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东贤奏议
卷七
作者:李喜朝
1719年
卷八

文元公 李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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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九经衍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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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按:《中庸》孔子鲁哀公以为政之道,而遂及于为天下国家之目,所谓九经是也。其序首之以修身,而次之以尊贤、亲亲,又次之以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以至于柔远人、怀诸侯,由本而及于末,由近而及于远。盖与《大学》之八条目相为表里,帝王为治之规模备矣。窃谓《大学》之书,教学者以修己治人之道,故详于进修之功,而略于为治之目;《中庸》之九经,告人君以为政之道,故详于经世之目,而略于修己之功。二书之义,盖互相发也。由《大学》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经,以为设施之条目;由《中庸》之九经而欲尽修身之道,不可不取《大学》之格致、诚正,以为进修之阶级。其序有不可乱,而功不可阙也。然窃详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学、力行、知耻,而继之以“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下文又言明善、诚身,而继之以学问、思辨之说,其意亦可知矣。盖必学以明善,然后可以诚身,而修身之道尽矣。上文所谓好学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诚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谓也;诚身者,包诚意、正心、修身而总目之也。然则格致诚正之目虽不列于九经之中,而其意已具于一章之内也。

臣又按孔子既叙九经之目,而继之曰“所以行之者一”。盖一者,诚也;诚者,天道也。九经之道皆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诚而不纯乎天道,则九者皆为虚文矣。然则帝王为治之范,虽在于九经,而九经之所由行,则又在于体天道也。《诗》所谓“之克配上帝”、“文王之德之纯”,皆所以体天道也。人君体天之道,则必能严恭寅畏,无时豫怠,此所谓畏天命也。《大学》平天下章始言“克配上帝”,又言“惟命不于常”者,亦此意也。为治之道虽曰多端,求其所以继天立极之要,盖在于此。人主之心顷刻不在于配天,则念虑之发、刑政之施,人欲杂之而有违于天道矣;有一念不在于敬天,则怠荒之萌、骄泰之滋,有不能制而获谴于上帝矣。古之圣君贤臣都兪陈戒之际,莫不以是为先者,盖为此也。

先儒真德秀衍《大学》之义,阐明治道之要,而尚遗治平之二条。近世丘濬补《衍义》之阙,略以备经世之务,而又未及于配天、敬天之说。是乃智者之千虑一欠,盖亦有待于后人也。臣之孤陋管窥有见于此,乃敢不揆愚浅,窃仿二书之例,推本先圣之训,参以诸贤之论及诸史、百氏之说,微臣一得之愚亦窃附焉。随其条目而推广其义,名之曰《九经衍义》。其以“讲学明理”、“诚意正心”为修身之目者,所以本《中庸》之旨,而取《大学》进修之目,以明修身之道必由此而进也。其以“体天道”、“畏天命”继之于九经之后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职、保天位之道在于此也。其以“戒满盈”终之者,是亦畏天命之事,而治定功成之后,尤不可不以此为戒也。

盖《中庸》之九经,见于事为而本于人主之心者也;体天道以下三条,本于人主之心而见于治化者也。曾子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焉。帝王为治之道亦犹是也。国家宪章、法度,无非道体之所赅、为治之切务,人主所当讲究而留意。然此皆有司之事,而且有前代之常规、先王之旧制,但当遵而勿失,又得贤才而任之职,则事无不举矣。至于随时损益,使合于中,亦在于人也。若夫曰修、曰尊、曰亲、曰敬、曰体、曰子,则皆人君心上事也,不可不自尽也。而至于体天道、畏天命,则尤有关于奉天敕天之事,人主所当日夕兢惕服膺,而不可斯须忘者也。先圣之叙九经,所以立经世之规模,以为万世法也。臣之所衍,非有所增加于圣训,所以本先圣之意而要以尽九经之道,固非臣之私意杜撰也。《大学》之八目,真氏丘氏之衍备矣,治天下之律令格例,于斯具矣。然不参考《中庸》九经之义,以尽设施之条目,以立治化之大本,谓“行之者一”。则其于帝王经世之道,亦有所未尽矣。

臣学不足以适用,文不足以达意,偶因所见,妄有所陈。非敢犯不韪之罪而要以并驾于前贤,盖欲推明先圣垂训之奥志,兼采二书之精要,以备经世之法而为圣明之献也。极知僭逾难逃妄作之诛,然于帝王存心出治之道、常德配天之要,未必无小补。傥于宫庭燕闲之地,既取二子之书,参玩而讲明之;兼取微臣之所衍,潜心而深味之,本之心以施于政化,法乎天而无所间断。则帝王继天立极之道,尽善全美,而、三王之盛,可以复见于今日矣。臣之惓惓,实在于此,惟明主恕察焉。臣彦迪谨序。

臣按:李彦迪在谪时,尝取《中庸》九经,作为《衍义》一书,有若真德秀《大学衍义》者。其下又继以体天道、畏天命、戒满盈为别集,自草序文如此,欲早晩仰备乙览。其忧世爱君之心,可谓炳然如丹矣。惜乎!彦迪未及蒙宥,而遽死于谪中,遂不能上彻。且其书自“敬大臣”以下未及论著,不免为未成之书,岂不可恨哉?然臣尝窃观其所已论著者,既杂引经传及古人嘉言至论,又于逐条之下,各附以己见,有所陈戒。其有关于君德治道,实无让于《大学衍义》矣。今敢掇取彦迪所自为说者,并此序文,入录于疏箚之后,盖亦与奏议无异故也。抑此只录其所谓“臣按”者,如欲并考本书,则或恐难于检出,辄谨书云“右在某条下”,庶几取便于考阅。臣之愚意窃谓彦迪所论诸说,比之疏箚,似益加切。圣上固不可不特赐鉴省,而将来王世子邸下,亦宜以其本书进讲于书筵。伏乞圣照。

中庸九经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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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为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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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虞书ㆍ皋陶谟》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玆。”《中庸》九经之序,盖本于此。夫帝王为治之道,固非一端,必以修身为首,何也?盖治道有本末,本正则末无不治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本言如木之有根本,水之有本源也,根固而后枝叶盛,源清而后流派澄。人主一身,四方之极,百官万民之所仪刑,一言一动,不可苟也。故曰“修身则道立”,言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也。人君修身于上,而为法于天下。尽父子之仁,而天下之为父子者于此取则焉;尽君臣之义,而天下之为君臣者于此取则焉;尽夫妇之道,而天下之为夫妇者于此取则焉;以至昆弟、朋友,莫不皆然。则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所谓“皇建其有极”,“本诸身,征诸庶民”者是也。

次之以尊贤者,盖君臣之道,如干之有坤也。《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乾德虽大,而苟无坤之顺承,则无以成生物之功;人君虽有圣哲之资,而苟不得同德之臣与之共天位、治天职,则亦无以成治化之美矣。故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盖言其同气相求也。以不得为己忧,以不得皋陶为己忧。夫以之智,而汲汲于求贤如此,盖为治之道无急于此者。孟子曰:“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周子曰:“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可谓深得九经之义矣。夫圣人不世出,贤人不时有,得之固难。既得之,宜致其尊礼,或处以宾师之位,或委以调燮之职,或置诸论思之地,使之纳诲论道,则必能辅成德业而化天下矣。如或好贤不诚,而或为谗邪所间,或为货色所移,则贤者怀宝而无所施,反有摈斥废锢之祸,此天下所以多乱而鲜治也。

人君既尽修身、尊贤之道,而将施德于天下,必始于亲亲而及于疏远,未有薄于所厚而能厚于所薄者也。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然其序宜次于修身,而今在尊贤之后,何也?盖道莫先于亲亲,然不能尊贤,则无以知亲亲之道矣。

大臣任居匀轴,理乱安危之所系,选任不可不慎,礼敬不可不厚。选之慎,则知之明,信之笃,而有仰成之逸;礼之厚,则任之专,责之重,而彼得以尽其经济之志。此敬大臣之道也。若任用失宜,而或杂以奸凶,如李林甫蔡京秦桧韩侂胄之俦而谬加宠敬,则天下之祸可胜言哉?君为元首,臣为手足耳目,一体而相须。君之于臣,情义交通,而常存爱护之念,保之如己体,则臣亦视君如腹心,安有不尽其忠者乎?如或上下不交,而情义疏隔,或视之如犬马土芥,则虽有忠智之臣,亦无由尽其心矣。此又否泰治乱之所由分也。君民相依为命,无异父母之于子也。乐其乐而忧其忧,抚育慈爱如保赤子,则民亦视其君如父母矣。至于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推亲亲、子民之心而及于天下也。圣人论治体,止于如此,帝王为治之规摸,具于此矣。

既陈九经之义,而又言行九经之要在于一。盖一者,诚之谓也。九经之道皆本于人主之心,心有不诚,则九者皆归于虚文,而无以为治矣。古之圣帝明王行九经之道,而一以贯之,此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右在“中庸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条下。

臣按:《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学》一篇之旨,盖本于此。夫唐尧雍煕之治,可谓盛矣,而其本则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学》以明明德为新民之端,前圣后圣经世立教之规,如合符节。然古之言治道者,皆自身始,而推之家国天下。至于先之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及于修身,则自《大学》始,帝王为学之次第、为治之本末,益详且备。此虽本于《虞书》“精一”二字之义,精者,格物致知之事;一者,诚意正心之功。而推明圣语之蕴,以垂训万世,厥功大矣。

右在“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条下。

臣按: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所谓“至德要道”者,孝弟而已矣。盖爱亲敬兄,本于人性之所固有,而自有不能已者,其道至近,而行之又甚易也。上之人能躬行以倡率之,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之行,则和顺辑睦之风行,而乖争凌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三代之世,风淳俗厚,长治久安,而祸乱不作,和气充浃,而瑞庆并至者,用此道也。故曰:“之道,孝弟而已。”人君如有志于隆古之治,其可不以是为本乎?

右在“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条下。

臣按:老吾老,孝也;幼吾幼,慈也,孝慈乃仁之本也。尽孝慈于一家,而推以及人,则仁无所不被矣。古昔圣帝明王之治虽若高远,后世未易几及,然求其所以为治之本,则盖亦是心而已矣。人之有是心也,固无贤愚之异,惟圣人善推其所为,由亲以及疏,自迩以及远。故四海之内咸被其泽,群黎品汇各遂其性,其功化之极,终至于赞化育、参天地矣。隆古煕皡之治不越于此。故孟子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可谓深得帝王为治之本矣。人主虽有是心,而不能推恩,则骨肉之亲亦有不能保者,而况天下生民之众乎?后世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父,以天子之贵而不能保其妻子者有矣,由其不推恩之过也。圣贤之言验于万世,无异蓍龟,为人上者可不三复而警省乎?

右在“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条下。

臣按:三代之治,未有不本于身心而达之天下者。盖君为万方之宗,心为君身之主,君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所不正矣。若不正其本,而求末之治,其可得乎?衰,既远,又没,圣道不明,邪说肆行。为君臣者,但知智谋功利之为急、法度刑政之为务,而无复知治道之有本,天下愈乱而莫救。间有志于善治者,亦但能致察于用人政事之间,而不知所以正其本。故孟子之言及此,圣贤为天下生民虑深矣。呜呼!人主一心,万化之源。人君而知为治之有本,思所以正其心,则公好恶,辨邪正,而用舍皆合于理,政事无所阙失矣。人臣而知辅治之有要,思所以格其心,则陈善闭邪,不容有一毫之不尽,致君泽民,不必疲精于细务矣。

右在“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条下。

臣按:纯者,不杂之谓。人主之心纯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乎人欲之私,则天下之贤才乐为之用,而辅佐德业,宣布教化,不待人人教谕而天下治矣。如或有一毫私邪之杂,则好恶不公,用舍颠倒,何以任贤而宣化乎?

右在“通书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条下。

臣按:荀子曰:“粹而王,驳而霸。”人主临政之初,宜先审王道、霸术之所由分。本于身心而及于家国天下者,王道之所以粹也;假仁与义而急于一时之功利者,霸术之所以杂也。人君如或安于卑近,而不志于王道,则终无以为善治。故程子以立志为治道之先务。盖人主志不立,则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息,正念日消,而私欲日长,狃滞于近规,迁惑于众说,何足以为治乎?

右在“程子又曰得天理之正”条下。

臣按:天下之物各有其所,所者,所当止之地也。以一身言之,心宜止于敬,容宜止于庄。以一家言之,父宜止于慈,子宜止于孝;兄宜止于友,弟宜止于恭;夫宜止于义,妇宜止于顺。以天下言之,君宜止于仁,臣宜止于忠;君子宜止于内,小人宜止于外。惟止之各于其所,此天下国家之所由顺治也。止之或失其所则乱矣。

右在“程子又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条下。

臣按:以下诸子之论,于帝王为治之规、出治之源,无所不备,故录焉。惟圣明潜心而力行之,则、三王之道不越于此。

右在“潘荣又曰欲治之君须知为治之要”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一总论修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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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皆在于修身,故皋陶陈谟,首及于此。夫舜以大圣之资,德无不备,身无不修,自可为法于天下,岂必有待于人言乎?盖人君以一身,履天位之尊,为万邦之表。一动一静,上帝监临而有休咎之应;一言一行,万民观听而有从违之验。故虽以圣哲之主,而不可不谨其修也。隆古君臣之间,更相吁咈而未尝忘规戒者,盖为是也。

右在“皋陶谟慎厥身修思永”条下。

臣按: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古之圣帝明王欲行道而及物者,未有不自身始者。夫天子而不修其身,则无以化天下;诸侯而不修其身,则无以正其国;大夫士庶人而不修其身,则无以治其家。然则天下国家之理乱,孰有不本于身者哉?盖道之立必由身,而德之行必始于家。不能正其身而欲治家国天下,不能仁其家而欲施泽于四方万民,譬如枉其标而求影之直,竭其源而望流之长,其可得乎?借如唐太宗,定天下致太平,其功业盛矣。然而身不修而行多愧,故其子孙象之,至于麀聚渎伦,而卒有移鼎祚、剪宗支之祸,岂非本不端之验欤?明皇开元之治几于贞观,可谓美矣。而惑于嬖宠,一日杀三子,薄于所厚甚矣,其何以保天下?未几,致孽胡之乱,失国奔窜,而万姓肝脑涂地,岂非泽竭于一家而其祸遂及于天下生民欤?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其是之谓乎!

右在“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条下。

臣按:为治之道,莫先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身有不修,则取舍不明,无以为取人之则矣。欲修其身,必由亲亲之仁,而亲亲之道又在于知人。不知人,则所亲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亲者有之。故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不能学以明理,则亦无以知人之邪正而取舍之。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自古乱败君德、离间骨肉之祸,必自小人,如江充而巫蛊之变起,李林甫作相而武惠妃之谮行,李辅国宠任而迁上皇、杀张后之乱作。彼三君者,汉武帝唐玄宗肃宗或以天子之贵而不能保其妻子,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父,近小人之祸惨矣。是故古之帝王修身正家者,莫不以亲贤、远奸为先。圣人以知人为事亲、修身之本,又以知天为知人之本,其旨深矣。

右在“中庸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条下。

臣按:好学,则可以明理而进于智矣;力行,则可以忘私而进于仁矣;知耻,则可以起懦而进于勇矣。三者皆求以入德之事,故知斯三者,则可以修身矣。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盖人之理不异于己,故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矣。一人之理,千万人之理也,故知所以治人,则以之治天下国家,亦无所难矣。

右在“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条下。

臣按:上之人正身以临下,则民之观瞻感化,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身苟不正,则虽有教谕之勤、刑罚之严,终不服而从之。然则人君之所当务者,果安在哉?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盖人君化民之要,在于正身,而正身之要,又在于反躬自治而已。三苗不服而有干羽之舞,成汤以万邦有罪为己之罪,此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右在“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条下。

臣按:修己以敬,所治者至约,而其效至于安百姓。圣人位育极功,皆本于此,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故曰“之道,至近而非远,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其是之谓乎!

右在“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条下。

臣按:圣人之道,其守至约,而其施甚博。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子思言“笃恭而天下平”,孟子言“修其身而天下平”,前后圣贤之论如出一口。盖古之圣帝明王垂拱无为,不劳心思智力而天下顺治者,惟其守约而已矣。明德于上,而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执中于上,而四方风动,凤凰来仪。所守者至约,而其功效深远。惟圣明深体而躬行焉,则万姓幸甚。

右在“孟子曰守约而施博”条下。

臣按:三代以下,道学不明,为君臣者不知治道之有本,但以法度刑政维持天下而已。独太宗英达,乃知出治之源在于身心,而又知伤身败德之由在于嗜欲,可谓贤矣。然其所以窒欲而正其身者,终不能如古之圣王,而未免有闺门之惭德,可胜惜哉?春秋之世,去古未远,故詹河犹知理国之本,后世知之者鲜矣。英明之主虽或有知者,而又不能穷理立诚以端其本,此天下之所以多乱,而善治之终不复也。呜呼!古昔圣帝明王,世虽悠邈,求其所以为治之规、出治之要,昭载方策,而天之所以赋与人者,又无古今之异。有志之主诚能致力于讲学明道、正身修德,不为物欲所溺,不为气习所移,以尽其天之所以与我之理,则彼同有是心者,莫不感化而兴起矣。隆古于变之治,岂不可复见于今乎?深有望于圣明之世。

右在“唐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正其身”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二讲学明理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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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天下之理无穷,虽圣智有不能尽者。故以之生知,而亦不能无学问之功,所谓“好问而好察迩言”者,盖言其穷天下事物之理,而犹恐有一理之不明、一善之或遗也。故孟子曰:“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又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盖之德本于温恭,而常虚心以察天下之理,受天下之善,故乃能明庶物,察人伦,而由于仁义之道。《虞书》所谓“精一执中”之学,正在于是。后之人主有志于圣学,其可不以为法乎?

右在“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条下。

臣按:“懋昭大德”者,之克明俊德也;“以礼制心”者,之惟精惟一也;“得师好问”者,之取人为善,好问、好察也;“建中于民”者,之执中、用中也。仲虺之所以告成汤者,无非之道,而成汤之所以为学而造圣域者,不外于此。然求其所以为学之本,则在于得师、好问而已,而得师、好问之本,又在于不自满也。苟无谦恭之德,而有自满之念,安能尊德乐道,询访理义而有日新之功乎?世之人主骄矜侮慢,善日消而恶日长,终至于败度败礼者,惟其有自满之念故也。傲贤丧国之源,实在于此,不可不戒。

右在“仲虺之诰曰德日新万邦惟怀”条下。

臣按:学之名虽曰至高宗而始见,学之渊源则实启于之世,而流传于,以及于而大明。盖精一执中,之学也;安止几康,大禹之学也;昭德制心,成汤之学也。以至文王之宅心,武王之访道,成王之缉煕光明,无非从事于此者,而前圣后圣,言虽殊而道则一。当是时,圣道昭明,如日中天,无异端之说,无辞章之习,帝王之所事,心学而已矣,岂不简而易明,一而无杂乎?

右在“说命说曰学于古训”条下。

臣按:化民成俗必如之于变时雍,乃为至耳。人君如有志于治化,其道必由于学。学者,所以明德也,不明其德,未有能新其民者也。物有温润之美质,而不资雕琢之功,则无以成宝器;人有秉彝之良性,而不致学问之力,则无以知道理。凡人莫不皆然。至于人主,位亿兆之上,任君师之责,虽有明睿之资,苟不务学以明理造道,则何以理天职而正民德乎?古之圣王所以建国君民,必以教学为先。一念终始,常在于学,未尝有间断者也。天下有旨味,食而不知其味者有矣,若不食,则虽有嘉肴在前,亦无以识其旨矣。天下有至道,学而不明乎道者有矣,若不学,则道虽寓于至近而不可离,亦无以知其至善矣。

右在“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条下。

臣按:人生而静,天性纯完,如水未波,如镜未尘,养正之功,不可不至。宜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养其本然之善,禁其物欲之萌,则可以全德性之美,而为圣为贤矣。昔者周公之辅成王也,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终为有周令王,此所谓禁于未发也。如或教谕不豫,私意偏好生于中,众口辩言铄于外,其性已凿而失其初矣。乃欲以言语训戒防其情,止其欲,必有扞格不胜之患矣。后世人主纵欲败度,而忠言正论皆不能入者,由不知禁之于未发故也。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所谓时也。时过然后学,则非百倍其功,终无以有成矣。大学之法有节目先后,循序渐进,则理顺而不悖,故谓之逊。若躐等、陵节,或杂以非圣之书、异端之说,则非徒不进于道,而必至毁乱其心术矣。且讲劘切磋,必资于贤师友人。君虽有志于学,而苟不得贤德博闻之士置诸左右,日与讲明道义,讨论古今,则无以造道而广业,未免为孤陋寡闻矣。燕私之朋,便辟善柔,无责善之益,或相与以慢其师,况燕游非僻之念一萌于中,则必至于丧志而废其学矣。昔仇士良唐文宗时宦官。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使之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此所谓燕朋之逆师者也。

此一节言为学之要在于豫,而又贵于循序专一。然必亲贤远奸,清心寡欲,然后乃可以穷理而进德矣。

右在“学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条下。

臣按:人君之学,能尽严师之道为难。师所以传道,故师严则道自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则民知敬学矣。昔武王受丹书于师尚父,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可谓得严师之道矣。夫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尊之以宾位而不敢臣之者,以其有道德也。先儒周子之言曰:“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然则帝王之学,非但严师之为难,而得其人为尤难,严师而不得其人,则亦无以明大道而造圣域矣。如汉明帝桓荣章帝张酺,虽有讲论箴规之益,而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三王之盛,乌足谓之得师欤?

右在“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条下。

臣按:帝王之学,其要在于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其所以诚意、正心之要,则又必以明理为先。夫所谓格物、致知者,讲学明理之事也。盖学之不讲,理有不明,则自吾身心性情之近,以至人伦日用之常,无以真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其发于心者,岂能一于理而无自欺乎?意有不诚,则方寸之间,天理将萌而旋窒,人欲潜滋而难遏,又安能致其清明快足之乐,以得其本体之正而无所偏陂乎?心既不得其正,则视听言动有违于礼,惰慢邪僻或设于体,百行毁而万善不立,何以立此身于正大高明之域,以为万民之准则乎?身既不修,而爱恶哀敬或失于偏,则一家之内,尊卑伦序有不得其分,恩义厚薄有不得其平。又何望其正朝廷,正百官,以正四方万民乎?呜呼!天下虽大,治之在心;四海虽远,治之在道。苟能明其道而正其心,则身无不修,而天下化之,四海归之。、三王之道不逾于此。人主有志于圣学,其亦勉于此而已。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其所以付畀之重,岂有古今之异?昔之圣帝明王继天立极,光被四表,而为万世法者,以其有此学也。后世人主率多昏乱败度,至于英君谊辟有志善治者,亦未有从事于端本清源,而规规于智谋功利之末,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泽者,以其无此学也。呜呼!人君之学与不学,而世之否泰、国之理乱、民之休戚系焉。然则人主之于道学,其可一日而不讲乎?夫所谓道学者,穷理正心而已矣。外此而为学者,皆非帝王之学也。

右在“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条下。

臣按:志者,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学》之格物、致知即其事也。道则圣人之道也。为学之初,便当志于圣人之道,必欲至于圣人而后已也。道虽无所不该,而人之为学则有本末轻重之分焉,知所先后,可以尽道矣。盖德与仁,本也,艺则末也。本而重者,所当先也;末而轻者,所当后也。游者,如人之游观,有时而为之。言君子之学既能志道,据德而依于仁,则本之立于内者既粹,又以馀力游于艺,则末之该于外者不遗。其雍容涵泳之间,非僻之心无自入矣。然世之学者率多不得其本,而惟末之务,遂有玩物丧志之失。故程子以作文为害道,乃曰“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岂能与天地同其大乎”,“夫文辞笔札,于儒者事最近,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况其他技乎?至于帝王之学,则道德仁义而已矣。若夫技艺文辞之末,则不必留意著力也。如汉元帝唐庄宗之善音律,陈后主隋炀帝之工诗文,唐明皇宋徽宗之多才艺,终无益于心性,而反有害于治道,至有昏乱危亡之祸,则由不知用力于其本,而专意于所不当务之末艺故也。此又人主所当戒也。

右在“论语子曰志于道”条下。

臣按: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礼者,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有定则者,皆是也。学必由博而归约,博而不约,则泛滥支离,而其博也或失之杂;约而不博,则偏狭固滞,而其约也或失之陋。此博约之贵于兼尽也。此虽为学者发,然帝王穷理体道之学,亦不过如斯而已。盖博涉经史,而穷性命之源,察人伦之道,明治乱之几,凡天下事物之理洞澈于吾心,而无所疑碍者,博之至也;心存诚敬,而体道于身,一言一动循乎天理之当然,而无所偏颇者,约之至也。如或不先于博,而径执吾所自得者以为据依,则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执者未必天下之时中,而以非礼之礼为礼者有之矣,安能不畔于道乎?此学之所以不可不博,而又不可以不反之约也。

右在“论语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条下。

臣按:学者,讲习圣贤之事而效之也。思,谓硏穷其理之所以然也。学而不思,则无以明其理而得之于心,其所学者亦粗迹耳;思而不学,则无以实其理而见于践履,其所思而得者,亦将臬兀不安,而终不为己有矣。臣见世之为学者,读圣贤之书,慕圣贤之躅,而终不能明道而入于圣域者,惟其不思而已矣。其或资性明达,而有志于求道者,专务思索,注心幽妙,而不讲圣贤之明法,则其所思者或失其中正,而淫于空寂者亦有之矣。至于帝王之学,则尤不可不致其思,又不可徒思而怠于讲习也。世之不好学之君,自恃聪明之资、思虑之长,而不复留意于讲习者,则固不足论也。至于明君谊辟有志于学者,莫不开经帷,接儒绅,讲读经史,至忘寝食者有矣。然而鲜有明理造道,比德于前圣者,亦惟不思而已矣。《书》曰:“思曰睿,睿作圣。”周子曰:“思者,圣功之本。不思则不能通微。”思之于学,为益大矣。

夫主敬以立其本,为学之所当先也。惟其不敬,故为学而不能思也。人主虽日接儒臣,遍阅经史,而思之不精,茫然无得,则未免为口耳之学,而于天下事物,不能辨其是非邪正。安能建中建极,而理万几,应万务哉?夫人君处崇高之位,享富贵之奉,其能专心于学术者,固亦难矣。虽有志于学者,而不能主敬,或移心于声色,或溺意于宴安,则心源纷扰,而无澄寂之时。安得寻绎理义之精微,而有得于心乎?心既无所得,出御经席,讲读数刻之间,所得几何?臣闻先儒以静坐为居敬穷理之要。人君之学亦当以是为法也。九重清闲之燕,宫院清寂之地,屏绝声色,静坐澄心,探讨圣贤谟训,硏穷义理精微。至于天人性命之源、古今治乱之变、人材消长之几、生民休戚之情,莫不寻思硏究,洞然于胸次,无所疑碍,则其得于心而见于言行者,必能纯一无杂,光明正大,而天下被其泽矣。惟圣明留意焉。

右在“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条下。

臣按:颜子之学,自彊不息,而至于圣人之道,故夫子称其好学。帝王之所以为学者,亦当以是为准也。夫圣人之心,至虚至公,方其静时,寂然不动,浑然天理而已。及其感物而动,喜怒哀乐各当于理,无少差缪。怒在七情之中最为难制,亦当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己无与焉,如天之烈风、迅雷而大虚湛然,又何迁移之有?至于念虑之微,有毫发不足于心,便自知之,随手消除,如青天白日,云翳俱尽,无复有查滓。圣人之心亦不过如斯而已。颜子之不迁怒、不贰过,几于圣人之无我,故程子以为“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于此见圣人之可学而至也。

夫怒者,人情之所易发;而过者,人所不能无也。凡人亦不可不慎,人主而不能节其怒,或至于迁移,则人有不得其死者矣。人主之过皆萌于七情之发,而惟怒与欲居多,过而不改,斯为恶矣。夫以成汤之圣,亦不能无过,惟其改过不吝,斯其所以为圣人也。人主诚能清明其心,纯一无杂,不为血气所动,不为物欲所蔽,喜怒刑赏一循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私意于其间。念虑举措之际,或有差失,便自觉悟,从谏不咈,廓然大公,无所滞吝,则其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其于圣人之道何远哉?然必先务穷理,察天理人欲之几,致扩充遏绝之功,然后乃可以至于此,此所谓精一执中之事也。人主有志于圣学,其亦勉于此而已。

右在“论语哀公曰弟子孰为好学”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三讲学明理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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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战国之时,圣学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人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故孟子道性善,必称以实之。夫之所以为圣,亦不过曰穷理尽性而已矣。盖天之所以命乎人而纯粹至善者,初无古今智愚之异。人主有志于学,其可以为高远,而自处于卑近乎?学不至于圣人而止者,皆自弃也。孔子曰:“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夫所谓至者,盖亦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今夫一日之间,默观此心,清明纯一,至公至正,则是一日之也。一月之间,默观此心,至虚至静,所存所发一于天理之真,而不杂乎人欲之妄,则是一月之也。由是而自彊不息,缉煕光明,以至于三月之久,则可以达天德而无间断矣。到此地位,欲罢不能,敬日跻而德日新,无一息之间,无一念之差,存乎中者真实而无妄,发乎外者从容而中道,则与天命于穆之妙合而为一矣。是则所谓诚也,而圣人之道如斯而已矣。所谓人皆可以为,讵不信欤?孟子真知人性之本善,而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学而尽其性,故其论如是。圣贤之言岂欺人哉?

右在“孟子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条下。

臣按:此一节最详于学问之道,而尤有切于帝王之学。盖帝王之道本于心,心有不存,则无以体道而为治矣。心之体本自广大高明,惟其为私意所蔽,物欲所累,故失其本体,而遂至于偏狭昏昧,无以体道矣。诚能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不为一毫私欲所累,则其广大高明之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覆载之中,群黎品汇咸被其化,事物之间,是非邪正皆不能遁其形矣。然心之广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学则无以尽其理,而或失于取舍之际;心之高明,自具中庸之则,不学则无以蹈其道,而不能无过不及之谬。故问学之功不可不至也。存心致知,交致其功,入德之方备矣。然或有间断怠慢之时,则其所得者,或不能久而旋失之。故常常涵泳于旧所知而日有新得,敦笃于旧所能而谨其节文。此又《易》象多识畜德之意,孔子博文约礼之事也。盖存心致知,学问之大端。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笃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则非十分细密不可也。

右在“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条下。

臣按:张载之说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又曰:“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短而已。”程子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言忠信,行笃敬,即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臣谓二子之论深得此章之旨。

盖天之赋与人者,纯粹至善,而初无圣愚之间。人能学以修之,变化其气质,则皆可以复其初而同归于圣域矣。以古之圣贤言之,文王生知安行,所谓性之者也;成汤周武学知利行,所谓反之者也;太甲成王困知勉行,反之而未尽其道者也。苟能尽其反之之道,则可与比德矣。或者谓“上智之资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自至”,臣窃以为不然。稽之经传,其曰“克明俊德”,其曰“惟精惟一”、“取人为善”,其曰“小心翼翼”、“克厥宅心”,文王之所以为学,可见矣。孔子亦生知之圣也,而曰“十有五而志学”,曰“好古敏以求之”,曰“不如之好学”,则夫子之所以为学,亦可见矣。盖圣人之心,至诚无息,亹亹不已,不可谓无所事也。况生而可知者,义理之源尔,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无待于学也。人主傥或自恃明睿之资,妄谓不思不勉亦可以至于圣,而不知前圣之所以为学,则其失远矣。《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资禀之不足恃也如是,此又不可不知也。

右在“中庸或生而知之”条下。

臣按:自“或生而知之”以下至此,乃孔子鲁哀公之辞。哀公问政,孔子既告之以九经之义,而又言为学之道如此。盖必有是学,然后可以修身而为天下国家矣。

右在“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条下。

臣按:道之明晦通塞,天下国家否泰治乱之所系也。人君有志于治,可不讲明于斯道而求所以行之乎?道之不明不行,盖由知、愚、贤、不肖过不及之为累也。世之昏昧污贱不及于道者,固不足论,至于高明刻厉之士,亦鲜有得于道者。如之徒,本知者也,求以达理,而反灭人类,非过乎?晨门、荷篠之徒,本贤者也,果于洁身,而反乱大伦,非过乎?人君志于道,宜先明知、愚、贤、不肖者过不及之弊。必求中庸之理,而存之于心,体之于身,信之笃,行之力,而不为邪说所惑,则何忧道之不明不行乎?

右在“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条下。

臣按:天下之理,惟中为至正,是乃平常不易之道也,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也。古昔圣人传授心法,惟在于中,盖圣人之道无逾于此也。颜子之学有得于《虞书》精一之训,故能择能守如此,斯其所以得圣人之道而为百世师也。至于人主之学,则尤不可以不择乎中庸也。、三王、之道本于人伦,而合乎天道,是乃中庸也,天下之达道也。至于之虚无寂灭,溺于空虚而过之;之权谋术数,失之污贱而不及,皆非中庸也。人主讲学明理,必先辨别天下学术之邪正是非,以求所谓中者而执之,体之身而施于民,则千圣相传之统可继,而天下被其泽矣。

右在“中庸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条下。

臣按:天下之理,万化一源,万殊一本,是万为一,一实万分。学者有志于道,苟不能达于一理浑然之极,则无以造道而入圣矣。然不由于多学,亦无以穷万理而会其一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及其积累既久,豁然贯通焉,则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为一本而无二矣。子贡之学终闻性与天道,其亦有得于是与?

右在“论语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条下。

臣按:天以一而宰万化,圣人以一而应万事,于此见圣人之德合乎天地也。盖天地之间,阴阳四时变化无穷,而飞潜动植各正性命者,玆乃一本之所为也。圣人之心无思无虑,酬酢万变各当其可,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者,亦以一之在中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一而已矣。臣于此篇,既言性、诚、中庸之理,而继之以一贯之说者,岂无意欤?区区之心,其有望于圣明深矣。盖穷理而达于一源之妙,则可以至于尽性至命,而作圣之功殆无馀蕴矣。

右在“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条下。

臣按:仲舒之学有得于圣人之道,故其告君亦必以明理进德之要。使帝置诸左右,纳其规诲,以广其智辅其德,则必能至于高明光大之域,而比迹于三王矣。岂至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夷狄之祸?又安有惑邪臣之谮,兴巫蛊之狱,父子隔绝,阙庭流血之变哉?盖帝虽有求道之言,实无尊道之诚,故仲舒之言不入,而其所亲信无非曲学浮靡之徒,荡心助欲,遂至于此。一曝十寒,终何益哉?

右在“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条下。

臣按:二之告其君者,皆以讲学养德为本,而讲学养德之要,又以亲贤敬士为急,此诚万世之格论也。盖人主虽有志于学,而苟不得贤德博闻之士置诸经席,讲劘道义,则其所讲习不过文字辞艺之间而已。安能明道义,进德业,而有日新之功乎?

右在“程子又曰周公作立政之书”条下。

臣按:先儒有言:“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臣谓学者,所以明道也;道之不行,由其学之不传也。帝王之学,其要在于明理正心以修其身,以为出治之本。而其所以明理之方,则又有本末先后,是又不可不知也。盖闻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物,达理而后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盖潜心圣贤谟训,讲究义理精微,优游以玩味,涵泳以自得,不徒解其文而必有以会其理,不徒会其理而必有以践其实者,学之本而所当先也。至于涉猎史籍,通古今之变,考治乱之迹,法其善而戒其恶者,学之末而所当后也。心通乎道,然后观史,则古人是非邪正,一览了然于目中矣。心不通于道,而遽欲博涉诸史,非徒汗漫无益,恐或眩于是非邪正之归,而不知所以取舍矣。

人主之学当以二帝三皇为法,三代之世,何史可读?心学而已矣。后世虽不可废观史,然其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不察。人主诚能致力于其本而兼尽其末,极其博而归其约,以至于豁然贯通之极。则天人性命之源、人伦五常之道、帝王经世之法、前圣传心之旨、王道霸术公私义利之辨、吾道异端是非邪正之别、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端、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几,皆有以洞然于胸次而无所疑碍,可以定取舍、建大中,而御万几、应万务矣。盖自圣学绝讲,圣道不明,人主非无有志于学者,而不知所以为学。或遗本而务末,或口耳而失真,或溺于异端诐淫之教,或专于雕篆无用之技。非徒无益于心术,而反有以毁其心术;非徒无补于治道,而反有以乱其治道。寥寥数千载间,善治之无闻,实由于此,可胜叹哉?

盖古之帝王,必得真儒而置诸师傅之位,故其为学皆得其正,而所造者深远。如伊尹傅说太公,皆世之真儒也。后世居辅导职者,鲜得真儒,而或杂之以浮靡无实之士,故道学不明,而君德日沦于卑近也。如宣帝光武孝明好学尊师,讲论经理,太宗玄宗宪宗迎礼文儒,讨论古今,其于学可谓勤矣,而致治之效有可称者,岂非学力之所致耶?然是数君者不能始终全德,疵政居多,未免有杂伯之讥,其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可憾。或崇异教而昧于大道,或移心宴安,崇信奸邪,以致乱亡之祸。岂非务学虽笃而失其所以为学,所尊以为师者又非其人,故其所讲明不过章句之末习、前代之得失,而其于明诚之教、精一之旨未之有闻邪?

有宋之隆,真儒辈出,阐明圣学,斯道庶有复行之望。当时之君又能尊礼贤儒,置诸经席,委以辅导之职,可谓美矣。而数君子之所以敷陈启沃者,无非圣学之规范、治道之纲要也。诚使时君虚怀听受,一心向道,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说,如成汤之学焉而后臣之,则必能致其君于之道矣。惜其志学不笃,求道不诚,始焉有尊贤讲道之意,而旋入谗邪之间,摈斥不容,一曝十寒,终何有益?迨其季世,群凶得志,排陷善类,士之稍有学行者,一切斥为伪学,贬窜无虚日,又何望其明圣道复古治乎?

呜呼!道学不明于世久矣。圣人虽远,遗言不泯。臣掇取经训及先儒之论有切于圣学者,著于篇。千载一时,圣神临御,缉煕光明,孜孜不倦,清闲之燕,时赐省览,潜心玩索而有得焉,则帝王为学之要、为治之本备于此,而数君子之嘉言、格论皆将为今日用矣。有是学,必有为学之效,百世未有之善治,岂不可复见于今日乎?深有望于圣明之世。

右在“真德秀曰程子云涵养须用敬”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四诚意正心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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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天理人欲不能两存,闲得一分人欲,则存得一分天理。存之又存,人欲日消,而天理之真日长,诚意、正心之要实在于此。古之圣人为学之初,已有志于天下国家,故信谨之始,便要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盖君德权舆于此矣。

右在“易乾九二曰庸言之信”条下。

臣按:天道甚明,人心至灵。今夫匹夫匹妇,一室之内,隐奥之中,有为善之实,则人必知之,而天亦应之以福禄;有为恶之实,则人必知之,而天亦应之以殃祸。盖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而况人主以一人之尊,位亿兆之上,百官万民之所瞻仰,九重幽邃,一念邪正莫不形著于外,非惟万目咸睹、万手共指而不可掩。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临之在上,质之在傍,降祥降罚,捷于影响,岂非可畏之甚乎?先儒张九成有言曰:“一念之善,则天神地祗、祥风和气皆在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厉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正谓是也。然世之暗主不识是理,自谓宫禁隐密之地,人所不知,而至于肆人欲、灭天理者有矣。夫骊姬夜半之泣,飞燕忿恚之辞,明皇、妃子比翼连理之誓,太子广陈夫人同心结之事,皆在深宫暮夜至隐至密之地,而无不暴著于天下,书诸史传,见于诗歌,而万世讥刺不置。盖诚于中,形于外,理之必然也。曾子之言明白峻厉,读之凛凛,岂徒有功于学者之警省?于人君修己立诚之学,大有所助。惟圣明深味而三复焉。

昔有人怀金与杨震者,曰:“暮夜无知者。”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司马光又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有不可对人言者。”二子不欺之功如此,故为一时大贤,君子百世钦仰景慕。人主立心,亦能取此以为法,则庶乎可以纯其心而无愧于天人矣。

右在“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条下。

臣按:真德秀之说曰:“人君临朝廷之上,接对士大夫,俨如朋友,则和柔颜色,防远过失,虽庸君犹或知勉。至于宫庭屋漏之中,渊蜵蠖濩之地,无法家、拂士之在侧,有近习、亵御之旁环,而能凛然自持,不愧屋漏者,虽明主犹或难之。”盖人心惟危,难于保守,而易于纵逸。古之圣帝明王兢兢业业,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者,正为是也。故程子以慎独为王道之要。又言:“有天德,便可语王道。”盖粹而王,驳而霸,隐微幽独之地,有丝毫间断,则有愧于心,而无以纯于天道矣。虽欲勉强以为王道,终未免于驳杂矣。

右在“诗抑之五章曰视尔友君子”条下。

臣按:此亦前章戒惧慎独之意,言虽潜深隐伏之地,而理甚昭明,有不可欺者。君子内省于此,无所疾病,故其心泰然,俯仰无愧。苟有一毫羞吝,不能自慊于中矣,此所谓恶也。然则君子所以有过人之德而不可及者,只是能于独致其谨耳。至于屋漏幽隐之地,凛然自持,常存敬信,无时间断,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盖尝合而论之,戒惧敬慎者,静而存养之事也;慎独内省者,动而省察之功也。理无隐显之间,而心有动静之殊。静而不存于斯须之顷,则离乎道,而私意万端矣;动而不察于隐微之际,则流于欲,而天壤易处矣。是故君子之体道也,无时无处而不主于敬,此所以贯动静、彻显微而纯一无间者也。朱子释《虞书》精一之义曰:“精以察之,一以守之。”盖动察者,惟精之谓也;静存者,惟一之谓也。其说见于下文。惟圣明深玩而实体之,则中和位育之功由是而立,之道不逾于此矣。

右在“中庸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条下。

以上论诚意。

臣按:程子之说曰:“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又曰:“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返。故目欲色,耳欲声,以至鼻之于香,口之于味,四支之于安逸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者莫贵于思,惟思而能窒欲。曾子三省,窒欲之道也。”臣谓程氏之论深得惩忿窒欲之要。然思之为益,非徒有切于窒欲,凡忿懥之萌,亦不可不致思也。昔汉光武忿韩歆直谏,迫令致死;唐太宗乘怒不察,遽杀张蕴古,其亦不思而已矣。后虽悔恨,何益?其为盛德之累大矣。

右在“易损之象曰山下有泽损”条下。

臣按:《损》、《益》之义大矣。圣人独有取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何哉?盖正心、修身者,学问之大端,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人之身心,天理人欲相为消长,人欲有未消,而天理有未复,则无以正心而修身矣。圣人因《易》象而垂训万世,岂徒为学者发?帝王端本清源之道,亦不可不以是为先。

右在“易益之象曰风雷益”条下。

臣按:邵雍言:“无身过易,无心过难。”颜子之不善,心过也。念虑之差便能知改,不复萌作,此所谓“不远”复也。先儒以此三字为入道之门,此盖圣贤之学遏人欲、反天理之机括也。古先圣王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前后辅翼,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不自知,盖欲防之于未然也。其或不幸而过举已彰,便自悔悟而改,或从谏弗咈,无所滞吝,是亦亚于不远复者也。至于太甲桐宫居忧处仁处义,汉武帝晩年始下轮台之诏,唐德宗奉天乃颁罪己之诏,是则过失已彰,祸败将及,久而后乃复,其所伤亦多矣。然其视迷不复者,亦有间矣。昔宰相杜衍每有内降,率寝格不下,积诏旨十数,连封而面还之。仁宗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泽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其助我多矣。”盖人主之过,防之于始萌,则其过未彰,而君德全矣,此亦所谓不远复也。后世居出纳之地者,专务承顺,未有封还内降而致君于无过之地者。及其命令施于朝廷,布于四方,然后有所不可,则台谏始得论之,此君德之所以不能无过,而治道之不古若也。人臣如欲陈善闭邪,置君于无过,不可不以杜衍为法;人君如欲正心修身以效之治,又不可不以宋仁宗为师。

右在“易复之初九曰不远复无祗悔”条下。

臣按:礼主于敬,乐主于和;礼以正其躬,乐以和其心,内外交养之道也。乐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则易直慈良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则乐,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乐则安,乐之然后能安也。安而至于久,久而至于天且神焉,则大而化之矣。天者,自然之称;神者,不测之谓。乐之感化人心之妙,有如是者。德至于天且神,则无为而人自信服矣。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故致此以治躬,则自然庄敬,庄敬则自然严威,而无惰慢邪僻之干矣。

盖礼以顺之于外,乐以和之于中。古之君子所以养其中和之德,而身心内外交得其正,卒至于查滓浑化,与天地同体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乐之功用大矣。又言身心邪正相为消长,中心斯须而不和乐,则鄙诈入之;外貌斯须而不庄敬,则易慢入之。鄙诈、易慢虽非本有,既入而为主于内,则亦不可不谓之心也。心之所存者,无非不正之念,则天理泯而人欲肆矣。此礼乐之所以不可斯须去身也。

然以后世观之,人主以礼律身,则动静无违于理,可以齐其家、正其国矣。至于乐,则有正与不正。乐之正者,先王之乐也;其不正者,世俗之乐也。古乐之音,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故可以治心。今之俗乐,则大抵之音,而杂以俚俗之语。若人主好乐,而其所好者不在于和平中正之音,而在于淫哇不正之乐,则适足以荡其心而助其欲矣。其不至于荒淫败德而致危亡者几希,尚何有益于治心哉?此又人主之所当戒也。

右在“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条下。

臣按:心之体湛然至正,而或拘于形气,或流于物欲,遂失其本体之正。故君子之所以持守者,必先有以制其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盖“奸声乱色,不留聪明”,则外邪无自入矣;“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则内志无所流矣;“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则外貌庄而其中之所存者亦直矣。外无声色之诱,内无淫慝之惑,而又能庄敬以自持,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则表里交得其正,而心德全矣。此乃圣功要切之务也,故录焉。惟明主深勉焉。

右在“礼记君子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条下。

臣按:敬则心得其正,而言动俱合于礼,不敬则反是。俨若思,敬之见于外者本乎中也;安定辞,敬之存于中者发乎外也。君子主敬之功见乎言貌如此,而其效至于安民,所谓“笃恭而天下平”也。敬之反为傲,情之动为欲,志满则溢,乐极则反。四者有其一,必至迷心而败德矣。又何以修己治人乎?

右在“曲礼毋不敬”条下。

为天下国家之本修身五诚意正心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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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为仁之要在于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之目在于四勿,先儒之论备矣。真德秀又为之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为物役。耳荡于声,目眩于色。以言则肆,以动则轻。人欲放纷,天理晦暝。于焉有道,礼以为准。惟礼是由,匪礼勿徇。曰礼伊何?理之当然。不杂以人,一循乎天。勿之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圣言十六,一字其机。机牙既斡,匀石必随。我乘我车,驷马交骤。孰范其驱?维辔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显亦临。万夫之屯,一将之令。霆鍧飙驰,孰敢干命?众形役之,统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里相维,动静俱正。莠尽苗长,醅化醴醇。方寸盎然,无物不春。惟勿一言,万善自出。念玆在玆,其永无斁。”其发明“勿”字之意益切,可与程子之箴参玩,故录焉。惟圣明潜心而深味之,则其有助于克复之功,夫岂小哉?

右在“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条下。

臣按:心为一身之主,而仁为心德之全。人能操存此心,不失其全德,则所行皆合于道,所谓义也。然则仁与义虽若有内外之殊,而求其端緖,皆本于吾心本然之理,而初无内外之分也。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并言,而终独归重于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世之人乃有舍义理之路而不由,亡一身之主而不知求,正犹病风丧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岂不可哀也哉?鸡犬至轻也,放则知求之;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岂视其心不如鸡犬哉?惟其不自觉而已,觉之则必惕然而求之矣。盖心,活物。若无提省之力,则流转动摇,渊沦天飞,随声逐色,无所定止,凡人莫不皆然。至于人君,享富贵之奉,以一心而受众攻,尤易以放,其可不知求乎?求之则存,不求则失,此圣狂之所由分,治乱之所由判也。求之之道在于敬以持守,而致察于念虑、毫忽之间,不敢自肆而已。故曰:“克念作圣,罔念作狂。”呜呼!可不戒哉?

右在“孟子曰仁人心也”条下。

臣按:先儒周子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臣谓人之心具仁义礼智之性,皆可以为,而参天地、赞化育也。惟其为物欲所害,故不能存之,而为昏为狂,以至于纵人欲、灭天理者有矣。苟能寡其欲而充之,以至于无欲,则乃可以存其本然之体,而诚立明通,为圣为贤矣。夫所谓欲,固非一端,而人主之心,攻之者益众。或声色,或货利,或宫室、游畋,或狗马、博奕;或辞艺、图书以为文,或抚剑疾视以为武,或辟土、服远以为功,或耽佛、好仙以为高。虽污洁不齐,欲有大小,皆足以变移志虑,荒废政理,其不至于丧失其本心者几希。昔汲黯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不足以效之治。夫之心,清净纯一,此治化之所由出也。苟不能清其本源,而欲远辈,譬如不治心肺之痼疾,而欲学之术也,其不可得也必矣。惟明主致思焉。

右在“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条下。

臣按:天之赋与人者,心为大,耳目为小,而各有其职。心得其职而管摄乎小者,则为大人,而可与天地合德矣,此、三王之所以为圣也。心失其职而役于小者,则为小人,而其违禽兽不远矣,此之所以为狂也。范浚为《心箴》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尔。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其言切至,岂独学者之所当知?任元后之责而有志于端本出治者,不可不深味而警省也。

右在“孟子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条下。

臣按:此数者皆蠹君心、败国政之蟊贼,而嗜欲乃其本也。盖人主之心不能清明公正,私欲萌于中,而嗜好著于外,故彼得乘其隙而入之矣。苟能清心寡欲,私意偏好不形于外,则彼将何自而售其术乎?太宗能知众攻之源,而思所以防制,可谓贤矣。而不知众攻之集悉启于吾心之嗜欲,能谨于外而不能谨于内,故未免有闺门之惭德,可胜惜哉!盖人主之嗜欲,亦非一端,而憸小之乘之者,各异其术,不止于太宗之所云者。臣姑举其槪言之。人主嗜声色,则阴邪妖媚之徒进,而容悦以荡其欲矣。人主嗜杀戮,则残酷深文之徒进,而锻炼以快其欲矣。人主嗜战伐,则要功喜事之臣进,而穷黩以遂其欲矣;人主嗜符瑞,则邪佞诈伪之徒进,而诳惑以成其欲矣。如此之类甚多。是皆迷心之鸩毒,有一于此,大则亡国丧家,小则乱政败度。往轨灼然可征,可不戒哉?

呜呼!人主以眇然之身,处亿兆之上,小人之怀奸操术、伺隙乘间者,如是之巧且众焉,岂不危哉?然则奈何?曰清其心而已。清心之道如何?曰敬以主于中,而义以制其外。惟仁礼是好,惟德业是修,惟贤人君子是亲,惟玩经观史、穷理进道是务,而于世间外物湛然无所嗜好,则心德日明,治道日新,而百邪不能入矣。故先儒程子言“敬胜百邪”,又曰“人主常防未萌之欲”。其言要切,惟明主深勉焉。

右在“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条下。

臣按:道丧千载,圣远言湮,精一之学,绝而无传。贤主虽有志于学者,而其所讲习不过言语文字之间,而鲜有躬行心得之实;虽或用其智力,粗致一世之少康,求其心术,有能仿佛于前圣者几希。幸而斯道不坠于地,宋太祖开国之初,首闻道理最大之说,而夙夜祗惧,防非窒欲,则其所以用力于学而有得于心者,固能超出乎之陋习,而造乎之域矣。官天下,而不与其子;太祖公天下,而不传其子。苟有纤毫私意,何能及此?至其洞开重门,内外敞豁,指以自喩,曰:“少有邪曲,人皆见之。”方寸之地正大光明,无一毫私邪之蔽,直与之心隔千载而如合符节。吁!宋朝三百年运祚,实基于此。此所以大纲正,万目举,而致理之效侔儗三代者也。盖人主居天位,莅万方,以一心为万化之源,譬如日月在天,万物咸被其照,少有纤翳,人皆见之。然则人主之于心术,其可忽哉?其可顷刻为物之蔽,以失其正大光明之本体哉?臣故曰:帝王之学,心术而已矣。

右在“宋太祖改营大内躬御正殿令洞开重门”条下。

臣按:周子之言最切于纯心造道之要。人主诚能深味而力行之,动静之间,一以贯之,而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其效至于明通公溥,万化由是而出,天地以位,万物以育矣。

右在“通书或问圣可学乎”条下。

臣按:此以三卦爻象之辞发明思诚之方。盖君子日干夕惕,既无一息之间断;去恶进善,又无一毫之滞吝,而后心一理纯而合乎天德,动无不吉矣。

右在“通书君子乾乾不息于诚”条下。

臣按:心有主而邪念不作,则见之行事自无差失。天下之事或至于差缪而有不可救者,未有不由于不敬不正也。

右在“程子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条下。

臣按:天下事物各有当然之则,此人之所当止也。人能定静其心,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则万变交前,一以应之,各止其所当止,我何与焉?所以无为而天下治者,用此道也。

右在“程子又曰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条下。

臣按:严威俨恪,非严猛之谓。盖言正衣冠,尊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也。外貌庄,则其中之所存者亦肃然矣。

右在“严威俨恪非敬之道”条下。

臣按:程子曰:“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盖心体本虚,故必存其本体,而无物欲之杂,然后乃可以尽心之理,而不为外欲所累。

右在“张子又曰虚心则能尽心”条下。

臣按:二子之箴最切于存心、事天之要,故录焉。惟圣明深翫而实体之,则作圣之功尽于是矣。

右在“真德秀思诚直箴诚者天道本乎自然”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