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字学

略论文字学
作者：陈梦家
1957年2月4日

取自《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发行）的〈附录：陈梦家等反对文字改革的谬论（六篇）〉。原书正简夹杂，当时印刷铅字偏旁尚未实行草书楷化，如“认”字原文是“⿰言人”等，也有使用一些旧字形，如“幷”“教”等。

略论文字学　陈梦家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至少已经有了三千年以上的历史。用汉文所写所刻所印的卷册、铭刻、书籍为数之多，在世界上是罕有比拟的。要研究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必需要通晓自古到今汉文字笔划、读音和意义。要研究、継承祖国的文化遗产，要研究、分析古代的历史文化，则对于文字学这门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不幸得很，这样一门重要的学科，在过去是冷门，而近来更加冷落了。

　　我记得，过去不但大学和专科学校有文字学这门课，有些中学也有这门课。解放前十年或十多年间，有些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还分设语言文字组，专门培养研究古文字学的。当时，因为师资本身的修养不够，教法有问题，学科本身也尚未建立作为一门科学所应具有的条理，因而收效不大，培养出的人才不多。文字学本是一门比较艰深的学科，要建立科学的系统，需假以时日。当时的教法大约可分为三种：有单讲“说文解字”的，有用古文字材料讲文字结构的，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无论如何，学生在学习以后是增长了一些文字学的常识，这对于通读古书是有其便利的。解放之初，在课程改革的讨论当中，有许多人纷纷以为可以取消此课。我当时表示反对，认为此课可以不教，此学必须継承，绝不是无用之物。我今天重提此事，有鉴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常常感到没有文字学研究作为工具或作为辅助的学科，在研究上已经遇到了困难。

　　在此，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文字学建立的经过。从周宣王起到秦、汉时代，有一种以一定字数编成韵文的字书，作为学童“小学”的认字课本。公元后121年，许慎完成他的巨著《说文解字》，包含了当时通行的日常用字和六艺文字，分别为五百四十部，而加以字形的分析和字义的解说。自此以后，关于“说文”一书的专门研究，有过很多的成就，近人丁福保所编的《说文解字诂林》是总集这些成就的。清代学者由于对于经学的精深研究，因此对于“小学”或“说文”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们局限于“说文”本身的研究，不能跳出所谓“六书”的范围，不曾注意到文字的发展过程。一直到清末孙诒让，由于他精研金文和甲骨文字，才开始了关于文字沿革的研究。最近四十年以来，有若干学者为了从事古代历史社会的研究，特别重视古器物上的铭文，于是从专门研究“说文”而发展为“古文字学”。在此应附带提到，北宋以来的考古学的研究，一方面奠定了古器学的基础，一方面开始了古铭学的研究。这种被称为“金石学”的研究，到清末与被称为“小学”的研究汇合而成为古文字学。

　　从认字课本的“小学”发展为记载与分析经典文字的“说文”，再从为经学附庸的“说文”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文字学。从“说文”的研究发展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这门学科，对于经学、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尽了向前推动的作用。若使没有说文这本书，我们很难通读汉以前的书籍，很难通读出土的殷、周古器物铭文。没有它，我们难以在考古学上作断代史研究的工作，我们也就无法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文字记录。我想，这门学科对于研究古代是一把少不了的钥匙，是无需详说的。

　　可是，我最近看到十二年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草案），规定了研究古代的历史、科学史、艺术、语言和考古学的任务，而独缺“文字学”这一门。在我们科学研究机构中，有研究古代汉语史的，有研究汉语法（即文法）的，而却没有研究古代文字的。古代没有留声机，也没有拼音符号，语言还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清代的音韵学者，无不从小学入手，无不精通小学。我们研究方言可以用音标记录，可以利用近代的语音学的方法来分析，而研究古代语言和文法却不能不看懂古代文字。汉语、汉文、汉文法及训诂四者是不可相离的，我覚得古文字学的研究，应该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这不是说要为它大大的设立机构，大事研究，而是说，集中几十个人去研究一千八百年以前的一本大字书，也还是需要的；集中几十个人去研究古器物铭文，也还是当前所急需的。历史学者常常向我们要求，快些把地下出土的重要铭文翻译出来，可以利用于古史的研究。这种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研究古文字的人，愈来愈少，他们又各有各的工作，要他们翻译真是心有余而“时”不足。况且，研究汉史的，不必看翻译的汉书，为什么研究上古史的，便不能不附带研究上古文字？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学内凡习中国文学的，考古的和上古史的，一定需要学习相当时间的文字学课程。只有如此，大学培养出来的文史方面的人才，才能看懂自己需要的资料。

　　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做文字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对于文字改革有过兴趣，也有些意见，趁便在此一说。

　　凡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都知道汉文字的发展是由繁而简的，官书与民间书是幷行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是用秦国简化了的大篆（郎小篆或秦篆）作为秦帝国的标准官书，然而在他的威力下还是叫更简化的接近于民间书的隶书幷行。明清两代科举取士，要读书人写正字，但民间流行的还有许多简体字。官书是全国统一的，不管那个地方说什么方言，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如此才可以使文字成为社会交际的共同工具。简体字却有地方性。

　　因此，在文字改革的开始阶段，要想做好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的工作，需要首先总汇这些简体字加以研究，然后将可用的选出推行。简体字应该是継承过去许多代的习用而加以正式规定，而不是创造。在未行拼音文字以前，改若干繁体字为简体字，为了工作效率和学习书写方便，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些事的进行，必须要经过调查研究，幷且要象汉朝未央宫所开过的文字大会一样，集全国文字学者于一堂，共同争论商讨。试行以后，一定还要征集反对的意见，重新加以考虑。改革文字是一件大事，不可以过于忙迫。现在颁布的简体字，在公布前所作的讨论是不够充分的。日常听到许多意见。我覚得，在文字改革工作中，负责部门吸取文字学家的意见是不够的。

　　去年有人手持唐兰先生对于文字改革的一份建议，要我从文字学的角度加以批评，说是一种任务。我拜读了唐文，覚其文字学的学说很高明，无从批评，而且我不赞成这种“围攻”，没有参加“痛击”。对于文字学者的唐兰先生的意见，尽管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想是应该尊重的。反对的意见，对于学术研究也还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唐先生的建议只是另一种文字改革的方案而已，幷不是反对文字改革。

　　汉字已用了几千年，笔划诚然多些，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应该多多着眼于如何改进识字的办法。看报纸读一般通俗性书刊，需要认识的汉字幷不太多。汉字以形声字居多数，学会了百把个偏旁和若干声符，识字也幷不是太难的事。在这方面多想一点办法，对于扫盲工作是有便利的。还有一点，过去文字的改革与书写的工具（笔）和材料（纸）是有关连的。现在用钢笔写在机造纸上，和用毛笔写在手工纸上，书写方法有所不同，在笔划书势上也有了改变。不管我们在若干年后采用拼音文字，而在目前，还用着汉字，我们就应该改进（而不是改造）汉字的写法，使其简而便。在推行的汉字的过程中，就应该研究教和学的问题。文字改革不单纯是语言的事，我想这一点也是无需详说的。

　　在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还应该对汉字作一个比较公平的估价。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覌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改革文字是一件事，推行普通话也是一件事。说话若不能大致的一样，拼音文字就有困难。现在推广普通话的条件好多了，小学生可以学好，但中年、老年人是改不过来的。许多研究北京话的专家，理论很好，就是说不好正确的北京话。人过了二十岁，要抛弃乡音是有困难的。要全中国的人都会说比较一致的北京话，等待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文字不能一刻不用。汉字还得暂时的用下去，因此，就应该周详地考虑如何使它改得更好些。这些事也是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不仅仅是语言的事。

（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