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六
文元公 李彦迪
编辑政府书启十条
编辑伏以今主上幼年嗣位，辅养为急，而辅养之本，在于慈殿。古之圣贤，虽其生质之美，亦必有教导之方以为本也。文母胎教，孟母无诳，行迹昭昭，著在前训。今古慈天未尝不欲子贤圣，孰无是心？豫教于未生之前，养正于三迁之勤，尚可为也。况今主上天质高明，气度夙成，国人知之。以高明夙成之资，加之以教导之正，其于作圣之功，有何难哉？伏愿慈殿体文母、孟母之慈爱，其以豫养先示者必出于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先明夫义利公私之分，以立其本。则生于心害于事，作于事害于政者，自尔而少矣。《书》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可不慎哉？
一，宋范祖禹尝言于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今殿下虽在幼年，正是养正端习之时，学问之功，不可少废。宜精选在朝贤德之士，以补劝讲之官，经筵之外，不拘常例，于便殿不时召对，或从容宴语，或讲论经史，或问民间疾苦，使情意相孚。进讲之官亦不但泛读数遍而已，必伴读从容，以至详尽。则非徒学问益进，其于接士大夫之时亦多，自然涵养德性，成就圣学。又令经筵官博考前例及先儒格论，参酌以启，列诸左右，以备观省。
一，人君之德，诚孝为大，而慎终尤大于养生。殿下于大行大王，有子道焉，有臣道焉。虽以幼年不能尽遵礼制，然丧次不可以久不临，祀事不可以久不与。当度气量力，无愆大礼，以尽诚孝。
一，自古祸乱多由于宫禁不严。女谒盛行，戚里及小人攀缘请托，以紊朝政；阴肆谗说，以眩主听。况今幼主在上，尤所当戒。请申敕内外，严其防禁，虽戚里问安，亦令有限，使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杜祸乱之萌。
一，宫中人必择温良恭俭、慎而寡言者，常在左右，浮靡之习、浅俗之言，毋使接于耳目，亦辅养之一端。祖宗朝选入宫人，贱隶、商贾之女，例不得备选。在今正始之初，宜遵祖宗故事。诸因缘族属托养宫中者，一切刷出，以严内外。
一，人君之职，用人为大。贤愚进退，治乱系焉。今主上年幼，未察群臣贤否，除授之间，不可用特旨。今后二品以上有阙，铨曹难慎注拟，如或乏人，启禀陞拟，不必备三望。
一，凡干陈诉及讼事，当付诸有司。如有难处者，议于朝廷，切勿判付，以昭公道。大抵闺中之事，无隐而不彰，如有私意，人皆知之。除授、判付之际，或因货赂，或由亲属，以致不明不公，人心怨怒，厥口诅咒。终成土崩之祸者，正由于玆，可不危哉？
一，承政院之职，在于出纳惟允。近来专务承顺，未闻封还内旨者，殊失惟允之义。请令政院，内旨有不合奉行者，切宜论启，勿轻施行，以尽其职。
一，后世人主能以宫中、府中为一体者盖寡。况今幼主在上，慈殿摄政，宫中、府中恐至于岐而为二也。政有所疑难，议诸朝廷；罪有所可论，付诸有司，以昭平明之理。如或议及左右近习，问及戚里婚媾，私门一开，大柄潜移。丧国亡家之患，未尝不由于此，可不戒哉？
一，大行大王自在东宫，沈潜学问，以成修身齐家。爰及嗣位，发号施令绝无私意，公道之行如日昭布，人心颙若，思见至治。曾未几时，奄至斯极，远近号痛，若将胥溺。今主上嗣緖，一国臣民方以望于大行大王者望于殿下，其机甚重。所以服众人之心、系一国之望，悉在今日。伏愿两宫留神焉。
臣按：中庙以甲辰冬昇遐，翌年乙巳七月，仁庙又上宾。明庙以冲年即位，文定王后垂帘听政。李彦迪以赞成为院相，初陈书启十条，即此文也。盖是时两圣继陟，国事罔极，人心危疑，士祸将作。而彦迪于此竭忠尽诚，极其惓惓，其心可质神祗，而其后李芑乃以“谄附世子，背叛中宗，书上十条，絷人主手足”为彦迪罪案。噫！其痛矣。伏乞圣照。
乙巳秋箚子
编辑伏以今者遭国家否运，二圣相继宾天。朝野摧痛，遑遑罔措，犹可以慰人心、安宗社者，独有赖于慈殿之明断、辅臣之尽忠、台谏侍从之尽职而已。当此之时，治乱安危之几，系于慈殿之一念。凡政令、刑赏之施，一循公议而不置私意于其间，则朝廷正而纪纲立，人心悦服而治化可期矣。万一九重之内，隐微之际，有纤毫偏私之累，则符验之著于外者，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体，国事日非，终至于不可救，可不戒哉？
自古幼主在位，母后听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祸乱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盖有二焉：曰信谗邪也，私戚属也。谗邪阴肆眩惑，而颠倒是非；戚里恃宠纵恣，而干政乱纪，未有不至于丧亡者，甚可惧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径，不借以权势也。如或不然，其所以宠之者，乃所以祸之也。方今慈殿睿圣，听断光明，前古所无，岂有此虑？然先事之戒不可无，祸乱之渐不可不察。
三代以下，独称宣仁皇后为女中尧、舜者，以其信任贤相，去邪勿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从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确思求媚于太后而自固，请复其官。太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而行，彻朝不寐。自是惊悸，驯致大故，祸由遵裕，得免刑诛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之公议乎？”确悚栗而退。其至公无私，断以大义如此，非女中尧、舜而能如是乎？伏愿慈殿以此为法，则万世钦仰，而与宣仁并称矣。
当今国步艰难，天文告警，地震示异。诸路旱伤，风水继作，赤地千里，民将流转，事有大可忧者矣。臣伏睹慈旨，畏天恤民，减膳修省，至诚恻怛，不胜感激陨涕。若能终始此心，无时怠忽，则可以转灾为祥，变祸为福矣。事无大小，议诸辅臣，如有难处，广采廷议，固得为政之体矣。
但近日待倭一事，有所未尽。议者谓“既绝遽和，有损国体”，斯言亦有理。然王道如天，天之道，阴惨阳舒各适其时而不差，一岁之中，气候不同。王者之于异类，有犯则绝之，来服则与之，正所以体天道而示恩威也，何损于国体？
大抵人主以谦虚待物，以仁义柔远。庙堂之上，揆时度势，烛微虑远，防患于未萌，消祸于未形，使朝野宁静，边境无虞，生民安业者，此真国体也。自恃强盛，屏绝邻好，以塞向慕之心，恐非久安之道。今之武士有志功利者，不以靖边安民为急，多以致寇攻讨为快，臣深以为不可。借使立功阃外，擒斩万级，有何利益于国家？祗以伤和召灾而结怨于蛮夷也。一将功成，吾民之命残矣，边将成功，不如无事之为愈也。况功未可必乎？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又曰：“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唯何甚？”圣人待物之洪如此。苗民三旬逆命，而及其来格，舜不拒。颉利可汗举兵深入，至于渭水便桥，而迨其乞和，太宗许之。矧此蕞尔岛夷，狗鼠偸窃，何足深校？今以“嗣王方在亮阴，不能修答”为辞，是亦可矣。但于其辞，明示不终绝邻好之意，以慰远人之望，有何所妨？
臣以庸疏，忝冒重地，目睹几事，有关休戚，不敢爱身缄默，冒昧陈达。伏惟圣慈深留睿念，更与辅臣商量审处，以期万全，不胜幸甚。取进止。
臣按：此箚与下一箚，据李彦迪年谱，似皆未进者。然其所论信谗邪、私戚属之祸及洪嫔、凤城等云云，皆当时人所忌讳而不敢言者。言虽未彻，其志则可见矣。伏乞圣照。
乙巳秋箚子
编辑伏以臣闻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盖圣人之道虽若高远，而求其所以为圣者，不过尽人伦之道而已。欲尽人伦之道，必先于孝弟。人君能尽孝弟之道，推之以极其至，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尧、舜之道，岂复有加于此者乎？
臣昔在中庙朝，入侍经筵，尝引《洪范》皇极之说解之曰：“人君尽人伦之道，为四方之表准。语父子，则极其亲，而天下之为父子者，于此取则焉；语兄弟，则极其爱，而天下之为兄弟者，于此取则焉；语夫妇，则极其别，而天下之为夫妇者，于此取则焉。夫如是，则皇极建，而四方之民观瞻感化，自有不能已者矣。”中宗深感于臣言。追思前事，伤叹再三，言犹在耳，未尝敢忘。臣今亦以此献于殿下者，盖圣人之道无过于此者，而人君齐家治国之本，亦莫先于此者矣。
臣伏见近日上教，悲痛于洪嫔之出外，不忍于凤城之防禁。朝野闻之，莫不感泣。非仁圣友爱之至，何以及此？臣窃念仁宗传位于主上，有父道焉，殿下当尽子之道。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顷者伏闻内间有变故，事涉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胜惊惑。万一因此事，殿下所以事王大妃者，有丝毫欠阙，则恐于圣德有亏，而后世亦不能无疑矣。
臣前日面对时，亦尝略陈是意而未尽焉。今乃干冒再渎于圣聪者，惟愿殿下全孝弟之德，极人伦之道，由是而造尧、舜之域，由是而兴尧、舜之治。宗社、生灵之福，实源于此。伏惟圣慈垂察焉。取进止。
丙午春箚子
编辑议政府左赞成臣李彦迪。伏以臣伏见主上殿下，冲年嗣服，睿圣之资，虽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尝闻先贤之论曰：“君德成就责经筵。”臣以庸昧，忝叨经筵之职，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以效丝毫之补，而学术疏荒，闻见固陋，惧无以称职。谨取先儒格论有裨于圣德而可施于今日者，条录以献。伏惟圣慈留神采择焉。
有宋元丰八年，哲宗嗣位，〈时方十岁。〉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元祐元年，大臣司马光荐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颐即上箚子言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养。昔者周公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迎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宿，以备访问。皇帝习读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独渐磨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比之常在深宫之中，为益岂不甚大？窃闻间日一开经筵，讲读数行，群官列侍，俨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责辅养之功，不亦难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爱，亦未敢便乞频出，但时见讲官，久则自然接熟。大抵与近习处，久熟则生亵慢；与贤士大夫处，久熟则爱敬。此所以养成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
又曰：“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辅养之道当法先王。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宫人、内臣，幷选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器用、服玩皆须质朴，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色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皇帝起居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止。调护圣躬，莫过于此。”
又曰：“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从古而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其圣者也。皇帝陛下未亲庶政，方专学问。臣以为辅养圣德，莫先寅恭，动容周旋当主于此，岁月积习，自成圣性。臣窃闻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所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又曰：“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开纳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维持大业，且欲兴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虑也。臣以为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历观前古，辅养幼主之道，莫备于周公。臣愿陛下扩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可必信，先王之道为可必行，勿狃滞于近规，勿迁惑于众口。周公作《立政》之书，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盖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后世不复知此，以为‘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也’，不知涉书史、览古今乃一端尔。若止于如是，则能文宫人可以备劝讲，知书内侍可以充辅导，何用置官设职，精求贤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禀赋自殊，历考前史，帝王才质，鲜不过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辅养不得其道，而位势使之然也。”
又曰：“臣供职而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案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与周公辅养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教之，《小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岂有太早者乎？或又以为‘主上天资至美，自无违道，不须过虑’，此尤非至论。夫圣莫圣于舜，而禹、皋陶未尝忘规戒，至曰：‘无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为慢游傲虐，虽至愚亦当知之，岂禹而不知乎？盖处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岂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历艰难，力平祸乱，年亦长矣。始恶隋炀侈丽，毁其层观、广殿，不六七年，复欲治乾阳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圣贤虽明盛之际，不废规戒，为虑岂不深远也哉？况幼冲之君，闲邪拂违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间，暑热罢讲，比至仲秋，盖逾三月。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初秋渐凉，臣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召见当日讲官，俾陈说道义。纵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
又曰：“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简、圣体康和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主上进业，于陛下圣聪未必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禀，便得上闻。亦不可烦劳圣躬，限以日数，但旬月之间，意适则往可也。”
又曰：“告于人者，非积其诚意，不能感而入也。故圣人以蒲芦喩教，谓以诚化之也。今夫锺，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此理非知学者不能晓也。今讲官皆兼他职，请皆罢之，使得专心积诚，以感上心。”
臣按：程颐之论，皆辅导幼主切要之言。使当时卿相用其言，以尽辅养之道，则必能致君尧、舜之圣，而跻世道于煕雍矣。不幸以颐之贤而不免为群邪媢嫉，入侍经席，才阅一岁，遽尔罢去，使天下不复蒙至治之泽，可胜惜哉？臣窃以为圣贤虽远，其言尚存，有可以启发聪明者，有可以涵养德性者。殿下诚能深信而力行之，则其有补于圣功，岂云小哉？
臣又念辅养之道，要须内外交修，无时间断，然后乃可以全其天德而不流于人欲矣。今者讲劘箴规之职，固在于经筵，而至于在宫中保护教谕之益，则专在于慈殿。恭惟大王大妃殿下明睿冠古，事中宗几三十年，为治之道，何所不达？理乱之几，何所不察？宜于主上三朝之际，常谆谆勉谕以勤学问、敬大臣、纳谏诤、近正人、远邪佞、畏天命、恤民隐等事。而又必以修身进德为本，视听言动，一循乎礼，期以古之圣帝明王为法。则圣德日就，卒为宗社、生灵无疆之福矣。臣不胜惓惓。
臣以暗劣，遭遇圣明，滥荷宠渥，庶效糜粉之志，而不堪衰病之迫。恐一朝死亡，抱恨泉壤，敢陈古训，以效献芹之诚。干冒天威，无任激切惶惧之至。取进止。
臣按：是时李彦迪既屡度陈戒于上，而亦恐其言之不能见信，复取宋元祐时程子所告于哲宗及高太后许多说话，条录以献。其所望于两宫者，可谓深且切矣。伏乞圣照。
三月呈辞上箚子
编辑伏以殿下方在冲年，专心问学，养正圣功，玆维其时。臣以庸陋，职忝经筵，日夜思所以展竭愚衷，以辅圣德，未尝顷刻而忘于心。第以老母远在南涯，年迫八十，素患风瘵，近日渐剧，迫切之情，不获已呈辞。今当远离阙下，不胜区区犬马之诚，敢效芹曝之献。
臣闻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盖人主之心，万化之源。本源不正，又何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乎？是以古之圣王，必以正心为急，正心之要，在于讲学明理、亲贤远邪而已。沈潜圣贤之训，穷格义理之源，则方寸之间，天理日明而人欲日消。亲贤臣，远邪佞，则有熏陶箴规之益，而无一曝十寒之患。圣学由是而高明，圣德由是而日就，宗社生民之福，实系于此。伏惟殿下留神焉。取进止。
臣按：李彦迪时有老母在庆州，故为省觐受由作行，临发上此箚，眷眷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为说，而尤致意于讲学明理、亲贤远邪之道，其忠至矣。然群凶方充满朝廷，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哉？伏乞圣照。
不宜垂帘箚子
编辑判中枢府事臣李彦迪。伏以人君体元居正，一举一动，宜稽古酌今，务合礼义。如或有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而非先王之制，则虽有古例，不必泥也。
臣窃闻礼官议定垂帘仪制，而请并于当宁垂帘，同于慈殿。是虽有古事可仿，不可效也。人君南面而听治，取其向明也。临朝之际，当如大明丽天，万物毕照，不宜少有幽隐，岂可使壅蔽其明而有碍于视瞻乎？况在临政之初，群臣瞻仰，思得一望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天颜，岂不致群情之疑阻乎？设使人主方在襁褓，听政之时，不得离太后之侧，位不可别设，则虽并垂帘，犹或可也。今殿下圣质明睿，春秋寝长，已近于汉昭辨忠诈之岁。宜导以光明之德，无或亏蔽其日月之照，使魑魅魍魉影灭迹绝，以为宗社、生灵之福，此朝野之所颙望也。
夫垂帘，非三代圣王之制，乃后世权宜之设。臣窃究宋朝之仪，盖以皇帝听政之际，侍臣皆坐，而史官在帝左右，察视容色，记其言动。至于经筵，则讲官立讲，皇帝虽与太后东西相对，而相距密近，故帝位亦在于帘内。我朝之礼与中朝不同，侍臣与讲官皆俯伏，而虽史官莫敢仰视，何必于殿下之位并设帘障乎？今若循袭前代谬举，而不知揆度时宜以合于礼义，则非特取讥于后世之有识，又将有亏于圣上光明之德，是岂合于辅养之道？且夫垂帘之制，宜定于即位之初。殿下面接群臣日月已久，今遽隔帘而听政，有乖于明四目、达四聪之义。所系甚重，臣不敢不言。
伏愿殿下恭己正南面，必体明出地上之象，赫然临下，去其翳蔽。至于慈殿同御殿之时，则只得如忠顺堂面对之仪，无倍于礼，有合于义，行之今日而无惑，垂之后世而可法。伏惟圣鉴裁择焉。取进止。
臣按李彦迪年谱，时礼官请当宁并垂帘。彦迪闻之，遂上此箚。盖于明宗即位之初，百官会议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当听政。彦迪以为“宋哲宗时，太皇太后同听政，不须疑问”，于是其议遂定。至是又极论当宁垂帘之非，以斥礼官，真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者，亦可谓得“格王正事”之义矣。伏乞圣照。
进修八规
编辑臣谨按：孔子赞《易》，于《干》之九三，发明为学之道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盖德是道之得于心者，业是功之见于事者。《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德也；齐家、治国、平天下，业也。君子志于学，日干夕惕，无时间断，故德之进者日益崇，业之修者日益广。臣不佞又取进德修业之义，衍为八规，以为圣学之助。清闲之燕，傥赐省览，深味而力行之，则帝王存心出治之要、继天立极之道，具于此矣。臣不胜惓惓之至。
其一曰“明道理”。臣闻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谓“不可须臾离”者也。以日用之最近者言之，则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
夫人，禀天赋之性而万物皆备于身，明其理而尽其性，则皆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赞化育矣。若夫帝王，修齐治平之要、古今理乱兴亡之变、人材道术邪正是非之辨、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几，皆有至著至微之理，具于经训、史策之中。苟不讲而明之，有所眩惑，则又何以明大道而定取舍，于以建中于民乎？
是故帝王之学，莫先于穷理。理无不穷，则于天下事物，莫不知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而无纤芥之疑。善则从之，恶则去之，而无毫发之累，可以达乎一贯之妙，而御万几应万务矣。盖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又在于循序而致精。至于致精之本，则在于心。而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不可有顷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觉而驰骛飞扬，以徇物欲于躯壳之外，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又安能硏穷圣贤之训，讲究义理之归，察伦明物，极其所止乎？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谓此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如镜之明，如水之止，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故曰：“居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伏愿殿下日亲贤德之士，讲劘道义之源，而必以敬为主。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圣人穷理尽性之功在于是矣。惟圣明留神焉。
其二曰“立大本”。臣按先儒朱熹以人主之心为天下之大本，其言曰：“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此自然之理也。”
盖人君位亿兆之上，理万几之政。其心廓然大公，俨然至正，如日中天照临万物，无所偏蔽。然后发号施令、任贤退邪，皆合于理，而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得其正矣。如或有一毫私邪之蔽，而所存所发少有差失，则大本已不正矣。又何以正朝廷正百官，以及四方万民乎？譬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古之圣帝明王传授之际，丁宁告戒，未尝不以心法为先者，正为是也。
夫心之本体，广大虚明，万理咸备。善养而无害，则与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同其明。大可以容万物，而覆载之中群黎品汇，咸被其泽；明足以照万变，而事物之间是非邪正，皆不能遁其形。此纪纲之所由立，风化之所由行，而天下国家之所由治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存此心而致煕皥之治者，尧、舜、三王之所以为圣也；亡此心而速危亡之祸者，桀、纣、幽、厉之所以为狂也。其操舍存亡之几，决于一念敬肆之间，而治乱兴亡以判，可不戒哉？
盖人主之心，虚明公正，纯一无杂，则外物不能惑之。如或不然，则攻之者甚众，或以谄谀，或以奸伪，或以奇技，或以邪说，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乱亡随之。凡此数者，皆迷心之鸩毒，不可不防之于微而杜之于渐。伏惟殿下静观万化之源，常存戒惧之念，痛绝外诱之蔽，以全一心之德。于以施于政治，则其功效之妙，自微至著，由内及外，光明洞彻，无少瑕翳。而万事循其则，万物得其所，唐、虞于变之治，可以驯致矣。昔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太祖曰：“洞开重门，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千古圣人心法之要，端在于此。伏惟圣明留意。
臣伏见近岁求言之旨，首言“君心，出治之源，而心有所不正欤”，又言“诚意之未孚，而深叹实封规警之无人”。呜呼！殿下之言及此，宗社、臣民之福也。尧、舜、三王之治，皆本于心，一心正而万化行矣。汉、唐以来，明君、贤辅讲究治道，专在于法度、刑政之细务，而不知本源之所在。故虽粗致一世之小康，而终不能复古之治，甚可叹也。臣伏见殿下睿思高远，洞见万化之源，思所以正之，此近古所未闻也。圣明如此，千载一时，有志致君泽民者，宁无一言以赞盛心乎？
臣去丙午春受暇归省病母时，曾以正心之说，略陈于阙下，而又以讲学明理、亲贤远奸为正心之要。但以迫于省母，匆匆去国，未竟其说，不知殿下记念与否。今复展达区区之心，有望于圣明深矣。惟殿下更加省念。
其三曰“体天德”。《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盖天之德，刚健无息而已矣。君子法之，勉强于进德修业，惟日孜孜，无少怠慢。其曰“日干夕惕”者，乃所以自强不息之事也。古之人君，日出而视朝，朝退而路寝听政。及其万几之暇、燕闲之时，则讲习圣贤之训，寻究治乱之迹，法其善而戒其恶。讲读既罢，未与物接，心体寂然之时，益加澄治之力，戒惧于不睹不闻，涵养于无思无为，必使此心虚明公正，无所偏倚，以为酬酢万变之主。迨其念虑之发，又致省察之功，审其理欲之几，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夫如是，则无一息间断，无一念差谬，大本以立，达道以行，可以达天德而致中和矣。
夫所谓天德者，一而无二，纯而无杂，合而言之则诚也。动静无违，表里交正，而终始惟一，然后乃可以庶几焉。如或外为警戒之言，而内有怠荒之渐；外有敬贤之貌，而内无亲贤之心；恭己于大庭广众之中，而肆意于深宫燕闲之时；心存于经幄讲论之际，而志移于屋漏幽隐之地，此非诚也。敬畏未几而慢忽继之，俭约未几而侈泰随之，勤惰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凡若此者，皆非诚也。
《中庸》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夫文王之心，纯一无杂，故能合于于穆不已之天。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唯圣明深体焉。
臣伏见殿下圣质明睿，有尧、舜之资。近年以来，忧勤庶政，累下哀痛之旨，欲闻忠谠之言，以尽敬天勤民之道。圣念孜孜，岂有一毫怠荒之渐？又岂有一息间断之时？然人心难保，气习易移，一念存亡，治乱所系。故虽以大圣之资，而不可忘规戒。益戒于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禹又戒之以“无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夫以舜之圣，不为淫逸慢游傲虐，虽愚夫知之，岂以禹、益之贤而不知哉？盖处崇高之位，警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故先儒程子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此言尤要切。伏惟圣慈留念。
其四曰“法往圣”。帝王之学，当志于继往圣。圣人之道，巍巍荡荡，若不可企及。然求其心法，则精一而已矣；求其德行，则仁孝而已矣。是非至简而不烦，至近而非远乎？后世人主皆以圣王之道为高远，而不知求之至简至近之地。故数千载以来，不复见煕皥之治，可胜叹哉？
臣伏见殿下明睿冠古，孝敬兼至。事慈殿，尽三朝之礼；奉大妃，致温凊之诚。尽礼于丧祭之始终，推恩于九族之亲疏。仁孝之德，昭于上下，朝野莫不感叹。诚能益加穷理之力，以致诚正之功，常验之吾之一心，遏人欲之危，存天理之微，精以察二者之间而不杂，一以守本心之正而不离。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天理之公常为一身之主，而人欲之私无自肆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皆合乎中矣。古昔帝王心法之要，不过如此，是岂高远而难能乎？
圣人之道本于仁，而为仁必始于孝。孝者，百行之本而万化之源也。盖天有四德，而元为之长，人禀其理，是谓本心之全德。人莫不有是心，而存之者鲜矣。惟圣人为能全其本心而尽仁孝之道，推爱亲之心以及于民，发政施仁，抚育蒸黎，使鳏寡孤独各遂其生养之乐。又推其心以及于物，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獭祭鱼然后入泽梁，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此所以鸟兽鱼鳖咸若，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和气充浃而瑞庆至焉。凡此无非仁之事而孝之推也。
故孔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时，非孝也。”盖以害吾恻隐之心也。此心流通普遍，无物不被，则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物之性。圣人参天地、赞化育之功，皆本于至诚仁爱之心矣。盖帝王之道，有体有用。存心于精一者，体之所以立也；尽道于仁孝者，用之所以行也。夫如是，则体用全而王道毕矣。孟子言：“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臣之所陈，无非尧、舜之道也。伏惟圣明深勉焉。
其五曰“广聪明”。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广聪明。人君以一身之眇，位天人之间，庶政之阙遗，人材之吉凶，天意之谴告，民情之愁怨，聪明有所不逮。而照鉴或有所蔽，则何以审其几微，烛其幽远，而处之皆合于道乎？稽诸经史，善治之主，莫不以开言路、广聪明为急。虞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受终之初，不遑他务，而汲汲于明四目、达四聪。夏禹闻善言则拜，悬锺、鼓、磬、铎、鼗，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锺，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握发，皆所以广其听览，以决天下之壅蔽也。
圣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无少瑕翳。而又能开广聪明，无所欺蔽，则虽在九重之邃，而海内理乱、生民休戚、臣僚邪正，了然于目中矣。盖人主之视听有限，故必合众人之视听以为聪明。苟非大公其心，无所偏系，乐闻直言，虚怀听受者，何能及此？孔子之言曰：“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陆贽之言曰：“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圣德，不能求过行。招直则其智弥大，求过则其德弥光。”此真千古格言，人主所宜三复而警省也。
夫忠言谠论，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自非忠激义奋，捐身殉国者，其能尽言于雷霆之下者鲜矣。是以哲后、兴王深明是理，求言如不及，纳善如转圜。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贱者容之，犹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于是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悬戒慎之鼗，立司过之士，孜孜访纳，唯善是求，恒恐一夫之不尽其情、一事之不得其理。乃至求谤言、听舆诵，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当是时，内自臣工，外至草野韦布之士，莫不展竭陈怀，披沥献言，以裨治化。此所以嘉言罔攸伏，而君德以明，朝政以修；群情毕达，而无奸邪壅蔽之祸矣。人主之心如或有一毫偏私之蔽，而疏远忠直，厌闻谠论，则人皆括囊缄口，阿谀顺旨。虽有宗社之祸迫于朝夕，指鹿之奸发于殿陛，谁敢建一言，开一说哉？自古人主孤立于上而聪明闭塞，天怒而不闻，人怨而不知，日趋于危亡而不悟者，盖以此也。
方今圣明在上，乐取诸人，喜闻谠议，首开不讳之路，思新一代之治，恻怛求言之旨屡下于中外。而寻常弊瘼，时陈于章疏；嘉言格论，未闻于草泽。岂非德音虽渴于闻善，而群情犹畏其触讳，咸欲循默以自保耶？古之圣王感人心而通天下之志者，诚信而已矣。诚者，为治之本；而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诚信之至，可以感鬼神，格天地，而况于人乎？伏愿殿下刚以法天，虚以受人，建中和之极，廓包容之量，乐善好德而无一念之不诚，发号施令而无一言之不信。则自然群情感动，昌言正论毕陈于前，而有以赞成光明泰和之治矣。惟圣明留念焉。
其六曰“施仁政”。臣按《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君之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惟人之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人皆有恻隐之心，是乃仁之端也。人君推此心而施之于政，使四域之内含生之类咸被其泽，是之谓体元。宰相存此心而赞襄美政，施爱人惠物之志，顺天地生育之心，是之谓调元。君相协心同德，道洽政治，保合太和，仁贤列于庶位，惠泽浃于民物，则心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之。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遂而万物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自古人君欲施仁政而害于仁者有二：刑罚烦，则怨痛多而害于仁矣；赋敛重，则民竭其膏血而害于仁矣。故孟子以省刑罚、薄税敛为施仁政之本，盖不能如是，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矣。帝王之治本于仁义礼乐，而民有不率教者，有刑以齐之，是特补治之具耳。故刑法虽设，而钦恤之意，未尝不行于其间。皋陶称舜之德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盖舜之政本于宽简，而刑期无刑，民协于中。故有四方风动之效，此后世之所宜法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人君必深明君民一体之理，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恭俭节用，约己厚下，如汉文帝之惜百金之费，宋仁宗之忍一夕之饥，然后乃可以革弊习施宽政，而民免于割剥矣。
《大学》引《诗》之言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又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先儒朱熹继之曰：“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夫所谓此心者，至诚慈爱之心也。盖有是心，然后可以行仁政。苟无是心，徒法不能以自行矣。昔唐太宗哀伤于断狱，而有割肌腹饱之戒；宋太祖感泣于横罹，而谕诸侯抚养之道。仁爱一念，足以寿国脉而绵历年，苟非有至诚恻怛之心，何能至此？《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伏愿殿下深体圣言，常存是心，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臣伏闻殿下有仁圣之心，爱人恤物，发于至诚恻怛。慎刑、薄敛之意，每轸于宵旰，圣德如天，生育之恩，无所不被；恶杀不忍之意，恳恳于垂帘之内。朝野闻之，莫不感激陨涕。虽舜之好生、禹之泣罪人、文王之视民如伤，亦无以过矣。顷者台谏请诛阴阳具备之人，以除不祥。圣教乃曰：“禽兽亦不可轻杀，况于人类乎？投之绝域可也。”大哉王言！真天地父母之为量也。推此心以及于民物，其有不被圣泽者乎？
呜呼！圣明如此，群臣固宜将顺以成至治。而亲民之官，狱犴之吏，或不能深体圣意，捶楚有律外之滥，征敛有税外之烦，此圣泽之所以壅遏而民未蒙实惠也。诚能去此二害，而施之以教化，则于变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矣。伏惟圣明留念。
其七曰“顺天心”。臣按伊尹训太甲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傅说告高宗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召公戒成王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玆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不敬？”古之圣贤告戒其君者，莫切于此。然则人君修德保位之道，孰有大于敬天者乎？
夫天者，理之所在，而感应之妙，捷于影响。人主诚能懋敬厥德，常思所以配天，处心行事一顺乎天理，而合于天心，则天降百祥，而永保天禄。如或有不能敬，而所存所行有一毫悖于天理，而不合于天心，则天必厌恶，而灾咎辄应。是理昭然，往轨可征。此古之帝王所以昧爽丕显，对越上帝，兢业祗栗，无敢有一息欺慢者也。
昔成汤遇大旱之灾，以六事自责。以今观之，人君所当警省者，不止于此。盖圣人心存至诚，常尽事天之道，而无所欠阙，惟有六事有所不慊于心，而可以致天谴，故历言而自省。后世人君，敬天之心不能纯一，而遇灾修省亦有所未尽，安能格天于冥冥乎？臣伏见殿下清心一德，敬天忧民，宵旰兢惕，无时豫怠。而天谴犹不弭，灾沴犹未消，可见天心之仁爱殿下，欲扶持全安之也。天人一理，显微无间，人君奉天理物，一心合天，天有不应者乎？伏愿殿下体成汤之心，而尽事天之道，一言一动，顺帝之则，而六事之外，又思其所可戒者。一念虑之发，一号令之施，一刑政之断，必求所以合于天理，而思去其不合于天者。则天心底豫而和气应之，灾变消而休祥至。庙社生民万世之福，实基于此矣。
夫人君心事之合天与否，何以验之？验于人心而可知矣。君心大公至正，好恶取舍当于义理而协乎群情，则必合于天心矣。如或不尔，而有违于道，则拂人之心矣，何以合天意乎？天之心即人之心，人心得则天意得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伏惟圣明深烛是理，常存祗惧，罔咈百姓，以违天意。
其八曰“致中和”。臣按《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盖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具于人心。方其未发，浑然在中而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及其发而品节不差，无所乖戾，故谓之和。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天下之理皆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达道”。此乃人心寂感自然之理，体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圣愚而有加损也。
然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动而不知所以节之，则人欲肆而达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常存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存其浑然之体，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大本之立，日以益固。又察几微于隐微幽独之际，以至应物之处，无少差谬，无适不然，则达道之行，日以益广。此乃所谓“致中和而有位育之效”也。
先儒朱熹之说曰：“静而无一息之不中，则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阴阳动静各止其所，而天地于是乎位矣。动而无一事之不和，则吾气顺而天地之气亦顺，充塞无间，欢欣交通，而万物于是乎育矣。此万化之本源，一心之妙用，圣神之能事，学问之极功也。”臣谓人处天地之中，理气贯通，参合无间，故人之心气可以致感于天地。况人君成位乎其中，而为民物之主，一心肃然于中，至虚至公，而格于上下，则天地安得而不位乎？喜怒哀乐之发皆合于理，赏一人而千万人劝，怒一人而千万人惩，哀民之穷而鳏寡孤独皆得其所，乐民之乐而群黎品汇咸被其泽，则万物安得而不育乎？阴阳调而风雨时，灾变消而休祥至，覆载之中含生之类，莫不各遂其性，此致中和之极功也。先儒所谓“心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者此也。
后世明哲之主有志于善治者，固亦多矣，而未有用力于此者。故天地不应而美祥莫至，三辰失行，六气不和，地震、山崩、水旱、饥馑、灾变荐仍，而群生莫遂。乌可不思其所以致此之由乎？盖人君，居天位，理万物。九重幽邃，本体澄寂之时，有一毫偏倚之累，则失其中而天地为之不位矣。至于念虑之发、刑政之施，有一事违于义理，则失其和而万物为之不育矣。故曰“人主一心，万化之源”，其可顷刻而不存乎？其可丝毫而不察乎？臣昔年忝备侍从之班，曾以此说献于中庙，今又以此献于殿下，臣之有望于圣明深矣。伏惟殿下深勉焉。
右八规皆本圣经、贤传之旨，无非进德修业之要。但以主于辅导圣学，而未暇备治道之节目，然其为治之纲领则具于此矣。以之而修身齐家，以之而建中建极，以之而立纪纲正朝廷，辟四门广视听，任贤材布众职，明圣道正人心，崇教化变风俗。二帝三王之治，不逾于此矣。治道虽曰多端，求其本源之地，在于人主之心；端本清源之道，又在于务学。臣伏见殿下睿质天成，德业日就，经幄之启沃，庶明之励翼，盖亦无所不至，缉煕圣功，岂有所欠阙？然古之圣王好察迩言，乐取诸人，此所以德益明而业益大也。伏惟殿下勿以臣言为迂而留神焉。
其九曰“养国本”。臣谨按《诗》之《大雅》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又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盖文王有翼翼之敬、亹亹之诚，而能尽事天之道，故有敷锡之庆，而泽流于百世。臣伏见殿下心存诚敬，常思所以奉天仁民之道，而无时豫怠。故天监厥德，笃生圣嗣，宗社、臣民亿万年无疆之休也。昔者太任娠文王，有胎教之法，故文王生而明圣。古之圣人教子之法，始于在胎之时，而况既生而孩提有识乎？
臣窃思元子今虽在于襁褓，生禀异资，岐嶷夙成，必有异于凡人者。教养辅益之道，不可不豫为之备。臣谨稽《礼经》：“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谕而德成也。”《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翊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
臣谓三代圣王之制，皆可复于后世。况此辅翼太子之法，尤有关于宗社、生灵之休戚，圣明在上，举而行之，有何难焉？秦、汉以来，教养国储，甚为苟简，谕之非道，教之无法，而致祸败者多矣，不可不戒。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及嗜鲍鱼，而太公不与曰：“礼，鲍鱼不登于俎，岂可以非礼而养太子？”古人之教太子，其严如是。非礼之味，不可以养太子，则不正之人、不正之色、不正之声，亦不可接于耳目矣。故曰：“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此乃蒙以养正之道也。
臣不揆愚陋，乃敢取先王之法可以施于今日者，为朝廷献焉。伏惟圣明留意，更取全篇，参考而施行。凡保养教谕之方，一如三代之法，不待侍讲院之设，早立师、傅、保，以领其调护之职。又立宾客，更相入侍，以尽其教养之职。见之南郊，盖古天子之礼，今虽不可举行；过阙则下、过庙则趋之礼，乃所以示臣子之道也，今亦可以行之。至于保母及凡侍奉之人，幷选温良恭敬、宽裕慈惠有德行之人以备之，如有阴邪不正之人，则斥去不近。器用、服玩皆须质朴，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则化与心成，中道若性，圣质已具于孩提时矣。及其少长，嘉言格论日陈于前，有以养成纯粹之质，开发聪明之性，则习与智长，以一知百，无异于文王之圣，而宗社、臣民之福，实源于此矣。臣不胜惓惓。
臣窃惟方今为宗社、生灵万世之计，惟在于辅导圣学，而尤莫大于教养储宫。不可以圣学已成而无规戒之益，不可以方在襁褓而忽其辅翼之道也。夫圣莫圣于舜，而禹、皋陶未尝忘规戒。召公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盖言子之初生，教养之得其道则哲，失其道则愚。凡人皆不可不谨，而况储贰之重乎？辅导之规，教谕之方，粗备于九条。老臣区区忠爱之诚，抵死不泯，沥血刳心，以祈乙夜之一览。傥蒙圣慈留神潜玩，其于日新之功、养正之方，未必无涓埃之报。
臣名在罪籍，不宜冒贡微忠，仰干宸严。第念臣以三朝老臣，受恩深重，非他人比，白首穷遐，丹心弥切，自不能已。狂瞽鄙说，幸纡宸鉴，有一毫裨赞之效，则臣虽死于沟壑，亦无所恨。诚激于衷，言不知裁。伏惟圣慈哀矜恕察焉。臣李彦迪惶惧惶惧稽首稽首。谨昧死以闻。
臣按：丙午秋，李芑、尹元衡等既削夺李彦迪官爵，丁未又加罪，安置江界。彦迪到配翌年，闻其母讣，朝夕攀号，而一念忧爱，不能暂忘，草成《进修八规》，以拟早晩上彻。盖取《易经》进德修业之义，衍为八条，即此文也。未几，彦迪死于谪中。及明庙末年丙寅，其子全仁上疏投进，别有嘉奖之教，仍即命复其官爵。盖是时，权奸既黜，明庙固已有涣恩之渐，及览此疏，益大觉悟如此。夫彦迪死不忘君之诚，明庙思贤纳忠之德，岂非后来君臣之所当法乎？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