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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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议
编辑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徳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授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㧞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徳也。臣等愚浅，不逹古今，窃以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冝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冝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冝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䑓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汹汹，未及上，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而琦等奏太后[1]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冝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且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盖为大宗斩，为小宗期，不二斩，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所继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据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 云云 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皆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郷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馀人皆以为冝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濮王以礼，辅陛下以义也；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餙辞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䟽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更请为陛下别白言之 —— 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帝[2]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莾，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祖，以为法则可矣，若谓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抗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貮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馀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喻？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政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寮，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为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軰，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如果有献此言者[3]，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武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徳，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理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保琦族于始终也！”【《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寮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䑓记》则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疏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立”，按琦集，乃甲辰冬乞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治平三年正月壬午，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哀桓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难逃于公论[4]，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于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己失，曽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槩，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槩依违其间，曽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 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也，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䘮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父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典礼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通，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曽公亮、赵槩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蒙付外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汹汹，若安然尸禄，不自引罪，则上成陛下之失徳，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徳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窃以称亲之说，盖汉宣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皇孙[5]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后，是以兄孙迁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故，始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以圣明之德，仁宗㧞自旁支[6]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童，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范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阁门两以诏谕诲等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増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窀，不唯熙陵隔绝，亦与润王无别}[7]，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桓[8]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陟、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幷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柏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世宁[9]、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相度濮安懿王园庙地图奉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回避[10]，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诏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幷听回改，馀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七庙[11]名讳，小有差别。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冝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駮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駮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真为政府所误，以致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除改，见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忻，诽谤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居家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曽上䟽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者，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曽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行法有所偏颇，臣是用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䟽，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默，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思永乞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又《御史台记》云台寮以濮议俱已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壬戍，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与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崇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里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宣帝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诬诋，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抵牾，傅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唱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搢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戍，礼院言：“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而宗朴䘮服未除，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其祝文，令教授为之。”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天章阁侍讲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卞本传云上䟽言外忧可以豫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之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及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馀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 —— 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斥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飬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