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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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議
編輯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韓琦等奏：「陛下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徳盛位隆，所宜尊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逰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六月，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為案，其議曰：「況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授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㧞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徳也。臣等愚淺，不逹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冝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逰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冝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冝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朞』，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䑓官議奏。」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1]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降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冝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稱王，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且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葢為大宗斬，為小宗朞，不二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生、所繼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畧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 云云 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別降詔㫖，以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獻不一，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絶邪論。」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臣伏見郷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冝准先朝封贈朞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餙辭說，誤惑聖聼，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䟽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以抑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請為陛下別白言之 —— 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2]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莾，親冐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祖，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初，議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㑹京師大水，抗推原咎證，在濮王議，執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
九月丙子，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為翰林院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㑹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取悅，違背經義，建兩統貮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
十二月，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國家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崇奉濮安懿王，此事體至大者，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喻？兩制及臺諫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聼，中書遂非，執政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㫖下樞宻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宮兄弟衆多，將過有封爵，故為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竊思仁宗於堂兄弟軰，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敢間？近日中宮與皇太后受冊，內外歡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為盛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如果有獻此言者[3]，欲乞宣示姓名，與衆共罰。」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武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竊原詔㫖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尚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賈天下之怨怒，謗歸於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徳，不為不至，而琦畧無謙損，益肆剛愎，半嵗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臥，要君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理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欝，得不攬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積㣲，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為國之福，亦保琦族於始終也！」【《濮王申陳》，以誨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並及潁府寮友不用正人，頗與此異，此據誨章奏，馮潔已《御史䑓記》則亦以此為第六疏，與《申陳》所載並同，然疏稱濮議半年不決，則恐不當在明年，且明年誨已累章彈歐陽修，不應後章全不及修，今來參酌附此年末，更須考詳。「不知直道之難行，自謂孤忠之可立」，按琦集，乃甲辰冬乞罷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治平三年正月壬午，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即與侍御史范純仁、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當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哀桓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褒猶之奸固難逃於公論[4]，當屬吏議，以安衆意。至於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飾非，傅㑹其辭，詿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義甚明，僉言無屈，自知己失，曽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如是！公亮及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劒，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伏請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於家，臣等及修，豈可俱進，言不足用，願從竄責，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貳之節，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跡，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備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寵，倡為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而修方揚揚得志，自以為忠，及乎近臣集議，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牽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繆跡，以飾姦言，拒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為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琦庇惡遂非，沮抑公議，公亮及槩依違其間，曽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辨於上曰：「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 又曰：「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為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之。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遂大非之，故師丹議云：『定陶共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母之義也，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又曰：「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說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也，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䘮服降而抑之，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朞，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於本生父止服小功，於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叔者，稱之則典禮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且欲為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為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不合建議加濮王非正之號，不䝉開納，又於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啟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曽公亮、趙槩等依違傅㑹，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亦未䝉付外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明，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邪，肅清朝綱，遂至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徳，下隳臣等之職業，因繳納御史告勅，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勅，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猶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勅稱：「準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閲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又降勅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㫖，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徳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祭祀，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言：「竊以稱親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按皇孫[5]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遷繼祖統，於漢家無兩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諡，有司奏請之故，始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諡，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且陛下以聖明之德，仁宗㧞自旁支[6]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童，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不報。戊寅，呂誨等又奏：「臣竊思前勅三省集議，因皇太后手書切責大臣，遂罷集議，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羣情震駭，重以疑惑。」又曰：「蓋首議者，欲變茲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責，使天下怨謗歸於人主，今復貽於母后，得謂之忠乎？」范純仁又獨奏：「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今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禮雖去殊號，而首舉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熈陵，列子孫之序，奉邑守衞，皆已嚴具，必別起園寢，増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窀，不唯熈陵隔絶，亦與潤王無別}[7]，顧其典禮，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桓[8]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官蘇利陟、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準漢宣故事，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為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又曰：「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䝉詔㫖，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幷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為額；又令河南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寜[9]、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相度濮安懿王園廟地圖奉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呂公著言：晉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迴避[10]，當時以彪之議為當，臣愚欲乞特降詔㫖，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書奏事者幷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庶與祖宗七廟[11]名諱，小有差別。壬午，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㫖。」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冝責之太重也。」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寜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駮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駮勅命，遂徑以勅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㫖赴臺供職為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勅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勅，令百官詳議，以盡人心，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也。」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趙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有是命。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字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真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傅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歡忻，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且居家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曽上䟽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時，臣又獨為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譴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媿於心乎？」有詔促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曽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媿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御史中丞彭思永上䟽，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因自求罷，不許【思永以去年十月為中丞，方呂誨等爭論典禮，思永不應黙，誨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則思永雖言之，必不力，本傳云思永乞還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罷，今且附見，當考。又《御史臺記》云臺寮以濮議俱已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營救，議者醜之】。壬戍，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為監察御史裏行。甲子，都官員外郎黃照，為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昌齡及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照中選，上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之奇前舉制策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為是，深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照並命。庚午，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㫖，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誥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傅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戍，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䘮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為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乙未，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天章閣侍講傅卞，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卞本傳云上䟽言外憂可以豫防，姦邪無狀，所當深察，富弼有大臣之器，不當在外，當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為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吳申，為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傅卞議濮王事稱㫖，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於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楊安道即家敦諭，又數令公著兄 —— 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斥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熙寧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趙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爲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飬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爲礙。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爲皇伯，歐陽修笑其無理，故衆怒而攻之，此豈是正論！司馬光爲奏議，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袞服冕，世世子孫南面有天下，豈得復顧其私親哉？』如此言，則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棄其父，悖埋傷教，孰甚於此，且《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雖士大夫亦如此，豈是以得天下之故爲之子也？司馬光嘗問臣，臣以此告之，並諭以上曾問及此事，臣具如此對，呂誨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臺諫言濮王事，全無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雖非盡理，然當時言者，以爲當更追崇未已，及罷稱皇，亦以爲言有力，則當時言者雖未盡理，於時事亦不爲無庸。」按安石初對上所言則如此，不一年，即深詆臺諫，謂安石不姦邪可乎？因掇取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