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部总论三

古今治平略

《历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 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何谓九山？”曰：“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何谓九塞？曰：“太汾、渑厄、荆阮、方城、殽坂、井陉、令疵、句注、居庸。”“何谓九薮？”曰： “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纡，晋之太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昭馀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内，四方各二万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东西至于西极，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各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纮；八纮之外，乃有八极。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黄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化生也。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大小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而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其于寿夭，则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帝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是故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多麦。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主夭，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也，雨露之所会也，其人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产也，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凡地以名山为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谿谷为牝，水员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 “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是故东方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南方为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西山为华山”者，华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收获也。“北山为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为嵩山”者，言其后大之也，后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岳何以视三公也？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敛云雨焉，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视三公也。 “四渎，江、河、淮、济也。四渎何以视诸侯？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为施甚大，故视诸侯也。山川何以视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润泽物焉，能生云雨焉，为恩甚多，然品类以百数，故视子男也。” 合而论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诸山皆发脉于昆仑，“本虽同而未则异。诸水皆会归于海，本虽异而末则同。所以山愈耸愈高而分则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则多”，其势然也。然山各镇一方，而水则以江河为中原两大界也。是故河为北界，而济会于河。江为南界，而汉则会于江。然河之源发于昆仑以西之星宿海，江虽发源岷山，若以云南之金沙江言之，则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虽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会归于东海已乎？即水之两界以观乎山，凡河北诸山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而来，为华岳，为析城、王屋、为雷首、为太行、为恒岳而东为岱岳。江南诸山皆来自岷、峨，繇滇、贵至广右，经武冈、宝庆至衡阳，为南岳，散为庐阜，为会稽、雁荡为金陵，又别为闽粤，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则论天下之大势，必周览乎山川明矣。若夫画野分畿，不又有可得而言者乎？黄帝则东海南江，登空蹑岱，至于崑峰振辔，风山访道，存诸汗竹，不可厚诬。高阳任地，依神帝喾，顺天行义，始创制九州，统领万国，东逾蟠水，西济流沙，北至幽陵，南抚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唐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乃命禹平水土，分为九州，悉如旧制。当其时，其所载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壶口、碣石、卫绛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异于《古欤》所载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兖土黑坟，田中下，青土白坟，海滨广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坟田上中；扬土涂泥，田下下，荆土涂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黄壤，田上上。以今考之，各州之土田果异于《古欤》所载惟物产也。自冀之，厥赋上，上所赋总铚、秸、粟、米。以至兖，则草繇木条。厥贡：漆、丝。青贡：盐、𫄨。海物：丝、枲、铅、松、怪石。徐，草《木渐包》贡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扬草、夭木。乔贡，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荆州：羽、毛、齿、角，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豫贡：漆、枲、𫄨、纻、纤、纩、钖、磬。梁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贡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产，果异于古欤？盖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如故也；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如故也。岂非以山川定其疆界，斯固万世而可征者乎？至于九州之内，分为五服，曰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谓弘且远矣。虞舜登庸，厥功弥卲，表题类而分区宇，经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创并部之名，燕、齐起幽、营之号，则《书》所谓“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尧，殷典见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焉。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十，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一万亿亩”，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丰徂镐，至成王时，改作《禹贡》。“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营。职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

曰五湖，其利金、锡、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鸟兽，谷宜

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川曰

江汉，浸曰颍、湛，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同扬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川曰荥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丝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孟猪，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鱼，民二男二女，畜宜鸡狗，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壄，川曰河泲，浸曰卢维，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川曰泾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马，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豯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扰，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馀祁，其川虖沲呕夷，其泽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扰，谷宜五种，而分天下以为九畿。“中方千里为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蛮夷镇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为之限，分五服而九。盖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也；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绥服，周之卫蛮即禹之要服，周之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当一服，第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则何也？求之《禹贡》亦莫不然。《禹贡》既叙五服，又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谓四海之外，各建诸侯为之长，岂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而统言万里者，亦大略计九州之轮广焉耳。即《诗》“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略计王畿之轮广焉耳。后人遂谓古今尺步长短异制，古今里数多寡不齐，勾股算法，鸟道径通，纷纷沓起，皆执一之论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为方六百里。亦总以千里言耳。果可执方以求之，谓四隅相距遂皆整齐无差错耶？《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实，周都丰镐，西去犬戎不过千里，果可截然谓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然则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为长短者。如犬戎去周约有千里，自为荒服，盖先王不过因诸侯之情分，以为朝贡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视远，虽远而视近者，大率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此。方正说者又何必拘于一说而勉强附会以求解哉？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周后自分为东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并天下，惩艾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粤，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索西带，皆临大海。汉祖龙兴，革秦之弊，分内史为三部，更置郡国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开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国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复夏旧号，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为十三部。光武投戈之岁，在雕秏之辰，郡国萧条，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复置刺史，员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顺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隶，凡十三部，而郡国百有八焉。桓、灵颇增于前，复置六郡。呜呼！《传》称“黄帝北邑涿鹿，虞世南陟苍梧，夏禹东巡会稽”，然则后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内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高阳之际，海裔来同，万里广输，一同文轨，疆理所届，何其盛欤！此秦、隋、汉、唐之君所以务斥大封域，靡秏华夏，甘心边夷而无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馀，蠢蠢林林，自相君长，八纮之中，棋布星分，画为万国。其侯邦所履，仅能及后世一乡一亭，其势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则万国葵倾，化之所被者益广，则正朔之所际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时，蛮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师。非有如后世强胡猾狄，拏兵不解，而敢与上国抗衡者也。然则黄帝、禹、舜之盛，岂有劳于服远哉？抑亦为斯民爱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荐兴，转相侵侮，小国日灭，大国益横，而《车书》始难同矣。何则？“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商汤革命，有三千馀国，是四百年间，转相吞灭者半矣。逮夫姬周浸兴，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总计不逾千八百国”，是六百年间，转相吞灭，又“几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强。文王之时，逓行天讨，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则昆夷鼎盛北陲则猃狁独强，交侵中国，莫可制御，虽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过命将帅以守卫中国而已。自时厥后，中国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强。江浙之间已为文身断发之乡，朝聘盟会未始通于上国，于会稽、苍梧何有哉？”故尧、舜之教，远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汉。周公体国经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蛮服之外。夫黄帝、高阳、唐尧、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圣人也，其君国泽民之道，岂相反戾，抑亦时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讵不皆然，则后王之时，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势有不可也。而秦、汉以还，好大喜功之君，穷诛远讨，惟日不足极唐、虞声教所暨，悉为郡县，而犹以为未也。嗟乎！黄帝登空峒，虞舜陟苍梧，夏禹巡会稽，非不勤远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汉武帝登单于台，隋炀帝幸雁门，亦非不勤远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于远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劳思，虽终老而无辞；后王之所以勤于远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劳民蠹国，虽败亡而无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绝。故观先王幅员之广，则足以知其德；观后王封域之大，则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迹，可与言化矣。

论曰：尝观天下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战国，七雄并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北有燕、赵，而一时合从，连横之士，所争分重轻者，莫如三晋。盖秦南不得越韩魏以攻齐、楚，北亦不得越之以攻燕、赵。故秦之欲伐韩、梁，东阚于周室，甚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谓“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 者也。然则三晋者，天下之肠胃也。故宋、卫、中山处于七强国之间，自立则轻，附于人则重。而六国知兵，合于三晋以摈秦，则虽自帝，不足于以禁人之为帝有馀，卒之从败横成。韩南无楚，北无赵，韩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强，有韩为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环中赵矣。三晋既举，南顾齐、楚，无藩篱之限；北指燕、云，无尾后之虞。三国虽欲不相继覆并，岂可得哉？故当时为秦谋者，莫利于远交而近攻。其说曰：“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齐惧，纳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虏也。” 其后秦用之以饵齐，当齐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齐人不悟，反德其意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晋亡，齐盖岌岌矣。由此言之，关陇居高，建瓴处天下之脊，而齐负海以为雄，楚凭江以设险，南北交争，三晋其四战之国，必争之地也。嗣是汉高以汉中还定三秦，与项羽角𩰚，转战于荥阳、成皋、京索之间。当时谋臣有曰：“楚人拔荥阳，不坚守厫仓，乃引而东，令戍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急进兵收取荥阳，据厫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扰弊楚力，而韩信得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与高帝会于荥阳，成垓下之功，则荥阳、成皋实为要地矣。郦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称陈留为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盖言其平夷洞达而坐九围之中也。故从古盟会战争，此地尤亟。《传》称夏禹有钓台之享，今阳翟县有钓台陂。《春秋》：齐威公会诸侯于葵丘，今雍丘县有葵丘聚。吴晋争长于黄池，即今之封丘县也。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即今之荥县也。晋败楚师于鄢陵，即今之鄢陵县也。楚败晋师于邲，即今之管城县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县北。刘项画界于鸿沟，在今之荥阳县西。祖逖镇雍丘，而黄河以南，尽为汉有，即今之雍丘县也。南北朝力争河南，而滑台每为重镇，即今之白马县也。若此之类，前史班班，未易殚举，则荀、郦之言为不诬矣。光武中兴，起于南顿，振于昆阳，及其归洛阳，更始复命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所至辄除莽苛政，复汉官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属，故耿弇辈得“以北收上谷，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以平齐地，聿成帝业，则河北固其取胜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晋、齐、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灭楚。汉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晋平吴。晋室之乱，琅琊南渡，继为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陈。” 然则自古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岂非形势之强弱刚脆。固不等哉。

《南北疆域》

三国鼎建，土宇分裂。至晋武太康元年，既平孙氏，版图归一，凡十九州郡国一百七十三，以为冠带之国，尽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狭，九州之地有

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镇雍丘，逖死，北境渐蹙，于是

荆、豫、青、兖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刘曜，石勒以合肥、淮

阴、寿阳四口角城为重镇。成帝时，酂守将退屯襄阳。穆帝时，平蜀、汉，复梁、益之地。又遣军西入关，至灞上，再北伐，一至洛阳，一至枋头，所得郡县，军旋又失。洎苻坚东平慕容𬀩，西南陷蜀、汉，西北克姑臧，则汉水、长淮以北，悉为坚有。又坚败，再复梁、益、青、徐、兖、豫、司之地。其后青、兖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兴，以彭城为北境藩捍。后益、梁陷于谯纵。每因“刘、石、苻、姚衰乱之际，则进兵屯戍，在于汉中、襄阳、彭城”，然大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寿阳、淮阴，常为晋氏镇守。义熙以后，又复青、兖、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北平广固，西定梁、益，又克长安，尽得河南之地，长安寻为赫连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将北伐，水军入河，克魏碻、磝、滑台、“武牢、洛阳四城”，其后又失。又分军北伐，西克洪农、开方二城，以东攻滑台，不克而平。碻磝守之，寻皆败退。于是后魏主太武总师经彭城、临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时，后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没，则长淮为北境，侨徐、兖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赣榆。其后十年馀而宋亡，然初强盛也，南郑、襄阳、垂瓠、彭城、东阳，皆为宋藩捍。呜呼！晋自元帝植国于江右，终晋之世，虽未尝恝然于中原，而终不能逾淮而北。祖逖之于河南有端绪矣，而竟不能以酬其击楫之素志。庾翼之志在灭胡，亦少壮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坚敌；褚裒大举而终以自阻，殷浩北伐而终以不遂；桓温虽成关、洛之功，而枋头顿挫之后，大节遽变，亦安望其厉志复仇，以混一区宇哉？其后刘裕以英雄之才，奋然以兴复为己任，东灭南燕，西取姚秦，北围滑台，以与魏分争河、洛之地。前日诸人所以悉力经画而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气亦雄健矣，独惜其入关之后，不能事形势以长“国威”，英雄豪杰之士，于是有得其用心者矣。故东还之师，未及脱斾，而秦、陇之变，已窃发而不可御，此赫连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规模盖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兖、司、豫之地，拱手以归魏，岂非规恢之略，无以开其后欤？更宋五十馀年，虽文帝一再出师以开拓境土，随得随失，终不得而有之。尝观到彦之统帅舟师，径趣河洛，魏人敛席而退，司兖之地，常一平矣，未几而复失。柳元景以襄阳之师克复潼关，向义之徒，所在响应，关辅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几而复失。盖文帝虽号为有志中原，本无进取之长策，且魏敛戍之初，岂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时不利而不敢与之较耳。王仲德曰：“胡虏敛戍北归，必并兵全聚。若河水既合，将复南来。”是固足以知敌人之心，而帝莫之听，此彦之所以不能据全其地也。元景始进之初，亦事几之会也。固宜精择主帅，号召英杰，以共成响应之势。而帝之所任者，乃王元谟虚诞之徒，不闲将略，竟以退怯失利，而元景亦不得以独进。命“将出师，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后迟速之机，诸将往往不得以自便。关防纤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济盖世威名，正敌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进退无以自免，及事变不支，始深悔之，见何晚也！况当时太武之在魏，内则有崔浩、高允之徒以为之谋，外则有奚斤、长孙翰之徒以为之将，乘其剪灭蹂躏之馀威，震兵南向，声势所接，已足以詟服人心于未战之初矣。夫敌人之势方张，而宋之所自为国者乃复若是，无怪乎青、徐、兖、豫之地相继复殁而不自固也。吾尝观何承天《备边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嬴储，野有积谷，然后一举荡夷，则不足为也。若但欲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则彼必轻骑奔走，不肯会战，徒兴巨费，不损于彼，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讲，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为长久之计，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观晋、宋以来，凡植国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刘渊父子奄有关、洛而称汉，虽赖石勒之力，未几而反为石勒所取，历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据河南而称赵，虽出于张宾之谋，未几而竟为冉闵所取，历三十有二年而亡。慕容儁之兴燕，慕容恪之功也；虽其取中山，破青、齐，略取关、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苻坚之兴秦，王猛之功也；虽取洛阳，平关东，以据中原之地，然肥水既败之后，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苌之徒而不可禁。其馀后凉之吕光，北燕之冯跋、赫连勃勃之于夏，私自窃据，而无可久之长算，是以随起随灭而不自知也。语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迁洛之后，亡形已见。其后孝明六镇之变才起，而东西方裂之祸，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见矣。然则有志于恢复者，岂宜自沮哉！齐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后频为后魏所侵。至东昏永元初，沔北诸州，相继败没，又遣军北伐，败于马圈，退屯盆城，又失寿春。后三年齐亡，始全盛也。南郑、樊城、襄阳、义阳、寿春，淮扬、角城、涟口、胊山为重镇。梁氏州郡，多法旧制，受禅数年，即失汉川及淮西之地。其后诸将频年与魏军交战于淮南北，互有胜负。虽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克寿春。大通初，大举北伐，城镇相次克平，直至洛阳，暂为梁有。其后又复汉中。至东魏将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乱相寻，有名无实。及景平后，江北之地悉陷，高齐、汉川、蜀川没于西魏。大扺雍州、下溠戍、白苟堆、硖石城、合州、锺离、淮阴、朐山为重镇。陈氏比于梁代，土宇弥暂，西不得蜀、汉，北失淮、肥，以长江为境。宣帝大建中，频年北伐，诸将累捷，尽复淮南之地。更经略淮北，大破齐军于石梁。及旋师，属高齐亡国，又总军北伐，旋为周军所败，悉虏其众。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又以长江为界。及隋军来伐，遣将守狼尾滩、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并风靡退散。隋军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后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东，攻拔慕容宝中山，遂有河北之地，于是迁都平城。慕容氏丧败，遣将南略地，至滑台、许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滑台、许昌置兵镇守。太武帝时，又得蒲坂、长安。太延以后，东平辽东，西平姑城，于是西至流沙，东至高丽。所未得者，汉中及南阳、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后帝自南征，遂临瓜步，宋淮北城镇守将，多有败没。献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长淮之北，皆为魏有。孝文迁都洛阳，频岁亲征，皆渡淮沔。宣武初，又得寿春，续收汉川，至于剑阁，兼得淮西之地。庄帝时，梁军洛阳，数旬败走。自后内难相继，不暇外略，三四年后，分为东西魏矣。然是时南方属宋，明以后及于齐、梁，国土渐蹙，自守不暇，虽时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镇，少被攻围，因利进取，不常所守也。北齐神武，东魏天平末大举西伐，至蒲津，西魏乘胜攻陷陕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师又乘胜袭陷洛阳。其后神武攻围西“魏玉壁，不克。西师来伐，至于邙山。后神武又围玉壁，不克。文襄遣将围颍州，拔之。于是河南自洛阳之西，河北自晋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将略地，际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师攻拔晋州，因之国灭。”自东魏之后，天下三分，梁陈有江东，宇文有关西，高氏据河北。当齐神武之时，与周文帝抗敌，十三四年间，凡四出师，大举西伐，周师东讨者三焉。自文宣之后，才守境而已。大抵西则姚襄城、洪洞、晋州、武平关、柏崖、轵关、河阳，南则武牢、洛阳、北荆门、孔城、坊汝、南郡、鲁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陈师侵轶，数岁齐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既平江陵，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阳之东之北，河东自平阳之界，属于高齐。至武帝建德中，东征，拔齐、晋州城，寻又乘胜平齐。后遣军破陈军于吕梁，其东南之境，尽于长沙。隋高祖受终，维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总而论之，自晋元东渡，讫于后周之亡，南北血争，垂三百年。其间北朝之兵，屡得志于东南矣。或卷甲而趋历阳，或长驱而至“瓜步，或筑行宫于新野，或驻大军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长沙，或渡淮而守于石头，其深入制胜” 非不锐也。南国之兵，屡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阳，或薄海而克广固，“或四十七战所向无前，或五十二城望风震服，其深入制胜”，又非不锐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争；有南朝者，五代乱亡踵迹。刘氏暴骨于关河，苻姚染血于淮渭，慕容拓拔，《𩰚阋》 “骜高氏，宇文，祸乱如结”，是北土非无衅可乘也。王敦、苏峻，踵逆上游；孙恩、卢循，讧乱海岭；桓元、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谯纵，崛强巴蜀，是南国非无衅可乘也。然而北人终不能并南，南人终不能并北，是何耶？盖其不能图万全之举，好兴尝试之师。方敌未有衅，则速徼功利，纷拏以逞。重兵外宿，齐民远输，庙谟重劳，帑藏益屈，敌未告惫，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际机会，邻壤绎搔，嬴秦之鹿已奔，卞庄之虎可刺，则备不豫具，无以应卒坐待其毙，而莫能乘矣。间或幸而遇捷，则败不旋踵。是以袁宏举南国之兵，溃于洛口；元英扫北方之众，没于锺离。青泥之败，单骑而逃；吕梁之役，匹马无反。彦之退舍，资实荡然。魏武言还，僵尸阗积。齐人如渭，皆如江浙之鱼；坚卒若林，尽作淮淝之鬼。其馀或焚舟而遁，或弃辎重而奔，或大败而还者，不可殚纪。既军败于外，国疲于内，民愁盗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败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于暇时息民休兵，遵养时晦，君宰优游，将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锐以待发，御恩而乐用。而庙堂之谋，静观远照，探敌人之情伪而惯识之，必俟一旦衅隙洞开，则赫然有作，发将士素锐之气，启臣民乐用之心，兴汤后之云霓，仗武王之旄钺，入关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敌，何敌不摧，以此吊民，何民不服？顾海宇之功，岂难济哉！” 是其缓于取敌。乃所以速集大敌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帝王之道。出于万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县六。其后，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既而以其权重不便，罢之。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简察如汉刺史之职。” 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乾符以后，天下大乱，至于唐亡。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广狭，户口之盈秏，与其州县之废置，而当日之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盖自古治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守也。”呜呼！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馀年，更易八姓，㝢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开宝四年，平广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钱俶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继捧来朝。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人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曰京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泰、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夔，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宁四年，复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馀年，由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熙宁始务辟土，而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米脂、淳图、安疆等砦，虽尝以河东边界七百里地与辽人，当时王安石议盖曰：“吾将取之，宁姑与之也。”迨元祐更张葭芦等四砦给赐夏人，而分画久不能定。绍圣遂罢分画，督诸路各乘势攻讨进筑，自三年秋八月讫元符二年冬，凡陕西、河东置州一、军二、关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宁“塞、龙支等城，建中靖国悉还吐蕃故壤，稍纾民力。”崇宁亟变前议，专以绍述为事。蔡京始任童贯、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馀垒。陶节夫、锺传、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与凿空驾虚，驰骛于元符封域之表。讫于重和既立靖夏、制羌三城，虽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衅旋起。盖自崇宁来，益、梓、夔、黔、广西、荆湖南北，迭相视效，斥大土宇，靡有宁岁。凡所建州军，关城砦堡，纷然莫可胜纪。厥后建燕山、云中两路，粗阅三岁，祸变旋作，中原板荡，故府沦没，《职方》所记，漫不可考。高宗仓皇渡江，驻跸吴、会，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所存者，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福建、广东西十五路，有户一千三百六十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国江左，又百五十年。《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然则天下国家之重，端在于得人也。江淮、闽、广之地，其来尚矣。自黄帝南巡而登湘山，夏禹东巡而登会稽、高阳，正朔所际，南暨交趾，是东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国也。然而文身𫛞舌，去京华甚远，承太古巢居穴处之馀，未陶王化。三代以前，邈为蛮区。贤人君子，不产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国，中原视为遐陬，不之齿也。迨夫泰伯奔荆蛮，而吴人化其德；文王化行江、汉，而召公之教明于南东。东南之民，浸沐休风，声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札历聘诸华，而先王礼乐达于海隅。陈良北学中国，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国。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而荆楚以辟。勾践、种、蠡，焦劳辛苦，牧养其民，而扬越以庶。子胥之治吴、楚，厚仓廪，峙兵甲，创城郭，设守备，而江浙之间浸有疆理矣。𫇭敖之相楚，商农士贾各肄其业，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汉之间滋然繁盛矣。加之两汉而下，循吏接踵，马援修骆越之律，张霸兴吴会之学，王景导淮西以牛耕，韦宙教江西以陶瓦；许荆以人伦之教，新桂岭之治，任延、钖光以诸华之风移岭表之俗，而东南之邦浸为礼义矣。而又汉魏以还，天下有变，常首难于西北，衣冠转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东南益盛。迄于隋、唐、宋朝，风教滋美，与“中原无异，而民物丰伙，又复过之。”故知今之东南，非昔之东南。昔之东南不能当宋之一路，而今之东南乃过于昔之中原，又岂可一概论哉？方“西汉元始五年，岁在乙丑，东南县户仅当天下十之一，后一百三十有九年当东汉建康元年，岁在甲申，东南县户乃当天下十之一，后一百三十有六年当西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东南县户乃过天下十之三。又后四百有六十年，当李唐开元二十八年，岁在庚辰，东南县户乃当天下十之四。又后三百五十年，当宋元丰末，东南县户乃过天下十之五。”观其县邑之增，民户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财货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拟古，邈焉殊绝。盖自开辟“以来，东南财用之饶，见诸载史者，莫盛于唐，而宋朝犹且加增数倍。唐时岁运东南粟以实关中，不嬴二百万石，而宋朝运漕大增，岁至六百馀万石。唐朝出铜铁银锡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岁铜钱多止十数万缗，而宋朝鼓铸大增，岁至百馀万缗。唐朝盐利初不过岁四十万缗，至刘晏干尽其利，尝增至六百万缗，盖不常有。而宋朝盐利大增，多至岁二千万缗，而海盐之利居多。茶利兴，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额得四十万缗。自后代有增加，终唐世不过倍正元之额。而宋茶利大增，岁至二百二十五万馀缗，而皆东南。此皆熙丰以前国家常赋之岁额也。其后亦有增加，至于今则又不然矣。”呜呼！汉魏以还，皇天眷佑东南，密为覆护，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丰美。方之西汉盛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则数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蔼兴，人才之挺出，与夫典礼之修，习俗之美，则又与古斩焉不侔。然自魏晋而下，西北之地浸没于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几失其三。大抵东南之地皆往古之蛮夷，而西北之乡尽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往往指燕、云、河湟为重，指江、湖、川广为轻。而不知地无常利，天运实衡其盛衰。苟天之所弃，何有于华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蛮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阳之疆理也，而唐虞弃之，无害其为荡荡巍巍 “之功。”辽东、营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弃之，无害其为开皇、贞观之隆。燕云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弃之，无害其为“圣圣承承百七十年之烈。” 然则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陕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蛮夷之域也，而姬周资之以兴王业；剑南、岭表之地，姬周以前蛮夷之域也，而秦汉辟之，以资富强。海隅七闽之地，秦汉以前，蛮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则蛮荒之地，固有不必轻矣。盖三代以前，天运王于西北，而废弃东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蛮夷得以徼幸。当时帝王有作，则利于西北，而不利于东南。高阳疆蟠木而宅龙城，黄帝逐獯鬻而邑涿鹿，高宗覃伐于鬼“方，文王远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勋，讫无后患。”至虞舜南巡，则终于苍梧；夏禹东巡，则殁于会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复不反。大抵经略东南，未尝有所济也。逮秦汉而下，天眷佑于东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蛮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幸。当时帝王有作，则不利于西北，而利于东南。是以秦汉开万里之封，而川广悉为郡县；隋唐阐海隅之化，而闽浙尽为衣冠。蠢尔蛮荒，于变中华。当时既赫厥灵，后世亦蒙其利。至于晋招五部，则变生刘石；唐开四镇，则祸极吐蕃。汉将屯田于葱岭，重困华人；唐宗列郡于阴山，终为异域。《大扺》开羌狄为郡县者，未尝有所济也。是岂非天运回旋，故至此耶？虽然，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齐荒荡，周师入邺，是善用关西者皆能以并南北也。赫连崛强，魏武克朔方；孙皓淫虐，王濬人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并西南也。章邯轻敌，项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关，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并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关西，宋兴江南，皆能奋自孤微，赫然而成伯业，此则三方之地利皆可用也。商受暴虐，黄河无固；胡亥愚蒙，秦关洞开；叔宝荒淫，长江失险，此则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项王残忍，石季骁雄，皆转战无前，而斯民重困，故项兴东南，石奋西北，其亡一也。萧衍、苻坚皆一时令主，乘时奋功，然有雄志而无雄才，一则强霸于南夏，一则制胜于北朝，其败一也。故知南北东西，皆无地利，兴亡之数，举在人谋，尚何妄分优劣之有哉？

识者或谓西北之风浑，东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东

南之民诈，西北之土沃，东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劲，东

南之兵嚣，此形势之所以异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长，固不可一概论也。夫西北之风浑，其失也“悍；东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浑厚则可与奋功，悍突则难与图治。和易则易与乐成，偷堕则难与虑始。故繇古以来，南北分争，则西北以强胜而多失之乱；东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风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又杂以羌戎之骄暴；东南之人诈，其得也易，而又边以蛮獠之庸愚。直“则不可以屈犯，骄则不可以礼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难治也。虽愚可以诚推，虽诈可以利诱，和易之人可以德怀，是知东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来，西北之政多以严致平，东南之政多以宽为治：此则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种植而宜蚕桑；东南之地瘠，多田畴“而利耕布。故繇古以来，西北之人裕于贿而患于饥，东南之人苦于贫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则足以富国，善治东南则足以馀粮。若九有同轨，南北一家”，则储粮常仰于东南，货贿常资于西北，则食货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劲，其失也抵肆；东南之兵嚣乱，其得也剽锐。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东南之兵利于速战。尝考曹公用兵，常以坚守挫强敌，及征孙权，骤来亟战，遂大败于赤壁。此则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战也。“项王持孤军转战无前，及遇汉祖，坚守相持，卒败于垓下。”此则东南之兵利于亟战，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渊、高田，战不获骋，而诸葛恪之师败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飞，而李密之众堕矣。是以周亚夫坚壁以挫吴、楚，谢幼度亟战而败苻坚，则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张良、贾充、郑柔之徒，皆有南兵剽锐之言，而北人制胜，务以守成不战之功者，盖畏其锋而莫敢争也。繇是以论，则天运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为帝王之居。仰观俯察，则西北不得不重于古，东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则天下大势默可知矣。

论曰：“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长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长江也。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门户，备淮以为藩篱。是故轻重之权，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险者也。夫长江东极于海，上流江陵、归、峡，则襄阳、随、郢为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则舒、蕲、光、黄为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则真阳” 、楚、泗、庐、寿为之藩蔽。昔三国时，吴不得淮南，至晋太康兵出广陵、寿春而吴亡。东晋经刘、石、苻、姚之乱，“长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寿阳、淮阴常为晋氏镇守。至陈宣帝始尽失淮南之地。其后贺若弼等渡釆石、京口而陈亡。南唐罢把浅之师，寿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尽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系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东，以楚、泗、广陵为之表，则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寿、庐、历阳为之表，则建康、姑孰得以襟带。江西之镇，莫重于浔阳，而舒、蕲者，浔阳之表也；湖北之镇，莫重于武昌，而齐安者，实武昌之表也。” 愚观三国、六朝之间，争战攻守，尝从事于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吴氏“自孙策驻足江东，而于淮则又有庐江之守，故魏氏虽窃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吴；以为守淮之利足以蔽长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图进取” ，此吴氏之失也。“刘宋自刘裕立国于建邺，而于淮则有盱眙之蔽，故元魏虽有虎视之意，而终不能以窥宋；以为守淮之利足以蔽长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 以争中原，此刘宋之失也。萧梁自武帝立国于江左，虽与元魏交争于两淮之间，互有胜负，而锺离之守元英，退缩敛衽而不敢争，议者又以为淮右之势，足以御敌人之冲也，而不知用淮以为恢拓之计，则其所失，殆与孙、吴、刘氏等耳。愚考之，孙权踵孙策之遗绪，而无争冲攻取之才，观孙策“卿我不如” 之语，止以自保之能许之，而鲁肃帷幄之谋，亦止于保守江东之计。故庐江之地，吕蒙虽守之，而合淝之役，一为张辽所败，遂终身不敢以窥魏。此长淮之地，在吴而吴不能用也。宋文帝绍刘裕之遗业，虽有争战之意，而无规恢之大志。观王元谟之徒，率师进取，以经略中原，而止欲图河洛之地，刘兴祖《经》取河北之策，则置而不论。故臧质盱眙之守，仅免败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从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势。此长淮之地在刘宋而刘宋不能用也。萧梁自武帝创有基业，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后，志气凋落，无复囊括宇宙之志，虽席锺离天际之势，而略不能用险以挫北魏之锋。元澄之围锺离，虽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围锺离，虽以韦叡之救而自解，不过仅仅自守耳。此长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阳而抵樊城，自丹阳而抵广陵，自广陵而抵淮阴，自淮阴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历阳，自历阳而抵锺离，自

“锺离而抵蕲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齐安而达信阳，自江陵而至襄阳，此汉、沔之关梁也。故淮阴、盱眙之城固，则自淮而东可以无患；锺离之城固，则自淮以西可以获全；至于信阳、樊城之垒全，则汉、沔以南无敌虑矣。虽然，岂特自固而已哉！” 王羲之《与殷浩书》曰：“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若还守长江。” 羲之劝浩因长江以固大业，此言是也。至谓舍淮而守江，岂不缪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带荆、扬，引辅江湖，咫尺淮甸，应接梁、宋，人皆知其为长江之险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襄，北控关、洛，人皆知其为荆湖之险也。自涪陵而极于成都，土地险塞，沃野千里，控渝扼泸，联接关陇，“人皆知其为巴蜀之险也。然知有长江之势，而不知所以为守淮之计，则非知江之险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势，而不知所以为襄、汉之计，则非知荆湖之险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势，而不知所以为汉中之备，则非知巴蜀之险者也。盖长淮所以为江、浙之藩篱，襄、汉所以为荆湖之唇齿，汉中又所以为” 巴蜀之门户。陈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祸，南唐罢把浅之师，而启周师之衅，盖弃淮而守江，则江左亦难以自立矣。吴人不得襄阳，杜预得成江陵之捷，苻秦会师沔北，而朱序必欲严城中之守，盖弃襄阳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汉中，故蜀人皆无自固之志；姜维退保汉、乐二“城，故锺会如履无人之墟。” 盖弃汉中则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则长江之险可得而保也；以荆湖为重镇，以襄阳为唇齿，则荆湖之险可得而固也；以巴蜀为要害，以汉中为门户，则巴蜀之险可得而有也。晋人能守合肥、寿阳以为重地，故刘石终不能逾淮以图晋；陶“侃使元宣以镇襄阳，故赵人不能越汉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镇汉中，故魏人不能逾南郑以谋蜀。” 合历代之得失而并观之，则荆、襄、江淮、蜀汉之相为用，其效可观矣。昔祖逖自淮阴进兵以复河南，到彦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兖，则在淮之形势为可用也。元温自江陵以趋霸上，柳元景自襄阳以克潼关，则在荆襄之形势为可用也；汉高祖自南郑以克三秦，诸葛孔明自汉中以镇关、陇，则在汉中之形势为可用也。尝闻昔人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有六尺之躯，其护风寒亦数处尔。” 如此，则上流所备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为州者十，而其镇则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为州者八，而其镇则襄阳是也；江西道为州者十，而其镇则九江是也。凡画野分土，必据其津涂而扼其喉衿。今所谓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江陵、武昌、襄阳、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 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故也。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豫章、江西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人谓“浔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 者，此也。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控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海之守亦固矣。若乃蜀江东下，黄河东注，而天下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而已。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长江也，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 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汉为喉襟，以荆襄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汉，鸿沟千里，无再舍不接畛。设令北人兼有巴蜀，则南国以湘汉之郊为战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间。万有偏师不阵，一城告奔，则冀马秦锋，驰于吴会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为喉襟，以并汾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与汾、洛交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则汾、洛之间，皆为战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间。万有偏师不阵，一城告奔，则越战吴兵，骋于赵、代之郊矣。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者，正此之谓也。盖自春秋、战国以来，至于宋朝之兴，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争，馀九百载，其间北人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灭楚；晋文帝并蜀，而武帝因以灭吴；周文帝并蜀，而隋文帝

“因以灭陈。及宋之兴，亦乾德并蜀，而开宝中遂平江南，然则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 春秋、三国、东晋、南朝之际，南兵屡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终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关中故也。唯宋武帝克长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关中，则沿河抵关，纵横数十城，皆为战守之地，而所向遇敌，其势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则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则难，自关中而出河南则易，自河南而入关中则难。假使南人兼有关中而善用之，则河南数千里之地，纵在敌人，徒为战场，无险可恃，一战而胜，则汴、洛百城可传檄而下矣。故知得关中则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关中，虽取河南不能守也。而东晋、南“朝交争三百年间，君臣将士日夜图维，虽锐意收复中原，而不知陕西之利，故转战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胜负叛服如代棋，终无益也。” 然则自古南北交争，而南人终不能并北者，岂惟力之不迨，固亦谋之不臧也。夫然后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战在陕西，北人之守在陕西，而战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间，特舟车往来之地耳，非成功制胜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势，分为南北，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虽然，春秋以还，议者纷纷，莫不以名城要害之为尚，谓天下国家藩篱举在于此，而不知险非人不守，人无险可固，险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则？睢阳之城，自《春秋》有之，历秦、汉、魏、晋，暨于南北朝，其间中原变故多矣，初未闻为要害之地。及安禄山反，陷没两京，威焰赫然，而张巡、许远，提孤旅，扼危城，困十万之众于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兴实赖以济，则所谓要害者，果在于睢阳乎？抑亦有赖于巡、远也？泛观前史，所谓要害，大半得人则重，失人则轻。蕞尔危城屹为重镇者，无世无之，如盱眙、玉壁、锺离、宛丘诸城，自秦、汉以还，皆蔑然无闻。及魏太武南渡，长驱江淮，江北尘溃，南朝大震，而臧质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齐神武扫国西下，气吞关、陕，而韦孝宽乃固守玉壁。萧梁之“初，元英提山东数十万众，乘胜而南，江、淮震骇，而昌义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锺离。” 李唐之季，黄巢讧乱，剽击万里，宇内瓦裂，而赵犨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锐摧敌，收不世之功，则四城之要害为如何？以至隗嚣保冀，李宪阻舒，吴守须濡坞，魏争滑台城，吴大义窃咸阳，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连年不下，或讨之再世不宾，或环天下兵束之而无功，或数十百年争之而不已。” 自当时观之，宜若险夷巩固之甚，真所谓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闻也，后此者不复有闻也。故知地利无常，惟人所制。吾险不足恃，敌险不足畏。苟得其人，函关虽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黄河虽广，一苇可航也。故善设险者择良将，善守城者固民心。

《明疆域》

明兴，我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东南负海，直星纪之首以宅都。于是汛扫寰宇，尽复五帝、三王、盛汉、全唐所自有之旧。东尽辽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统。于是东北负海，当析木之精，向明而建今京师，而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为十有三省，大都数十百 “里，若数百里而县；数百里，若千里而州而郡。星列棋置，属于省司，以达于天子。而卫所视形便，错置于其中。疆理会同，延袤于四海，纵一万九百里，衡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尽朔方，东不尽元菟、乐浪，南不尽南交。”洪武三年，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书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县绘山川险易，为图以上。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关津、亭堠、仓库、水陆、道路及山川图以来。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书主驿途道里之故。上尝览舆图，侍臣有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者。上曰： “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所当戒慎。昔纣以天下亡，汤以”七十里兴，所系惟德，岂在地之大小。景泰中，诏修《寰宇通志》，阁学士陈循为总裁，欲准宋祝穆《方舆胜览》为书。叶侍郎盛曰：“此赵宋偏安之书，直为四六，设踵之何为？必欲纪昭代一统之盛，宜取其关军国、资劝戒，于治纪可列者为主，而城池、人民、户口之数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听，曰：“此岂造黄册所耶？”叶议遂格。书成，名《大明一统志》，而文庄意终远矣。嘉靖初，天子方思励精中兴宣光之烈，而大学士桂萼欲佐上知舆图广轮之盛，若诸所为抚御安攘之略，乃述《舆地图》，各为叙纪于首以献。而四方扼塞，政俗善败之故甚具。上温旨报俞，图留中览焉。后罗文恭、洪先准元人朱思本《舆地图》计里画方之法，广图为数十，纵横长短，远近差次，有形实可据，历十数寒暑而后成。而胡庄肃公松官浙辖时，增表所遗诸，凡唐、虞以下大都会，若春秋而降会盟征伐之所，与其名山川岩险，悉为标列，益称精密。嗣隆庆元年，杨冢宰博疏陈天下郡邑冲僻繁简之差，每省总括其梗概，以为陞除高下之等第，尤为详核。盖四海九州灿然如指掌矣。今试取各省而观之，北直隶，古幽、冀州地，汉上谷、渔阳、京师即金元旧都也。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蓏之利，而转东南之粟赋百货实边，天险地利，甲乙于关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于永平，昔为内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并称险厄，故蓟州、保定重兵屯焉。广平、顺德、大名，实山东西要膂，四方水陆毕会于临清，转漕京师，辐辏而进，若天津，又海运通衢也。河间、真定、保定之间，多达兵坞处，降人其中，性犷难驯。东安、霸州、武清而东，野旷人稀，奸宄伏匿，颇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带，则樵采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窜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辟，而赋徭日繁，禁场庄田，中贵戚畹之家，星罗碁布，而膏腴坐并，驿传不节，水陆骚驿，虽畿甸同风，而顺天之马政，河间之水潦，患尤烈焉。南直隶古扬州地，南朝六代都也，高祖创基，实首造焉。江限南北，为古今天险，故守御舟师为最急。江北则徐、颍二州，地跨中原，瓜连数省。徐、邳俗悍，业盐多盐徒，而淮安建兵府称雄，镇守以文武重臣，虽职司转运，亦示控扼之势焉。江南则安庆当长江委流，西控全楚，为江表门户，沿海设戍以备倭。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剽作弗靖，与江洋出没，故今江防海备，其重一也。庐州民习游惰，率女子耕耰，地不尽利。凤阳习俗本同，加以高墙留守之费，故易以告饥。苏、松田赋不均，供亿日困。丰、沛之间，浊河泛滥，沦于鱼鳖，转饷既艰，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吝啬健讼，逐末利，风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浒，军民统理不一，寇盗因以窜匿，扬冲而俗侈。镇江当京口之冲，凿山围水，海潮出没，土田岁易处云。大都根本重地，赋重 “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皇祖时宿卫散处江北屯田之令，减里河中使进贡之船，使兵少而精，赋少而足，邦其永孚于休也哉！”山东古青州，济南齐临淄地，今界两都之间，外引江淮，内包辽海，西面以临中原。德州水陆毕会。自海运废，遂以其西境为馈运通衢。南尽邳、徐，北溯天津，岁被河患。诸筑塞疏濬，舟车牵挽之役无休期，而兖州水潦为虐，疾苦滋甚矣。矧京储边饷之外，王禄是供，六郡征输，于斯为急。青、济依山多矿贼，公私盖交病之。而武定为燕、蓟门庭，辽阳又自为区域，地本膏腴，旧皆郡县，民用安土。设卫以来，生齿稍稀，惟迁徙谪戍之人归焉。登、莱僻在胶东，三面距海，利在鱼盐，蚕绩，农田亦足自赡，为海东保障。然本海运故道，闻诸往迹，则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盖尝治闸以达安东，则避开洋之险，宜亦有可讲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治。太原古晋阳，并为唐南京，背临朔，易表里河山，有俯挹中州之势焉。人稠地狭，俗尚勤俭，果毅任气。忻、代以北，虏数内侵，故大同特设征“镇，与延绥、宣府互为声援。雁门、偏头、宁武并置关设戍。虽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贼为急。且保德、河曲之间，与虏仅隔一河，稍或撤备，则门庭皆勍敌。若蔚州之矿徒，临晋之屯卒，潞城之逋民，并以山谷阻深，乘时抄暴，要不足屯结也。然边饷既广，宗室弥蕃，一切供输，自岁赋之外，皆仰给河东之盐课。三晋之民，劳瘁为甚。乃边卒叫呶待哺，动辄反侧，则积渐使然，非亟图不可矣。”陕西古雍州，为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皋奧区，形胜甲于天下，秦、汉、唐都焉。然平凉、固原一带，丰草平野，畜牧蕃滋，外乏屏蔽。顷年胡骑颇巳侵入巩、凤、延、庆间，原野萧条矣，而士马精劲，终称雄剧焉。宁夏跨有贺兰山、黄河之险，别为一区，水谷自足，虏难驰骤，故为备差易。然自移镇榆林而来，河套尽为虏有，烽火达内郡矣。甘、凉以西，左番右达，处势孤危。而土鲁番、洮、岷、西宁错入番族，要在抚辑凤沔，故多回种，而无赖亡命多逃萃于其中。西安会府，生理殷繁，塞饷藩禄，十居七八。闾阎疾苦，与他郡略相当。若汉中之“襟喉，巴蜀潼关之保障，全陜俱称重地。而所在罄力以供边军，奉宗室平凉尤甚，闾阎愁苦焉。河南，周东都，古豫州地也，阃阈中夏，四方辐辏。盖彰德以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阳、汝宁直走襄、黄，而开封其都会也。由开封以溯卫河，可以漕山东；沿汴、泗可以漕淮南。故言形胜者次关陕。然分建宗亲，班禄无艺，今岁赋几百万，民劳甚矣。”归、雎、陈州一带，地兼数省，统辖非一，奸人常藉以发难，溃逸四出，祸延他境。彰德道赵、魏之间，军民左右属盗，虽敛迹，而牵制之患，与归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环互，民物茂实，则汝宁为优；铸山猎野，依凭险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间，则河、洛为著。然土地未辟，“教令未驯，非课农宣化，加意拊循，则寇盗劫夺之祸，岁不免矣。”“浙江，古扬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与江、淮相表里，严、衢以徽、饶为郛郭，左信郡，右闽，关大海，东蟠绕淮、扬之境，而杭州其都会也。杭山水秀丽，人慧俗奢，衣被可观，而薪米是急。”嘉、湖与江东相表里，两税重困，贫者流徙，富者并“兼。海盐之塘，利害通于苏、松，岁筑岁倾，劳费已甚。安吉、长兴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广德，上无兼辖之司，讼讦繁兴，颇号难治。”错入笠、泽之间，盐徒出没，剽掠村墟，不治将有隐忧。严、衢、金华，负山引泉，生理为优。处州之民，依山盗矿，动至数千，持之则激，缓复弛纵。庆元、松溪之交，岁被侵暴。温、台并海而南，风帆之驶，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贡，直指宁波，突至倏来，黠诈叵测。先事而备，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扬州，地当吴、楚、闽、粤之交；险阻既分，形势自弱；安危轻重，常视四方。南昌其都会也。俗杂五方，以保境和民为上。九江独据上流，牵制沿江州郡；且密迩南康，滨“临巨湖，不可无备。南、赣之间，汀、漳、雄、韶诸山溪会焉。连州跨境，林谷茂密，盗贼之兴，斯为渊薮，故设巡抚重职，提师临之。袁州地逼长沙，逋民客户，喜狱好争，颇难讥察，而南昌、建昌、饶州宗室日蕃，民疲供亿，视临、吉、瑞、信抚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贤辈出，甲于诸郡。大都江西之民，朴质俭苦，有忧勤之思。弘治以来，赋役渐繁。土著之民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不顾，而礼俗日坏，恶少间出矣。湖广古荆州地，南汇江湖，北拥元陆，武昌其都会也。襄、邓古称重镇，抗其首；蕲、黄下临吴会，控其尾。江陵殷沃，南岳效灵，洞庭锺秀，亦足以雄视诸州矣。若郧阳之走商、陕，郴、桂之”跨闽、粤，辰、沅之捍蔽云、贵，大江中贯五溪，外错，荆楚之扼塞备焉。然襟带江湖，所至民罹水患，盗寇乘之，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宗藩赋禄，广于周封。而楚俗慓轻，鲜思积聚，土旷不耕，四方流民失业者赴焉。故其民率啙窳庞糅而难治。过此，则永州、宝庆之间，仅备苗夷而已。溪洞诸蛮，本以汉法羁縻，“差易驯扰。惟永顺、保靖世席富强，每以争夺获罪，辄假战功自赎，骄横滋萌。时议不明，猥加征发，使远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敌，将贻异日之忧焉。”四川古梁州，地长川沃野，有山林竹木、谷粟蔬果，织作染练之饶。剑阁表云栈之固，瞿塘扼巴峡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蛮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篱，坤维井“络，斗绝诸夏。故奸雄割据，则盗兵不敢西窥，以地饶而险厄备也。然奸宄内作，县车束马，一不相及，有难猝定者矣。以故松、叠、威、茂、安、绵、叙、夔各有宪臣，重兵外戍，而上列亲藩，诸所供馈，咸取给焉。且松潘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陇州，千里转运，辄为番蛮所遮，斯巴蜀之隐祸也。”乌撒、芒部诸夷，虽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内相党结，数启兵衅。且于叙、泸有唇齿之重，要在因俗抚绥，携其私党已焉。若碉门之臂，视诸番、播州之富藏四海，殆与蜀相为盛衰。建昌六卫，僻处西徼，自为奧区，民夷安业矣。福建古闽、越地，海抱东南，山阻西北，重关内阻，群溪交流。福州其都会也，虽水不复回入中国，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为形胜矣。然处人盗矿，流入政和、寿宁之境，时为患害。古田、福宁一带，本窃鱼盐之利，而山谷邃深，逋寇凭之啸聚，然不常出也。福、兴、漳、泉外遏倭寇，近通琉球，为溟渤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峻谷，人迹罕到，独与南赣声势联络，设提督镇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间，则属之捕盗官矣。盖简僻莫如邵武，嚚讼莫如漳州。兴、泉文物地利，甲于八郡，昔称土沃民稀，耕稼自给；海寇残伤，兵食为急，视昔亦巳远矣。广东古百粤地，五岭之外，足为乐土。北负雄、连以临荆、吴，东肩惠、潮以制闽、越，内辟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琼以扼黎夷，而形“胜寓焉。”广州其都会也。南雄万山三水，控带群蛮，而督府兵饷，九郡传邮，尽仰诸榷利。惠州提封广袤，悍客矿徒，势难收戢。潮州沃野广原，昔称阜裕，往独患軬户斗老。今内寇外夷，为害尤棘。然肇庆据上游，当岭西孔道；泷水地界梧、藤，盗薮在焉。高州海澳，獞衢辟地，除兵耕守，并务可也。廉州层山 “曲水，为海北要区。雷州炎徼，多平地腴壤。逋夫亡命，责在人牧。琼州并海，而五指腹心之地，反为黎穴。乃滨海岛夷之国数十，时时出没，志在贸易，非必盗边。顾民逐山海矿野，番舶之利，不劝农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弥满山谷，则良民困于征求，教治不修，大征数举之过也。且密迩苍梧，征蛮”幕府在焉。军旅之兴，殆无宁岁。况地产珠池，番物骈集，本民用所资，而内使数来采办，民反病之。故外负富饶之名，而内实贫困者，广东是也。广西古百粤地，东南接广东，风壤气习特异。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驶。地利物产，优赡自给。桂林其都会也。苍梧地总百粤，雄据南极，为水陆之冲，设文武大臣“镇焉。府江、左江、右江贯络诸郡，地尽绵远，而苗夷附据为寇窃，不但古田、荔浦数县苦其蚕食而已。浔州大藤峡跨黔、郁二江之间，为诸蛮窟穴，伺间出剽，急乃投窜。虽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然不足制也。若兴安西延六峒，与武冈州阳冈接壤，猺据之，为桂林北境患。柳庆以西，则八寨为盗区”，洛容、怀远每罹惨毒，而宾州其襟喉矣。右江一带，惟岑氏最强，思、田残破，旋就平定，因势羁縻，可谓上策。南宁、太平控遏两江，坐摄交阯，桂管保障，其在斯乎？云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冈巀嵲，激涧萦纡，金碧米盐之产，号称精赡，而云南一都会也。云南临安、大理、永昌、鹤庆、楚雄，并皆沃壤，然元安路纳交阯，金腾地拥诸甸，澜沧联络宁丽，曲靖弹压乌蛮，王公设险，于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东、丽江，小者姚安、北胜、邓川、霑益，并以兵力称杰，而滇境粗安，则沐氏世有劳焉。寻甸上下风土绝异，兵卫渐疏矣。故诸罗构衅相寻，而木邦、孟密不闻悔祸。咎在抚绥失策，无制置可言也。其东境则曲靖之牂牁江达广东；西境则北胜之金沙江达四川。其北境陆行关索岭达贵阳，为孔道。稍置兵梗，坐令隔绝。东西二道，宜辟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缓则蜂屯蚁聚，急则豕突鸱张，而万里投宦，类难得人。苟抚循温燠，相与休息，固可坐而定也。贵州西南夷罗施国，古鬼方，俗颇同滇南，而山箐峭深，水不停涵，土无货殖，贫瘠已甚。官戎岁费，命之他省，加以兵荒，匮乏弗继。况省城会区，咫尺夷土。故泗城伺窃外户，则守在永宁；芒部蹲伏北藩，则忧先毕节。若思南、石阡、铜仁数郡，界在镇筚、西播夷峒之间，地杂东川、乌蒙诸部，师旅绎骚，与湖广、四川同其灾害。且水西普安、凯里诸酋，富甲他夷，地连肘腋，争疆启衅，驯致兵端。然蛮夷自相剪伐，贵在因其土俗，以时抚定，不足烦国家力也。总而论之，天下大势，譬人一身。京师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则心也；四方，四体也。体载夫首，则外有统而其势尊；心运夫体，则内有主而其势顺。居尊而达顺，则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后天下不劳而治。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晏如者，凡以能制轻重之势，而加意于本原之地也。我国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上应北辰以象天极，南面而听天下。谨按舆图，以观其势。辽阳、上谷、云、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汉、江、淮之间，腹心也；齐、鲁、秦、晋，左右手也；闽、蜀，腋也；交、广、滇、粤，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实，左右手腋欲强，足无盭相承，而奉元首以听命于心，而心与元首则又精神所聚会，以运用百体而营卫灌注焉，然后形势充畅而外邪不奸也。二祖开基，列圣缵绪，逾二百年于兹，朝廷清明，百官守职，万姓安堵，四夷向风，可谓极治矣。乃愚所私忧过计，不在形体而在精神也。夫岁简九边之锐卒以戍蓟门，徒罢于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犹曰土兵未练也，今练之几何岁，而戍未尽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诿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犹曰海运可复也，今海舟报罢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窍也。伊、洛、湘、汉多旷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即平居无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齐、鲁南支河渠，秦晋北抵羌狄，闽蜀、交广、滇、粤，又越在西南万里之外，寇弥山海，民无所号。顷虽荡定，如窭人病起，又虞复病，是手足腋且倒悬也。如此以为安，盖俞扁不顾矣。圣王在御，贤公卿在列，岂以内宁而忘外忧？夫蓟门教练，取之浙卒；渔阳突骑，故甲天下。岂曰无兵，而南取于浙？居则南兵倍“其食，急则北兵当其锋。南骄北怨，败道也。顷寇一小入，辄破军杀将，其效可睹矣。愚以为不罢浙卒，则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则九边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堤束其流，洲绾其口。豪侠贵势宅菰苇田沮洳以当水道者，有司不敢问。以故数治数淤，数淤数决，往往坐此迄无成功。顷疏草湾，报效矣。”愚以为不并力下流，则漕渠不通，徐、淮间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务节约，而帑庾不盈，水旱盗贼不加于往时，而民不聊生者，旧逋杂征，而催科政急也。天子幸哀怜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缓征之诏，民鼓舞若更生矣。谚曰：“东南熟，天下足。”东南之粟，可赡天下。而交、广、江、淮疮痍昏垫之民，终岁喁喁“待泽。其他山徼海壖，君门万里，悬命有司，所当深念。愚以为不核实有司，则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则穷陬遐壤之未得被其泽也。”夫顺天八郡，于周为燕、赵诸国，于唐为成德、卢龙、魏博、范阳等军，当是时，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无庸外助。今其地与民犹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军，漕挽藉江、淮之粟，旁列百郡以为助，而犹不足，乃欲开京东濒海萑苇之场，用浙人筑堤捍水之法，听富民田其中，合众分地，计亩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议也。洪武中，盖有“开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后荆棘未剪，而有司者辄履亩而税之。抑或田成业定，而中贵外戚辄请为己业，而豪夺之如此，尚有应令者乎？愚以“为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轻科而信守之，岂惟京东将辽地无不可耕者矣，且使粟价无涌，游民有归，万世之利也。”又欲仿汉、唐置三辅，宋立四辅郡意，东永平，西易州，南临青，北宣府，各宿重兵二万，而罢直隶、河南、山东班军。此先臣丘濬之议，顾安所得兵乎？若募市人，徒益馈饷，缓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盖有名寓于农而实编于官者矣。既编于官，后必勾补，又或有调征移戍者矣，是无辜坐谪也。盖洪武中，太平诸郡数蠲田租，海内不以为私。若曰“此吾汤沐邑，缓急共之。”愚以为诚举四辅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爱养，勿挠以贵势，而又宽其徭赋，时加惠焉。稍以其间分曹“角射，课艺习兵，民业既成，皆安土乐生而戴其上。虽不设四辅，隐然保釐之固，亦万世之利也。至若三营精锐，国之威也，半杂老弱而敝装嬴马；四方逋逃，民之贼也，群萃渊薮，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师而示天下也。今岁时简练团营，精采故己改观，而市井游惰，尚多窃匿。蒐而逐之，则伤覆载之仁，保而容之，则滋奸宄之党。”愚以为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开府，一有司之事耳，而国家之精神不与焉。夫齐秦伯臣，尚能保伍其民，令无奸慝，李光弼为将而旌旗壁垒皆变，是故精神诚通。凡此类者，皆不问而举。今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诸吏，恐惧奔走，此乃形体相摄属，而非精神所流贯也。故法严令具，辇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责四方？是惟明目达聪，开诚广益，时召公卿，坐论治理，间引郡县，亲对便宜，烛闾阎于衿带，运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声响乘虚而易达。然后天下之势，联合为一身，无复有壅阏者。虽 “尺寸之肤，疥癣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向往，足不烦谕而行，此所谓不在形体而在精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