柔远人、怀诸侯，由本而及于末，由近而及于远。盖与《大学》之八条目相为表里，帝王为治之规模备矣。窃谓《大学》之书，教学者以修己治人之道，故详于进修之功，而略于为治之目；《中庸》之九经，告人君以为政之道，故详于经世之目，而略于修己之功。二书之义，盖互相发也。由《大学》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经，以为设施之条目；由《中庸》之九经而欲尽修身之道，不可不取《大学》之格致、诚正，以为进修之阶级。其序有不可乱，而功不可阙也。然窃详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学、力行、知耻，而继之以“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下文又言明善、诚身，而继之以学问、思辨之说，其意亦可知矣。盖必学以明善，然后可以诚身，而修身之道尽矣。上文所谓好学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诚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谓也；诚身者，包诚意、正心、修身而总目之也。然则格致诚正之目虽不列于九经之中，而其意已具于一章之内也。
臣又按孔子既叙九经之目，而继之曰“所以行之者一”。盖一者，诚也；诚者，天道也。九经之道皆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诚而不纯乎天道，则九者皆为虚文矣。然则帝王为治之范，虽在于九经，而九经之所由行，则又在于体天道也。《诗》所谓“殷之克配上帝”、“文王之德之纯”，皆所以体天道也。人君体天之道，则必能严恭寅畏，无时豫怠，此所谓畏天命也。《大学》平天下章始言“克配上帝”，又言“惟命不于常”者，亦此意也。为治之道虽曰多端，求其所以继天立极之要，盖在于此。人主之心顷刻不在于配天，则念虑之发、刑政之施，人欲杂之而有违于天道矣；有一念不在于敬天，则怠荒之萌、骄泰之滋，有不能制而获谴于上帝矣。古之圣君贤臣都兪陈戒之际，莫不以是为先者，盖为此也。
先儒真德秀衍《大学》之义，阐明治道之要，而尚遗治平之二条。近世丘濬补《衍义》之阙，略以备经世之务，而又未及于配天、敬天之说。是乃智者之千虑一欠，盖亦有待于后人也。臣之孤陋管窥有见于此，乃敢不揆愚浅，窃仿二书之例，推本先圣之训，参以诸贤之论及诸史、百氏之说，微臣一得之愚亦窃附焉。随其条目而推广其义，名之曰《九经衍义》。其以“讲学明理”、“诚意正心”为修身之目者，所以本《中庸》之旨，而取《大学》进修之目，以明修身之道必由此而进也。其以“体天道”、“畏天命”继之于九经之后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职、保天位之道在于此也。其以“戒满盈”终之者，是亦畏天命之事，而治定功成之后，尤不可不以此为戒也。
盖《中庸》之九经，见于事为而本于人主之心者也；体天道以下三条，本于人主之心而见于治化者也。曾子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焉。帝王为治之道亦犹是也。国家宪章、法度，无非道体之所赅、为治之切务，人主所当讲究而留意。然此皆有司之事，而且有前代之常规、先王之旧制，但当遵而勿失，又得贤才而任之职，则事无不举矣。至于随时损益，使合于中，亦在于人也。若夫曰修、曰尊、曰亲、曰敬、曰体、曰子，则皆人君心上事也，不可不自尽也。而至于体天道、畏天命，则尤有关于奉天敕天之事，人主所当日夕兢惕服膺，而不可斯须忘者也。先圣之叙九经，所以立经世之规模，以为万世法也。臣之所衍，非有所增加于圣训，所以本先圣之意而要以尽九经之道，固非臣之私意杜撰也。《大学》之八目，真氏、丘氏之衍备矣，治天下之律令格例，于斯具矣。然不参考《中庸》九经之义，以尽设施之条目，以立治化之大本，〈谓“行之者一”。〉则其于帝王经世之道，亦有所未尽矣。
臣学不足以适用，文不足以达意，偶因所见，妄有所陈。非敢犯不韪之罪而要以并驾于前贤，盖欲推明先圣垂训之奥志，兼采二书之精要，以备经世之法而为圣明之献也。极知僭逾难逃妄作之诛，然于帝王存心出治之道、常德配天之要，未必无小补。傥于宫庭燕闲之地，既取二子之书，参玩而讲明之；兼取微臣之所衍，潜心而深味之，本之心以施于政化，法乎天而无所间断。则帝王继天立极之道，尽善全美，而尧、舜、三王之盛，可以复见于今日矣。臣之惓惓，实在于此，惟明主恕察焉。臣彦迪谨序。
臣按：李彦迪在谪时，尝取《中庸》九经，作为《衍义》一书，有若真德秀《大学衍义》者。其下又继以体天道、畏天命、戒满盈为别集，自草序文如此，欲早晩仰备乙览。其忧世爱君之心，可谓炳然如丹矣。惜乎！彦迪未及蒙宥，而遽死于谪中，遂不能上彻。且其书自“敬大臣”以下未及论著，不免为未成之书，岂不可恨哉？然臣尝窃观其所已论著者，既杂引经传及古人嘉言至论，又于逐条之下，各附以己见，有所陈戒。其有关于君德治道，实无让于《大学衍义》矣。今敢掇取彦迪所自为说者，并此序文，入录于疏箚之后，盖亦与奏议无异故也。抑此只录其所谓“臣按”者，如欲并考本书，则或恐难于检出，辄谨书云“右在某条下”，庶几取便于考阅。臣之愚意窃谓彦迪所论诸说，比之疏箚，似益加切。圣上固不可不特赐鉴省，而将来王世子邸下，亦宜以其本书进讲于书筵。伏乞圣照。
中庸九经衍义
编辑总论为治之道
编辑臣按：《虞书ㆍ皋陶谟》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玆。”《中庸》九经之序，盖本于此。夫帝王为治之道，固非一端，必以修身为首，何也？盖治道有本末，本正则末无不治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本言如木之有根本，水之有本源也，根固而后枝叶盛，源清而后流派澄。人主一身，四方之极，百官万民之所仪刑，一言一动，不可苟也。故曰“修身则道立”，言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也。人君修身于上，而为法于天下。尽父子之仁，而天下之为父子者于此取则焉；尽君臣之义，而天下之为君臣者于此取则焉；尽夫妇之道，而天下之为夫妇者于此取则焉；以至昆弟、朋友，莫不皆然。则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所谓“皇建其有极”，“本诸身，征诸庶民”者是也。
次之以尊贤者，盖君臣之道，如干之有坤也。《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乾德虽大，而苟无坤之顺承，则无以成生物之功；人君虽有圣哲之资，而苟不得同德之臣与之共天位、治天职，则亦无以成治化之美矣。故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盖言其同气相求也。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尧、舜之智，而汲汲于求贤如此，盖为治之道无急于此者。孟子曰：“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周子曰：“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可谓深得九经之义矣。夫圣人不世出，贤人不时有，得之固难。既得之，宜致其尊礼，或处以宾师之位，或委以调燮之职，或置诸论思之地，使之纳诲论道，则必能辅成德业而化天下矣。如或好贤不诚，而或为谗邪所间，或为货色所移，则贤者怀宝而无所施，反有摈斥废锢之祸，此天下所以多乱而鲜治也。
人君既尽修身、尊贤之道，而将施德于天下，必始于亲亲而及于疏远，未有薄于所厚而能厚于所薄者也。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然其序宜次于修身，而今在尊贤之后，何也？盖道莫先于亲亲，然不能尊贤，则无以知亲亲之道矣。
大臣任居匀轴，理乱安危之所系，选任不可不慎，礼敬不可不厚。选之慎，则知之明，信之笃，而有仰成之逸；礼之厚，则任之专，责之重，而彼得以尽其经济之志。此敬大臣之道也。若任用失宜，而或杂以奸凶，如李林甫、蔡京、秦桧、韩侂胄之俦而谬加宠敬，则天下之祸可胜言哉？君为元首，臣为手足耳目，一体而相须。君之于臣，情义交通，而常存爱护之念，保之如己体，则臣亦视君如腹心，安有不尽其忠者乎？如或上下不交，而情义疏隔，或视之如犬马土芥，则虽有忠智之臣，亦无由尽其心矣。此又否泰治乱之所由分也。君民相依为命，无异父母之于子也。乐其乐而忧其忧，抚育慈爱如保赤子，则民亦视其君如父母矣。至于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推亲亲、子民之心而及于天下也。圣人论治体，止于如此，帝王为治之规摸，具于此矣。
既陈九经之义，而又言行九经之要在于一。盖一者，诚之谓也。九经之道皆本于人主之心，心有不诚，则九者皆归于虚文，而无以为治矣。古之圣帝明王行九经之道，而一以贯之，此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右在“中庸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条下。
臣按：《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学》一篇之旨，盖本于此。夫唐尧雍煕之治，可谓盛矣，而其本则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学》以明明德为新民之端，前圣后圣经世立教之规，如合符节。然古之言治道者，皆自身始，而推之家国天下。至于先之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及于修身，则自《大学》始，帝王为学之次第、为治之本末，益详且备。此虽本于《虞书》“精一”二字之义，〈精者，格物致知之事；一者，诚意正心之功。〉而推明圣语之蕴，以垂训万世，厥功大矣。
右在“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条下。
臣按：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所谓“至德要道”者，孝弟而已矣。盖爱亲敬兄，本于人性之所固有，而自有不能已者，其道至近，而行之又甚易也。上之人能躬行以倡率之，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之行，则和顺辑睦之风行，而乖争凌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唐、虞、三代之世，风淳俗厚，长治久安，而祸乱不作，和气充浃，而瑞庆并至者，用此道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君如有志于隆古之治，其可不以是为本乎？
右在“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条下。
臣按：老吾老，孝也；幼吾幼，慈也，孝慈乃仁之本也。尽孝慈于一家，而推以及人，则仁无所不被矣。古昔圣帝明王之治虽若高远，后世未易几及，然求其所以为治之本，则盖亦是心而已矣。人之有是心也，固无贤愚之异，惟圣人善推其所为，由亲以及疏，自迩以及远。故四海之内咸被其泽，群黎品汇各遂其性，其功化之极，终至于赞化育、参天地矣。隆古煕皡之治不越于此。故孟子告齐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可谓深得帝王为治之本矣。人主虽有是心，而不能推恩，则骨肉之亲亦有不能保者，而况天下生民之众乎？后世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父，以天子之贵而不能保其妻子者有矣，由其不推恩之过也。圣贤之言验于万世，无异蓍龟，为人上者可不三复而警省乎？
右在“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条下。
臣按：唐、虞、三代之治，未有不本于身心而达之天下者。盖君为万方之宗，心为君身之主，君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所不正矣。若不正其本，而求末之治，其可得乎？周衰，文、武既远，周、孔又没，圣道不明，邪说肆行。为君臣者，但知智谋功利之为急、法度刑政之为务，而无复知治道之有本，天下愈乱而莫救。间有志于善治者，亦但能致察于用人政事之间，而不知所以正其本。故孟子之言及此，圣贤为天下生民虑深矣。呜呼！人主一心，万化之源。人君而知为治之有本，思所以正其心，则公好恶，辨邪正，而用舍皆合于理，政事无所阙失矣。人臣而知辅治之有要，思所以格其心，则陈善闭邪，不容有一毫之不尽，致君泽民，不必疲精于细务矣。
右在“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条下。
臣按：纯者，不杂之谓。人主之心纯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乎人欲之私，则天下之贤才乐为之用，而辅佐德业，宣布教化，不待人人教谕而天下治矣。如或有一毫私邪之杂，则好恶不公，用舍颠倒，何以任贤而宣化乎？
右在“通书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条下。
臣按：荀子曰：“粹而王，驳而霸。”人主临政之初，宜先审王道、霸术之所由分。本于身心而及于家国天下者，王道之所以粹也；假仁与义而急于一时之功利者，霸术之所以杂也。人君如或安于卑近，而不志于王道，则终无以为善治。故程子以立志为治道之先务。盖人主志不立，则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息，正念日消，而私欲日长，狃滞于近规，迁惑于众说，何足以为治乎？
右在“程子又曰得天理之正”条下。
臣按：天下之物各有其所，所者，所当止之地也。以一身言之，心宜止于敬，容宜止于庄。以一家言之，父宜止于慈，子宜止于孝；兄宜止于友，弟宜止于恭；夫宜止于义，妇宜止于顺。以天下言之，君宜止于仁，臣宜止于忠；君子宜止于内，小人宜止于外。惟止之各于其所，此天下国家之所由顺治也。止之或失其所则乱矣。
右在“程子又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条下。
臣按：周、程以下诸子之论，于帝王为治之规、出治之源，无所不备，故录焉。惟圣明潜心而力行之，则尧、舜、三王之道不越于此。
右在“潘荣又曰欲治之君须知为治之要”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一总论修身之道
编辑臣按：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皆在于修身，故皋陶为舜陈谟，首及于此。夫舜以大圣之资，德无不备，身无不修，自可为法于天下，岂必有待于人言乎？盖人君以一身，履天位之尊，为万邦之表。一动一静，上帝监临而有休咎之应；一言一行，万民观听而有从违之验。故虽以圣哲之主，而不可不谨其修也。隆古君臣之间，更相吁咈而未尝忘规戒者，盖为是也。
右在“皋陶谟慎厥身修思永”条下。
臣按：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古之圣帝明王欲行道而及物者，未有不自身始者。夫天子而不修其身，则无以化天下；诸侯而不修其身，则无以正其国；大夫士庶人而不修其身，则无以治其家。然则天下国家之理乱，孰有不本于身者哉？盖道之立必由身，而德之行必始于家。不能正其身而欲治家国天下，不能仁其家而欲施泽于四方万民，譬如枉其标而求影之直，竭其源而望流之长，其可得乎？借如唐太宗，定天下致太平，其功业盛矣。然而身不修而行多愧，故其子孙象之，至于麀聚渎伦，而卒有移鼎祚、剪宗支之祸，岂非本不端之验欤？明皇开元之治几于贞观，可谓美矣。而惑于嬖宠，一日杀三子，薄于所厚甚矣，其何以保天下？未几，致孽胡之乱，失国奔窜，而万姓肝脑涂地，岂非泽竭于一家而其祸遂及于天下生民欤？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其是之谓乎！
右在“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条下。
臣按：为治之道，莫先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身有不修，则取舍不明，无以为取人之则矣。欲修其身，必由亲亲之仁，而亲亲之道又在于知人。不知人，则所亲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亲者有之。故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不能学以明理，则亦无以知人之邪正而取舍之。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自古乱败君德、离间骨肉之祸，必自小人，如江充入汉而巫蛊之变起，李林甫作相而武惠妃之谮行，李辅国宠任而迁上皇、杀张后之乱作。彼三君者，〈汉武帝、唐玄宗、肃宗。〉或以天子之贵而不能保其妻子，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父，近小人之祸惨矣。是故古之帝王修身正家者，莫不以亲贤、远奸为先。圣人以知人为事亲、修身之本，又以知天为知人之本，其旨深矣。
右在“中庸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条下。
臣按：好学，则可以明理而进于智矣；力行，则可以忘私而进于仁矣；知耻，则可以起懦而进于勇矣。三者皆求以入德之事，故知斯三者，则可以修身矣。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盖人之理不异于己，故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矣。一人之理，千万人之理也，故知所以治人，则以之治天下国家，亦无所难矣。
右在“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条下。
臣按：上之人正身以临下，则民之观瞻感化，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身苟不正，则虽有教谕之勤、刑罚之严，终不服而从之。然则人君之所当务者，果安在哉？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盖人君化民之要，在于正身，而正身之要，又在于反躬自治而已。禹以三苗不服而有干羽之舞，成汤以万邦有罪为己之罪，此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右在“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条下。
臣按：修己以敬，所治者至约，而其效至于安百姓。圣人位育极功，皆本于此，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故曰“尧、舜之道，至近而非远，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其是之谓乎！
右在“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条下。
臣按：圣人之道，其守至约，而其施甚博。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子思言“笃恭而天下平”，孟子言“修其身而天下平”，前后圣贤之论如出一口。盖古之圣帝明王垂拱无为，不劳心思智力而天下顺治者，惟其守约而已矣。尧明德于上，而万邦协和，黎民于变；舜执中于上，而四方风动，凤凰来仪。所守者至约，而其功效深远。惟圣明深体而躬行焉，则万姓幸甚。
右在“孟子曰守约而施博”条下。
臣按：三代以下，道学不明，为君臣者不知治道之有本，但以法度刑政维持天下而已。独太宗英达，乃知出治之源在于身心，而又知伤身败德之由在于嗜欲，可谓贤矣。然其所以窒欲而正其身者，终不能如古之圣王，而未免有闺门之惭德，可胜惜哉？春秋之世，去古未远，故詹河犹知理国之本，后世知之者鲜矣。英明之主虽或有知者，而又不能穷理立诚以端其本，此天下之所以多乱，而善治之终不复也。呜呼！古昔圣帝明王，世虽悠邈，求其所以为治之规、出治之要，昭载方策，而天之所以赋与人者，又无古今之异。有志之主诚能致力于讲学明道、正身修德，不为物欲所溺，不为气习所移，以尽其天之所以与我之理，则彼同有是心者，莫不感化而兴起矣。隆古于变之治，岂不可复见于今乎？深有望于圣明之世。
右在“唐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正其身”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二讲学明理之功
编辑臣按：天下之理无穷，虽圣智有不能尽者。故以舜之生知，而亦不能无学问之功，所谓“好问而好察迩言”者，盖言其穷天下事物之理，而犹恐有一理之不明、一善之或遗也。故孟子曰：“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又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盖舜之德本于温恭，而常虚心以察天下之理，受天下之善，故乃能明庶物，察人伦，而由于仁义之道。《虞书》所谓“精一执中”之学，正在于是。后之人主有志于圣学，其可不以舜为法乎？
右在“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条下。
臣按：“懋昭大德”者，尧之克明俊德也；“以礼制心”者，舜之惟精惟一也；“得师好问”者，舜之取人为善，好问、好察也；“建中于民”者，尧、舜之执中、用中也。仲虺之所以告成汤者，无非尧、舜之道，而成汤之所以为学而造圣域者，不外于此。然求其所以为学之本，则在于得师、好问而已，而得师、好问之本，又在于不自满也。苟无谦恭之德，而有自满之念，安能尊德乐道，询访理义而有日新之功乎？世之人主骄矜侮慢，善日消而恶日长，终至于败度败礼者，惟其有自满之念故也。傲贤丧国之源，实在于此，不可不戒。
右在“仲虺之诰曰德日新万邦惟怀”条下。
臣按：学之名虽曰至高宗而始见，学之渊源则实启于唐、虞之世，而流传于夏、商，以及于周而大明。盖精一执中，尧、舜之学也；安止几康，大禹之学也；昭德制心，成汤之学也。以至文王之宅心，武王之访道，成王之缉煕光明，无非从事于此者，而前圣后圣，言虽殊而道则一。当是时，圣道昭明，如日中天，无异端之说，无辞章之习，帝王之所事，心学而已矣，岂不简而易明，一而无杂乎？
右在“说命说曰学于古训”条下。
臣按：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于变时雍，乃为至耳。人君如有志于治化，其道必由于学。学者，所以明德也，不明其德，未有能新其民者也。物有温润之美质，而不资雕琢之功，则无以成宝器；人有秉彝之良性，而不致学问之力，则无以知道理。凡人莫不皆然。至于人主，位亿兆之上，任君师之责，虽有明睿之资，苟不务学以明理造道，则何以理天职而正民德乎？古之圣王所以建国君民，必以教学为先。一念终始，常在于学，未尝有间断者也。天下有旨味，食而不知其味者有矣，若不食，则虽有嘉肴在前，亦无以识其旨矣。天下有至道，学而不明乎道者有矣，若不学，则道虽寓于至近而不可离，亦无以知其至善矣。
右在“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条下。
臣按：人生而静，天性纯完，如水未波，如镜未尘，养正之功，不可不至。宜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养其本然之善，禁其物欲之萌，则可以全德性之美，而为圣为贤矣。昔者周公之辅成王也，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终为有周令王，此所谓禁于未发也。如或教谕不豫，私意偏好生于中，众口辩言铄于外，其性已凿而失其初矣。乃欲以言语训戒防其情，止其欲，必有扞格不胜之患矣。后世人主纵欲败度，而忠言正论皆不能入者，由不知禁之于未发故也。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所谓时也。时过然后学，则非百倍其功，终无以有成矣。大学之法有节目先后，循序渐进，则理顺而不悖，故谓之逊。若躐等、陵节，或杂以非圣之书、异端之说，则非徒不进于道，而必至毁乱其心术矣。且讲劘切磋，必资于贤师友人。君虽有志于学，而苟不得贤德博闻之士置诸左右，日与讲明道义，讨论古今，则无以造道而广业，未免为孤陋寡闻矣。燕私之朋，便辟善柔，无责善之益，或相与以慢其师，况燕游非僻之念一萌于中，则必至于丧志而废其学矣。昔仇士良〈唐文宗时宦官。〉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使之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此所谓燕朋之逆师者也。
此一节言为学之要在于豫，而又贵于循序专一。然必亲贤远奸，清心寡欲，然后乃可以穷理而进德矣。
右在“学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条下。
臣按：人君之学，能尽严师之道为难。师所以传道，故师严则道自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则民知敬学矣。昔武王受丹书于师尚父，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可谓得严师之道矣。夫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尊之以宾位而不敢臣之者，以其有道德也。先儒周子之言曰：“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然则帝王之学，非但严师之为难，而得其人为尤难，严师而不得其人，则亦无以明大道而造圣域矣。如汉明帝尊桓荣，章帝尊张酺，虽有讲论箴规之益，而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尧、舜、三王之盛，乌足谓之得师欤？
右在“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条下。
臣按：帝王之学，其要在于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其所以诚意、正心之要，则又必以明理为先。夫所谓格物、致知者，讲学明理之事也。盖学之不讲，理有不明，则自吾身心性情之近，以至人伦日用之常，无以真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其发于心者，岂能一于理而无自欺乎？意有不诚，则方寸之间，天理将萌而旋窒，人欲潜滋而难遏，又安能致其清明快足之乐，以得其本体之正而无所偏陂乎？心既不得其正，则视听言动有违于礼，惰慢邪僻或设于体，百行毁而万善不立，何以立此身于正大高明之域，以为万民之准则乎？身既不修，而爱恶哀敬或失于偏，则一家之内，尊卑伦序有不得其分，恩义厚薄有不得其平。又何望其正朝廷，正百官，以正四方万民乎？呜呼！天下虽大，治之在心；四海虽远，治之在道。苟能明其道而正其心，则身无不修，而天下化之，四海归之。尧、舜、三王之道不逾于此。人主有志于圣学，其亦勉于此而已。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其所以付畀之重，岂有古今之异？昔之圣帝明王继天立极，光被四表，而为万世法者，以其有此学也。后世人主率多昏乱败度，至于英君谊辟有志善治者，亦未有从事于端本清源，而规规于智谋功利之末，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泽者，以其无此学也。呜呼！人君之学与不学，而世之否泰、国之理乱、民之休戚系焉。然则人主之于道学，其可一日而不讲乎？夫所谓道学者，穷理正心而已矣。外此而为学者，皆非帝王之学也。
右在“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条下。
臣按：志者，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学》之格物、致知即其事也。道则圣人之道也。为学之初，便当志于圣人之道，必欲至于圣人而后已也。道虽无所不该，而人之为学则有本末轻重之分焉，知所先后，可以尽道矣。盖德与仁，本也，艺则末也。本而重者，所当先也；末而轻者，所当后也。游者，如人之游观，有时而为之。言君子之学既能志道，据德而依于仁，则本之立于内者既粹，又以馀力游于艺，则末之该于外者不遗。其雍容涵泳之间，非僻之心无自入矣。然世之学者率多不得其本，而惟末之务，遂有玩物丧志之失。故程子以作文为害道，乃曰“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岂能与天地同其大乎”，“夫文辞笔札，于儒者事最近，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况其他技乎？至于帝王之学，则道德仁义而已矣。若夫技艺文辞之末，则不必留意著力也。如汉元帝、唐庄宗之善音律，陈后主、隋炀帝之工诗文，唐明皇、宋徽宗之多才艺，终无益于心性，而反有害于治道，至有昏乱危亡之祸，则由不知用力于其本，而专意于所不当务之末艺故也。此又人主所当戒也。
右在“论语子曰志于道”条下。
臣按：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礼者，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有定则者，皆是也。学必由博而归约，博而不约，则泛滥支离，而其博也或失之杂；约而不博，则偏狭固滞，而其约也或失之陋。此博约之贵于兼尽也。此虽为学者发，然帝王穷理体道之学，亦不过如斯而已。盖博涉经史，而穷性命之源，察人伦之道，明治乱之几，凡天下事物之理洞澈于吾心，而无所疑碍者，博之至也；心存诚敬，而体道于身，一言一动循乎天理之当然，而无所偏颇者，约之至也。如或不先于博，而径执吾所自得者以为据依，则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执者未必天下之时中，而以非礼之礼为礼者有之矣，安能不畔于道乎？此学之所以不可不博，而又不可以不反之约也。
右在“论语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条下。
臣按：学者，讲习圣贤之事而效之也。思，谓硏穷其理之所以然也。学而不思，则无以明其理而得之于心，其所学者亦粗迹耳；思而不学，则无以实其理而见于践履，其所思而得者，亦将臬兀不安，而终不为己有矣。臣见世之为学者，读圣贤之书，慕圣贤之躅，而终不能明道而入于圣域者，惟其不思而已矣。其或资性明达，而有志于求道者，专务思索，注心幽妙，而不讲圣贤之明法，则其所思者或失其中正，而淫于空寂者亦有之矣。至于帝王之学，则尤不可不致其思，又不可徒思而怠于讲习也。世之不好学之君，自恃聪明之资、思虑之长，而不复留意于讲习者，则固不足论也。至于明君谊辟有志于学者，莫不开经帷，接儒绅，讲读经史，至忘寝食者有矣。然而鲜有明理造道，比德于前圣者，亦惟不思而已矣。《书》曰：“思曰睿，睿作圣。”周子曰：“思者，圣功之本。不思则不能通微。”思之于学，为益大矣。
夫主敬以立其本，为学之所当先也。惟其不敬，故为学而不能思也。人主虽日接儒臣，遍阅经史，而思之不精，茫然无得，则未免为口耳之学，而于天下事物，不能辨其是非邪正。安能建中建极，而理万几，应万务哉？夫人君处崇高之位，享富贵之奉，其能专心于学术者，固亦难矣。虽有志于学者，而不能主敬，或移心于声色，或溺意于宴安，则心源纷扰，而无澄寂之时。安得寻绎理义之精微，而有得于心乎？心既无所得，出御经席，讲读数刻之间，所得几何？臣闻先儒以静坐为居敬穷理之要。人君之学亦当以是为法也。九重清闲之燕，宫院清寂之地，屏绝声色，静坐澄心，探讨圣贤谟训，硏穷义理精微。至于天人性命之源、古今治乱之变、人材消长之几、生民休戚之情，莫不寻思硏究，洞然于胸次，无所疑碍，则其得于心而见于言行者，必能纯一无杂，光明正大，而天下被其泽矣。惟圣明留意焉。
右在“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条下。
臣按：颜子之学，自彊不息，而至于圣人之道，故夫子称其好学。帝王之所以为学者，亦当以是为准也。夫圣人之心，至虚至公，方其静时，寂然不动，浑然天理而已。及其感物而动，喜怒哀乐各当于理，无少差缪。怒在七情之中最为难制，亦当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己无与焉，如天之烈风、迅雷而大虚湛然，又何迁移之有？至于念虑之微，有毫发不足于心，便自知之，随手消除，如青天白日，云翳俱尽，无复有查滓。圣人之心亦不过如斯而已。颜子之不迁怒、不贰过，几于圣人之无我，故程子以为“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于此见圣人之可学而至也。
夫怒者，人情之所易发；而过者，人所不能无也。凡人亦不可不慎，人主而不能节其怒，或至于迁移，则人有不得其死者矣。人主之过皆萌于七情之发，而惟怒与欲居多，过而不改，斯为恶矣。夫以成汤之圣，亦不能无过，惟其改过不吝，斯其所以为圣人也。人主诚能清明其心，纯一无杂，不为血气所动，不为物欲所蔽，喜怒刑赏一循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私意于其间。念虑举措之际，或有差失，便自觉悟，从谏不咈，廓然大公，无所滞吝，则其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其于圣人之道何远哉？然必先务穷理，察天理人欲之几，致扩充遏绝之功，然后乃可以至于此，此所谓精一执中之事也。人主有志于圣学，其亦勉于此而已。
右在“论语哀公曰弟子孰为好学”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三讲学明理之功
编辑臣按：战国之时，圣学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人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故孟子道性善，必称尧、舜以实之。夫尧、舜之所以为圣，亦不过曰穷理尽性而已矣。盖天之所以命乎人而纯粹至善者，初无古今智愚之异。人主有志于学，其可以尧、舜为高远，而自处于卑近乎？学不至于圣人而止者，皆自弃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夫所谓至者，盖亦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今夫一日之间，默观此心，清明纯一，至公至正，则是一日之尧、舜也。一月之间，默观此心，至虚至静，所存所发一于天理之真，而不杂乎人欲之妄，则是一月之尧、舜也。由是而自彊不息，缉煕光明，以至于三月之久，则可以达天德而无间断矣。到此地位，欲罢不能，敬日跻而德日新，无一息之间，无一念之差，存乎中者真实而无妄，发乎外者从容而中道，则与天命于穆之妙合而为一矣。是则所谓诚也，而圣人之道如斯而已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讵不信欤？孟子真知人性之本善，而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学而尽其性，故其论如是。圣贤之言岂欺人哉？
右在“孟子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条下。
臣按：此一节最详于学问之道，而尤有切于帝王之学。盖帝王之道本于心，心有不存，则无以体道而为治矣。心之体本自广大高明，惟其为私意所蔽，物欲所累，故失其本体，而遂至于偏狭昏昧，无以体道矣。诚能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不为一毫私欲所累，则其广大高明之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覆载之中，群黎品汇咸被其化，事物之间，是非邪正皆不能遁其形矣。然心之广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学则无以尽其理，而或失于取舍之际；心之高明，自具中庸之则，不学则无以蹈其道，而不能无过不及之谬。故问学之功不可不至也。存心致知，交致其功，入德之方备矣。然或有间断怠慢之时，则其所得者，或不能久而旋失之。故常常涵泳于旧所知而日有新得，敦笃于旧所能而谨其节文。此又《易》象多识畜德之意，孔子博文约礼之事也。盖存心致知，学问之大端。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笃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则非十分细密不可也。
右在“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条下。
臣按：张载之说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又曰：“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短而已。”程子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言忠信，行笃敬，即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臣谓二子之论深得此章之旨。
盖天之赋与人者，纯粹至善，而初无圣愚之间。人能学以修之，变化其气质，则皆可以复其初而同归于圣域矣。以古之圣贤言之，尧、舜、文王生知安行，所谓性之者也；成汤、周武学知利行，所谓反之者也；太甲、成王困知勉行，反之而未尽其道者也。苟能尽其反之之道，则可与汤、武比德矣。或者谓“上智之资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自至”，臣窃以为不然。稽之经传，其曰“克明俊德”，其曰“惟精惟一”、“取人为善”，其曰“小心翼翼”、“克厥宅心”，尧、舜、文王之所以为学，可见矣。孔子亦生知之圣也，而曰“十有五而志学”，曰“好古敏以求之”，曰“不如丘之好学”，则夫子之所以为学，亦可见矣。盖圣人之心，至诚无息，亹亹不已，不可谓无所事也。况生而可知者，义理之源尔，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无待于学也。人主傥或自恃明睿之资，妄谓不思不勉亦可以至于圣，而不知前圣之所以为学，则其失远矣。《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资禀之不足恃也如是，此又不可不知也。
右在“中庸或生而知之”条下。
臣按：自“或生而知之”以下至此，乃孔子告鲁哀公之辞。哀公问政，孔子既告之以九经之义，而又言为学之道如此。盖必有是学，然后可以修身而为天下国家矣。
右在“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条下。
臣按：道之明晦通塞，天下国家否泰治乱之所系也。人君有志于治，可不讲明于斯道而求所以行之乎？道之不明不行，盖由知、愚、贤、不肖过不及之为累也。世之昏昧污贱不及于道者，固不足论，至于高明刻厉之士，亦鲜有得于道者。如佛、老之徒，本知者也，求以达理，而反灭人类，非过乎？晨门、荷篠之徒，本贤者也，果于洁身，而反乱大伦，非过乎？人君志于道，宜先明知、愚、贤、不肖者过不及之弊。必求中庸之理，而存之于心，体之于身，信之笃，行之力，而不为邪说所惑，则何忧道之不明不行乎？
右在“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条下。
臣按：天下之理，惟中为至正，是乃平常不易之道也，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也。古昔圣人传授心法，惟在于中，盖圣人之道无逾于此也。颜子之学有得于《虞书》精一之训，故能择能守如此，斯其所以得圣人之道而为百世师也。至于人主之学，则尤不可以不择乎中庸也。尧、舜、三王、周、孔之道本于人伦，而合乎天道，是乃中庸也，天下之达道也。至于老、佛之虚无寂灭，溺于空虚而过之；管、商之权谋术数，失之污贱而不及，皆非中庸也。人主讲学明理，必先辨别天下学术之邪正是非，以求所谓中者而执之，体之身而施于民，则千圣相传之统可继，而天下被其泽矣。
右在“中庸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条下。
臣按：天下之理，万化一源，万殊一本，是万为一，一实万分。学者有志于道，苟不能达于一理浑然之极，则无以造道而入圣矣。然不由于多学，亦无以穷万理而会其一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及其积累既久，豁然贯通焉，则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为一本而无二矣。子贡之学终闻性与天道，其亦有得于是与？
右在“论语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条下。
臣按：天以一而宰万化，圣人以一而应万事，于此见圣人之德合乎天地也。盖天地之间，阴阳四时变化无穷，而飞潜动植各正性命者，玆乃一本之所为也。圣人之心无思无虑，酬酢万变各当其可，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者，亦以一之在中也。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一而已矣。臣于此篇，既言性、诚、中庸之理，而继之以一贯之说者，岂无意欤？区区之心，其有望于圣明深矣。盖穷理而达于一源之妙，则可以至于尽性至命，而作圣之功殆无馀蕴矣。
右在“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条下。
臣按：仲舒之学有得于圣人之道，故其告君亦必以明理进德之要。使帝置诸左右，纳其规诲，以广其智辅其德，则必能至于高明光大之域，而比迹于三王矣。岂至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夷狄之祸？又安有惑邪臣之谮，兴巫蛊之狱，父子隔绝，阙庭流血之变哉？盖帝虽有求道之言，实无尊道之诚，故仲舒之言不入，而其所亲信无非曲学浮靡之徒，荡心助欲，遂至于此。一曝十寒，终何益哉？
右在“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条下。
臣按：二程之告其君者，皆以讲学养德为本，而讲学养德之要，又以亲贤敬士为急，此诚万世之格论也。盖人主虽有志于学，而苟不得贤德博闻之士置诸经席，讲劘道义，则其所讲习不过文字辞艺之间而已。安能明道义，进德业，而有日新之功乎？
右在“程子又曰周公作立政之书”条下。
臣按：先儒有言：“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臣谓学者，所以明道也；道之不行，由其学之不传也。帝王之学，其要在于明理正心以修其身，以为出治之本。而其所以明理之方，则又有本末先后，是又不可不知也。盖闻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物，达理而后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盖潜心圣贤谟训，讲究义理精微，优游以玩味，涵泳以自得，不徒解其文而必有以会其理，不徒会其理而必有以践其实者，学之本而所当先也。至于涉猎史籍，通古今之变，考治乱之迹，法其善而戒其恶者，学之末而所当后也。心通乎道，然后观史，则古人是非邪正，一览了然于目中矣。心不通于道，而遽欲博涉诸史，非徒汗漫无益，恐或眩于是非邪正之归，而不知所以取舍矣。
人主之学当以二帝三皇为法，唐、虞、三代之世，何史可读？心学而已矣。后世虽不可废观史，然其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不察。人主诚能致力于其本而兼尽其末，极其博而归其约，以至于豁然贯通之极。则天人性命之源、人伦五常之道、帝王经世之法、前圣传心之旨、王道霸术公私义利之辨、吾道异端是非邪正之别、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端、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几，皆有以洞然于胸次而无所疑碍，可以定取舍、建大中，而御万几、应万务矣。盖自圣学绝讲，圣道不明，人主非无有志于学者，而不知所以为学。或遗本而务末，或口耳而失真，或溺于异端诐淫之教，或专于雕篆无用之技。非徒无益于心术，而反有以毁其心术；非徒无补于治道，而反有以乱其治道。寥寥数千载间，善治之无闻，实由于此，可胜叹哉？
盖古之帝王，必得真儒而置诸师傅之位，故其为学皆得其正，而所造者深远。如虞之皋、夔、稷、契，商之伊尹、傅说，周之太公、周、召，皆世之真儒也。后世居辅导职者，鲜得真儒，而或杂之以浮靡无实之士，故道学不明，而君德日沦于卑近也。如汉之宣帝、光武、孝明好学尊师，讲论经理，唐之太宗、玄宗、宪宗迎礼文儒，讨论古今，其于学可谓勤矣，而致治之效有可称者，岂非学力之所致耶？然是数君者不能始终全德，疵政居多，未免有杂伯之讥，其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可憾。或崇异教而昧于大道，或移心宴安，崇信奸邪，以致乱亡之祸。岂非务学虽笃而失其所以为学，所尊以为师者又非其人，故其所讲明不过章句之末习、前代之得失，而其于明诚之教、精一之旨未之有闻邪？
有宋之隆，真儒辈出，阐明圣学，斯道庶有复行之望。当时之君又能尊礼贤儒，置诸经席，委以辅导之职，可谓美矣。而程、朱数君子之所以敷陈启沃者，无非圣学之规范、治道之纲要也。诚使时君虚怀听受，一心向道，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说，如成汤之学焉而后臣之，则必能致其君于尧、舜之道矣。惜其志学不笃，求道不诚，始焉有尊贤讲道之意，而旋入谗邪之间，摈斥不容，一曝十寒，终何有益？迨其季世，群凶得志，排陷善类，士之稍有学行者，一切斥为伪学，贬窜无虚日，又何望其明圣道复古治乎？
呜呼！道学不明于世久矣。圣人虽远，遗言不泯。臣掇取经训及先儒之论有切于圣学者，著于篇。千载一时，圣神临御，缉煕光明，孜孜不倦，清闲之燕，时赐省览，潜心玩索而有得焉，则帝王为学之要、为治之本备于此，而程、朱数君子之嘉言、格论皆将为今日用矣。有是学，必有为学之效，百世未有之善治，岂不可复见于今日乎？深有望于圣明之世。
右在“真德秀曰程子云涵养须用敬”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四诚意正心之功
编辑臣按：天理人欲不能两存，闲得一分人欲，则存得一分天理。存之又存，人欲日消，而天理之真日长，诚意、正心之要实在于此。古之圣人为学之初，已有志于天下国家，故信谨之始，便要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盖君德权舆于此矣。
右在“易乾九二曰庸言之信”条下。
臣按：天道甚明，人心至灵。今夫匹夫匹妇，一室之内，隐奥之中，有为善之实，则人必知之，而天亦应之以福禄；有为恶之实，则人必知之，而天亦应之以殃祸。盖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而况人主以一人之尊，位亿兆之上，百官万民之所瞻仰，九重幽邃，一念邪正莫不形著于外，非惟万目咸睹、万手共指而不可掩。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临之在上，质之在傍，降祥降罚，捷于影响，岂非可畏之甚乎？先儒张九成有言曰：“一念之善，则天神地祗、祥风和气皆在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厉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正谓是也。然世之暗主不识是理，自谓宫禁隐密之地，人所不知，而至于肆人欲、灭天理者有矣。夫骊姬夜半之泣，飞燕忿恚之辞，明皇、妃子比翼连理之誓，隋太子广与陈夫人同心结之事，皆在深宫暮夜至隐至密之地，而无不暴著于天下，书诸史传，见于诗歌，而万世讥刺不置。盖诚于中，形于外，理之必然也。曾子之言明白峻厉，读之凛凛，岂徒有功于学者之警省？于人君修己立诚之学，大有所助。惟圣明深味而三复焉。
昔有人怀金与杨震者，曰：“暮夜无知者。”震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司马光又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有不可对人言者。”二子不欺之功如此，故为一时大贤，君子百世钦仰景慕。人主立心，亦能取此以为法，则庶乎可以纯其心而无愧于天人矣。
右在“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条下。
臣按：真德秀之说曰：“人君临朝廷之上，接对士大夫，俨如朋友，则和柔颜色，防远过失，虽庸君犹或知勉。至于宫庭屋漏之中，渊蜵蠖濩之地，无法家、拂士之在侧，有近习、亵御之旁环，而能凛然自持，不愧屋漏者，虽明主犹或难之。”盖人心惟危，难于保守，而易于纵逸。古之圣帝明王兢兢业业，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者，正为是也。故程子以慎独为王道之要。又言：“有天德，便可语王道。”盖粹而王，驳而霸，隐微幽独之地，有丝毫间断，则有愧于心，而无以纯于天道矣。虽欲勉强以为王道，终未免于驳杂矣。
右在“诗抑之五章曰视尔友君子”条下。
臣按：此亦前章戒惧慎独之意，言虽潜深隐伏之地，而理甚昭明，有不可欺者。君子内省于此，无所疾病，故其心泰然，俯仰无愧。苟有一毫羞吝，不能自慊于中矣，此所谓恶也。然则君子所以有过人之德而不可及者，只是能于独致其谨耳。至于屋漏幽隐之地，凛然自持，常存敬信，无时间断，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盖尝合而论之，戒惧敬慎者，静而存养之事也；慎独内省者，动而省察之功也。理无隐显之间，而心有动静之殊。静而不存于斯须之顷，则离乎道，而私意万端矣；动而不察于隐微之际，则流于欲，而天壤易处矣。是故君子之体道也，无时无处而不主于敬，此所以贯动静、彻显微而纯一无间者也。朱子释《虞书》精一之义曰：“精以察之，一以守之。”盖动察者，惟精之谓也；静存者，惟一之谓也。其说见于下文。惟圣明深玩而实体之，则中和位育之功由是而立，尧、舜之道不逾于此矣。
右在“中庸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条下。
以上论诚意。
臣按：程子之说曰：“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又曰：“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返。故目欲色，耳欲声，以至鼻之于香，口之于味，四支之于安逸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者莫贵于思，惟思而能窒欲。曾子三省，窒欲之道也。”臣谓程氏之论深得惩忿窒欲之要。然思之为益，非徒有切于窒欲，凡忿懥之萌，亦不可不致思也。昔汉光武忿韩歆直谏，迫令致死；唐太宗乘怒不察，遽杀张蕴古，其亦不思而已矣。后虽悔恨，何益？其为盛德之累大矣。
右在“易损之象曰山下有泽损”条下。
臣按：《损》、《益》之义大矣。圣人独有取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何哉？盖正心、修身者，学问之大端，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人之身心，天理人欲相为消长，人欲有未消，而天理有未复，则无以正心而修身矣。圣人因《易》象而垂训万世，岂徒为学者发？帝王端本清源之道，亦不可不以是为先。
右在“易益之象曰风雷益”条下。
臣按：邵雍言：“无身过易，无心过难。”颜子之不善，心过也。念虑之差便能知改，不复萌作，此所谓“不远”复也。先儒以此三字为入道之门，此盖圣贤之学遏人欲、反天理之机括也。古先圣王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前后辅翼，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不自知，盖欲防之于未然也。其或不幸而过举已彰，便自悔悟而改，或从谏弗咈，无所滞吝，是亦亚于不远复者也。至于太甲徂桐宫居忧处仁处义，汉武帝晩年始下轮台之诏，唐德宗幸奉天乃颁罪己之诏，是则过失已彰，祸败将及，久而后乃复，其所伤亦多矣。然其视迷不复者，亦有间矣。昔宋宰相杜衍每有内降，率寝格不下，积诏旨十数，连封而面还之。仁宗谓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泽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其助我多矣。”盖人主之过，防之于始萌，则其过未彰，而君德全矣，此亦所谓不远复也。后世居出纳之地者，专务承顺，未有封还内降而致君于无过之地者。及其命令施于朝廷，布于四方，然后有所不可，则台谏始得论之，此君德之所以不能无过，而治道之不古若也。人臣如欲陈善闭邪，置君于无过，不可不以杜衍为法；人君如欲正心修身以效唐、虞之治，又不可不以宋仁宗为师。
右在“易复之初九曰不远复无祗悔”条下。
臣按：礼主于敬，乐主于和；礼以正其躬，乐以和其心，内外交养之道也。乐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则易直慈良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则乐，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乐则安，乐之然后能安也。安而至于久，久而至于天且神焉，则大而化之矣。天者，自然之称；神者，不测之谓。乐之感化人心之妙，有如是者。德至于天且神，则无为而人自信服矣。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故致此以治躬，则自然庄敬，庄敬则自然严威，而无惰慢邪僻之干矣。
盖礼以顺之于外，乐以和之于中。古之君子所以养其中和之德，而身心内外交得其正，卒至于查滓浑化，与天地同体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乐之功用大矣。又言身心邪正相为消长，中心斯须而不和乐，则鄙诈入之；外貌斯须而不庄敬，则易慢入之。鄙诈、易慢虽非本有，既入而为主于内，则亦不可不谓之心也。心之所存者，无非不正之念，则天理泯而人欲肆矣。此礼乐之所以不可斯须去身也。
然以后世观之，人主以礼律身，则动静无违于理，可以齐其家、正其国矣。至于乐，则有正与不正。乐之正者，先王之乐也；其不正者，世俗之乐也。古乐之音，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故可以治心。今之俗乐，则大抵郑、卫之音，而杂以俚俗之语。若人主好乐，而其所好者不在于和平中正之音，而在于淫哇不正之乐，则适足以荡其心而助其欲矣。其不至于荒淫败德而致危亡者几希，尚何有益于治心哉？此又人主之所当戒也。
右在“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条下。
臣按：心之体湛然至正，而或拘于形气，或流于物欲，遂失其本体之正。故君子之所以持守者，必先有以制其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盖“奸声乱色，不留聪明”，则外邪无自入矣；“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则内志无所流矣；“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则外貌庄而其中之所存者亦直矣。外无声色之诱，内无淫慝之惑，而又能庄敬以自持，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则表里交得其正，而心德全矣。此乃圣功要切之务也，故录焉。惟明主深勉焉。
右在“礼记君子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条下。
臣按：敬则心得其正，而言动俱合于礼，不敬则反是。俨若思，敬之见于外者本乎中也；安定辞，敬之存于中者发乎外也。君子主敬之功见乎言貌如此，而其效至于安民，所谓“笃恭而天下平”也。敬之反为傲，情之动为欲，志满则溢，乐极则反。四者有其一，必至迷心而败德矣。又何以修己治人乎？
右在“曲礼毋不敬”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五诚意正心之功
编辑臣按：为仁之要在于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之目在于四勿，先儒之论备矣。真德秀又为之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为物役。耳荡于声，目眩于色。以言则肆，以动则轻。人欲放纷，天理晦暝。于焉有道，礼以为准。惟礼是由，匪礼勿徇。曰礼伊何？理之当然。不杂以人，一循乎天。勿之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圣言十六，一字其机。机牙既斡，匀石必随。我乘我车，驷马交骤。孰范其驱？维辔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显亦临。万夫之屯，一将之令。霆鍧飙驰，孰敢干命？众形役之，统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里相维，动静俱正。莠尽苗长，醅化醴醇。方寸盎然，无物不春。惟勿一言，万善自出。念玆在玆，其永无斁。”其发明“勿”字之意益切，可与程子之箴参玩，故录焉。惟圣明潜心而深味之，则其有助于克复之功，夫岂小哉？
右在“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条下。
臣按：心为一身之主，而仁为心德之全。人能操存此心，不失其全德，则所行皆合于道，所谓义也。然则仁与义虽若有内外之殊，而求其端緖，皆本于吾心本然之理，而初无内外之分也。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并言，而终独归重于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世之人乃有舍义理之路而不由，亡一身之主而不知求，正犹病风丧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岂不可哀也哉？鸡犬至轻也，放则知求之；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岂视其心不如鸡犬哉？惟其不自觉而已，觉之则必惕然而求之矣。盖心，活物。若无提省之力，则流转动摇，渊沦天飞，随声逐色，无所定止，凡人莫不皆然。至于人君，享富贵之奉，以一心而受众攻，尤易以放，其可不知求乎？求之则存，不求则失，此圣狂之所由分，治乱之所由判也。求之之道在于敬以持守，而致察于念虑、毫忽之间，不敢自肆而已。故曰：“克念作圣，罔念作狂。”呜呼！可不戒哉？
右在“孟子曰仁人心也”条下。
臣按：先儒周子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臣谓人之心具仁义礼智之性，皆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赞化育也。惟其为物欲所害，故不能存之，而为昏为狂，以至于纵人欲、灭天理者有矣。苟能寡其欲而充之，以至于无欲，则乃可以存其本然之体，而诚立明通，为圣为贤矣。夫所谓欲，固非一端，而人主之心，攻之者益众。或声色，或货利，或宫室、游畋，或狗马、博奕；或辞艺、图书以为文，或抚剑疾视以为武，或辟土、服远以为功，或耽佛、好仙以为高。虽污洁不齐，欲有大小，皆足以变移志虑，荒废政理，其不至于丧失其本心者几希。昔汲黯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不足以效唐、虞之治。夫尧、舜之心，清净纯一，此治化之所由出也。苟不能清其本源，而欲远辈尧、舜，譬如不治心肺之痼疾，而欲学乔、松之术也，其不可得也必矣。惟明主致思焉。
右在“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条下。
臣按：天之赋与人者，心为大，耳目为小，而各有其职。心得其职而管摄乎小者，则为大人，而可与天地合德矣，此尧、舜、三王之所以为圣也。心失其职而役于小者，则为小人，而其违禽兽不远矣，此桀、纣、幽、厉之所以为狂也。宋儒范浚为《心箴》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尔。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其言切至，岂独学者之所当知？任元后之责而有志于端本出治者，不可不深味而警省也。
右在“孟子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条下。
臣按：此数者皆蠹君心、败国政之蟊贼，而嗜欲乃其本也。盖人主之心不能清明公正，私欲萌于中，而嗜好著于外，故彼得乘其隙而入之矣。苟能清心寡欲，私意偏好不形于外，则彼将何自而售其术乎？太宗能知众攻之源，而思所以防制，可谓贤矣。而不知众攻之集悉启于吾心之嗜欲，能谨于外而不能谨于内，故未免有闺门之惭德，可胜惜哉！盖人主之嗜欲，亦非一端，而憸小之乘之者，各异其术，不止于太宗之所云者。臣姑举其槪言之。人主嗜声色，则阴邪妖媚之徒进，而容悦以荡其欲矣。人主嗜杀戮，则残酷深文之徒进，而锻炼以快其欲矣。人主嗜战伐，则要功喜事之臣进，而穷黩以遂其欲矣；人主嗜符瑞，则邪佞诈伪之徒进，而诳惑以成其欲矣。如此之类甚多。是皆迷心之鸩毒，有一于此，大则亡国丧家，小则乱政败度。往轨灼然可征，可不戒哉？
呜呼！人主以眇然之身，处亿兆之上，小人之怀奸操术、伺隙乘间者，如是之巧且众焉，岂不危哉？然则奈何？曰清其心而已。清心之道如何？曰敬以主于中，而义以制其外。惟仁礼是好，惟德业是修，惟贤人君子是亲，惟玩经观史、穷理进道是务，而于世间外物湛然无所嗜好，则心德日明，治道日新，而百邪不能入矣。故先儒程子言“敬胜百邪”，又曰“人主常防未萌之欲”。其言要切，惟明主深勉焉。
右在“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条下。
臣按：道丧千载，圣远言湮，尧、舜精一之学，绝而无传。汉、唐贤主虽有志于学者，而其所讲习不过言语文字之间，而鲜有躬行心得之实；虽或用其智力，粗致一世之少康，求其心术，有能仿佛于前圣者几希。幸而斯道不坠于地，宋太祖开国之初，首闻道理最大之说，而夙夜祗惧，防非窒欲，则其所以用力于学而有得于心者，固能超出乎汉、唐之陋习，而造乎尧、舜之域矣。尧、舜官天下，而不与其子；太祖公天下，而不传其子。苟有纤毫私意，何能及此？至其洞开重门，内外敞豁，指以自喩，曰：“少有邪曲，人皆见之。”方寸之地正大光明，无一毫私邪之蔽，直与尧、舜之心隔千载而如合符节。吁！宋朝三百年运祚，实基于此。此所以大纲正，万目举，而致理之效侔儗三代者也。盖人主居天位，莅万方，以一心为万化之源，譬如日月在天，万物咸被其照，少有纤翳，人皆见之。然则人主之于心术，其可忽哉？其可顷刻为物之蔽，以失其正大光明之本体哉？臣故曰：帝王之学，心术而已矣。
右在“宋太祖改营大内躬御正殿令洞开重门”条下。
臣按：周子之言最切于纯心造道之要。人主诚能深味而力行之，动静之间，一以贯之，而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其效至于明通公溥，万化由是而出，天地以位，万物以育矣。
右在“通书或问圣可学乎”条下。
臣按：此以三卦爻象之辞发明思诚之方。盖君子日干夕惕，既无一息之间断；去恶进善，又无一毫之滞吝，而后心一理纯而合乎天德，动无不吉矣。
右在“通书君子乾乾不息于诚”条下。
臣按：心有主而邪念不作，则见之行事自无差失。天下之事或至于差缪而有不可救者，未有不由于不敬不正也。
右在“程子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条下。
臣按：天下事物各有当然之则，此人之所当止也。人能定静其心，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则万变交前，一以应之，各止其所当止，我何与焉？尧、舜所以无为而天下治者，用此道也。
右在“程子又曰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条下。
臣按：严威俨恪，非严猛之谓。盖言正衣冠，尊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也。外貌庄，则其中之所存者亦肃然矣。
右在“严威俨恪非敬之道”条下。
臣按：程子曰：“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盖心体本虚，故必存其本体，而无物欲之杂，然后乃可以尽心之理，而不为外欲所累。
右在“张子又曰虚心则能尽心”条下。
臣按：二子之箴最切于存心、事天之要，故录焉。惟圣明深翫而实体之，则作圣之功尽于是矣。
右在“真德秀思诚直箴诚者天道本乎自然”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