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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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不押班
編輯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勑》，應正衙常朝及橫行，並須宰相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常多據贊引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勑》儀制別有衝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應隳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為喻，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畧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顯罰，用肅具僚。」【據《會要》，陶以閏三月十一日問押班事，其彈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趙槩《日錄》：「閏三月十一日，呈臺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訖，以遇退朝早，即輪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進呈及留身說，呈訖。」可參考，更詳之。】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琦再上表，據琦集及王珪答詔】乙丑，陶入對，言：「近彈奏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並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舉元、蔡挺、薛向轉官加職，次序不當；御藥院、內東門司高居簡、王中正等當罷免，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愚下，言皆非是，豈可更處風憲，乞罷職，除一閑郡，臣更不敢入臺，見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槩面對，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螣孳生，險說紛紜，震駭羣聽，原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險，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為中丞，今乃挾持舊恩，專為險惡，輕肆狷憤，織羅交構，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權勢一歸於己。且郭逵、蔡挺遷改，臣等以為陛下處置皆當，故即奉行，亦累具開陳，陛下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寖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為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羣眾，以為己用，自圖威柄，竊弄國權者也。臣等早來屢陳，欲王陶補外，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並差遣，臣等不得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眾，無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李齊運以纖屑狡獪，倚為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為至闇之主。誠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為唐德宗，貽譏萬世也！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興緝正統，願陛下無溺偏私，斷之不疑。邵亢亦緣攀附，職為諫長，不能自持正論，輕為王陶驅迫妄言，當顯黜以厲羣臣。臣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稱疾臥家，乞罷政事，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謝。尋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畧曰：「臣竊見奎以死黨之節而濟以沈雄，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得科名。及為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為培植維持之計，為唐介彈擊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為人，目為諫賊。奎為小官時，亦嘗為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心懷怨懟，輒令韓絳奏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為諫官，又言其黨人韓絳、陳升之等，事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匿怨為仇。後韓琦引用為樞密副使，諫官楊畋憤其姦邪，論奏，會畋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升薦，乃自陳頃為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發揚彥博前事，及欲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險薄，惟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謂邪？」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厲精，選任差除，盡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不敢泰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政，危疑自處，惟恐淩奪，欲為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牽制， 屈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寵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顧，使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讜之士遣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為，以至憂悒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顧視朝廷，惟己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視兩府大臣，中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東宮舊臣，復為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乃為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執憲之位未滿兩月，而遽懇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柄之跡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脫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至於再三，確辭，然後聽去 —— 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並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劄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二十日，己丑也】，復奏曰：「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踐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己下問，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書：「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呂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在執政而彈核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濰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藉藉，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言語，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勑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一出入間，何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跡，極意盡言，但為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懌，光中丞告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知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祠，趙槩復奏增奎一官為戶部侍郎。辛未，曾公亮入對，懇請留吳奎，上許之。壬申，追取吳奎青州告，詔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為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上初議罷奎，謂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劄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為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 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為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知悉。」吳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劄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堅臥者，蓋指琦也。陶為人雋利，眉目疏秀，美書翰，惟性辯急，色厲而內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密勸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琦《傳》云：「英宗既立，琦編羣臣姓名，各品題之以進，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覺陶佞，疏之。及為御史中丞，意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為難。」按所稱覺陶佞，稍疏陶，恐飾詞，今不取。】 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亢[1]為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亢？」琦不從，遂並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撻！」【此據司馬光《日記》，云彥博謂琦詹事舊無二員。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舊無二員，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記》又云：「樂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勑，執政許之。」當考。舊《紀》書詔王陶過毀大臣，罷御史中丞，為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彈劾中丞，格手詔三日不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新《紀》但書奎罷，仍不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紀》】
五月，御史臺官既被絀罰，宰臣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相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嘗討論，故行之不久，漸復隳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則於機務嘗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典故。」從之。及司馬光為中丞，即奏：「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為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後，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2]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前下太常禮院詳定指揮，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於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御極以來，惟近因服藥，曾因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後，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以為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嘗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手詔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實錄》云：「故事：宰相奏事訖，赴文德殿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為常。及王陶為中丞，劾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巳後數刻未退，人厭苦之，故有癸未之詔。」今不取。】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御批吳奎罷參知政事，遷一方，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政大政，眾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乎？」陶既出，維亦屢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閧也，秉國、曼叔、彥先更上殿言。樂道出，秉國亦求出，命知潁州。】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 —— 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於體非便，乞罷郭逵簽書並宣撫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舊制，今既隳廢，{{Box|虧}]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超擢太優、陳汝羲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罰，在臣之義，豈敢茍安？望罷臣言職，顯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言，專詆毀執政，其畧曰：「臣預知孤忠必犯眾忌，方權臣之久盛，復眾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為大惡，以顓心附己者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豈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輔效尤而愈悍。夜取勑告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政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真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告病，少挾正以為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詞狂率，恣為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斥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慎，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廣開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為快意邪！』若又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為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形跡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說，將復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明，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漏泄上前密語，陛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兼謂出於一時狷忿，特賜函容，不加重譴，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羣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為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固不以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為然也。今議者咸以為陶雖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後必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為偏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
宰相辭郊賞
編輯熙寧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所宜自內裁節；況二府祿廩豐厚，頒賚頻仍，更於此時，尚循舊式，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兇，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向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知振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且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損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群臣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眾。如此則是國家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竭涸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可褒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大賫四海，下逮行伍，無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蠭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賊邪？此言豈可據以為實！」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賫或以為萬數；今郊賫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將比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辭或受，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等，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繁，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姑務自損，祗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