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卷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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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情备采三

○华事夷言录要〈（此书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曾见于两江总督裕谦奏折）〉

火药外国未用时，中国已有之，罗针亦由中国海船行至西洋，磁器则近日西洋各国亦设窑仿造。而普鲁特之墨林部落尤多，终不及中国之泥细而精洁。惟种牛痘一法，系由西洋传至粤也。

中国之画，惟重写意，虚多实少，不如西洋之工细。而洋画人物，又是一片黑影，不独中国人嫌之，即西史载英国前代女王伊来西麻于写容时，亦不许写此黑影。

外洋有歌舞而无演戏，有火燎而无灯笼。兰墩国都街市皆以煤火通于墙筒，互相贯通，光明如昼，绝无纱灯纸灯。前此贡使律马加尼至北京，回经运河各镇市，灯光灿若繁星，归国夸述以为大观。

又中国药材，多是草木，外国药材，草木仅居十之一二。西洋医不诊脉，而中国及回回医皆信脉理，有二十四样脉，诊之即知其病何证。又西洋不择日，而中国钦天监凡举事必择吉日，西洋绝无此说。

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钦天监，曾带西医与各官府往来，借行克力斯顿教，是以教师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说。

粤省火烛一起，将夷馆及各街道烧成白地，与道光二年，兰顿国都之火烛无异。

西洋人皆短衣窄袖，惟白头回人长衣宽帽，时常剃发，与中国人无异。

中国最重文墨，多由寒微至贵，纽曼译出中国之书，言其政事最好。通阿细亚州无此善政，即欧罗巴洲之罗问、克力斯顿各大国政均不及。故称王化之国，惟武勇不如西洋。若中国而兼西洋之武勇，我等敬中国尤当不同。

前时有罗问国之耶密，奉使至北京，授钦天监，著有许多书籍，道中国之风俗，现在佛兰西各国，多有藏贮。使我等得知中国之风俗，皆应感耶密也。中国音语最难学习，近有波罗特士之教师勤力学习，是以马礼逊、米尔尼、麻士文三人俱能通中国语言文字。

佛教与回回教、克力斯顿教亦有分别，中国称为佛，日本称为释迦，蒙古称为剌麻，印度称为密他，缅甸称为偶麻，西藏称为麻哈母尼，暹罗称为波纳分教，其实一也。佛生于加治麻国，在克力斯顿教一千年之前。如谓人死复生为禽兽鳞介，互相轮回，皆各教所无。而克力斯顿教中又分出二教，曰额力教，曰加特力教，皆以净水教化。现仙佛鬼魔及地狱皆一例观之，我思佛教之道理，未必能胜于加特力教额力教之道理。

昔年多麻士至中国传加特力教时，中国从教者仍信奉鬼神，以加特力教中，不禁人奉鬼神之像也。及耶密至中国观前所行之教，皆非正道，始删去许多敬奉鬼神之事。

孔夫子书系耶述用拉提纳字体译出，甚少精理，我等若信其不甚明白之书，以为中国儒教道理止于此，恐为耶述所误。

中国有回回之马伙墨顿教，各处建庙礼拜，又有由教，其人甚少，只散在乡间单身修炼。

中国人以欧罗巴为夷，皆由不通欧罗巴之语言文字。是以于麻六甲设书院教师，以教化中国之人。中国人之聪明灵变，除英吉利外，他国皆不及。

各洋商，名浩官、茂官、启官、教官、经官、明官、海官、三官、贞官，各通事，名亚担、亚东、亚江、亚兰细、亚周亚钦。

十三间夷馆，近在河边，计有七百忽地〈（每忽八尺）〉。内住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领脉、绥林荷兰、巴西〈（即巴社白头回）〉、欧色特厘阿、俄罗斯、普鲁社、大吕宋、布路牙等国之人。

广东走私之船，曰快艇，曰蜈蚣艇〈（以其多桨形似得名）〉，排列枪械每于黑夜由小河鱼贯而出，分赴各岸售私，专与官船相避。粤东汊港纷歧，熟习港歧，易于趋避，倘遇官船邀截，不及走避，即持械拒捕。

鸦片船皆下碇于伶仃洋，其岛高尖独峙，颇有居民，山可御东北风，若风暴将起，则驶往对面之金星门，否则被风吹出大洋外矣。

西洋种罂粟花曰波毕，其上等者在麻哈默那，次等者在麻尔注、孟买、加尔吉达〈（即孟阿腊首部落）〉，皆英吉利所辖东印度地。每箱载两满，每满各重六十七棒〈（十二两为一棒）〉，合中国秤，每箱百斤有零。其价自一千三百鲁卑，至一千五百鲁卑不等〈（五十五先士值一鲁卑，二鲁卑值一番银）〉。装箱后，用格拉巴船运至各国售贾。除印度外，又有回教之都鲁机亦产鸦片，每年亦有千馀箱运至中国，多是弥利坚船运之。凡装载鸦片之船，每船约载三百趸〈（每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趸）〉俟过七洲洋后，到伶仃洋。即有军器之船，在波湾泊，将鸦片移入有军器船内。至夜有内地蜈蚣艇来接，载运至省城。此等船常有二三十只，与官船抗拒，其格拉巴船在伶仃洋守候，鸦片卖完时，扬帆回去。中国始由穿鼻洋跟至老万山，空放响炮，回称夷船尽已驱逐远扬。

粤省与外国交易番银，俱是用大吕宋之达剌洋钱，故外夷各带达剌番银，以买中国之货。近则出口之银比入口更多，以鸦片年增一年，烟价多于茶价也。

广东炮台外，砌有围墙，以防敌人上岸，攻我炮台后路，而墙皆脆薄，只好圈其兵丁不令外走，若以御敌即不能。夷船禁烧酒，同于中国之禁鸦片，水手好酒同于中国之嗜烟。盖水手在船尽受炎热，夜卧风露，加以烧酒之力，一饮则必醉，醉则必发寒热，往往不治，禁令虽严，而水手以酒为命，时时盗买，多藏于水桶，船主望见，但见是水不知皆酒也。

黄埔在水中央，周围皆洋货船，而内地尤帆樯如林，以外国贸易船比之，外国所纳税饷，不过本地百中之一，所以中国不甚希罕外夷在粤之贸易。

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火食，及撤退沙文为首务。嘉庆十二年，夷兵头特鲁厘带兵上澳，及嘉庆十九年，英兵头那列士到澳门时，道光十九年，律劳卑到省城时，均即封港停止贸易，驱逐沙文，打破夷馆，提拿通事，必待事定，始开舱发沙文也。

中国户口之数难考，即征收地丁人数亦难信，完钱粮时只家长一人出名。中国以六人为一户，西洋以五人为一户，如广东省城众即百万。古时户口，炀帝时共有八百九万户。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海壮帝时〈（宋徽宗宣和四年）〉，有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户。一千二百九十年急赖间为帝时〈（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有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户。一千五百零二年〈（明孝宗宏治十四年）〉有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户。一千六百四十四年〈（顺治元年）〉清朝初减至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户。乾隆间会共一万五千万人，以孟阿拉之户口方里，比较中国，中国约二万二千八百万。阿弥于乾隆四十二年住燕京，依官书计算中国户口，连无钱粮之人，共二万万人。佛达阿拉士译出部钱粮户册，亦有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馀人。与前二数比较，尚不甚相远，至近年人数日增，更可想知。

中国产米，不敷日食，故准洋米进口，并免米船之税。近年米利坚、英吉利由小吕宋、葛留巴、新奇坡运至米不下二万二千八百十六趸〈（每趸一千六百八十斤）〉。而鸦片货物寄放伶仃洋，则不仅米船也。印度之人民极多，不须外米接济而反运米出口接济东西洋各埠。何以彼有馀，而中国反不足。且工作则中国更勤苦，饮食则中国更爱惜〈（印度凡食馀之物他人即不食之）〉。设印度地面而以中国人居之，获利尤倍。可见中国之蕃衍稠密，更胜于印度矣。按秧马礼逊之数〈（马礼逊官名非人名也，父子世习汉文，其子曰秧马礼逊，秧者，小也）〉，中国幅员一百三十万方里，户口三万六千四十四万三千人，其地之辽阔，人之蕃盛，自古鲜有。

中国商欠固多，亦有外夷不清粤店之帐，即开帆回国者。粤店既不能禀官追还，而外夷不法，亦不能禀官处治。

俄罗斯不准船到粤，只准陆路带茶六万六千箱，计五百万棒。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然俄罗斯亦托外国船只带货到粤贸易。

每年中国与各国贸易，并中国出口与外国贸易者约直银八千万员。以英吉利、米利坚为最大。

自公司散后，无人管事，洋商有再著大班来粤之请。英国遂派领事一人，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至粤，管理贸易，欲在粤设立审判衙门一所，并如英国设主里十二人以助审案。七月二十四日，律劳卑并未经洋商通报，突然闯进省河，中国总督大怒，遂停贸易禁火食，预备火攻，于是委船押同律劳卑下澳，律劳卑到澳，即气忿死。道光十六年，英国义律至澳，由广督奏称各国贸易，惟英吉利设有公司，四首商管束，曰大班、二班、三班、四班，其船定于七八月到广，以货换货，至次年二月出口，维时各大班请牌下澳，至七月间请牌上省。自公司散后，事无专责，前督卢曾奏请敕令夷商寄信回国，再遣大班来粤管理贸易。今十六年十一月接据夷人义律携一妻一子至澳，约束商人水手，惟不管贸易。

西洋饮中国之松萝茶、熙春茶，颇觉有损，疑中土人以害人之物，转绿茶为黑茶。何以我等饮此种茶，便觉有损，安南、日本、瓜洼〈（即葛留巴）〉等，亦产茶而不多，近则印度公司所辖之阿山〈（在缅甸北云南之西，西藏之南）〉产茶颇旺。

广东洋货税饷甚重，夷商屡禀官宪，且洋行会馆抽分，每百两抽内地卖家三分。公贮以备洋行倒塌，欠款无著者，即以此代偿。近因洋行欠项太重，公项不敷，遂仍各欠各还。第公项代赔之例虽改，而抽分如故，名为抽内商。而内商必增货价，则亦仍出自外夷贸易中矣。夷船进黄埔装载七百趸者，计其官费及引水通事一切，使费银将近五千圆。故非大船不能堪此重费。

康熙初，鸦片准作药材进口，每担纳税银三两，后又每包加税银二两四分五厘。至乾隆年间吸食日多，广督奏请奉旨严禁入口，嘉庆间，禁益严，初枷杖，后军流。

鸦片私趸船，初在澳门，后因住澳之布路亚人索费太多，业此者遂议改他地。于道光二年设立趸船，安设军器，抛碇伶仃洋。由葛留巴之船载至伶仃洋，过载趸船，即卸载回帆，商人在省讲定价值，即先交银，写立发票，付与快蟹船、扒龙船，付伶仃洋运入省城。所过地方水师官，均已受贿放过，故近数年多至数倍。

嘉庆二十三年，印度鸦片进口者，只有三千二百十箱。道光六七年，九千九百六十九箱。道光十二三年，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道光十六七年，即多至二万四千箱。计印度接济中国，鸦片居其大半。虽亦有销售别处者，总不若此地之多。此外都鲁机亦有千箱，能以入口。除鸦片外，亦有他税重之货，亦泊于伶仃洋，由快艇潜运货物至岸，偷漏税饷。此由道光五年加增海口税饷，始有此弊。后因广东洋米接济，奉旨免米船进口之税，因此鸦片及重货，多暗寄于未甚满载之米船入口。

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另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盖天朝只准在粤贸易者，畏恶外夷，拒而远之，不许深入腹地也。

蒙古在西北之地，与欧罗巴相近，故饮食性情，颇近欧罗巴之人。

中国文字，天下闻名已数千年。才能迭出，甲于天下，许多道理规矩，皆与欧罗巴之国略同。只是疲懦不善于战，故为外国人所轻。若以中国人之才能而兼外国之刚强，则欧罗巴人视中国人又不同。想因承平日久，刚气已退，自知不善战，故每事只用柔治，其防守之兵有事只闻炮声而已。水师船遇西洋并无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况兵船。且军器亦多废铁造成，年久并未修理整新，火药则烟方出口，子即坠地矣。

水师之无用，亦由不善调度之故。我见广东岸上粗工力作之人，甚是勇壮，即如中国水上之人，欧罗巴人尚不能及。若以欧罗巴人与岸上粗力人比，自更不能及。若拣此等强壮之人，充当兵丁，真可谓精兵。昔有大吕宋人到广日记云，中国之人若善调度，即为第一等勇壮之兵，言诚不谬矣。

○贸易通志

英吉利国，四面环海，以师船环守本国者百艘，其馀分布各国市埠。每埠或数十艘或十馀艘不等，共计兵船五百三十艘，水师兵三万五千丁，连水手梢工共九万。佛兰西兵船三百有十艘，俄罗斯国百有二艘，弥利坚国五十四艘。其兵船大者载大炮百二十位，又次者七十位，此之谓阵舰。小者自六十位至三十位，又小者自二十位至十位，此以之出奇制胜。无事则以之护送商船，巡逻海贼，有事则以攻战。

夹板船顺风逆风，皆能驶驾，而无风则不能行。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风水火三者。今风力水力皆无可恃，惟有火力可借。火药之力能裂金石，震虚空，愈闷之则力愈大，岂不可以火轮代风轮水轮乎。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括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锺时可行三十馀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鞲韝，施造化之鹿卢，巧矣极矣。弥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而火轮遄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且火机所施不独舟也，又有火轮车，车旁插铁管煮水，压蒸动轮，其后竖缚数十车，皆被火车拉动。每一时走四十馀里，无马无驴，如翼自飞，欲施此车，先平其险路，铺以铁辙，无坑坎，无纡曲，然后轮行无滞。道光十年，英吉利国都两大城间，造辙路九十馀里，费银四百万员。其费甚巨，故非京都繁盛之地不能用。近日西洋各国都多效之，此外又有火轮机。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然地有纡曲高下，不可行火轮者，惟在填平道路，将碎石墁地，使其平坦，两旁轨辙，以铁为槽，行时溜转如飞，则一马之力，牵六马之重。

西洋贸易不但航海，即其在本国水陆运载，亦力求易简轻便之术。一曰运渠，一曰铁路。运渠者如中国之运粮河，荷兰濒海多沙，船易浅搁，沿岸而行程途纡远，国人议开运渠，自国都至海长百五十馀里，阔五丈四尺，深二丈，火舰往来无碍，直抵都城。避险就安，费银五百万员，各商舟行此渠者，纳饷补费以备岁修。又其国内支河，四通八达，画舫安坐，昼夜遄行，沿岸村庄，绿杨穿映，有同江浙。其沟大抵阔六丈，深六尺，砖铺两岸，以马台舟，虽不如火轮之速，而安稳如衽席也。佛兰西国亦开大渠通湖入海，长二百二十里，费六百五十万员。英吉利水渠亦多。然近屿不长，所至通海，掘不甚费。弥利坚国，其始地广人稀，近日各国辐辏，四方流寓，垦辟日广，物产殷阜，乃大开六渠以通货。第一渠长千馀里，掘费二千二百万员，阔六丈，深六尺，每年纳饷二百馀万员。第二渠长千有八十里，掘费九百万员，每年纳饷百馀万员。第三渠长百八十里，掘费百十九万员，岁纳饷十万员。其馀以渐短小，通计每年国帑关税，入多出少，共计三千馀万员，皆连河通市之益。至于无水可通，山险泥滞，运货维艰之处，则亦为石衢铁辙，以利车轮，虽不及火轮之速，然遇纡回高下之地，火轮无所施，则此又通其穷矣。故西洋贸易，但求一劳永逸，不为惜费苟安，而行渠行路之人，皆令纳课以备岁修，则又一举而上下两利。至海口停治之所，若无天生形势拱抱，则风潮澎湃，舟易触礁，西洋各国于此险港，则外筑石塘以护其外，而海舶环泊其内，又筑炮台以御贼，则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

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前二者国王与商民分立之，后二者则商民自设之。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以时收纳循环不失信，故外便商而兼利国。银馆者如中国之银店，收银代为生息。但彼则国王自设之，或寄存银，或支借，或出票。荷兰国银馆始于万历三十七年，章程公正，各国取信。佛兰西国银馆，嘉庆间因军饷支用过当，所收银二千万员，一时倒败，其后更立章程，再开银馆，能收银九百万员而止。银馆最大者，推英吉利国都，始于康熙三十二年，初止收七百万员。后至乾隆五十年，增本至万万五千万员，内借支国王四千馀万员，公信无欺。故各国商旅，皆愿存银其中，恃以无恐，赋税之出纳，皆存于银馆。弥利坚亦开银馆，道光十二年本银七千九百万员，嗣后十七年，其私馆败，银有出无入。近日复兴，人复取信矣。其他西国各有之，而此三国为最。不独国都有之，其各城通市私馆亦多。故银馆者民之库，国之帑，商贾之源，商民茕独，有所寄贿，则免其经营，贫商得以借贷，则资其转运。挽银票者，如中国之会票。凡西洋本国之商，欲赴广东贸易，挟重资，涉险远，甚为艰难，但寄票与驻粤之商，会银交易。又如英商欲向花旗商买货而无现银，则亦出票会银于售货之某地，而彼商欲买英货者，即于某地收兑其银焉。此三者，中国皆有此例，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其会有三，一曰船担保，舟航大洋，难保沉覆，假如船价二万员，载货五万员出海，每月纳会中银，每百两纳二三钱，设使船三月到岸，平安无失，所纳银存为会中公费。如或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数，如仅桅折货湿，会中按数偿补。如或全船沉溺，则会中即偿其半，但必实报实验，众力恤灾，从无推却。英吉利国都二十一会其本银或八万或五六万或三四万员不等，同休戚，共利害，岁终会计，有利均分，有害分受，要之利多害少。二曰宅担保，城市稠密，四禄堪虞，假如本屋价银二千，每年纳会中银二十员。不幸被灾，则会中亦代偿其半。三曰命担保，假如老妻弱子，身后恐无生计，每年于会中入五十员，死后如后嗣成立，无需赒恤则已，如贫不能自存，则会中赡其家，每年一千员。此四者，皆西国恤商之政，而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如商船在海遇仇国及海贼来攻，则国之师船迅驶而来，或护其前，或殿其后，待商船各驶去收港，而师船列阵交战以退敌。凡交战之际，商船皆不得出港，倘擅动蹈危则担保会中不偿其所失，凡各埠贸易之银，皆由师船递寄，故师船寄课，为万全无失之策。

○滑达尔各国律例〈（米利坚医生伯驾译出）〉

尝思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其外国不得告诉委曲，而违此禁，亦不得以仁情推辞。若他告诉委曲，是不过欲利而已，该国必不以他得利，而违自己之禁，试思凡国有禁，皆有所谓而然也。

第三十七章

一禁立之后，如有犯禁船货物夹带出口或夹带入口，或带货漏饷则变价充公。第二百九十二条

打仗者是我们出于不得已，强逼而应有此事也。盖打仗者，有公私之分，或两国交战，或二主相争，所事皆出于公。而兵权亦出于公，此是也，私自两人相敌，此是性理之常，此之谓也。

予详审有应战有不战者，若情有可原，固无论人人皆欲战，岂不欲自保其身，自护其地，而于当战之日，而竟不战者乎。然战合于人心，事自合乎天理，如匪盗打劫村场，谁不与之抗拒，是理所必然，势当如是，是故应战。应不战者，皆以合义为贵，非可苟焉而已也，今我说此应想一想于自己，但如英吉利国王，不与大臣同行事，虽用钱银，不逼迫百姓守兵械，他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

一当者〈（如父母打不孝顺之子女，此是应当也。但别人因我子女不孝之事，他将我子女打，所论之理，亦不应当打我之儿子也）〉

二职〈（如琉球人往别国忽遇大风，打烂船只，失水往中华去，此琉球人并无钱财，亦不能糊口不能回国，则要禀明此县，或日后方可回国，此是人情之职）〉

三或〈（如外国带鸦片往省，流毒射利，该本国不准他进口，亦不能告诉一说之事，此是理也）〉

四守法〈（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五公法者〈（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

六或〈（或各花旗人各司其事花旗之事，别国之人，往花旗去，立不能做此处兵丁也）〉七不论〈（不论别国人在此该国）〉

八或〈（如若英吉利国女王欲与佛冷西国打仗，但大臣思想无道理，此大臣不愿发一将，不发一银，何得战也）〉法律本性正理所载第三十九条〈（袁德辉译）〉

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最为可笑。若不分别违禁不违禁，以及将本求利，均不准进口，可以含怨。即如甲国货物而至乙国，并不见有违碍，而乙国禁之，此谓之不是好意亦可含怨，已无遗碍。而又无实在明白说出其所以不准之理，立此等例禁，令人难以推测，算是与人隔别，断绝往来也。所立例禁，即如走私出口入口，有违禁货物，并例准货物偷漏不上税饷情事，有违犯者，将船并货入官充公。

一百七十二条

中国、日本国，无有照会某处之船准进，某处之船不准进，皆禁止外国人，不许进口。在欧罗巴洲中各国，除与有仇敌之数国，此外人人皆可游行，国国可以进口，一经准其进口，就当遵顺其律例。我思律例之设，原为保存身家性命起见，非关遵其例，即子其民之理，国家立法应须如此。而外国人一入其地，即该凛然遵顺，国家抚有天下，治理亿兆，而律例亦不止此。自法制一定，普天之下，莫不遵守，故外国有犯者，即各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其治罪之意，不过令人保全身家性命也。

二百九十二条

兵者，是用武以伸吾之道理。有公斗、私斗。公斗系两国所兴之兵，私斗乃二家所怀之忿。以妥当道理而论，凡保护自身，及保全自己道理，自然可以有用武之道理。此等道理常在人心中，亦人人所共知。有些迂儒，用经典上义理，如己身已被人杀害，犹曰只好任他杀去，而己总不任杀人之名，此等错意见，终怕行不开。原其故，无非为避害保身，此亦人之常情。然兵亦不是乱用，若知夫天性所赋之理，不得已而用兵，总合夫道理，以仁义之津法而节制之。国中权柄是决断争辩，镇压伤害，禁止我们私自所欲伸之义理。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设，或都不伸理，可奔回本国，禀求本国王保护。核其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若概而准之与外国人理论相对，则国中无一人不连累。其中人人亦可扰乱，何以保全两国和气，此系大危险之事。先要审定虚实，有何怨的道理，或是应该兴兵，或是应该不兴兵，或是须要用兵，国中方才太平，悉听国王裁夺，无此法度，何能一国太平。

如此惟国王有兴兵的权，但各国例制不同，英吉利王有兴兵讲和的权，绥领王无有此权。

英吉利王无有巴厘满衙门会议，亦不能动用钱粮，不能兴兵，要巴厘满同心协议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