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屿楼笔记/卷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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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柳敏碑》写天资之资，从鱼旁，作𫚁〈（《隶释》、《汉隶》、《字原》、《隶辨》皆误作𢢾）〉。后世拟议纷纷。余谓下是鲠字，盖未写资，先写鲠，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资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谓古碑常有。想古人书丹时，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见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考，而下是妣字。盖亦是未写考，先写妣，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岂有妇人作父，而考字可从女者？此二字一切字书，及俗字梵典并无。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吝，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书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 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宦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书，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 “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书，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文，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祇，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谓荒唐诞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近余阅其所著金石文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云云。此亦因张莺郢说，横档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旷园杂志》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志铭显出，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董思翁《容台集》亦云：“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无不谓即《会真记》中之崔莺莺者。”顾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秦志志其嫁后时事。始辱于张，终妻于郑。即使同是一人，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冓之丑，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而谓可以洗耻，固未必得之数也。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文，则诸君妄为牵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则诸君妄言之过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并无莺莺之名。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乃《会真记》明记莺莺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又云于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当七十二岁。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诸君之谓即莺莺者，不过以其夫郑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何可胜数？便据为说。已可齿冷。而况莺莺本事可信，莫如《会真记》，而《会真记》中绝无所嫁夫姓。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所作《西厢记》为据，则《西厢记》是凭空捏造之书，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据乎？其妄四也。况志文明云，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则云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确凿牵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见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郑妻，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故或遇或恒，世有两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恒。而《金石萃编》灼知其妄，则曰是后人妄改，以附于《会真记》者〈（按：是妄改，以附于《西厢记》，非附《会真记》也，此语尚错）〉。而诸君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厢》者据《会真》，《会真》不言夫姓，作《西厢》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厢》者别有考据，知莺莺实嫁郑恒，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实甫者，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反为迫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故捏情节，谓莺莺卒嫁张生，而郑恒乃至强死乎？此虽病狂丧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谓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吾不知其究据何书。据《会真记》乎？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据《西厢记》乎？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二记，则直谓崔氏终嫁张生，而郑恒者死矣。然则世必有崔氏女、张珙妇之志石出土，而后可以当《西厢记》之莺莺也。必崔氏女尝与张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后可以当《会真记》之莺莺也。以此诘诸君，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总之，元稹无赖轻薄，以窃人女子为奇遇，故驾名张生，作《会真记》。后人艳羡此事，谱之歌管，凡传奇必有曲折，于是造一郑恒，以为曲折；凡传奇必有始末，于是抹本事以为始末。此解元弦索《西厢》之意也。王实甫依其情节，为北《西厢》以与《会真》本事不合，乃以一梦作结。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复依弦索续完之。而郑恒也者，实为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隐己姓名，捏称张生，则崔之姓，莺莺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听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诘也。乃不意成化间，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字，与《会真记》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与子虚乌有之《西厢记》同，好事者遽附会之，以为崔夫人者，即崔莺莺也。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业撰《吴越武肃王庙碑铭》，首云：“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蓂凋十三䇲。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云：“长兴，后唐明宗年号，止于四年。武肃王以壬辰岁薨，壬辰盖长兴三年。《五代史》及刘恕《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则碑为误。然当立碑时，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于是钱竹汀《养新录》解之曰：“余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幸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书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文，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文“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诏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书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牂〈（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书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书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文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烟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㔉土视之，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文不见于慈湖遗书，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文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志已足，两之又安需耶？岂圹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过求名手撰著，为传世计，不置于墓耶？后闻袁氏修正献公墓，墓上得杨慈湖所作墓志，而后知圹志在穴中，墓志则在椁上，又结砖如桥以覆之，而后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盖年久之墓，夷为平地。误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见墓志，即知古墓，可无开圹之患矣。

张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误写癸，即于癸上改写朔字。而刻者乃以两字重叠，并刻之。余疑当书丹时，既己误写，何难洗去重写，而乃怪诞如此？盖误字始不及检，刻成始觉，不得已乃于已刻字上改写，而使工人复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高禾}，殊不雅观。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误写作某。

古例，志墓但书卒年月日，而无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后惟大作家犹守此法耳。温公《书仪》载，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礼》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则，此法坏于南宋也。

《墓铭举例》云：“陈瓘有侍郎邹公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按此语颇可笑。陈忠肃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于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况一有铭无序，一有序无铭。其同者何例也？《举例》又一条云：“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云云。然则其所云陈朱同例者，不过是埋铭二字同耳。而即论埋铭二字，实陈创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时代矣。

吕氏坤作《四礼疑》多以己意臆见，猜测古礼，而妄讥议之，往往听其辨难，似乎有理。及至细心考究，则全无是处。即如其论志石条云：“志于石示来世也。文其辞，篆其姓名，合而锢之，以铁埋诸地中，将谁示乎？不若志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虑异时误为人所动，见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谬哉，其为说也！石在墓头，发及石，则见棺也半矣！两石内向，重重铁束，谁复从容为汝钳锤耶？即或开之，岂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开者之重否？即为掩之，能肯复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动否？此说大可笑也。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阴。有功德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云云。愚谓吕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后世。不可不急为驳正者也。夫志石之设，为盗贼乎？为常人乎？若盗贼，则以抇大墓为能事，题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来。何况见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复束此石乎？若常人，则各有良心，始虽误掘，未有既见志石，知是人墓，而犹下锹锸者，况读其文，知其德行功业如是，而有不为之礼葬者乎？大约墓前碑碣，至久不过二三百年，而古墓久远，未有不夷为平地者。贤子孙未必世有拜扫之典，既阙表揭之石，又亡沧海桑田，辗转易主。世间地师渊源相承，其相法时复相类，故往往有地师指穴，开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远，棺骨尽化圹中，空无所有。有疑为迁葬之空穴者矣！有疑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万无朽理，见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将为之掩盖。此孝子慈孙所以作志石之遗意。为久远计，非为眼前计也。微旨如此，彼恶知之？

王桃源先生说，字应求，吾乡所称“庆历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隩志乘》失载，世无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将改葬其父。地师既定穴，开之见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学士信道亶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吴矜撰《夫人墓志》，竟毁其墓，复拓两志示人。于是县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孙，纷纷控告，成大狱。久之，官以买地葬亲，误掘古墓定谳，下江三于狱。其罪徒而以其地归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断是狱也，颇怀偏袒〈（时舒垕庵同知恭受为县令，而江三者，虹孙之从兄也。其家方为鹾商，与令往来，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复过蹙。平心论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无表揭王氏，又失防护，不得以发掘为江三罪。及见墓志，即非桃源，亦岂宜遽毁之而灭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毁墓，而不在发掘。假令江三既见志石，拓本束而还置之，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后人，使来修岁时之祭。如此则王氏子孙，当礼谢之，而县中士大夫，亦当称道之矣。闻江三家，以觅葬地，每掘人墓，瘗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无主者，墓中又无识别，遂得任其所为，未尝发觉。桃源墓若非志石，虽复鬼哭，亦谁知之〈（发墓之夜，王氏祠中鬼大哭）〉？然则志石为功之大如此。而吕氏乃妄言无用，何谬也！掘地得志石，为重掩之，或为之成冢，或为之立碑。而志文乃复出人间。此等事，古来常有。其见于文集、札记、及志乘、金石书者，多矣。吾独据桃源一事，以驳吕氏者，据所亲见也。桃源先生墓甚大，盖不但二穴，必有祔葬之子孙。以志石不备，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质甚粗，盖当时明器。亦见古人之质也。至遗骨，或曰有之，或曰无之。历年八百，有无诚不易知。江三对簿时，力辨无有，问官不能究也。或曰，仅有数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将军碑记》。孝烈将军，木兰也。云姓魏，亳之谯人。来氏《樵书》谓：“隋炀帝时，木兰征辽有功，授尚书，不受。帝欲纳宫中，遂自尽。赠将军，谥孝烈。”董觉轩沛尝作《木兰考》，云姓花。

咸丰四年闰七月，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中，山鸣如雷，石裂而得一碑，长三尺，广一尺。其阳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字。其阴刻隶书铭辞。凡六十五字，辞曰：“河出马，洛出龟，诸布严逐守此碑。藏石白贯日，发石青震雷。夏首长福二上纪，三中逢己月满规。增吉半下求我镇木虎，十转重则开。九九城府敢言之，遇员益方人始知。”既而其事传之吾乡，云：“山左人无解之者。”董觉轩由“木虎十转”推之，谓咸丰四年甲寅者，所谓“木虎”也。逆数而上至十甲寅，则延祐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气亘天，连环贯日。”由是而尽得其解矣。“河出马，洛出龟”，发端推数学之祖也。 “诸布严逐守此碑”，诸布、诸严、诸逐，皆神名，见《汉书•郊祀志》，是术数家张大之辞也。“藏石白贯日”，谓埋石之日，有白气贯日也。“发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日，青州将山震如雷鸣也。“夏首长福二上纪”，“夏”大也，“首”元也，“长”延也，“福”祐也，“二上”，二之上元也，“纪”年也。“三中逢己月满规”，“三中”，三月之中也。“逢己”是日逢己亥也。“月满规”，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纪》他月朔推之，三月己亥，当十五日。此二句言埋石之岁月日，谓在大元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镇”，“增吉半下”谓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焉，是周字也。言周姓人求我镇压。即其阳所刻之符，盖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转重则开”，“木虎”甲寅也。“十转”自延祐元年，至今咸丰四年，适十转也。“则”夷则也，七月也，“重” 再也，谓闰也。此句言，发石岁月谓当在第十甲寅之闰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汉书》云：“百寮致敬于三公，丞相用奏记，称敢言之。”故以“敢言之”为敬也。考《元史》，此时精数学者，推郭守敬。其本传云：“延祐三年卒，年八十三。则是年，年实八十一旬，言作符者姓名、年纪，谓八十一岁人郭守敬也。”“遇员益方人始知”，员之最著者为员半千，以员字当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呼四为方字。甲寅虽十转而其实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结语，谓当五百四十年后，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谓觉轩所解甚当。特尚有数处未尽善者。以增吉半下当一周字，甚属牵强。愚意，当连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己，是谓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纪月日已尽，不必再添“月满规”三字。“月满规”者，是谓周字匡廓，既有匡廓，而后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为圈吉，正同半下谓下字之半是卜字也。盖周姓人往卜云：“将遇火。”乃求郭守敬为符以镇之也。以敢言之当敬字，太觉典奥。且但叙年岁、姓名，而下更无辞，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当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记事之辞。质言也。犹守此碑，及藏石发石，及求我镇，及开字，及人始知之属，皆质言而非隐语也。又末句“遇员益方”四字，如董解亦复太强。愚意当是人姓名，或诸城县中官吏姓氏，或倡议发石与动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悬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后，其碑必出，出时必如雷鸣，数学亦可谓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计保母砖，皆异人术数之学也。

圹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后，或两棺之间皆可。但须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倾侧，致伤吾亲骨也。余葬先大夫，安于中左穴之中间墓，以半石椁为之，即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上先结砖十馀层，然后即砖上加横直石梁，梁上加盖板。安志石处，省去砖数层，留方空，大小与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横空处，用铁条二擎之。又于砖之下面，划凿二条厚薄广狭与铁条等，使铁与砖平，不致砖下突起也。将葬前一日，余亲指挥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馀隙，以水灰补之。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砖石胶成一片也。石阔砖狭安正后，视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馀。既不碍下棺地步，又显然见是志石，此法可示后人。故详记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盖。两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绪，曾为先大夫及先太夫人两志。文长凡二千数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长不过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盖，盖石亦写志文，亦两字相向，刻成后填丹而合之。虽与古法不同，实无违礼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于锡山之黄隩。一墓三穴，其右为吾母陈太夫人生圹。后二十年遭大故，往视，寿穴多土，不洁。于是拟补纳志石于生圹中。而别葬陈太夫人，乃以状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视已葬两穴亦有土，不洁。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议。镇海倪芑生公子沣，为定葬地。后旧墓数十步，乃营三穴合葬考及两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则作两篇分志之。余复以意乞张米叔同年庆璜，联书两志，而补记改葬月日于后。凡此皆稍异古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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