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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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不押班
编辑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彊，乞行罢退，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相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喻，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傲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赵槩《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乙丑，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愚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槩面对，坚请黜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孳生，险说纷纭，震骇群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持旧恩，专为险恶，轻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为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开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寖成废礼，非是始于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己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令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暗之主。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缉正统，愿陛下无溺偏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长，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击被黜，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心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党人韩绛、陈升之等，事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副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昨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谓邪？”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夺，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 屈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使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遣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汹汹。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恳退，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柄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于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于再三，确辞，然后听去 —— 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体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侍读学士。光退，翌日【二十日，己丑也】，复奏曰：“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核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潍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藉藉，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言语，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馀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于狱，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于一出入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告时在阁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人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祠，赵槩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辛未，曾公亮入对，恳请留吴奎，上许之。壬申，追取吴奎青州告，诏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邪？”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托赖，惟是同德，岂容间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 斥，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实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于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他，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性辩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群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陶，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亢[1]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亢？”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格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但书奎罢，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纪》】
五月，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馀不坐之日，宰相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相日，未御内殿前，令阁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尝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逾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于机务尝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相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所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司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辨论是非，则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分争之丑，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遇辰初牌上；秋分后，遇[2]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既而司马光又奏：“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于中书、枢密院及其馀臣僚奏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御极以来，惟近因服药，曾因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馀皆在辰牌以后，然则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尝更张。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已牌上，并依手诏施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宰相违故事不恭，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廷对群臣，使是非两判。”及御批吴奎罢参知政事，迁一方，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政大政，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屡求外补，上从之，未行，改汝州。【《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 —— 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于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Box|亏}]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茍安？望罢臣言职，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臣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于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于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正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词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实，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斥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于详慎，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实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于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广开言路，岂可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又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馀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万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于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于一时狷忿，特赐函容，不加重谴，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群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为然也。今议者咸以为陶虽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宰相辞郊赏
编辑熙宁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粟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救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赀，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于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