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柔远记/卷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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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1809～1820）

○己巳嘉庆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年）

△春二月，增筑澳门炮台。

时，永保道卒，韩封抵任，查阅澳门，奏称“：澳门西洋人旧设炮台六坐，自伽思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石坎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由此登岸，今拟加筑女墙—。道，增高四、五尺，共长二百馀丈。该处夷民等亦欢欣愿办。”奉旨俞允。于是前山寨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各二，募马步兵四百，分左右哨，为前山营。一把总率兵六十防关闸，汛其闸外之望厦村，并派弁兵协防。又于虎门亭之新埔山添建炮台，蕉门海口排桩沈石，以杜绕虎门进狮子洋之路，层叠钤束，以资控刷。

△夏四月，吴熊光谪戍伊犁。

时奉上谕：“各省封疆大吏，守土是其专责，遇有关涉外夷之事，尤当立时亲往勘办，务臻妥协，方为无忝厥职。前此吴熊光在两广总督任内，英吉利商船带兵入澳，占据东望洋、娘妈阁、伽思兰三处炮台，虽向系西洋商人防守所设，但究在中国地面，即舆阑入内境无异，吴熊光身任封圻，郎应立时驱逐。况此次该夷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印艮惧开帆远去，是该夷兵尚知震慑天威，无他伎俩，设吴熊光于该夷兵登岸之初，即亲往弹坠，晓以大义，一面调集官兵防守，该夷兵自必知所畏惮，即时退出，庶足宣示国威。吴熊光于此等要事，迟至月馀始行具奏，既未亲往查办，该夷兵目求见，又止派员往谕，并不面询斥逐，虽开舱在夷兵既退之后，而许其开舱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报既属迟缓，办理又形畏葸。且屡次夷人具禀及吴熊光批示，并轰毙夷兵等事，俱未入奏，亦属含糊。吴熊光由军机章京蒙皇考高宗纯皇帝不次超擢，用至军机大臣，经朕简用，历任三省总督，非新进不晓事者可比，乃种种错谬，实属孤负委任。吴熊光前已革职，著拿问，交军机大臣会闷刑部审讯，定拟具奏。”熊光寻遣戍伊犁。

△夏五月，定《广东互市章程》。

时百龄代永保任两广总督，抵任二日，驰赴澳门询访，尽得英人觊觎实情，遂奏请俟本年英吉利国货船到时，预遣员弁侦探。得旨：“所见甚是。该国夷人索性强横谲诈，虽见据夷商喇咈所禀夷兵不敢再来之语，亦未可深信。上年该夷人来澳时，吴熊光等不立行查办，既失之于宽，此时自应济之以猛，侯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倘止系贸易船只，并递谢罪哀恳禀件，亦应飭令停泊港外，该督一面奏闻，候朕降旨遵行。”

百龄又奏酌筹《民夷交易章程》，经军机大臣议覆，奉谕：“所议甚是。嗣后各国护货兵船，惧不许驶入内港。夷商销货，令即依限回国，并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内四洋人，不准再行添屋，民人眷口亦不准再右增添。引水船户给照、销照，俱责成澳门同知办理。夷商买办，选择殷实之人始准承充。至向来夷货到粤，皆由该国自行投行、公平交易，以顺夷情而服夷心，今该督等请由监督不论殷商、乏商，按股掣签，竟以外夷货财为调酬乏商之计，事不可行，著仍查明旧例，妥协办理。”

△六月，造米艇。

先是，吴熊光督粤，请造登花战船，缉捕洋盗。至是，百龄奏：“查登花船难于购料成造，仍请添造米艇，以期迅速竣工，俾资缉捕。”奉旨：“粤省剿捕匪船，米艇具有成效。前此吴熊光忽以米艇不能远出外洋，请改造登花舰二十号，往来外洋缉捕，将米艇全行收入内洋防守，见经百龄等查明，此项船只所需桅舵大料因须在外洋购觅，是以二年以来未能购得，且此时即购料成造，一经风浪掣损，将来亦无料换修，仍属不能应用。况粤洋绵互四千馀里，止仗此二十船之力在外洋策应捕盗，宁不顾此遣彼？皆吴熊光全无主见，不过逞其臆度之词，妄思更改，而于空言陈奏之外，仍无实际，断不可行。百龄等现已估计船身价值，计其一船所需，足造米艇两只，请将原估登花船二十只工料银十五万四千馀两，改作大、中、小米艇四十号，以期节浮糜而便驾驶，所议甚是，著即照所奏办理。”

又谕云：“遂溪县东海地方，先经吴熊光议请设立参将专营，住督抚各标抽丁防守，嗣吴熊光又以东海不产砖木，奏请停止建营？改募水师，添船缉捕，今据百龄等查明，该处沙土松浮，建筑城堡，炮台难资经久，又与广州湾遥相对，以一隅驻守之兵，当四面可辽之路，亦复难资控制，是此事亦不可行。吴熊光始则并未详细确查，继知事有所难，又复回护前议，不肯据实奏明更改，一味迁延，且如何改募水师、添船若干，并如何派人管带之处，亦全未议及，殊属因循阐茸，毫无振作。兹百龄等请将新造米艇二十只专在东海巡防，以二十只在西路洋面策应，其配驾巡兵即于通省水师按数匀派，既可无庸建立营汛，亦无庸改募水师，其吴熊光原议裁撤督标后营及提督兵丁之处，本与营制不符，且陆路口岸防守紧要，断不可轻议裁革，百龄等所见皆是。此时应行分别归伍、撤募之处，亦均照所奏办理。至目下粤洋缉捕紧要，而水路营伍皆属废弛，该督等务当振刷精神，实力整顿，以期设一兵得一兵之力、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为不负委任。”

○庚午嘉庆十五年（公元一八一○年）

△英商请减行用银，不许。

行用者，每价银一两，奏抽三分，以给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继而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货亦出其中，遂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问游之款接，亦皆出于入口、出口长落之货价，以故洋利渐薄。是年，大班喇咈等诉于广东巡抚韩封，略曰：“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各洋行费用皆由祖家贸易摊还，共何以堪，伏恳照旧酌量裁减，远人幸甚！

韩封与总督、监督及属僚核议，众谓洋人无利可获，或可杜其偕来，遂不许。

○辛未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

△秋七月，申严洋人传教禁。

时奉上谕：“西洋人居住京师，原因其谙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之选。昨据管理西洋堂务大臣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见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又毕学源一人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之高临渊等四人，俱已飭令回国。见在西洋人之留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舆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人，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敢有听其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每称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业已按名稽核、彻底清厘，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者，必系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之厉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外，其馀各直省著该督抚等饬属通行详查，如见有西洋人在境，及续有西洋人潜来者，均令地方官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回国。如地方官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将此通谕知之。”

○甲戌嘉庆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

△春正月，禁洋商运银出洋。

苏楞额奏称：“近年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复将低潮洋银运进，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旨饬禁。”奉上谕：“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俾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著蒋攸铦、祥绍查明每岁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有若干，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议具奏。”

△冬十一月，禁英人传教。

先是，乾隆间英人司当东随入贡使臣至京，后贡使归，司当东留住澳门，诱惑愚民甚众。至是，上特降旨：“闻有英吉利夷人司当束，前于该国入贡时曾随入京师，年幼狡黠，回国时将沿途山川形势俱一一绘成图册，到粤后又不回本国，留住澳门已二十年，通晓汉语。定例澳门所住夷人不准进省，司当束在粤既久，夷人来粤者大率听其教诱，日久恐至滋生事端。著蒋攸铦等查明司当东有无教唆勾通款迹，如查有实据，或迁徙安置，奏明妥办。”

△冬十二月，申定《互市章程》。

两广总督蒋攸铦密陈洋商贸易及酌筹整饬洋行事宜，奉上谕：“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然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近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驶至虎门，其诡诈情形甚为叵测。蒋攸镭示以兵威，派员诘责，该大班始递禀谢罪，此后不可不严申禁令。该夷船所贩货物，全藉内地销售，如呢羽、锺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书》云：‘不宝远物，则远人格。’该督等当深明此意，谨守定制，内固藩篱，不可使外夷轻视。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所有该督等请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及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并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之处，均照所议行。”

○乙亥嘉庆十年（公元一八一五年）

△春三月，申禁鸦片烟。

鸦片烟，一日波毕，一日阿芙蓉，又日阿片，本罂粟壳所造，产印度之孟阿拉（即孟加腊，一曰明呀哩，首部曰加尔吉达，又有八呾拿及麻哈默那，皆孟阿拉属邑，均产鸦片）及曼哒喇萨（即麻打拉萨）、孟迈（一作孟买，又称港脚）、马刺他（一作麻尔洼）、盎叽哩、唧肚（二部皆在小西洋）诸处，有公班、白皮、红皮、大小土之分。明中叶始人中国（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及龚云林《医监》）。康熙初，以药材入口，每担税银三雨，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时尚无吸食（雍正中，年希尧刊《集验良方》，屡载鸦片，亦不闻吸食）。其入内地，附西洋诸商船，岁不过二百箱。

自英吉利在孟阿拉购片土，立市埔，至乾隆二十年因构衅翦灭孟阿拉，乘胜蚕食五印度诸部，其中、东、南三部则全为所役属，地产棉花（棉花亦元太祖用兵印度时移种人中国，称吉贝布），又产鸦片，英人倍征其税，遂专擅印度鸦片之利。（此外产鸦片之地，惟马刺他不尽属英辖，而烟土亦多由英埔孟迈出口。又跨亚欧两洲间之都鲁机，亦岁有千馀箱，米利坚运之来华。）其运载亦附英人船，旗船名格拉巴，约裁三百趸（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趸）。每箱载两满，每满各重六十七棒（十二两为一棒，棒一作磅）。其价自一千三百至千五百鲁卑不等（五十先令值一鲁卑，二鲁卑值一番银），以分售各处。（英吉利本国原禁食鸦片，外洋吸食者有都鲁探：印度及无来由各番族。）乾隆季年，闽粤吸食渐多，粤督奏禁入口，然官吏奉行有名无实。嘉庆初元，申禁鸦片，趸船在黄埔者改泊澳门或急水门，而私销如故，每年已三、四千箱。

至是，粤督蒋攸镭等奏查禁鸦片章程，奏上谕：“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

△冬十月，西洋人兰月旺伏诛。

时，湖南来阳县查获西洋人兰月旺授徒传教，巡抚翁元圻以闻。奉谕：“兰月旺以西洋夷人潜入内地，远历数省，收徒传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极。著翁元圻严切讯究，审明后将该犯问拟绞决，奏明办理。其供出之犯，按名查拿务获，并飞谘各该省一体严缉究办。来阳县知县常庆查缉认真，于此案办竣后送部引见，再行施恩。”

△十一月，禁买洋人奇巧货物。

时蒋攸铦等奏：“查洋商拖欠夷人货帐银两，业经停利归本，请勒限分年清还。”奉上谕：“此项洋商节年拖欠夷人货帐银两，据该督等查明，各行欠项自嘉庆十七年至十九年，共还过银一百三十万两零，见尚欠夷帐一百六万两，按照欠数多寡，分定年限归还，该商等经此次清厘之后，自应遵照定限，一律清还，毋令再有拖欠。惟是该夷人以货易货，乃垄断盘剥，任令疲商赊欠，郎明知有不得过十万之旧章，朦胧匿报，亦应严行饬禁。近年内地银两为外夷贸易携去者，勤逾百万，日久几同漏卮，著该督抚及该监督留心稽察，如外夷有以奇巧货物携至洋行，私行留用此等物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将中土财贝潜就消耗，殊为可惜，果能实力禁绝，该夷人等知内地不宝异物，不能行销，则来者渐少，易去银两亦必日减，亦节财流之一道也。”

○丙子嘉庆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

△夏六月，英吉利遣使入贡。

初，英吉利迭修职贡，未如所望，举兵来澳门，又不得逞，仍思藉贡输忱，以希恩泽。五月，英吉利公使加拉威礼来粤东递禀，云：“英国太子摄政已胚四年，感念纯皇帝恩德，仰慕大皇帝仁圣，于上午九月遣使起程，来献方物，仍循乾隆五十八年贡道，由海洋舟山一路至天津赴都，恳总督先奏。”

时总督蒋攸铦方入朝，巡抚董教增权总督事，许番官晋见。故事督抚大吏见暹罗诸国贡使于节堂，贡使皆拜伏，如陪臣礼，加拉威礼不肯，迫洋商白总督，议相见仪，往复再三。教增不得已，许之。

△其日，总督及将军、两副都统、海关监督毕坐节堂，大陈仪卫。加拉威礼上谒，免冠致敬，通事为达意。教增离座起立，问英吉利国王好，复坐，乃询贡使行日程途，允为入告。加拉威礼径出。此即所议相见仪也。当教增立询时，将军以下皆振衣起，副都统张永清独据案不少动，意殊拂然。

比教增奏入，而贡使罗尔美都、副贡使马礼逊乘贡舟五己达天津，上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往天津，率长芦盐改广惠料理。贡使来京，一昼夜驰至圆明园，车路颠簸不堪，又衣装皆落后。诘朝，上升殿受朝会，时正使已病，副使言：“衣车未至，无朝服，何以成礼？”和世泰惧获谴，遂饬奏两贡使皆病。上怒却其贡不纳，遣广惠伴押使臣回粤。

△秋七月，苏楞额、和世泰、广惠等降革有差。

初，英吉利贡使裔表，上览表文失辞，抗若敌体，复铺张伐法兰西战功，有要挟意，又值理藩院迓接不如仪，上故疑使人之慢，绝不与通。罗尔美部等既出都，有以实入告音，上始知不尽贡使之罪，复降谕锡卖。迫及良乡，酌收贡物，仍赐国王珍玩数事，并敕谕其王，交两广总督蒋攸镭，俟贡使至粤颁发。

敕谕曰：“尔国远在重洋，轮诚慕化，前于乾隆五十八年先朝高宗纯皇帝御极时，曾遣使航海来庭。维时尔国使臣恪恭成礼，不愆于仪，用能仰承恩宠，瞻觐筵宴，朕是以锡资便蕃。本年尔国王复遣使裔奉表章，备进方物，朕念尔国王笃于恭顺，深为愉悦，循考旧典，爰饬百司，俟尔使臣至日，瞻觐宴卖，悉仿先朝之礼举行。尔使臣始达天津，朕饬派官吏在彼赐宴，诅尔使臣于谢宴时，即不遵礼节。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使臣面告我大臣，以临期遵行跪叩，不至愆仪。我大臣据以入奏，肤乃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三日遣行。其行礼日期、仪节，我大臣俱已告知尔使臣矣。初七日瞻觐之期，尔使臣已至宫门，朕将御殿，尔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止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尔使臣既未瞻觐，则尔国王表文亦不便进呈，仍由尔使臣裔回。但念尔国王数万里外奉表纳窦，尔使臣不敬恭将事，代达悃忱，乃雨使臣之咎。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郎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至尔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闲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又谕：“此次英吉利国进贡使臣至天津海口登岸，特命苏楞额、广惠传旨赐宴，令其谢宴行三跪九叩礼，如合式，即日带京，如不谙礼仪，具奏候旨，其原船勿令驾驶，仍由原路回津，泛海回国。苏楞额，广惠故违旨意，径行带来，又纵令原船私去，伊二人之咎在此。因事已不妥，又命和世泰、穆克登额迎赴通州演礼，以七月初六为限，限内如仪，再行带来，满限尚未如仪，即行参奏候旨。和世泰、穆克登额于初五日含混具奏，初六日径行带来。朕于未初二刻御勤政殿，召见伊二人，先询以演礼之事，伊二人免冠磕头，云并未演礼，及至再问以‘既未演礼，何不参奏？’和世泰云：‘明日进见，必能如仪。’此一节伊二人之咎已同前二人矣。至初七日早膳后，卯正二刻，朕传旨升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侯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 ‘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令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全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仍命广惠护送至广东下船。近日召见廷臣，始知来使由通州直至朝房，行走一夜，来使云：‘进见朝服在后，尚未赶到，便服焉能瞻谒大皇帝？’此等情节，和世泰见面时何不陈奏？郎或遗忘，或晚问补奏，或次日一早具奏俱可，直至将次升殿，总未奏明情节。伊二人之罪，重于苏楞额矣。若豫先奏明，必改期召见，成礼而返，不料庸臣误事至此，朕实无颜下对臣工，惟躬白引咎耳。四人之罪，俟部议上时再行处分，先将此旨通谕中外及蒙古王公等知之。”

寻议上，得旨：“苏楞额革去工部尚书、镶红旗漠军都统，加恩以三晶顶戴降补工部左侍郎，仍留总管内务府人臣；广惠降内务府八品笔帖式；和世泰革去理藩院尚书。镶白旗漠军都统，仍留公爵、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革去礼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降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

△冬十二月，英吉利贡使回国。

先是，英吉利贡使返粤，总督蒋攸钴亦宴卖如常，仍免其归舟茶税，遵将办理一切奏闻。奉上谕：“英吉利国贡使不能行谢宴礼仪，乾隆五十八年到粤时并未给与筵宴，此次自无庸强令人宴行礼。该督等所奏颁赏使臣筵席三桌，仍赏给牛羊等物，所办甚是。至另片所请再行颁发谕旨，宣明该贡使等失礼之咎，令该国王自行查办，殊可不必。前该督所奏刊刷告示，发给该国来粤贸易各船，朕即谕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降旨飭令停止。该督尚未接到，复为此奏。总之，此事苏楞额一误于前，和世泰再误于后，朕权衡裁度，恩威并济，厚往薄来，办理巳为允协，此后勿庸多烦词说。该贡使如此狡诈，即颁发谕旨，伊归国后亦岂不能隐匿，捏造虚词以自文其过？竟当置之不论，较为得体。俟该贡使到粤，该督于接见时，当堂堂正正，谕以：‘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谴罚，仍赏收尔国王贡物，颁赏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尔等回国，不可不知感激。至尔国向在粤塞贸易，即系尔国一定口岸，倘将来再有进贡之事，总须在粤东收泊，候督抚具奏，请旨遵办，毋得径往天津。即驶至彼处，该官吏亦必遵旨驳回，尔等岂非跋涉徒劳？’如此明白宣谕，伊等自当畏威怀德，不必与之辩论曲直也。朕又思，英吉利国于乾隆五十八年入贡时，恳请在浙江宁波贸易，此次该国贡船来往经过浙洋，并未寄楗，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津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即来亦不能径达，方为妥善。至波臣等五人，既均系夷商，见在仍准该国贸易，自不必全行驱逐，致启其疑，郎听从其便可也。”

是月，英吉利贡使回国。濒行，攸蛞等复宴于海幢寺，晓之曰：“大皇帝不宝异物，后可勿劳贡献。如必欲入贡，广东为尔国贸易之所，贡舟应收泊广东，毋径赴天津，致令驳回。”使臣唯唯。攸镭复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资，每岁以数千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裨益于尔尤大矣，继今以往，宜效顺，毋自误。”使臣应声曰：“儿市，中国与本国两利，毋徒为找扑也。”

于是，天津增设水师，置总兵官一。未几，又省之。

○丁丑嘉庆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年）

△春三月，云南徼外逆夷高罗衣伏诛。

时临安边外逆匪高罗衣滋事，云贵总督伯麟以剿抚事具闻，得旨：“逆夷高罗衣胆敢自称窝泥王，并将附从汉奸等伪封官职，裹胁至万馀人，抢掳江外土司地方，复率众抢渡，窥伺地方，实属罪大恶极。事关边境军情，伯麟此折仅山三百里具奏，殊属不晓事体。嗣后奏报皆当由五百里驰递，侯办理完竣，郎由六百里驰奏。见在伪封军师之汉奸章喜业经禽获，讯明该逆等犯事缘由，伯麟、双林等已派调本省官兵及广南土练定期进剿，此事务须一鼓扑灭，不可因循疲玩。如见调兵力尚有不敷，贵州官兵素称道捷，该督即行添调，或一千名，或五百名，迅速来滇，选派曾经出师、打仗奋勇将弁带领，迅即进剿。此时贼众初集，兵贵神速，趁此烟瘴未起之时，立即禽渠扫穴，不可靳惜小费，迁延时日。若办理迟缓，一至暑热瘴生，官兵即须撤退，使贼得以乘暇裹胁，秋冬再举，则劳费更重。伯瞄等务勉力办理，将首逆高罗衣及逆侄高借沙等克期禽获，凌犀处死，其馀乌合之众，自必即时瓦解。其章喜一犯，暂行牢固监禁，俟首逆就禽，质讯明确，一并浚迟，以伸国法而靖人心。”

未几，悉数禽获，诛之。上又谕云：“首犯高罗衣，以江外夷民，胆敢谋逆滋事，据该犯供称：‘因江西、湖广等处汉人在夷地贸易取利，甚为刻苦，遂借驱逐汉人为名，聚泉谋逆’等语。夷民愚蠢无知，多因内地民人私往夷地，或潜相煽惑，或激生事端，酿成大案，致劳兵力，戕害生灵。此案拿获之伪军师章喜一犯，即系汉奸。见将首从各逆悉数歼获，边境敉宁，正当趁此出示晓谕，严饬沿边各州县，凡内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贸易，侵夺夷人生计，若有私越边境者，查明严禁治罪，务令弭患未形，勿再滋生边隙为要！

○己卯嘉庆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

△冬十二月，禁厦门洋船运茶。

时，董教增奏闽省厦门洋船请仍贩运茶叶，上谕军机大臣等：“所奏甚属非是。前闽浙等省贩粤茶叶，多由海道运往，经蒋攸镭以洋面辽阔、漫无稽查，恐有违禁夹带等弊，奏请仍照旧例，改由内河行走，业经明降谕旨，通行饬禁。自谕禁之后，洋面日见肃清，海口无从偷漏，即黠夷如英吉利，不能串通奸商私用售买，亦皆遵奉禁令，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今董教增忽请准厦门洋船仍贩运茶叶，则与由海贩粤何异，明系受奸商怂恿，冒昧陈请。董教增著传旨申饬，所奏不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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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柔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