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部总论九

古今治平略三

《三代户役》

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大司徒“掌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辩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辩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行征令。”大略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闾、族、党，是乡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 “官之役在民；伍两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狝狩，是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则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则守卫之役也。城郭沟渠涂巷之役则治之，牛马车辇委输之役则共之，其为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役之法，则极纤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媺恶，辩之以国野之远近，均之以岁之上下，不概责也。故《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辩之以国野也。《均人》：“凡均人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凶札则无力役，此均之以岁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仅半而已。”盖以下养上则不足，以上养下则有馀，故凡起徒役，又无过家一人，所谓“施从其厚，事举其中”，与食壮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齿。国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远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劳逸轻重均而已，与近郊什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同意。力政有征于乡，有征于司徒，征于司徒，则公用之也。故丰年，公旬用三日，则是岁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则是岁用十有八日；无年，公旬用一日，则是岁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岁成之后，惟有于冬之一时故也。其作之也，在乡则族师以鼓铎旗物帅而至，《大司徒》以乡之大旗致之；在遂则鄼长以旗鼓兵革帅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盖乡百家为族，遂百家为鄼，百家然后致之以旗鼓，则下于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于六乡，遂人之于六遂，以乡遂之大旗致之，则《族师》鄼长之旗，非大旗也。乡有乡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于邦国都鄙甸稍郊里之地，县师又备旗鼓兵器致之，则所统有其人，所会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无不率从也。故当其时，司民协孤终，司商协名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 “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者，三月不从政；自诸侯徙者，期不从政。然则役之，义也；舍之，仁也。义故民忘其劳，仁故民悦其德。”是以为周之民不惟以役为劳，而且以役为乐。由后观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则民乐于为台之役矣。由前观之，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则民乐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是不以田役为劳也；“王事多难，不遑启居”，是不以兵役为劳也。后之役民，既无其道，又无“其法。十国城漕，我独南行，则其役困于力；小东、大东，杼轴其空，则其役困于财。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将父，此役之不时也。以至绛县之老亦预城杞，虽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边，虽贵者不舍也。”后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规避也哉？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则今之雇役也；“比、闾、族、党则今之差法也。雇役既出税以顾之，差役则不免出力以共之。”夫有职则有役，皆职分之所当为也。今皆规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乐于为役，今之役简而民苦于为役，是必有故矣。责之以所不能供之财，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乐而为此哉。

《汉唐户役》

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兴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百二十则为算赋，年七岁至十四出钱二十则为口钱。凡民二十而傅给繇役，为更卒及戍边不行者，出钱雇之，或入官以给戍者，则为更赋。是既役之而又税之也。高祖十一年，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 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常以十月朔献，及郡各以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盖献者，贡也，以口率不从田，以省赋也。而中都官岁给赋率不过数千石，其赋从乎薄如此。文帝即位，躬行节俭，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赋四十。又《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赋。武帝以功利繁兴，因加民口钱人三文，以备车骑。嗣是时有减免，且令流民还归者勿算。至于乡置三老，以事相教，复勿经役。啬夫以收赋税，游徼以禁盗贼，所以役民者岁不过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犹轻简而近古也迨其后敷役有七科之谪，雇役有三品之号，而丧乱相仍，民皆役于兵，无复节制，汉始衰矣。晋武帝平吴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馀为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为课役。其所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丁女半之。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温秉政，以人无定本，伤理为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谓之《庚戌制》。又时役使无节，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而方镇去官，皆割兵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纠举，送兵多者至千馀家，少亦不下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是故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则所任非童幼之事矣，百姓安免于困苦乎？后义熙中，宋公刘裕亦表依界土，断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晋课。初自晋孝武来，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玉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后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时乃至课米六十斛”，又与晋悬殊，岂所谓六十斛者，非止一岁所赋耶？则无艺甚矣。齐高祖建元初，以民间欺巧，敕虞安之等检定簿籍。二年，诏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计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须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以何科算，能革斯弊？”虞安之上表曰： “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知，方却下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漏，流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看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谪戍缘淮者各十年，百姓怨咨。又以北伐频侵，扬徐二州，并人丁三人取两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而输米。既毕，就役如故。时民户附录属名者，既多复荫，而所在检占，虽注病者，皆积年充摄。又“追责其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而衔命之人，皆务货赂，随意纵舍焉。盖《周官》之法，贵者、贤者及新甿之迁徙者，皆复其征役”，后世因之。故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厘正谱籍为先。然自晋至陈，且三百年，贵者之泽既斩，则同于编氓；侨者之居既久，则同于土著。难以稽考，此以伪冒滋多也。后魏道武时，诏采诸漏户，合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䌷茧罗縠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同，户口错乱。又初不立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三五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至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民调夫妇二人帛一疋，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以此为降。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时文明太后犹称制，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有言难行者，有言徐遣使，于事为宜者。冲曰：“若不因课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苞阴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之制。下诏曰：“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井乘定赋，所以均劳逸。有无通则民财不匮，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是以三兴所同，随世污隆；贰监之行，从时损益。故郑侨复《丘赋》之术，邹人献盍彻之规，虽轻重不同，而当时俱适。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馀，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豪富并兼者弗愿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馀倍，于是海内安之。至其末年，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缺于徭赋。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文宣受禅，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然时赋役繁兴，而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至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迨。”武平之后，国用匮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焉。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设司役掌力役之征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赋分为三等，丰年则役三旬，中年役二旬，下年役一旬，起役毋过家一人。”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文受禅，颁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五保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 “比闾正，党正比族正，以相检察焉。”然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小，规免租赋。帝乃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编下诸州，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烝庶怀惠，奸无所容。是后虽遭水旱，户口有增。及江表既平，帝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说者谓颎之力多焉。炀帝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户部侍郎裴蕴奏：皆令貌阅不实者，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行之苛切，民皆愁怨。比进计籍，帝临朝览状，叹以为贤。后以工役烦兴，丁男不足，令妇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九分“为盗贼，以至于亡。”唐制，诸户以百户为里，每里设正一人，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正，在田野者为村正。民年二十一为丁，十六为中，六十为老。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则免调，三十日则租调俱免，通正役无过五十日。初定天下户量其资产为三等。后诏三等未定，升降宜为九等。凡丁附于帐籍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是时，初经隋末丧乱之后，虽以太宗贞观之治，休息生养，至永徽中，天下乐业，直将一世。而有司奏户口才及三百八十万，视隋初十存不能一二。证圣元年，平阁舍人李峤表曰：“臣闻黎庶之数，户口之众，而条贯不失，按比可知者，在于各有管统，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偷避差役，浮衣寓食，积岁淹年。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缺于恒赋，亦恐诱劝愚俗，堪为祸患。而一遇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私容。所司虽具设科禁，而相看为例，莫适遵承。百州千郡，前后依违，纵更搜简，徒委之州县，赏罚不悬，亦归无益。宜令御史督察，设禁令以防之，使其递相觉察，听其糺告，垂恩德以抚之。即当助其乏困，蠲其悬逋，而又施权衡以御之。有不愿还者，即于所在隶名编户，立制限以一之。符到百日不自首者科罪，迁之边州。如此，则户无所遗，浮寓可绝。夫顾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丧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于通变，必越关相寻，不肯改贯，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岂如量等割隶，使悉归计料，然后严为防禁，与之更始哉！”开元初，天下户未常升降，逃亡免役，多至伪滥。宇文融请搜括逃户，元宗倚任之。于是诸道希旨，皆虚张其数，至以编户为客。岁终奏括得客户凡八十馀万户，钱数百万，率得褒赏。久之，以民门户高下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计户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广德初，以兵难之后，诏“一户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为老以优民。”然强寇未夷，寻又率户以给军粮，民耗甚矣。又自开元承平既久，不为版籍，法度玩弊，丁口转死，毙于边戍者，贯籍不除，而王𫟹为户口使，务为聚敛，以其籍存而户不在，为隐课不出，乃按籍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愈大敝。至德后，兵荒交作，百役并起，人户雕虚，于是富人丁多者，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倚豪族，贪吏因缘，往往规避得免，而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杨炎作相，乃立《两税法》以革其弊。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迄于元和，长吏以户口增损为其殿最，遂有析户以张虚数，分产以系户额，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徒使人心易摇，土著复寡。乃诏观察使严覆其实。而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寻考旧案，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馀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因是设法团定，护隐户万馀。州县不曾科征，所由私自敛率。夫与其潜资于奸吏，曷若均助于疲人。请作此方，以救雕瘵。”诏行之。太和时，豪民侵噬愈甚，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民苦其扰。宣宗大中九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之轻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是则庸钱已敛，而差役犹在民也，岂初定两税意哉？当是时，议者谓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才如隋氏之数，元和遂止户百四十四万，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颇分命黜陟，重为按比，收入公税，增倍“而馀，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宋代户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长、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予所挟田三之一。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兴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庆历中，令裁损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使荆州，率民输钱免役，进为羡馀，蒙诏奖，由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馀，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而知制诰韩绛、蔡襄请行《乡户五则》之法，以产钱多少定役轻重。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役无偏重之害。”役法更议始此。至熙宁时，帝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求，逾年不得归，重伤之。”而知谏院吴充亦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于是王安石定议言：“古者敛民赋以禄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为用。汉世宰相之子，然且戍边，故苦乐齐而力均。今乡户惮差之苦，不尽出于南亩，而有司又缘差役侵渔之，一夫为役，举家失业。又品官家皆得复役，而小民重困。宜先总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之”数，随人户赀产高下，以差次出钱，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钱。”其坊郭等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取足用雇直而颇宽其数，增三分为水旱缺乏之备，名“免役宽剩钱。”如此则官有钱以雇役，而民输钱讫，即弛然退自力于为生。其衙司县吏诛求巧舞之奸，一无所得，施至便法也。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广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下，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以议，不合罢’。”令既具，试于开封府。寻推行诸路，而司农不用旧则，创立等第。东明县民数百，纷然诣开封府诉不受，突入王安石私第。帝知之，以诘安石，安石辩甚力，帝乃尽用其言。监察御史刘挚条上其十害，言：“民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时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中、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概视物力，以差次出钱于上户诚幸而下户苦之矣。夫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知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诡之人，则帑庾纲运及诸场务，不惟不能典干，恐不胜其失陷，而冒法者必众矣。至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其坊郭十等户，郡县科率，缓急赖之，难使之更助役钱。乞详究条目，徐审利害而行之。”杨绘亦言其五害，帝以谓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宁当规规恤浅近浮议耶？”于是提点赵子几怒东明令贾蕃不能禁遏遮诉者，捃他事劾之，诏逮鞫、绘。挚疏极言之，以为：“更役法以便民，民苟以为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于是曾布摭绘摰所言，条辨之曰：“畿内上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所输钱比旧受役之费减十之五。其中旧充弓手、承符、里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助之，费减十之七。下等人户则尽除前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费减十之八九。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则聚敛之患生。此臣所谓未喻也。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仓库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雇人为之，亦已久矣。”言者谓衙前募人则失陷官物，耆长募人则盗贼难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斗斛，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谓使之输钱，钱非民“有，丝绵粟麦，必至贱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饥馑，未尝罢免。今役钱颇欲稍有馀羡，正以为凶岁蠲减之备。而言者以谓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也。”于是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而颁其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用其弟和卿计，创《手实法》。其法，官为立定物价，令民各以田宅畜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以其三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既概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诏从之。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不聊生。会彗出，诏罢其法。已而御史周尹言：“免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输如旧，宽剩日多。且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久之，知彭州吕陶亦言： “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宽剩。自始施行，迄今，天下约有六七百万。岁岁如此，恐帛币乏绝，货法不通，农末交受。其弊宜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以甦民困。”不报。及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为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初，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旧苦差役，而衙前尤甚，特刱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目前之困，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第其间采安石议，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详究永敝，而聚敛者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滋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然亦所谓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马光为相，欲悉罢其法，奏曰：“自行免役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又多取羡馀以冀恩赏，兼以赋敛多责见钱，农民要须贸易，所以售变田业，以应诛求生计，不暇复顾。今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其见所输入，拨充常平本钱。”于是诏《修定役书》。中书舍人范百禄曰：“熙宁免役法行，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役幸，后有司务求羡馀，为刻削，民始以出钱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不从。而知制诰苏辙言差役复行，当议者五事，略言：“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于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为苦者，出役钱难耳。向使用官卖坊场课入雇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初疑衙前多浮荡，投雇不如乡差税户之可托，然行之十馀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向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出役钱而科配减免便，但敷钱大重。今但酌役钱减定中数，用坊场钱与支雇衙前召募及非泛纲运，无为用差。”且言：“即用差，第当以见在役人数定额。熙宁末减定前数，实冗不可用。”诏下看详役法所详定。而侍御史刘挚言：“坊场自足酬衙前直外，惟散从、承符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苏轼又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光于是复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原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籍，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而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今宜委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今仍行差法，赔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庄田者，随贫富以差出钱助之。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以闻。”朝廷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要于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勿以人言轻坏良法。”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光谢之。自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馀悉定差，仍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范纯仁谓光曰： “差役当熟讲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虚心以延众，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謟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光深谢之。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元祐三年，翰林学士苏轼言：“改差法，上户之害皆去，独有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户岁出钱，极不过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当费七十馀千，休闲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馀千，而今者并出七十馀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雇役岁出钱之数，较以今差役岁费之数，更以几年一役较之，则利害较然。况农民在官，百端蚕食，比之募人，苦乐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则患苦弥甚矣。” 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诏下，民更不输钱，驩呼相庆，行之既久，而始觉不输钱之为害也。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番休，乡狭户窄者频年在事。上户极等，岁有输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为弓手，雇人代役，岁不过用钱三四十千。中下户旧输钱不过二三千，而今所雇承符、散从之类不下三十千，则差法徒能优便上户，而三等、四等之户独困也。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与大臣取差雇二法便百姓者而详择其中。”右正言刘安世以责民出钱为非守初义，遂劾常怀奸害政。是时，言役法不便者甚众。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循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范纯仁曰：“四方异宜，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户部议之。右司谏朱绂言：“输钱免役，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请详为裁省。”中书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者纷纭，更变不一，未有底止。”于是诏复免役法。三年，右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未尝废事，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不应募，则重不若轻。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而尽取诸上户，意则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宁、元丰有异论，元祐有更变，正惟不能无弊耳。愿无以元丰、元祐为间，期至于均平便民而止，则善矣。”翰林学士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若元祐明矣。谔于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者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欲不问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罢谔知广德军。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初，章惇请复行免役，置司讲议，久而未决。京谓之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光惇所见不同，而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奸，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常试论之，取民间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输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巳也。六色钱虽曰罢征，既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原未尝 “尽除也。”自是诸贤于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损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色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议论反复，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征以入官，固其势也，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然熙宁之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宽剩，而复征头子钱。民间征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其极弊。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于绍述故事，宜不遗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于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矣。观“元祐之复征六色役钱，则知兴利之途，虽君子不能尽窒；观绍圣之役钱宽剩皆止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要之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以资雇役，所征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特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险因得以行。其附会媒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后来章、蔡诸人之上矣。绍圣、绍述之事，章惇为之宗主。然惇在元祐时尝言：“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计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其说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丰之非。至于民情之利害，初闻罢衙前，而喜后责宽剩，始以输钱为病；既闻复差役，又喜后重轻不齐，复叹不输钱之为害。然则利害固相等矣。夫上之于下，分无可逃，势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其雇而与之直也，如家有佣作；其差而赋之役也，如子趋父事：何适“不可？而必纷纷创法，更令为耶？苟患民役于官而吏侵渔之，则青苗、保甲诸法，民何以自免于官？苟患民苦于钱而差役之为便也，则田赋诸杂变赋，庸非赋于民乎？得其道则交利，失其道则交病”，熙宁、元祐诸人徒为意见使矣。南渡以后，高宗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长吏不得其人，

是以诸讲究其利病，特详罢雇役，复免役法，纤悉毕

具，然非久辄弊，后役钱并宽，剩钱毕白输，而苦役如

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华、松阳民汪灌等首倡《义度》，其时里正一岁之役，长短相覆，无虑费三十万。乃自实其赀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众割田公之，以其粟佐当役者，役先后视籍田，多寡视等。他日户升降，则告于众而进退之。岁三月，众毕会，挈豕酾酒旧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礼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义役。约》初成，上其书于府，颇为有司所持灌，任以为必可行也。行之后三十年，役之讼不抵于有司，俗大欢洽。郡守吕芾上其事，号其乡曰“循理”，里曰“信义以风。”时叶适为令，愧之曰：“民诚义，吾有司之失义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谢谔言当从民便，不愿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事，盖始倡义者惟恐议之未详，虑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夺差役之权，是虐贫扰富、凌寡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谓“未尽善”之弊也。呜呼！至义役而犹有弊法，岂可尽信哉？

《明朝户役》

国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洪武三年，诏户部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各具其姓名、年岁、贯址、夫家之数为帖，已著之籍，编勘合。州县用半印钤记，籍上公府而帖给之民令有司以时清核。岁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十四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其不能十户或四五户若六七户名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系于百一十户之外，著之图尾，曰“畸零带管。”册成，上户部，而省、府、州若县各存其一，以待会比。十年，有司将定式给坊、厢、里长，令人户诸丁口田塘、山地、畜产，悉各以其实自占，上之县县官吏查比先年册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粮税。其排年坊里长“消乏者，于百十户内遴丁粮近上者补之。有事故户绝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科敛害民，及人户自占以实故阻抑不攒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隐、影射、飞洒、诡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观僧道已给度有田者，具编册如民科。其土官边里甲如实编不式，馀裔夷不编。”册既具，州县正官躬亲磨算讫，类编填图署御名，上之府。府提调正官于所属州、县文册躬亲磨算讫，类编填图署御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终进呈，送南京后湖收架。岁委监察御史二人，户科给事中一人，督监生清比违误，检暴蠹浥，盖慎重至矣。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而境内民有儒，有医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若近海有盐寺，有僧观，有道士，毕各以其业为籍，而人户以籍为断。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赘婿乞养子归宗另爨者，听异籍，唯军匠有清勾，以异籍为规避，禁不听。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姓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妇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户计，曰“里甲”；以丁计，曰均徭；上命非时徭，曰杂泛。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毋放富差。贫民年七十而上，许一子侍养，免杂泛役。而品官免役，视职秩为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视册籍上中下户为之等，率五岁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图百户分十户，各直一岁承繇役，而约岁中各色杂目，宜役民者，编地均之，或力或银，从所便为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掏衙前而名。又五岁充里长、甲首，以督办贡赋、追摄公务而止，仿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毕，即以其明岁为经催，已因用为粮长。皆起于役，于田赋不相及。其后乃约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饮社，存恤日用诸经费，令里甲各赋钱以供，曰“里甲银”，意主于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应禁子弓兵等，毋得差点。粮多“人户俱以市民佥充，岂非以富有粮者祇应官即易为侵渔，故重为之禁与？于豫防至深，而额外科率钱一文擅役夫一名，则上罪配流。后法稍圮，而编徭役里甲者，以户断，高下任心，其里轮收祇应官田多寡有无，又不能概必里甲中吏往往优形势户，而摊之单小，赋不均而弊滋。”于是议臣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稽贫富者以资产为宗，而审里老手实，核贫富者户得其蓄藏之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多积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覆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专论丁粮，庶几犹古人《租庸调》之意焉。盖租由田出，富自租生，与其实不甚远。苟不论丁粮，而”独于里甲均之，为弊何极！宜令府州县查旧编力差若干，当于丁粮若干上下编点；银差若干，当于丁粮若干上下编点。必得其差役难易轻重之适。而后将该差里甲除优复外，毋论都图里甲，先丁粮多者毕以次编，其小者居后。自极大以至极小，造《鼠尾册》，以差次填编之。上户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户朋编一名，其丁粮不满斗升者并免。”法简而明，一举在目。独诸市民商贾富囊箧而不置田产者，听自占。以古人廛赋里布之法征之，备银差之数。如此，则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核，吏无所措其手，守令贤者得小增减以尽其利弊，虽其贪鄙，亦不得越法而轻有纵舍便。于是徭役一以丁产为宗，不论里而单下户稍得宽。其后法益圮，而吏于土者，终不能以其身供百务。诸上供公费，既输银于官为支解，而官府诸公需私费，复给所输银于坊里长为营供。又其后诸名里甲钱入官者，公钜经费，给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无所给，而亶责之民也。于是计值年里甲户若干，若丁粮若干，分为十二总，总各以其月为祇应，曰“值月。”郡守长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长承值。其衙若官司外出，宾旅经由，诸夫马供张饮食，毕于民乎给，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并其重于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赋诸十甲。十甲多单下户，易虐使里长因与官为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即讼言。“诸官为督责，于公赋不异，甚且鬻妻质子以更费，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则省司听差解者最病。所部解类皆上供，额皆京繇，诸收纳皆中官，恣留难不易中不中则往复改买，至倾产以更。次者直堂库子，府州县官若吏胥诸日用费，毕取给焉，至日费数十金，或钱”粮征不及者，辄借输，后不能尽偿。又主出纳查盘督过于巨积金银库为独急。又次者，仓户名斗给，主守劳苦未论，而监临查盘之费繁。又查盘仓出米稍赢，名“过收”，稍耗，罪折阅，当主守时，业以工徒为必得之罪矣。又仓所收受，必支放满乃得代所为编二役银仅七两二钱，而费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诸徭稍轻减而浮于编额者，亦率各加倍蓰为供。其本境内有驿站递运所者，各名水夫马匹以支应，皆徭编，即简僻地亦输银为协济。其所在无驿递，而往来需给力者，毕均之于民，而均徭益又病矣。又其后兑淮南粮长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银，有火耗，有秤头银。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见，初出江有铜锣花鼓，既部运，有马匹铺陈，诸皆称常例。其吏胥百留难私取索不在是，而粮长又甚病难支矣。嘉靖初，诏抚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而里甲诸承应官田，又抑民尽买，名归户田。凡百役皆民所自供，他无所取之。于是酌弊者议行“一条鞭法。”盖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条鞭则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年之役也。轮甲则十年一差，出骤多易困。条鞭令每年出办，所出少易输。譬则十石之重，有力人弗胜，分十人而运之，力轻易举也。诸役钱分给主之官，承募人势不得复取赢于民，而民如限输钱讫，则闭户帖息，可无复追呼之扰。夫十年而输一两，固不若一年一钱之为轻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岁积一钱以待十岁后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县徭银定数，不可得减，而各甲丁粮多寡，势不能皆齐。丁粮多则其年派数加轻，丁粮少则其年派数加重，固已不均。而所当之差，有编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纳四五、倍纳七八者。甚且相什伯，则名为“均徭，实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间加纳之银，俱入官正派之数，均轻重，通苦乐于一县十甲之中，则役人不损直，而徭户不苦难固便。”如金银库既革，定名徭编之数，照司府例纳银，为募人工食费，止令巡守不与支收。凡收支一委之吏，则毫末承禀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课求者自敛。又以时得代，不“久，苦查盘。吏有身役，固不得窃库银而逃。仓中斗给于旧。有募充亲，充亲充偿所耗固当，而募人为看守，其耗折亦徭户自偿，彼守而此偿，适教之使盗也。今募吏充岁加脚费，而折耗责之，势不敢自盗；又年终而更无岁久浥烂之患，又甚便。诸递运夫马俱官吏支应，势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滥，诸”便利不可悉道。嘉靖末，都御史庞尚鹏奏革天下郡邑库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抚江西，力主《条鞭，议》上之，民喁喁望。会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刘光济继之，奏可，下通计里甲、均徭、驿传民兵，以隆庆初尽六年为率，计合用银派之名四差，皆视户丁粮为差。次里甲，一丁抵粮一石均徭三丁驿传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驿。民兵皆得以秩役优免，里甲不免以里甲为差。议者以为：通十甲以编，不分年，则《丁粮均法》，优免者势不能分；数户以几幸，则滥冒消；核实数以编银，则赔累息。合银、力二差，并公私诸费，则名目简；富人不近官，从人不坐名，则觊觎寝。官给银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复抑勒，则市“猾屈；去头户赔户之派，则贫富平；粮有多寡，役无轻重，毋需花分，毋为诡寄，则册籍清。”盖媮快至于此。然说者又以为官之役民与民役，于官犹臂指然，安所可得解？异时所役坊里长、粮长，独其名罢耳。而里甲之值年经催之部运谁实贷之方法严令具时，上必以节约为程督，下必以省用为功能，故差愈于往耳。法久且弛，内有不得已之公费，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将于何取之？必将阳讳其名，阴用其实，外缩其数，内浮其出，求餍而已矣。夫人情重于用己之所有，轻于用人之所有。今差银输官，久且轻，用而易费，费尽已，即有部派、军兴，诸卒然之务，将于何取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惮官，虽条鞭行坊，里目祇应如异时，独易十二，总称八班，改值月曰“值日。”条鞭法下仅十馀年所，而里甲费业已如嘉靖中年时。呜呼，法安可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