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三

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五年十月书成，〈见《元史》卷五十一〈顺帝纪〉，及三史卷首。〉凡七百四十七卷，仅《宋史》一书，已至四百九十六卷，卷帙之繁富如此，费时才两年又七月，可谓速矣。辽、金二史，各有所本，今姑不论。其于《宋史》，第取宋之国史实录及诸家传记，随意删改，草率成篇，抵悟漏略，所在皆是，于诸史之中为最下。后之人以其为正史也，尊信之与诸史等，凡言及宋事,辄取而抄撮之，虽有他书，无暇遍读，其事愈繁，考之愈不易，此宋代故事所以难知也。清代考杨家将者，就余所知，仅翟晴江〈灏〉《通俗篇》，〈卷三十七。〉兪荫甫〈樾〉《湖楼笔谈》，〈卷七。〉及《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纂》第三十八。〉李爱伯〈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四十册《荀学斋日记》戊集上。〉三家而已。翟氏只引《宋史》，兪氏亦然，其《闲话》竟不知业六子之外，尚有一子延玉，与业俱死，盖晚年著书,匆匆检阅，未能周密也。李氏钞录本传，幷参考《东都事略》、《十国春秋》、《续通鉴》等书，自为之注，其考证差详，而不知吴任臣、毕沅之书不足据。〈《十国春秋》卷一百六〈刘继业传〉亦不知有延玉。〉今具录本传于此，李氏之注，尚嫌未精，今不复取。辄忘其固陋，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袭小司马补《史记》之名，详征史传，胪列异同，庶读者有以知杨氏之木末，不至为小说所误。其于史学，或亦不无少补云尔。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云：杨业，幷州太原人，

《隆平集》〈卷十七。〉云：“杨邺，或曰继邺，麟州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馆重编本卷九。〉云：“继业，本名重贵，姓杨氏，重勋之兄，幼事北汉世祖，遂更赐以姓名。”案：杨业之名，诸书皆作业，《隆平集》独作邺，疑误也。《通鉴》称业父信为麟州土豪，〈见后。〉则业固当为麟州人，北汉刘崇，尝以其子承钧无子，婿薛钊生子继恩，钊死，妻后适何氏，生子继元，并命承钧养为子，〈见《新五代史》卷七十〈东汉世家〉。〉又有刘继忠，亦承钧之养子，〈《续长编》卷九称继忠为孝和弟养子，弟字疑误，《太平治迹统类》卷三作孝和帝养子，今从之，《十国春秋》卷一百六亦以继忠为睿宗养子，睿宗孝和皇帝者，承钧谥也。〉崇赐业姓名为刘继业，盖养为诸孙，由此移家太原，故《东都事略》〈卷三十四。〉及《宋史》，遂以业为幷州太原人。业不知以何人为父。考承钧卒于宋开宝元年，年四十三，〈见《宋史》卷四百八十二〈北汉世家〉。〉则当生于后唐天成四年，至周广顺元年，刘崇称帝时，年才二十有三。业事崇于未称帝之前，已弱冠，〈见后。〉则业与承钧年相若，必不呼之为父。疑崇以长子湘阴公早死无后，养业为孙。《十国春秋》以为睿宗养子，非也。

父信，为汉麟州刺史。

《东都事略》云：“父信事刘氏，为麟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广顺二年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考异》曰：“崇训，或作崇勋，《世宗实录》作崇勋，后盖避梁王宗训改名也。”胡氏注云：“案《考异》，则重训当作崇训。”〉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于夏府二州。”又〈卷二百九十三。〉云：“显德四年冬，十月，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举城降，〈注云：太祖广顺二年，杨重训以麟州归款中间必又附北汉也。〉以为麟州防御使。” 案：杨信之据麟州，不知何时，《通鉴》追叙之于广顺二年，其时重训已早嗣立，则信之受命于周，当在广顺元年，其据麟州，必在天福、乾祐以前矣。以此推之，则业本名亦当为崇贵，其后改崇为重，盖避北汉世祖之名。重训降周后，以《东都事略》及《宋史》互证，信之尝事刘氏无疑，《通鉴》略之耳。信子重训，本名崇训，以周汉世仇，不敢为崇讳，故《世宗实录》作崇勋，入宋后则名重勋，不复改，殆犹念世祖旧恩也。重勋两度叛汉，盖出于不得已，然向有礼于故君如此，况业为世祖所鞠养者乎。重勋事宋为保静军节度使，《宋史》无传，其事见于《续通鉴长编》〈卷二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三。〉甚详，〈《长编》卷二十一，于太平兴国五年书保静军节度使刘遇，盖重勋已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七。〉疑重勋为即列传第三十二之幷州人杨美，因谓美与业盖昆弟行。钱氏非不见李焘书者，乃指甲为乙，何其谬耶?

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

“谓其徒”，《隆平集》作“谓其昆弟”。案：业以何时事刘崇不可知，惟业父信死后，业不得立而立其弟重训，必信死时业已不在麟州矣。业以刺史之子，何至为人乞养，且刘崇于周广顺元年始称帝，业父信亦已于是时受命于周，周汉世仇，信何以遣其子入虎口，致父子各事一国耶。此必崇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时，信方事汉，欲结援于大邦，故送业于太原以为质子耳。及信背汉事周，业遂不得归，信死，重训以州降北汉，亦以其兄在太原故也。其后重训复降周，崇终不杀业，且养之为孙，其待业可谓至厚，宜乎感激以死报矣。《续通鉴长编》记业在北汉事，〈自卷九至卷二十。〉不言为节度使，然观元人称为杨令公，则业必曾领节钺，以五代方镇，率兼中书令故也。后唐同光元年，以晋州为建雄军，〈见《旧五代史·庄宗纪》及《新史·职方考》。〉周广顺元年，及宋建隆三年，北汉尝屡攻晋州而不能取，〈见《新五代史·周本纪》及《宋史·太祖本纪》。〉未尝实有其地。业之为节度使，盖以侍卫都虞侯遥领，此特加官以赏功耳，宜《长编》之不书也。

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

《续通鉴长编》〈卷九。〉云：“开宝元年九月，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请兵为援，又遣侍卫都虞侯刘继业、冯进珂，领军扼团柏谷，以将作监马峰为枢密使，监其军，〈以下叙继业出身已见前。〉马峰至洞过河，与李继勋等遇，〈继勋，宋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师伐北汉。〉何继筠以先锋击破之，〈继筠为先锋部署。〉遂夺汾河桥，薄太原城下。”又〈卷十。〉云：“开宝二年二月，北汉侍卫都虞侯刘继业、冯进珂，屯于团柏谷，遣牙队指挥使陈廷山，领数百骑来侦逻，会李继勋等前军至，廷山即以所部降，继业、进珂知众寡不敌，亦领兵奔还晋阳，北汉主怒，罢其兵柄，继勋等遂围城。”又云：“三月丁未，命李建勋军于城南，赵赞军于西，曹彬军于北，党进军于东，为四寨以逼之，北汉人乘晦突门，潜犯西寨，赵赞率众与战，北汉人乃退，刘继业复以突骑数百犯东寨，党进挺身逐继业，麾下数人随之，继业走匿壕中，北汉兵出援之，继业缒入城，获免。”又云：“五月，太原围急，郭无为〈北汉相。〉谋出奔，因请自将兵夜击王师，北汉主信之，选精甲千人，命刘继业、郭守斌为之副。已而风雨晦冥，无为行至北桥，因驻马召诸将，而刘继业以马伤足，先收所部步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无为不能独前，亦还。”又云：“六月，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太原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又〈卷十六。〉云：“开宝八年正月，北汉主命刘继业、马峰攻晋州，武守琦败之洪洞。” 《宋史〈卷二百六十。〉党进传》云：“开宝二年，太祖师临晋阳，置砦四面，命进主其东偏。师未成列，太原骁将杨业领突骑数百来犯，进奋身从数人逐业，业急入隍中，会援兵至，缘缒入城，获免，上激赏之。” 又〈卷二百七十二。〉《荆罕儒传》附其兄孙嗣传云：“嗣，乾德初，应募为控鹤卒，从李继勋讨河东，继勋择悍勇百人，嗣出行闲请行，进薄汾河，贼将杨业扼桥路，嗣与众转战，贼退，逾桥杀业所部兵千计，射中业从骑，获旗鼓铠甲众，业退保城。”〈《续长编》不言业扼桥战败事，略之也。〉案：《辽史》亦称继业在宋号杨无敌，〈见后。〉与《宋史》合，而词意似不同。《宋史》本之《东都事略》，其言国人号为无敌者〈《事略》作杨无敌。〉北汉人号之也。业初仕北汉时事，当在路振《九国志》中，〈《续长编》叙业降宋事，即据《九国志》。〉今其书已不完，〈东汉臣传〉，〈东汉即北汉。〉仅存五篇，无刘继业传。他书亦不载业少年事，其战功何如不可知。至其为北汉与宋为敌，战功之可见者，如前所述而已。团柏谷之役，及从郭无为出师，皆不战而退，汾河扼桥之战，及东寨之役，皆大败仅以身免，恶在其为所向克捷也哉。及观《长编》叙其归降事，略曰：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犹据城苦战，〈详见后。〉而不详其苦战之事，乃知业之战功湮没者多矣。虽然，北汉之与周、宋，苦战二十馀年，未尝克一名城，杀一大将，而谓业所向克捷，史官此言，殆非为业与宋战而发也。若夫《辽史》所谓业在宋，人号杨无敌者，则宋人号之也，谓其为宋捍边，无敌于辽云尔。故虽同一号，自常人观之，必疑其在北汉与在宋时不同。余尝考之，业在北汉时之号为无敌，亦指其对辽，非对宋也。何以言之？业自太平兴国四年降宋，至雍熙三年与辽战死，其闲不过八年耳，而《辽史·耶律斜轸传》，载斜轸责业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馀年，今日何面目相见。”自雍熙三年上数三十馀年，当在周显德闲，其前二十馀年，皆业事北汉时也，而谓其已与辽角胜负，然则北汉与宋人之称业为无敌，非皆谓其无敌于辽耶？或疑北汉自刘旻开国以至继元，始终事辽甚恭，乌得有角胜负之事。不知两国虽和好，而疆场之闲，岂能必无侵轶。《辽史〈卷六。〉穆宗纪》云：“应历四年秋，七月，汉民有为辽军误掠者，遣使来请，韶悉归之，是岁北汉乾祐七年也。”晏方称侄受册于辽，而其民即被掠，盖边将贪功，以大侵小，辽主知而不问耳。《长编》载业之言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夫所谓贪利弃信者，岂独留汉使者耶。”〈见《欧史·东汉世家》。〉侵掠之事，盖常有之，但仅偏师扰边，本非大举深入，业又骁勇善战，故能所向克捷也。《长编》又言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亦见后。〉敌者，辽也，老于边事者，谓业为汉守边御辽，能随事应变也。由是观之，业在北汉时，固常与辽角胜负，亦复何疑，特因欧《史》过求简洁，《辽史》又草率成书，遂致其事不传耳。业以一身当辽之兵冲，前后三十馀年未尝败衄，及陈家谷之战，为人所牵制，兵败被擒，卒能从容就义，以一死报国，此岂两宋孱将庸臣所敢望哉，宜其声名播在人口，久而不忘欤？

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

《隆平集》云：“太宗征太原，刘业元降，得邺甚喜，授以大将军，数日，迁防御使知代州。”《东都事略》云：“太宗征太原，业捍城之东南面，拒城苦战，及继元降，太宗闻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以招之，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太宗得之大喜，以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师还，除郑州防御使。”《续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云：“初，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甚骁勇，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俾招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向再拜大恸，释印来见。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受左领军卫大将军，丁已，以业为郑州防御使。”李焘自注云：“据《国史杨业传》，乃云孤垒甚危，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上遣中使召业，得之甚喜，以为领军大将军，师还，乃除郑州防御使。制辞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之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与《九国志》大不同。案：《五代史》，垂涕劝继元出降者，但马峰一人耳，非杨业也。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乎。然当时制辞，不应便失实，又疑制辞意有所在，故特云尔。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 案：郑州，即今河南郑县。《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云：“安禄山反,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馀，小者二三，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情兼所治州刺史。”《职源撮要》〈无卷数。〉云：“唐防御使在团练使之下，木朝陞之于上。”据此两书，防御使虽无刺史，而其官位仅次于观察使，非寻常刺史可比。业除郑州防御使，《宋史》乃以为刺史，误也。据李焘自注，知《宋史》本传，纯本之宋《国史》，然谓业劝其主出降，则不甚可据，诚如李氏之言。业果劝降，何为不与继元俱出见乎。《隆平集》、《东都事略》皆删去之，是也。然李氏因此疑当时制辞便失实，则又非是。制不言其拒城苦战，而言定策出降者，王言之体，不得不尔。业闻继元传天子之命，即释甲来见，则制辞所谓委质请命，善自为谋，正奖其能应诏而出，非谓其劝主出降也。国史虽误，制辞固不误，何谓失实乎。

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帝密封橐装，赐予甚厚。

代州即今山西代县，三交口当在三交城外。《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云：“幷州，为伪汉所据，至皇朝太平兴国四年平晋，移州于三交塞，阳曲县界。”《元丰类槀》〈卷四十九。〉云：“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旧州，迁于榆次，又命美镇三交，三交在城北二百里，地号故军，戎人多由此寇，美率师袭之，迁幷州于三交，以美为帅焉。”《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太原府云：“三交城，府北五十里。”《宋长编》：河东有地名三交，契丹所保，多由此入寇。太平兴国中，诏潘美屯三交口，潜师拔之，美积粟屯兵，寇不敢犯。”《文献通考》〈卷五十九。〉自注引《职略》云：“总管，旧曰部署，因庙讳改焉。”〈英宗伟曙。〉《续通鉴长编》〈卷二十。〉云：“十一月，上以郑州防御使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巳，命业知代州。”〈以下与《宋史》同，惟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不作都部署。〉案：以《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考之，时兼三交都部署者美也，业安得加都字乎。

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

《东都事略》云：“虏寇雁门，领数百骑击之，虏众大败。”《续通鉴长编》〈卷二十一。〉云：“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咄李今本改译作多啰。〉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案：业于此役才率兵数百，《宋史》云领数千骑，盖误。

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谮上谤书，斥言其短。帝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云州，在今山西大同县，石晋时已割入契丹。此遥领耳。《新唐书·百官志》云：“开元二十年，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乾元元年，改曰观察处置使。”《通典〈卷十九。〉职官典》云：“判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诏除而非正命。”《续通鉴长编》又云：“十二月丁丑，以郑州防御使杨业，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以下与《宋史》同。〉案：业在代州时，潘美方兼三交都部署，实为戍边之主将，此所谓忌功上谤书者，盖即美也。然则无怪戏剧小说痛恨潘美，斥为奸贼矣。

雍熙三年，大军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阁门使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

《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云：“雍熙三年，正月己丑，知雄州贺令图等，请伐契丹，取燕蓟故地。庚寅，北伐，二月壬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又〈卷二百七十四。〉《王侁传》云：“王侁，字秘权，开封浚仪人，父朴，周枢密使。侁太平兴国初，数往来西边，多奏便宜，上多听用。四年，从征太原。九年，迁西上阁门使，以功领蔚州刺史。王师北征，命为幷州驻泊都监，又为云、应等州兵马都监。”又〈卷四百六十三。〉《外戚传》云：“刘文裕，字以宁，保州保塞人，简穆皇后，〈案：建隆元年追谥祖考赵敬为显祖，妣刘氏为简穆皇后，见《太祖本纪》及《宋会要》第六册。〉即文裕祖姑也。太宗在藩邸，多得亲接，后迁军器库使。太平兴国四年，车鴐征太原，命文裕与通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岭关，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领顺州团练使。”

诸军连拔云、应、寰、朔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

案：自石敬瑭割十六州以与契丹，云、应、寰、朔皆弃化外，至是始暂得焉。四州幷属今山西省，云州在大同县，应州即应县，寰州在今朔县东，朔州即朔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大同府云：“桑干河，府南六十里，源出马邑县洪涛山。”《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傅》云：“雍熙三年，诏美及曹彬、崔彦进等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 《宋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篇卷一。〉引《实录·潘武惠公美传》云：“三年春三月，美率师出西陉，与虏遇，追到寰州，破之，斩首五百级，刺史赵彦辛〈《辽史·圣宗纪》作赵彦章。〉以城降，遂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转攻应州，其节度副使文正〈《宋史·太宗纪》及《长编》卷二十七均作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四月，下云州，斩首千级，会班师，诏美归代州。”《续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云：“雍熙三年，三月，曹彬复得涿州，时方炎暑，军士疲乏，所赍粮又不继，乃复弃之，还师境上，彬令所部将卢斌拥城中老幼，并狼山而南。相等以大军退，无复行伍，为敌所蹑，五月庚午，至岐沟关北，敌追及之，〈当作虏。〉我师大败。彬等收馀军宵涉巨马河，营于易水之南，李继宣力战巨马河上，敌始退，追奔至狐山。丙子，宫苑使王继恩自易州驰骑至。上始闻曹彬军败，乃诏诸将领兵分屯于边，召彬及崔彦进、米信入朝，田重进率全军驻定州，潘美还代州。”《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云：“统和四年，三月甲戌，于越〈契丹官名。〉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庚辰，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义顺军节度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附于宋。丁亥，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云州。癸丑，宋将曹彬、米信北渡拒马河，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南北列营长六七里。五月庚午，辽师与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关，大败之，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馀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若丘陵。挽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围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癸酉，班师。”又〈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云：“统和四年，宋后来侵，其将范密、〈此人《宋史》未见恐有误。〉杨继业出云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沟、涿州，陷固安，置屯。时北南院奚部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设伏林莽，绝其粮道。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案：此即《长编》所谓还师境上。〉月馀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其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南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之，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至夜，彬、信以数骑亡去，馀众悉溃，追至易州东，太后旋旆。”又《耶律斜轸传》云：“统和初，宋将曹彬、米信出雄易，杨继业出代州，太后亲帅师救燕，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继业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轸至定安，遇贺令图军，击破之，追至五台，斩首数万骑，遂取蔚州。贺令图、潘美复以兵来，斜轸逆于飞狐，击败之，宋军在浑源应州者皆弃城走。”又〈卷八十五。〉《耶律题子传》云：“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题子从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击之，败贺令图于定安。”又《耶律谐理传》云：“统和五年，〈五当作四。〉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谐理从耶律斜轸击之，常居先锋，侦候有功。”又《耶律奴瓜传》云：“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来侵，奴瓜为黄皮室糺都监，击败之，尽复所陷城邑。”案：《宋实录》以云、应、寰、朔之功，尽归之潘美，《长编》及《宋史》皆从之，故《杨业传》亦止言诸军连拔诸州，不云业也。及考之《辽史》，惟〈本纪〉曾云：“潘美陷云州”，其他诸列传，则数言杨继业陷山西诸郡，美不与焉。盖美为主将，宋之史臣据奏报书之，故归功于美。辽人亲与业搏战，第知将兵者为杨业，此其所以不同欤。业战功甚钜而美尸其名，已令人不平，及其攻下诸郡，置兵屯戍后，全师而归。〈据《斜轸传》。〉其后重至朔州，仅为取四州之民，本不须决战，乃为王侁辈所逼，出师未捷，以身殉之，其可惜也夫。

未几，韶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辽史·百官志》，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及五押惕隐，〈惕隐亦契丹官名。〉领众十馀万复陷寰州。

《长编》云：“八月，初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诏潘美、杨业以所部兵护送之。”〈以下与《宋史》同。〉《辽史·圣宗纪》云：“统和四年，六月甲寅，斜轸奏复寰州。” 又〈卷七十一。〉《后妃传》云：“景宗睿知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生圣宗，景宗崩，尊为皇太后，摄国政。统和元年，上尊号曰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后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案：耶律汉宁之名，不见《辽史》，既言攻陷寰州，疑即耶律斜轸。但考《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尝引王曾〈即王曾《行程录》。〉曰：“幽州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而《斜轸传》不言封魏王，不知果一人否。

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中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

辽兵益盛，《长编》作寇锋益盛，《宋会要》〈第九十七册职官六四及第一百七十八册兵八。〉作贼势甚盛，当从《会要》。《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山西应州云：“大石口，州南三十里，亦与代州繁峙县接界，宋雍熙三年，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雍正《朔州志》〈卷三古迹。〉云：“石碣谷口，在州南五十里弹石山内，宋将杨业，领兵出西陉大石路击契丹，兵入石碣谷，即此。”案：鼓行而往，《长编》〈卷二十七。〉及《宋会要》均作鼓行而往马邑，考《方舆纪要》〈卷三十九。〉云：“《唐志》，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西北去朔州马邑县七十里，南去代州三十里。”〈此所引《唐志》，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皆未见，不知何书。。〉据此，则雁门去马邑及代州皆甚近，业自代州出兵，故王侁欲其但趋雁门，鼓行而往马邑。《宋史》删去马邑二字，则所谓鼓行而往者，欲何往耶。

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当为诸公先”，《宋会要》前后两叙此事，均作“当为诸公先死尔，即率帐下骑马自石峡路趋朔州。”《长编》作“当为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峡路趋朔州。”《隆平集》、《东都事略》作“非爱死也，特杀伤士卒而功不可立尔，即自石朱路趋朔州。”盖皆本之宋《国史》而稍不同。元人修史，率意删改，去其趋朔州一句，下文勿言其将行，不知所行者究为大石路耶，抑雁门耶。叙事如此，将使读者何所考也。石朱路，盖即石峡路，《方舆纪要》〈卷四十四。〉云：“石硖路，今崞县石硖口也。”

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宠以连帅，谓云州观察使，授之兵柄，谓云应路副都部署。非纵敌不击，当先死于敌，两敌字，《宋会要》均作虏，盖《国史》原文如此。今《宋史》出于元人之手，故讳言虏。然《长编》亦作敌，则疑后人所改也。《方舆纪要》云：“陈家谷，在朔州南，亦南通忻、代二州之道也。”

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雍正《朔州志》云：“托逻台，在州西南五十里，宁武阳方口西山，即宋王侁使人望杨业进战处。”契丹败走，《长编》作敌败走，《宋会要》作虏寇败走。交河，《长编》《宋会要》及《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均作灰河。《方舆纪要》云：“灰河，在朔州南三里，源出宁武军山口，北流至洪崖村，伏流十五六里涌出，经城南，至马邑县入桑干河。”《水经注》：“马邑川会桑干水而注湿水”，即此河矣。

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刅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

遂为契丹所擒，《隆平集》、《东都事略》均作为虏所获，《宋会要》作遂为虏所擒，此亦元史臣所改。其子延玉亦没焉，《长编》及《太平治迹统类》，作其子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死焉。业初为敌所禽，贵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弮，又击杀数十人，乃遇害。《宋史》移王贵事于后，又为作附传，故此处删去。然《长编》称岳州刺史王贵者亦误，据《隆平集》、《东都事略》及《宋史》，贵乃淄州刺史，非岳州也。考是时尚有岳州刺史贺怀浦，与业俱死，《长编》删去怀浦之名，因误以其官加诸王贵，而《治迹统类》从之耳。《宋史·外戚传》云：“贺令图，父怀浦，孝惠皇后兄也，仕军中，为散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出为岳州刺史，领兵屯三交。雍熙三年，从杨业北征，死于阵。”《宋会要〈第三十四册礼四十四。〉赙赠类》，特恩加赐者，有岳州刺史贺怀浦，与业同阵殁，赐钱百贯，绢百疋，酒二十瓶，羊十五口，《长编》盖以怀浦首谋北伐〈见令图传中。〉以致偾军辱国，故削其名，然能与业同死，亦谈杨家将事所当知者。元杂剧〈《开诏救忠》。〉所谓副帅贺怀简，即是此人，但言其谋害杨业父子，则又似王侁，扑朔迷离，误人观听，故附考之于此。延玉与其父同没于阵，元杂剧〈《孟良盗骨》及《开诏救忠》。〉及小说谓业被围时，七郎延嗣突围出求救，被潘仁美害死，即因此事而傅会，但本传后文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当是长子，非七郎也。

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因太息曰”上，《长编》及《治迹统类》均有“业既被擒”四字，“迫”，《长编》及《统类》作“嫉”，下有“逼令赴死”一句。
案：业言为奸臣所嫉，逼令致死，奸臣二字，实指潘美，非谓王侁、刘文裕也。考之《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潘美为河东三交口都部署以捍契丹，是年十一月，始命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实隶美之部下。宋之都部署，即古之大都督，实当元帅之任，但为部署，则裨将耳。《长编》及《宋史》，言业在代州时，主将忌之。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案：是时主将并无他人，实即潘美，史臣以美功名甚盛，故讳其姓名，业知为美所不容，故曰为奸臣所嫉。朔州之役，业本不欲战，王侁面责其逗挠，刘文裕亦从旁附和，而美无一言，岂非素恶其人，坐观成败乎。业不得已，乃引兵出以至于败，故曰逼令致死。美以忌功妒名，遂置国事于不顾，奸臣之目，非美而谁。不然，侁及文裕虽为护军，而实美之偏裨，〈侁为云应等州兵马都监，文裕率兵屯三交，皆应受美节制。〉美何所畏忌，不发一言耶。苏辙《栾城集》〈卷六十。〉有《古北口杨无敌庙》诗，其收句曰：“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案：晋周处，字子隐，《通鉴》〈卷八十二。〉云：“元康六年夏，以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秋八月，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御史中丞周处弹劾不避权戚，梁王肜尝违法，处按劾之。冬十月，诏以处为建威将军，隶安西将军夏侯骏，以讨齐万年。七年春，正月，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梁王肜、夏侯骏使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肜、骏不听，逼遣之，自战至暮，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遂力战而死。朝廷虽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潘美时以检校太师代国公，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犹之司马肜以梁王为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也。故子以肜之逼周处比美之逼杨业，可谓维妙维肖。若谓此言实斥王侁，则侁辈不过区区一监军使，仅可与夏侯骏并论，恶得比之藩王为主帅者耶？子由欲诛美以慰业之忠魂，则当宋之时，无不知美实致业于死。作杂剧小说者习闻其说，故詈美不遗馀力。李慈铭不晓其故，遽以小说为悖谬，不知小说往往出于舆论，街谈巷议之言，庸可尽么乎？“何面目求活耶”，《长编》作“何面目求活于异地”，《治迹统类》作“何面目求活于敌人”，《宋会要》作“何面目于虏中求活哉”，惟《会要》为《国史》原文，馀皆后人所改。“三日死”下，《会要》多“天下冤之，闻者皆为流涕”二句。《宋史·太宗本纪》云：“雍熙三年，五月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续通鉴长编》〈卷三十。〉云：“端拱二年，春正月，知制诰田锡奏疏曰：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后来不敢养置。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又〈卷四十六。〉云：“咸平三年，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上疏曰：往年杨业击契丹，侯延广守灵州，人多称之，若见今节度防团剌史诸司使副中，因赏罚激劝,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辽史·圣宗本纪》云：“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遣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及上所获将校印绶诰敕。辛卯，斜轸奏大军至蔚州，设伏以待敌至，纵兵逆击，追奔逐北，至飞狐口，遂乘胜入寰州。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北据云、朔数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逐函其首以献。诏详稳辖麦室，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又《耶律斜轸传》云：“统和初，皇太后称制，益见委任，为北院枢密使，〈以下叙宋将曹彬等出兵事，已见前。〉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馀年，今日何面日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殿本《宋史·杨业传》考证云：“案：《辽史·耶律斜轸传》，继业被擒，但称死罪，与《宋史》本传迥异，盖曲笔也。”《方舆纪要》云：“宋雍熙三年，杨业自应州石硖路趋朔州，与护军王侁等期会于陈家谷口，既而业与契丹耶律斜轸战败，趣狼牙村。侁不得业报，登托逻台望无所见，以为契丹败退，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却走。业转战至暮，至谷口托逻台死焉。狼牙村，或曰即今朔州西南十八里之洪崖村。”案：《方舆纪要》此节，系综合《宋》、《辽史》以为文，叙事极为详尽，惟业被擒后，不食三日然后死，似非死于托逻台。雍正《朔州志》〈卷四。〉纪村庄，有红崖儿，〈卷三〈山川类〉作红崖儿村。〉在州东北，当即所谓洪崖村，又有狼儿村，在城西南，《纪要》谓在州西南十八里，则狼牙村，疑即狼儿村，非洪崖村也。《辽史·耶律奚低传》云：“便弓马，勇于攻战，统和四年，为右皮室详稳，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凡战必以身先，矢无虚发，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又耶律休哥等《传论》曰：“宋乘下太原之锐，以师围燕，继遣曹彬、杨继业等分道来伐，是两役辽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谓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败于幽州。〉斜轸擒继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虽配古名将，无愧矣。”又〈卷八十五。〉《萧挞凛传》云：“统和四年，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挞凛以诸军副都部署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擒继业于朔州。”又《耶律题子传》云：“当斜轸擒继业于朔州，题子功居多。”案：《辽史》以继业之攻山西为一大事，故大书特书不一书，史臣论赞，至以耶律斜轸之擒继业，为功在社稷，其震而惊之如此。业之威名为虏所畏服，可以想见。此元、明之人，恨宋之亡，所以盛称无敌杨令公者欤？虽然，与杨业战者斜轸及萧挞凛辈耳，而元杂剧以为韩延寿，考其姓名，不见于史，惟乾隆《一统志》〈卷二十九遵化府。〉云：“韩昌，字延寿，辽大都督，墓在玉田东南，旁有丰碑，字画剥蚀，仅得其时代官职姓名。则韩延寿实有其人，流俗传闻，亦不尽无因也。毕沅《续通鉴·考异》云：“杨业之死诸书月日不同。《宋史·本纪》云：‘五月，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此因五月有岐沟之败，连属及之，其实业之死，不在五月也。《东都事略》云：‘秋八月，云州观察使杨业与契丹战，死之。’李焘《长编》《契丹国志》亦系其事于八月，此因八月赠业为太尉，追叙其死事之本末，非真死于八月也。《辽史·圣宗纪》作七月丙子，枢密使色珍〈即斜轸之改译。〉奏复朔州，禽宋将杨继业。又云辛卯，色珍奏杨继业被禽，疮发，不食三日死。是《辽史》亦无定日，要不出七月耳。至赠官自在八月,今并书之。 ”案：《长编》虽叙此事于八月，然于上冠以一“初”字，明其事本不在八月也。毕氏谓业死不出七月，其说至确。史不载业年寿，但言冠事刘崇，若如余所推测，事在汉隐帝以前崇未即位时，〈见前。〉则至雍熙三年，已阅三十六载，业死时年当五十馀。苏颂《魏公集〈卷三十。〉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刘敞《公是先生集〈卷八十二。〉杨无敌庙》〈原注：“在古北口，其下水西流”，案今本注无末五字，此据《辽史拾遗》引补。〉诗云：“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辙《栾城集〈卷六十二。〉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云：“古北口城北门外，有宋杨业祠，业以雍熙中为云中观察使。契丹陷寰州，遇于雁门北陈家谷口，力战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雁门之北口，非古北门口也，祠于斯者误也。”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云：“鹗案古北口杨无敌祠，顾氏以为误。考刘原父苏子由二诗，在奉使时作，则祠创自辽可知。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纪昀《槐西杂志》〈二〉云：“杨令公祠在古北口内，祀宋将杨业，顾亭林《昌平山水记》，据《宋史》，谓业战死长城北口，当在云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录》已云，古北口内有业祠，盖辽人重业之忠勇，为之立庙。辽人亲与业战，曾奉使时，距业仅数十年，岂均不知业战殁于何地。《宋史》则元季托克托所修，距业远矣，似未可据后驳前也。”案：业与辽人战败之处，《宋史》以为陈家谷口，《辽史》以为狼牙村，总之皆离朔州不远，不在古北口，顾氏之言是也。然古北口之杨无敌庙，建于辽人，咏于宋人之诗，绝非后人所附会。厉氏以为辽人威其忠义而立庙，不必在其战死之处。今考苏颂之诗云“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苏子由之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若业实死于朔州，则安得谓之死战燕山，且其去古北口亦远矣，安得有血痕。吾尝综合诸书而观之，业但战败于陈家谷，非死于陈家谷也。辽人曾下令军中，必欲生擒继业，〈见《耶律奚低传》。〉盖爱其忠勇，欲俟其屈服而后重用之，如后来康保裔王继忠之比。既已阵擒其人，自必遣兵押送，致之燕京，使面其虏主。业求死不得，乃绝食自戕，经三日之饿，遂死于古北口耳。此虽不见纪载，然原父子由之诗，与史何异。业既死，辽人传其首以示诸军，故有血痕之句。顾氏以为杨业之祠，不当在古北口，其殆未之思也。纪氏引王曾《行程录》云：“古北口内有业祠。”考王曾此录，又名《上契丹事》，各书所引多删节，莫备于《长编》〈卷七十九。〉所载，其文但云：“过朝鲤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口北有铺，彀弓连绳，本范阳防厄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如是而已，未尝言有杨业祠，纪氏不知何以误记。且谓《宋史》为元人所修不可据，不知《宋会要》、《隆平集》、《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太平治统类》等书，大抵出于《三朝国史》，无不相同。《辽史·本纪》所书，则出于耶律斜轸之奏报。《宋史》纵不可据，此诸书亦不可据乎？凡读古人书，当实事求是，若不参稽博考，而第以私意测之，未有不群疑满腹者也，岂独杨业一事已哉。业死后，不知会否归葬。乾隆《一统志》〈卷十一保定府。〉云：“杨业墓在唐县西北一百十里，相传业战没葬此。”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二。〉云：“令公塔，在九龙冈，宋杨业忠死，子五郎收骨建塔。”皆傅会不足信。至元入杂剧，以为业死后，番人取其骨，悬之昊天寺塔上，尤为诞妄。《日下旧开考》〈卷五十九。〉引《元一统志》云：“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第为寺，既成，以大昊天寺为额。”清宁五年，即宋仁宗嘉祐四年，上距太宗雍熙三年杨业战死之岁，七十三年矣，业之骨已朽，倘安得之塔上。是真齐东野人之语，而《畿辅通志》，〈卷一百七十八。〉于昊天寺条下，引梁清标诗，有“黄尘馀霸气，白骨冷幽州”之句，并自注云：“俗传寺旧有塔，辽以贮杨无敌骨。”以戏剧之词，形之歌咏，可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矣。

帝闻之痛惜甚，俄下诏曰：“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监登州。”

《宋会要〈第三十四册。〉礼〈四十四。〉赙赠类》云：“云州观察使杨业，雍熙三年八月，北征阵殁，赐绢布各百疋，粟一十石。”案：此不知何日事，其赙赠之数，与本传不同。盖初闻业死时之所赐也。《会要》〈同卷。〉称凡观察使卒，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疋，酒五十瓶，羊五十口。业以观察殉节，所赐绢布，乃较善终者减半，又无钱与羊酒，反不如同时阵没之贺怀浦，〈见前。〉虽加赐粟，亦甚少，其待之之薄如此，知业此时必为人所谗谤矣。其后赠官赐厚赙，并严谪潘美等，《长编》叙之于八月辛亥，是月丁酉朔，辛亥为之十五日，盖其事久而始明，是必有人为之中雪矣。否则群帅失约，援兵不前，潘美必不肯自言，帝何以知之。此中经过，诸史并不书。惟光绪〈十年。〉《续修岢岚州志·节妇类》有杨业妻折氏，注云：“业，初名继业，仕北汉，任犍为节度使，〈犍为乃建雄之误。〉娶折德扆女，后归宋，赐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潘美未尝除名，此误。其不及刘文裕者，以文裕本非主谋也。〉此书虽修于清末，然乾隆《保德州志》〈卷二。〉叙折氏事，所引《岢岚志》，已与此同，知其远有因袭，非出杜撰，揆以当日情事，必是如此，孰谓方志必不可信哉？美既陷业于生前，又欲诬之于身后，其用心不可谓非奸邪，宜乎作杂剧者增饰其罪状，欲得而甘心也。《宋史·潘美传》云：“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坐削秩三等，责授检校太保。〈《宋会要》作检校太尉误。〉明年，复为检校太师，知真定府。未几，改都部署，判幷州，加同平章事，数月卒。”《名臣碑传琬琰集》引《实录·潘美传》云：“俄受韶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会戎人奄至，与战不利，丧骁将杨业。八月。诏曰：‘忠武军节度检校太师潘美，位处殿邦，任隆分阃，总貔貅之族，执金鼓之权，昨以云、朔吏民，不忍委于戎虏，因令南徙，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尚念久在边陲，累分忧寄，爱伸念旧，特示从轻，可削三资，为检校太保。’”《宋史·王侁传》云：“侁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事载《杨业传》。会赦移均州团练副使，淳化五年召还，道病，至京师卒。”又《外戚·刘文裕传》云：“从潘美北征，坐陷失骁将杨业，削籍配隶登州，事具《业传》。岁馀，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逾月，迁容州观察使，出为镇州兵马部署，端拱元年，卒于屯所。”

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罽，业但挟纩，露坐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百馀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馀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

“为政简易”下，《长编》有“吏民爱之”一句。“俱死无益也”下，《长编》云：“傥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治迹统类》作傥鸟兽散云云。案：业意欲其麾下四散逃生，故曰傥鸟兽散，尚可还报天子，此时契丹之兵甚盛，安得遽散去。今本《长编》，疑后人所妄改，《宋史》作可走还报天子，则鸟兽散之意自在其中，较旧文为优。业麾下虽尽死，然王贵、贺怀浦之众，必有逃归者，否则业太息之语，对麾下之言，无人传述，史臣安得闻之耶。

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瓌、延贵、延彬，并为殿直。

延瓌，各本俱作延环，今从影元本。《长编》及《治迹统类》均作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案：据本传业有子七人，除延玉先战死外，业殁后，朝廷录其六子，而《长编》止言五人者，《长编》〈卷一百三十五。〉载庆历三年诏书云：“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此制疑早已有之。业死时延彬年盖尚幼，故赠官诏书中，止录五人。延彬之官，盖后来所加恩。《宋史〈卷一百五十九。〉选举志》云：“荫补之制，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西头供奉官，期亲右侍禁，馀属自右斑殿直以下第官之。”延昭不应先为供奉官，盖其时制尚未定，延浦以下，则用节度使例也。其时尚无左右侍禁，〈侍禁置于淳化二年，见《长编》卷三十九。〉故延瓌等得殿直。徐大焯《烬馀录》云：“雍熙三年，业副潘美北伐，会萧太后领众十万犯寰，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此字疑后人据通行本所妄改。〉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案：杂剧及小说，所叙七子之名，彼此互异。大焯此条所记，延浦以下与《宋史》同，而以延玉为渊平，四郎为初名延朗，七郎初名延嗣，则又与小说合。〈两小说叙七人之名亦不尽同，惟此三人及六郎延昭相合。〉但小说谓延嗣为潘美乱箭射死，而此谓与延昭同立功，又复不同，其实皆不可信。大焯宋末人，元初向存，〈见卷首明李模题记。〉其言盖采自杨家将话本，未尝考之国史也。惟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是长子，延昭为六郎，则其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李慈铭注曰：“业娶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业妻也。西北人读折音如蛇，故稗官家作佘太君，以折窝村为社家村，又傅会为蛇太君委蜕不死。”案：业妻为折德扆女，已见前所引《岢岚州志》。更考乾隆《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二保德州陵墓类。〉及《保德州志》，〈卷二古迹类。〉均有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六陵墓门。〉顾不甚信，其言曰:“案：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乾德中卒，而业是时则北汉将也，存以备考。其意以为业为北汉之臣，而德扆与北汉为敌，疑业不应娶其女也。”不知德扆在周宋之间，固屡破北汉兵。而当汉隐帝乾祐二年，固府州团练使也。〈见《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折从阮传〉。〉德扆之年，已三十有三，〈《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云乾德二年卒年四十八。〉其女当亦十六七矣。业是时才弱冠，〈见前弱冠事刘崇句下。〉年龄正相当，北汉世祖以天子叔父为河东节度使，德扆方求援系之不暇，何为不可以女妻业乎？若谓德扆后来与汉为敌，汉必不复用业，则业弟重勋，亦屡叛汉，且破其兵，〈见《通鉴》及《长编》。〉汉主尚不以为嫌，何有于妻父战！李氏所言大中祥符三年之折太君碑，从来不见著录。光绪时，高邮夏宝晋〈夏尝为绛县令，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后序》。〉作《山西金石录》，始列其目，今亦未见拓本。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六。〉有《折克行神道跋》云，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考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非此也。然则向来所谓折太君碑，皆出误传，夏氏殆亦沿其误欤。然毕氏考《克行碑》为政和六年所立，而夏氏谓太君碑立于大中祥符三年，则又似非一碑矣。疑不能明，容俟再考。蛇太君委蜕不死，今所见小说并无其文，李氏所谓稗官家，不知何书也。隆平集》云：“北代之役，曹彬岐沟之败，死者甚众，彬贬右骁卫上将军。及邺陷没，潘美削官三资，时雍熙三年之春夏也。〈此与《宋史·太宗本纪》，以为五月者合。〉是年十二月，复命刘廷让再举北伐之兵，而全军陷于君子馆，廷让马毙，三易马，始以身免。三将继衄，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料乡兵城守，皆不习战事，仅自固而已。深祁德州既常不守，魏博之北，雕弊为甚。”案：观《辽史》之论耶律斜轸，《隆平集》之论杨邺，知辽之所以存，宋之所以弱，皆系于业之死，业之一身，有关于天下亦大矣。此所为讴歌叹息，遍于民间，久而不衰也欤。《隆平集》此论在《邺传》末，故附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