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
1929年3月21日

民国18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须依照总理所定之革命程序以为建设。总理生平既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冀其循序迈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更为之诠解其主义日：“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积十余年来反革命势力屡图颠覆民国、拆离本党之痛苦经验，益足以证总理预定革命程序之要义，为有远大之预见也。

本党在此十余年来痛苦经验之下，以为北伐既经完成之后，当进而履行总理手定训政程序之遗教。中央执行委员会缓本此意，于17年10月3日第172次中央常会制定训政纲领而公布之日：

中国国民党实行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在训政时期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纲领：

(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

(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民选政府之基础。

(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依此训政纲领而标举其内含之原则，要有二端：其一，总理遗教认定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负“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其二，总理所定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造成人民行使四种政权，政府行使五种治权之国家。训政纲领本此原则，故于第一条至第三条，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务训练国民达到直接行使政权之目的；于第四条，以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而其最高指导监督之责，则于第五、第六两条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此其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而使之发展，以入宪政之域，固至为明显也。

大会认为，训政纲领依据总理遗教，确定训政时期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以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分别总揽执行，以造成中华民国之宪政基础，实为训政时代政权、治权所由区分之不可易的原则。今本此原则，对于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实际的分际与方略，更为明确之规定如下：

第一，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的基础，宣传训政之方针，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指导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备之先决条件，并促进一切关于地方自治之工作，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挥并监督下级党部推行之。

第二，依据总理遗教，决定县自治制之一切原则及训政之根本政策与大计，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但政治会议行使四项职权时，对外不发生直接之关系。

第三，实施县自治制及执行一切训政之根本政策与方案，由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主管机关行之。

第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

第五，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第六，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第七，实施训政之成绩，由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考核之，至训政终了，宪政开始之时，由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