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
北京政变成功,北方政局遂入于奉张、皖段、直冯三派北洋军阀角智竞雄的新时期。冯玉祥原先本想挟“和平”“停战”四大字号召天下,制奉倒吴;殊知事出意外,吴佩孚率军回津而奉军随着长驱直入(参看本报八十九期),冯玉祥主宰中枢之地位无形为之动摇,于是才屁滚尿流把曹锟撵走,而去捧段祺瑞的佛脚,迎他进京做什么国民军的大元帅,段祺瑞自然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仅不愿意做冯玉祥的傀儡,同时也不愿意做张作霖的傀儡,他的主意是要乘机造成自己强固的实力之后才入北京揽持政权。所以他不仅与吴佩孚暗结收拾吴之残部为己有,重要目的还在使吴纠合长江各省直系势力弃曹拥己,所以他对于吴的态度始终只说“子玉拥戴非人”,这句话的反面意义自然是很明了的。
前此路透电及英字报纸常常散布段、张、冯暗斗的消息,因为路透电及英字报纸都是帮助直系的,所以阅者不甚注意。可是这种消息现在在日文报及日本各通信社所发的消息中,几乎日不绝书。现在先把上海和文《日日新闻》(本月九日)论段、张、冯的外交战一文介绍于下,以见此类消息之确实:
“段祺瑞之迟迟入京,盖知在东南诸省形势未定之前,而遽行轻动,将自陷于不利也。对于此次政变,段氏之声望与活动间接固与有力,而直派失势后直接之最大动机,则在奉军之战胜与冯氏之政变。今张作霖与冯玉祥,虽均声明拥戴段氏,段系各省亦表示服从段氏,而不带一兵之段氏,不造成强固之背后之势力,而迳行入京,势必仰承战胜者之鼻息,或为奉派之傀儡或作冯派之招牌,而供其急进政策实行之工具,均有为北京城内高等俘虏之虞。此为段氏之所已见到者,故段氏务迟迟入京,必将本系各省及旧有直系各省联络就绪,以消弥奉冯二派之隐患,且进而造成得号令天下之实势力,而后入京主持。即段氏之计画,在利用张冯之武力威吓,诉诸平和之手段,以支配天下,此段氏之所以不易动也。
至于冯派,甚冀段氏早日入京。冯等幸乘北京之虚,告厥成功,虽一时握有中央主权,而其支配区域,仅限于近畿地方,拥兵数万,而无地方的地盘,知现状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时局早日收拾,且由段氏负设施一切责任,故请段氏入京。又奉张之地位,与冯稍异其趣,张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氏以再起之馀地,因之于方法手段皆所不问,其所惧者即吴氏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戴段氏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耳。段吴提携之可能性,已为数年来识者间之一问题,以其意气人格之相近,较之张段之关系,仅由利害而结合者不同。在曹锟失势之后,吴固不妨先行纠合长江各省,拥戴段氏,此亦奉张之所熟知也。要之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氏以收战胜之全功,而在段氏,亦欲乘张冯之拥戴,且免彼等之反感,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由此以观,目下京津间之形势,可谓奉直、冯吴之战争已闭幕而入于段、张、冯之外交战斗时期。”
段祺瑞迟迟进京的原因,《日日新闻》固已论之甚详;我们所更欲了解的,段氏这种老算盘不仅出自个人的心裁,而且是由于后台老板日本政府的决定。如不相信,请再看上月底东京传来的消息:
“电通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画,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同日电:昨日日上院议员,曾往访霞关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而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周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巨,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氏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
段祺瑞不冒然以赤手空拳进京受冯玉祥之操纵,及张作霖进兵京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现在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业已如法办到不成问题。这三大军阀间的暗斗,一面是段张联合以制冯,别面是段暗联长江直系各省势力以制张。苏、皖、赣、闽、浙、陕、鄂、豫八省联防拥段内幕,一面固然是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等保持直系势力的政策,别面又是段祺瑞扩张自己地位的妙计。这种段吴默契的联合政策不仅给冯玉祥及其所谓摄政内阁以大打击,同时在奉张看来也是一个不堪容忍的眼中钉。所以任从段氏在天津怎样高叫“吾对东南已有办法”,冯氏在北京怎样高叫和平会议,胡大帅对之总是一声不响,悄然提着十万大军进驻天津,马上分部由津浦路南行向山东进发。据各通信社消息,张作霖对于东南决用武力剿灭直系馀孽,幷且以山东与东三省有深切之利害关系,将令张学良与姜登选军继李景林而入天津济南方面,同时胡大帅的先锋吴光新宣言:“此时欲望澈底统一,无论如何不可不攻取南京而讨伐西南”(见七日东方社北京电)。
现在三大军阀间短兵相接的问题,第一是地盘的瓜分,第二是中枢政权的争夺。关于第一问题,段祺瑞要以他的爪牙卢永祥任直鲁豫的首席巡阅使,而以冯玉祥任苏皖赣巡阅使,幷且急不择时,便要求他所不慊意的摄政内阁颁发明令,可是奉张的主意完全与段相反,奉张老实不客气地主张调开冯玉祥离北京去做两湖巡阅使,而以苏浙皖巡阅使俾卢永祥,至于首席的直鲁豫巡阅使胡大帅却默而不言,好教善于参禅的段太师去领会领会。
至于第二问题,冯玉祥本属捷足先登,所谓摄政内阁既未仰承段氏意旨又未征取胡帅同意,基督将军斧柯在握独出匠心,一时得心应手之乐自不待言。然他一方面,与段张之间的擵擦自然要加倍的增高。段祺瑞在天津不仅开府办公俨然自立政府,而且更进一步拟议安福系之正式内阁(十二日天津电:庚电:段派集议,拟推王揖唐组阁,伍朝枢、曾毓隽、叶恭绰等为阁员,但奉张方面尚未赞同);至于奉张,前此既反对二王(永江,迺斌)就职而荐叶恭绰钟世铭长交财二席,以现在奉张抵津后的凶势看来,乃有完全排除冯玉祥于北京政权外之趋势,请看下列消息:(一)东方社十二日天津电:奉天军气焰极盛,冯玉祥王承斌失踪;(二)上海各报同日电:天津会议,张作霖请冯玉祥带兵赴热河,冯荐李景林,段未置可否;(三)上海《新闻报》同日电:张作霖与冯玉祥、王承斌争权龃龉,王承斌逃避往英租界,冯玉祥被扣留,现象极为纷乱;(四)连日上海各报电:京奉局长,奉张又委唐文高,未到任前以锦州站长吴藕塘代理,幷随张来津,有路员二百馀人,沿途更换,查该局长京冯曾委任丁某,今张又委,不知如何决定去留;又摄政内阁新任长芦盐运使刘之龙,天津海关监督徐祖善,天津造币厂长刘人杰,均被张作霖挡驾,不能到任。
从上面这些消息看来,冯张的决裂似乎即在目前;但这种时间的问题,我们实无预言之必要,因为段氏对冯的态度不必与奉张完全相同,则三大军阀头目的暗斗局面自然还可延长到相当的时日;毫无疑义的便是这种暗斗将日趋于严重。即以直隶与天津的地盘而论,冯玉祥的摄阁既已决定维持王承斌和李竟容的地位,而奉张则欲以直督地位与李景林,皖段则欲夺天津镇守使地位与刘询。这类的争夺正在方兴未艾,而总统制与委员制的暗斗又近在眉睫;主张委员制最力的是冯玉祥,在目前段张之对冯自然常处于联合的地位。
现在冯玉祥的地位业已入于危困时代,他介于段张两大的压迫之间,他除了自己的军队外没有领袖直系势力的希望,他所联结的同盟只有孙岳与胡景翼两个小军阀,惟因他的地位如此孤危,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左倾一点而做些有利于己的投机举动,如高唱中央政府改采委员制,高唱尊崇孙中山,实行取消宣统尊号改订优待条件,急开中俄会议等等。冯玉祥这些投机举动一面固然可博智识界多少同情,别面却因此大招段张与日本方面的疑忌。现在请看下列几项消息:
(一)东方社十日电:际此天津会议集中内外视线之时,加拉罕与王正廷在北京往来甚频,一般人士推测,或系谋中俄会议之完成起见,但他方面盛传,有人正在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在中国布类似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一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
(二)路透社十一日电:段祺瑞虽不以待遇溥仪之手段为然,但力避自相分裂,惟大局颇伏危机,盖冯氏在京所任诸人刻力图固其应急政府之地位,张作霖段祺瑞二人则既利用冯氏之叛吴,显复谋图推翻冯之机关以自定新政府基础也。
(三)《申报》十一日北京电:《东方时报》(张作霖收买之机关报)论孙派太新,须迎合旧社会观念,意在贯澈张作霖主张,而使段为总统,此间官吏亦赞成段来,谓较能筹款发薪,惟北京智识界,均主张实行委员制,免却今后争总统之内讧,苟仍袭旧军阀故辙,则改革徒劳。
三派军阀间的暗斗既如上述,然则隐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此为最堪吾人注意之一问题。试分日本与英美两方面言之:段张得势,日本固然畴蹲满意,然鉴于段张间目前与将来之冲突,以及长江直系势力之难于覆灭,亦时常有所危惧而发出悲观的论调,下列十二日东方社所发表的消息,最足以窥见日人之隐衷:
“某要人谈收拾时局之难处如左:(一)张作霖声称推戴段祺瑞为各省联军统帅,一切听段指示,冯玉祥等不问段尚未允,即以国民军大元帅之礼待段,但内部实并非如此忠实于段氏。(二)王正廷承冯玉祥意,与赤色浓厚之国民党及北京大学之一部通气脉,为迎合急进论者之施设,但如此,则根本上与段张等之主张不相容,北京一带,既为冯之大兵所围绕,段若能如预定之办法,一俟受各方面之推戴,即行入京,则如何能使战胜之冯玉祥从北京附近撤兵乎?(三)张作霖自身,如能依有利之条件巩固东三省之地盘,则其干涉中央政治之念或可淡薄,但其部下诸将藉战胜之馀威,已成骑虎之势,如李景林之窥直省,张宗昌之窥鲁省,吴光新且有越徐州而更南下之传言,彼等眼中已无冯玉祥,段将何以驾驭此骄横之奉军将士哉?(四)苏齐、浙孙、赣蔡、鄂萧等直系有力者联名发拥段之通电,而从其里面观察之,则彼等表示团结巩固,乃欲合力防阻北方势力之南进,岂真澈底服从段氏乎?(五)南方之形势,尚在混沌中,孙文意见,不足以代表南方,纵孙段二氏之间已有接洽谅解,但国民党员之北上,大有促成北京急进施设之虑。”总之,段氏身不带一兵而欲与国民会议谋自己所主张之根本改造说,在未行之前,不可不先将此等错综纷扰之难题一一措置妥贴,段氏之任务,可谓重且大矣。然则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做呢?他的责任,第一是谋怎样处置冯玉祥而巩固段张的狄克推多;第二是调和段张,使吴佩孚无隙可乘,徐图剿灭长江各省直系之势力。
至于英美,此次因为忙于国内的选举竞争(美国代理公使又病死了),坐令日本势力在中国获得“如此奇异之发展”(伦敦《太晤士报》惊叹之词),本已吃亏不少。但一俟英国保守党内阁与美国共和党政府巩固之后,对于华事一定有积极之举动,这在近日伦敦《太晤士报》及包尔温的言词中,已明白表现出来了。包尔温本月十日对于中国时局的宣言是“如遇可用外人势力以助中国之机会,则政府定即商诸他国而为之”;《太晤士报》七日的社论是“英国在华政策,今已届应表示更大敏捷与策略甚于许多年来所详示者之时机,英国政府刷新后,今已有对于中国困难问题更为活动注意之机会,合作固当维持,但他国之不活动,或方向不正的行动,未许为英国不活动之理由,英国于保卫其利益与维持其观念时,有更大的独行之必要云”。然则英美怎样做呢?第一当然暗中维持长江各省的直系势力,坐以观冯、段、张之变;第二是经过必要的旁观时间后,采取积极的干涉态度。军阀的和平会议也许要到这时候才能召集。
综观以上种种事实与消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即继曹吴而起的北方政情,仍然为北洋军阀三派馀孽争夺宰割的局面,旧战争未了,新战争的种子正在胚胎萌芽;不仅真正的和平邈不可得,即各军阀间暂时妥协的分赃会议亦相隔尚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民除了静待军阀及列强的新牺牲外,只有准备上革命的道路;若还希望军阀头目出来收拾时局,简直是梦里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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