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

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
1929年3月21日

民國18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中國革命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須依照總理所定之革命程序以為建設。總理生平既分革命建設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冀其循序邁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更為之詮解其主義日：「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群眾，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積十餘年來反革命勢力屢圖顛覆民國、拆離本黨之痛苦經驗，益足以證總理預定革命程序之要義，為有遠大之預見也。

本黨在此十餘年來痛苦經驗之下，以為北伐既經完成之後，當進而履行總理手定訓政程序之遺教。中央執行委員會緩本此意，於17年10月3日第172次中央常會制定訓政綱領而公布之日：

中國國民黨實行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綱領：

(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

(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

(四)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民選政府之基礎。

(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

(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

依此訓政綱領而標舉其內含之原則，要有二端：其一，總理遺教認定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訓政綱領開宗明義即以中國國民黨負「依照建國大綱，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其二，總理所定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其目的在於造成人民行使四種政權，政府行使五種治權之國家。訓政綱領本此原則，故於第一條至第三條，以政權付託於中國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務訓練國民達到直接行使政權之目的；於第四條，以治權付託於國民政府，而其最高指導監督之責，則於第五、第六兩條仍屬之於中國國民黨。此其以中國國民黨獨負全責，領導國民，扶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而使之發展，以入憲政之域，固至為明顯也。

大會認為，訓政綱領依據總理遺教，確定訓政時期以政權付託於中國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以治權付託於國民政府，分別總攬執行，以造成中華民國之憲政基礎，實為訓政時代政權、治權所由區分之不可易的原則。今本此原則，對於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實際的分際與方略，更為明確之規定如下：

第一，培植地方自治之社會的基礎，宣傳訓政之方針，開導人民接受四權使用之訓練，指導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備之先決條件，並促進一切關於地方自治之工作，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揮並監督下級黨部推行之。

第二，依據總理遺教，決定縣自治制之一切原則及訓政之根本政策與大計，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但政治會議行使四項職權時，對外不發生直接之關係。

第三，實施縣自治制及執行一切訓政之根本政策與方案，由國民政府及其所屬主管機關行之。

第四，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在決定訓政大計指導政府上，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在實施訓政計劃與方案上，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負責。

第五，中國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為求達訓練國民使用政權、弼成憲政基礎之目的，於必要時，得就於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

第六，中華民國人民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誓行三民主義，接受四權使用之訓練，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

第七，實施訓政之成績，由中國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考核之，至訓政終了，憲政開始之時，由中國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召集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