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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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法
编辑治平四年六月辛未， 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于兹，未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维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辟，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于此。
七月戊寅，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实封以闻。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宁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谏院吴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柸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殁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
二年三月戊寅，上谕大臣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
三年八月甲申[1]，上批：“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曽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恵卿大恨之。癸丑[2]，司马光知永兴军，及辞，上谕光曰：“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陜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四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陜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上曰：“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苦？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土，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恱，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尔。”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四月。先是䕫州路转运司孙桷、张诜言：“杜安行等奏，讨平夷贼，拓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馀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惇言：“经制渝州夷贼，疆土难遍历，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推行于一路。”上批：“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丁巳，罢章惇相度䕫州路差役。戊午，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以军员主之，月给食钱三千，从之。初，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赔费，有至破坏家产者，及是遂更用军员代之，其后遍及诸路，悉用此法，人以为便。
五月乙未，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致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剰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戊戌，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数百家，王安石既说谕令退，遂白上曰：“知东明县贾蕃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上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庚子，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诏司农寺令诸县晓谕：“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等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诸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不以赦降原免。”从之。上初疑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取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収助役钱有剰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是此辈扇惑。”安石曰：“早定诚是，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己……人主若不能盖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反为天下役则乱矣。”杨绘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户、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不报，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収接诉状，谕令散去，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下县，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诸县，欲其畏威不敢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曽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丙午，王安石呈役钱文字，上以为民供税敛己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无害，安石曰：“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尔。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论议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也……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六月庚申[3]，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边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本志但云：“绘言助役之难有五，挚言役法之害有十，请一切罢之，”馀并不书】
七月戊子[4]，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曽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承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臣所预见，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5]，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罹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虽一乡村差役轻重，亦有不同者，然昔日第一等则槩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馀万，率钱七十万缗[6]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贾蕃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此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府于民事，何所不预，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诐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此……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错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事陛下之义，不敢不尽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刘挚近日别无文字。”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诰词云云〈 见论青苗〉，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丁酉[7]，御史中丞杨绘具论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臣之情状已具四奏……”御史刘摰又言：“臣近曽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曽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䕶改作，大臣设法[8]以蔽聪明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势，陛下以谓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茍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徳礼，夙夜励精，以亲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将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闾阎动揺，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苖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苖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民劳而无功，又淤田也，则费大而不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又起东西府也，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设施皆有次序，今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噐，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侠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曽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故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劾鄙弃，去者殆尽，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刬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者凡几人矣？陛下亦尝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有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已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驭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奏至，王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与蕃事。又挚所云，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不知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怀也。”【王安石言杨绘，称“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今绘奏并无此等语，当考。绘为中丞在四月癸酉】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丁卯，屯田员外郎、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为比，故召对擢用焉。
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旧纪云：“壬子，诏差役弊民，其罢之，使民出钱免役，立直募人。”新纪云：“壬子，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今删润别如此书】 庚申[9]，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10]。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馀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剰，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瑜及约皆坐责，寻复之。绾又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飢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臣以谓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一二百，及二三百者，减三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飢则免最下等户，中飢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舎之恵，法令无动揺之变矣。”从之。
十一月戊子，诏职田占佃戸过数[11]，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
五年正月[12]甲辰，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人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䌷绢万匹，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缗，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馀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戸衙前，乞自今依此。”故有是诏。于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应募之不暇，茍或不然，则虽详立法度，亦无益于事也。”
林希《野史》言保甲民有为匿名书付狱。〈详见保甲〉
三月戊申[13]，群牧使、天章阁待制李肃之知永兴军，上戒令绥抚一路，肃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扰州县耳。”上不悦。
十月丙戌，上批：“枢密院言四方贼盗，朝廷近方探知，问进奏院，乃称中书条约，须十人已上，又须强恶者乃许申提点刑狱司录奏，故非十人及州县奏者，并退回去。”上曰：“密院又言，为行役法后，所以多盗贼，故中书不令奏言京东多贼盗，然京东元未行役法。”安石曰：“适会丰年，故少贼盗，若贼盗多，臣亦未敢任责，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要百姓皆不为盗贼也。”
十二月，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己丑，龙图阁学士、给事中李中师，前知河南府，时朝廷初令民出钱免役，中师率先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中师籍其户等，令与富民均出钱，希司农意指，多取宽剩，比它处独重，洛人怨之，中师颇厚结中人，庚寅，召入为群牧使。
六年六月癸巳，永兴秦凤两路察访司言：“虢州卢氏县有退安处士刘易，户下役钱未敢依品官例减半均纳。”诏以七品官例。
七年三月乙巳[14]，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钱五文，其旧于役人圆融工费、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并用此钱，不足，即用情轻赎铜钱，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其习毙所从来久，至是始悉禁焉。庚戍，诏：“闻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王安石白上曰：“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縁以今之官吏行今之法，必多轻重不均之处，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纳役钱，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在远或难据见，但问郑、滑，则天下事理可知矣。”上问安石：“纳免役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纳钱，有之乎？”〈此见市易司〉
九月壬子，司农寺言：“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于法有䕃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术授者，凖此。”从之。
十月辛已，司农寺司乞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苖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15]，逐甲置牌籍姓名，于替日自相交割，县毋得勾呼衙集役使，除许催科外，毋得别承文字，违者许人告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从之。
十一月丁酉，河东路[16]转运提举司言：“夏秋灾伤，放税八九分以上，乞倚阁第四等以下秋料役钱及当纳去年倚阁青苖钱。”从之
八年闰四月甲寅，上批：“罢耆戸长壮丁条例，系何人修定？契勘进呈。”王安石以为此殆李承之譛张谔，故有此问，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进呈，上曰：“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安石曰：“保丁戸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戸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数年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催税不过二十馀家，于人无所苦，若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什伍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涂、封植，民皆有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馀事，令谁勾当？”上曰：“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贰事，恐不可得。”乃诏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戸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
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诏荅不允，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九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庀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制募役之法，令人戸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至死。夫钱者，无益飢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戸五等，以两税输榖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17]、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冶场监出焉，此所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筭、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𬬻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馀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宋，未尝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故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馀戸，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己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榖帛，惟屋税五千馀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钱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苖钱八万二千六百馀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18]三千馀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裔，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榖帛益贱……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糓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少多，官钱出少，民用己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危甚易，安之实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家国，必先得民，是谓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方平乞致仕，据集载不允批荅，有秋凉之语，则其论役法必是八九月间，今附秋末】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县界诸县乡村第四等、第五等敷出役钱，不听。
四年六月己巳，判司农寺舒亶尝言役法未均，责在提举官，上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陜右来者，欲尽蠲免中下之民，朕谓不然，夫众擎易举[19]，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戸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戸，则不均甚矣。古谓均无贫，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讲求以闻。”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补
- ↑ 原作“是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5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4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 补
- ↑ 原作“七千万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 补
- ↑ 原作“误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 改
- ↑ 原作“丁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 改
- ↑ 原作“转运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 改
- ↑ 原作“过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8 改
- ↑ 原作“五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1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 补
- ↑ 原作“一岁一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 改。《太平治迹统类》卷21，亦作一税一替，惟事系于十二月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8 作“河北东路”
- ↑ 原作“铜钱”，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 补
- ↑ 原作“众轻易举”，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3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