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清华人的一封公开信 - 关于国立清华大学与国立交通大学合并事宜

给清华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文版）
关于国立清华大学与国立交通大学合并事宜
作者：徐遐生
2004年10月24日

这封信是我答应过在政府提出合并两校计画的细节较明确后，尽早写给清华人，使其对于行政院、教育部、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在有关两校合并的问题上，能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过去有很多报章没有准确的报导─扭曲了对这些讨论的过程、动机、当中已达成或仍未达成的共识、以及在校园中对本计画支持或反对的程度。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副校长与我将会到各个学院，向各教职员解释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也将在学务长与教务长安排下举办公听会与学生会谈。而这封信的目的是为这些会谈提供背景资料，当事实都清楚呈现在清华的校园后，我希望你们每一位可以对这件事做出个人理性的决定，将来在校务会议对合并事宜做出辩论与投票时，把你们的看法转达给你们的校务会议代表。

背景

科技顾问会议（STAG），系由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博士主持，其功能为拟定国家工业和高等教育的科技政策，并向行政院提出建议，我与交大张校长皆为其中的成员。八年前，科技顾问会议曾建议台湾至少应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从那时候起，教育部推动了很多特别经费支助的计画，来回应这个建议，其中包括卓越计划，大学合并计划，以及这个世界级大学的构思。当三年前清华要遴选新校长时，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聘用了，我也常以帮助台湾成立最少一所高排名的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在这里的使命。

当时的一些危机成了这个构思的推动力量。在过去的二十年来，大学与学院的数目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也急速增加，现在全台湾共有一百六十所大学院校，它们都争相要求公共资源。不幸的是，高等教育经费在过去二十年中，金额却下降了。教育部对清大每一个学生提供的教育经费，从刘兆玄校长的高峰期到现在，差不多少了一半。在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上，情况比较没有那么差，比率从过去的16 比1 到现在的19 比1。除了国立阳明大学外，清大生师比的情况相对其他学校已经算很好了。我们是一个重视研究的大学，清大的教师及研究人员非常努力的去争取国科会研究经费，这些经费在他们的努力下不断在增加，在未来几年中，仍会继续积极争取。尽管如此，学校的发展使大学的基本设施和运作经费都变穷了，这是因为研究计画经费中的管理费部分长期定在6%，而这数字与学校的实际支出，相对是太少了。其中学生的需求、新进教师的经费补助、贵重仪器的配合款、期刊和书籍、电讯与电脑、办公室和实验室空间、水电费、废水处理等支出，全部都包含在此经费中。

在美国的大学中，每年与研究相关的维护费为全校使用中仪器设备费总值的5%到7%。对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大学，该项设备费总值可能是全校教师每年研究计画所得经费的十倍，所以研究计画中编列的管理费在美国通常是占50%到70%。在台湾这种研究所需管理费与所编列管理费的不相称，使得获得计画越多的学校整体变得越来越穷，把基本设施的维护和建设都忽略了。而其解决之道并非把研究水平降低，而是提高管理费的比例。我一直在科技顾问会议中主张提高管理费，而我很高兴的向各位报告，国科会的管理费在未来两年，会提高到15%。其实这仍是不足，不过是个很好的开始。

教育部面对大学院校因过份扩充造成的经济与教育危机，便向科技顾问会议建议成立“高等教育宏观规划委员会”，由前中央大学校长刘兆汉主持。刘校长现在也是台湾联合大学系统(中央、交大、清大及阳明四校)的总校长。去年，这个委员会主要作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1. 在台湾的大学与院校应正式的分作四大类型：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专业教育学院和社区学院。每个类别应有其个别管理委员会。

2. 应该将一些条例松绑，使各类型高等校院可以归入同一套规定下，也允许每一个大学或学院可以更弹性的去达到其学术成就。

3. 政府应设立一特别的经费计划，在十年内利用伍佰亿，来提高台湾重点研究型大学的表现。

依我个人的意见，第三点的需求似乎大低了(该委员会在我还没有到清华就已成立，我并非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宏观规划委员会”虽然在紧迫的时间下作出以上的建议，但政府对委员会建议的反应比预期的好。教育部已把第一点作为正式的政策，这使得每一院校可以去认定自己的类别，成为未来在该类别争取资源及达到所定目标的基本标准。立法院订立有关大学法方案时，表明了关于第二点条例的放宽。而五年伍佰亿的计画，也有效的把第三点关于重点大学研究的特别经费倍增了。

在学术界中，有一些抱怨政府的方法太短视或在提出特别经费计划中别有动机，但我有不一样的看法。从我看来，政府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并在经济和政治紧迫的情况下，尽力做到最好，去回应“学术与研究界中的最高代表”所作出的建议。因为政府预算的限制，计划看来好像比较短视，是按年度与选举周期而定。然而世界各地每一个政府的科学与教育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学术界看起来都显得短视。除了大幅增加高等教育校院的糊涂决定外，台湾政府是做得相当不错了。现在两难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解决这样一个糊涂问题，而又令每一方面都感觉到被公平的对待。

政府的回应使得教育部有一连串的特别计划，希望通过公开竞争，给大家公平的机会去申请这些额外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最后仍是按能力与表现来分配。卓越计划帮助了几个相关研究群体的成立，但当中没有以整个大学的能力作认定，也没有处理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教师的聘请、进修以及留任，也没有处理学术界衰退的架构及环境。同时因经费太少，对大学整合计划仅作有限度的规划，而且对直接的研究资助所专注的方向太狭窄；其实这一点我一直认为不应该由教育部资助，而应该是国科会资助，在公开激烈又公平的评审后，决定经费补助的对象。

很幸运的，台联大的成功说服了教育部，使我们从大学整合计划来的经费可以用作支持设施建设的事宜，例如整合以及改进我们图书馆的藏书，网路的设施，以及为校际研究中心在四个广而重要的研究领域提供基础经费。我们的努力，连续两年来都从外审委员中，得到最高的评价，而台联大现在亦在大学整合计划中得到最多的经费支助。可是，为了把四所在实质上与文化上都有不可忽略差距的学校进行协调整合，成功的背后，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庞大的努力与时间。在某个程度上，紧密的合作比合并困难，特别是当政府无法确定对前者的经费支持会如后者一般。

清大与交大的反应

教育部在黄部长时期，设立了一个十年目标，要提升最少一所台湾的大学，成为世界前一百名之研究型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将会有一笔特别的经费。黄部长在数个不同的场合澄清教育部不会视台联大为一个实体，而有资格去得到这样一笔经费，清大与交大也因为规模太小而不会得到这笔经费。他鼓励清大与交大会谈，使两校走向一个较具规模的组织。为加强两校合作，清大与交大定期举行两校间的合作会议，出席者包括两校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研发长，主任秘书，学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计算机与通讯中心主任等。我们鼓励各学院，各系所以及研究单位去与同质性的单位会谈，看两校如何开始进行学术与研究之密切合作计划。

教育部在杜部长的主持下，他又重申台联大是不会在研究型大学的排名上，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实体。他曾要求清大与交大，为两校如何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合并成为一个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提交一份粗略的大纲。经过校务发展委员会的商议后，清大与交大为回应教育部的要求准备了一份构想书，大概描述了在第一个五年的时间表内，清大与交大如何方能合并，而在十年内达成世界前一百名，二十年内成为前五十名大学的目标。我们提交了一份周详的五年预算，并大致地描述了我们其后之十五年逐渐增加的需要。在二十年后，我们希望每年学校的预算将会与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二ＯＯ三年的经费相同。我们所建议的内容都曾在校务发展委员会及行政会议中报告。

在我们的初步回应构想书中，表明了我们只是行政上对教育部的要求做一个假设的计划与安排，要等到政府能够达到我们的预算要求后，我们才会有真实的承诺。并且只有在两校的校务会议都通过后，一个正式的计划书才会被送出。我们相信，清大与交大对教育部所送出的初步回应构想书，会成为政府提出五年五佰亿以促成一到三所世界级大学的好理由。在我们初步回应构想书送出以前，政府曾经有不同的讨论，当中包括把一笔大的经费送给台大或平均地分配在台湾各高等校院中。我们的初步回应构想书，把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使用这笔特别经费真正重要的动机上。换句话说，我们两校更需要与政府对谈去实行这计划。在对谈当中，两校必须要有同样的意见，而清大与交大的行政主管们将会做为我们 的代表承担这责任。

在游院长二ＯＯ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谈话中，提到的五年五佰亿经费的计划，其实是把焦点放在提升一到三个研究型大学晋身至世界级大学的水平。这计划说明了卓越计画以及大学整合计画的不足。我个人的希望是政府能认定之前对这些计画原先所定的目标及所付出的努力，而且找方法让它们持续下去，或者以低一些的层次，去补助那五年伍佰亿的新计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趋向于乐观的相信政府，会本著好意与负责试著去讨论并面对大专院校数目急遽增加所造成的问题。我个人也愿意看见这个计划只是长期努力的第一步，在当中一所或多所高度评价的研究行型大学会在台湾形成。在民主社会的政治管理环境下，我不认为有“任何政府”可以保证一个真实长期的行动过程，而这一连串的短程举动可以达成的最终目标。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提高警觉并弹性地掌握高等教育这一艘船的航线在正确的方向上。在记者会上，游院长已公布了五年伍佰亿新台币的目标和方法，我在参与推动台湾要在十到二十年内达到顶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时，我真心的认为这计划是我在过往所参与的三年内最好的机会。

五年伍佰亿新台币的计划

游院长在二ＯＯ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所发表的政策目标及方针上，包括三个主要目标：

1. 这个特别预算的分配，目的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一所到三所高等教育学府达到世界级的水平。

2. 要符合连续五年每年三十亿新台币经费的资格，该大学需在研究与教学层面要有一定规模。

3. 要更有效率，并弹性的利用新资源，大学需同意把公职人员的雇用系统转为“法人化”。

这三个目标在清大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当中所产生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策的详情及第二与第三点的施行细节仍有待制定。在详细情形及经费分配还未清楚以前，学校不愿意有任何行动，而政府也拒绝在大学愿意配合第二与第三点前就安排经费分配，结果只会造成一个僵局。这个僵局维持越久，对于从当中没有从计划中得益的学校，想要提出他们的声音去改变行动方向就越是不利。如果那些将会从计划中得益的学校，不去把握这个占优势的机会，或避开这些外加利益随之而来的机会，我不认为我们能期待整个社会或当中所选到政府的代表，可以支持我们。要把议案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呈现在立法院等候通过，当中包含政治的渴望和勇气。如果我们轻忽这个机会，去改变我们成为更好的高等学府，对大学、对我们社会、对台湾的未来将会是个可怕的结局。

清大与交大合并事宜

游院长在二ＯＯ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条文中，第二条应用在清大与交大上，代表著有效的把两校合并为一校。这不是一个新的主意，在我还没来清华以前，这主意就在蕴酿了，但是从来没有很严肃地被讨论，是因为(1)合并的动机尚不能胜过种种障碍；(2)反对合并的声浪在各种情况下都太强，远超于对事件中立或偏向赞成的声音。我相信情况在去年有戏剧性的改变，而两校合并在五年伍佰亿的赞助下，不单是一个好选择，而它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请容许在这里 先提出一些大家关心问题。

A. 为什么要合并？合作不行吗？

两校的合作是任何两所大学都能做的事情，例如：清大与世界各大学以及研究团体有四十多个合作的协议。政府不会因为清大与交大签下另一个无论多大的合作协议，而从教育部分配给我们加倍的经费。台湾其他的校院，也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做法。从大学的观点出发，要深深的合作而产生最大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合，包括在两个校园、学院、系所及研究单位。合作需要两个不同的意见去妥协，而合并后仅需要单方的同意即可，所以合作是会比合并来得困难。

B. 为什么不以清大跟交大的声誉分别去向教育部申请更多的资源？

分别申请是清大与交大在过去近五十年来的做法，但过去十几年来，并没有太令人鼓舞的成功记录。我们或许自以为是杰出的大学，应该从教育部得到特别的待遇。可是，在多元的讨论中，这项要求常被其馀一百五十多所大学院校及其代表反对。一个卓越的系统，可以给予公平的机会─但因才能与表现而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一流研究型大学脱颖而出所必须，是不能由下而上的。卓越的系统只能从上而下，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因为有竞争性、卓越的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校院，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当清大与交大合并，便能够有足够的规模与资源去成为一个卓越的大学，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合并，政府会愿意给我们更大的资源。

C. 大型有什么好处？

有争议说清大或交大的模式，不应该像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而应该像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我相信这建议是误导的。原因有三：首先，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他们全是富有的私立大学（比起哈佛大学来说还算是穷）。麻省理工学院有著跟清华很相像的轮廓，因为大家都有一万名学生而专精在理工方面，但麻省理工几乎有我们双倍的教授人数（974 相对于540），每年的运作预算是我们的十三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比例为1 : 5.6，而每三名学生就有两名职员。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在理工方面有高度专精的大学，当中有三百九十位从事教学以及研究的教授，而只有二千六百六十六位学生，服务的职员则有2172 名。身为台湾一所公立大学，清华是没有办法冀望得到如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同样的资源，以及如此低的师生比或者职员与师生比例。

在公立大学中，柏克莱无可否认是世界最好的，它们没有医学院但它们有一千四百七十五位全职教授，注册学生的数目多达三万三千名，它们的学生与教员比例相当于清大或交大。但柏克莱在每一个学门中均是清大或交大的三倍。它们每年的预算，每个学生或教授分配的是我们的四到五倍多，这些并不是不可能超越，但确是很难达到的优势。

谈到大学规模，重点在于教授的数目，而不是学生的数目。在美国没有一所被认为是高品质的公立大学，是少于一千位教授，例如：密西根大学安亚柏校区，包括它们的医学院就有三万七千名学生及二千七百七十一位终身职或将会得终身职的教授；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校区有四万一千五百名学生及二千零六十位教授；伊利诺州大学香槟校区有三万九千名学生以及一千八百八十一位教授。相较之下，清大只有大约五百四十位教授，所有的系所都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大小，教授在这种发展不足下，没有足够的相关领域同仁去讨论研究问题，是一种损失；对学生来说，在他们的专业上，未能在各方面都提供周全的知识，又是另一种损失。清大与交大的合并，长期来说，是可以解决这个大小与领域的不足，使得学校的学生与教授数目有如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一般多。圣地牙哥校区是一个新兴起的研究型大学，它正在成长，预期会发展到如柏克莱校区和洛杉矶 校区一般的大。

合并对教授与学生的另一个实质好处，是在有双倍教授教导同样的课程底下，每位教授要留在课堂上课的时间就减少了，这样可以让教授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研究的工作上以及在教室的里外、实验室或工作室非正式的教导学生。这种非正式的学习经验，对训练研究生的独立性跟创作性有非 常大的好处。

D. 招聘、薪水、宿舍与工作环境

当我初来到清华的时候，我为教授遴聘、招生、教职员的薪水、教职员以及学生的宿舍及在清大里面的工作环境，拟订了改进计划，前提是我们在五年内可以倍增我们的年度预算，大家可参阅以前的文件，在此不再赘述。当我在二ＯＯ二年初来清大出任校长时，我们的年度预算是三十亿新台币，如果我们把合并计画每年三十亿新台币的一半分出来到清大，加上目前每年四十亿的预算，我们二ＯＯ五年的年度经费将会有五十五亿新台币，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在三年以内就达到我们五年的经费目标。如果清交两校的校务会议通过合并计划，清大校内各系所在未来五年计划的 发展蓝图便可实现。

E. 改名

无论公司行号或大学，合并中有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为新的组织取一个名字。清华与交通的名字当中包含著密切的身份认同感，每当人提及两校当中不同的传统以及文化，都觉得这个是合并的障碍。我被质疑对这些的不同点缺乏敏感，因为我在清华校园的时间不长。首先让我向有所怀疑的人声明，我长期且意识清华这个名字的重要。我在一九四三年生于昆明，而并非在温州或北京，是因为我父亲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中日战争时期，与其他的教授搬到昆明，当时清华在那里与北大及南开另组成西南联大。一九四九年，我的家庭搬到美国，我父母的好友都是清大校友，我大学以及研究时期的指导教授林家翘教授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开始我的事业，我选择了去石溪校区，部分也是因为在那里的杨振宁教授，他也是一个清华校友。在一九七Ｏ年，我父亲回来台湾，在这个校园当校长，我便对台湾这个校园有所认识。我个人参与在一九九Ｏ年台湾的科学发展当中，当时另一位柏克莱的同事也是清大的校友－李远哲博士，回来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李院长出任校长遴选委员会主席，在二ＯＯ二年把我带到现在的职位来。我一生中有六十多年与清华的连结，是我离开柏克莱而回到这个校园来的唯一原因。经过这些解释后，我希望对我有批评的人，请不要再质疑我对清华缺乏认同感。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希望清华这个名字消失。在所考虑的建议中，会完全保留清华与交通的名字，但是顺序还没有决定，而在所有关于合并的官方的讨论中，我们都简称 “NXU”。当中的“X”是有待决定的未知，但我请所有教授、学生、校友及员工放心，“Tsing Hua”和”ChiaoTung”这两个字或其缩写“T”和“C”，一定是“X”的一部份。

合并以后的大学，将会融合清华及交通的文化和传统，这样也不是一件坏事。不是所有清华的传统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交大的传统都是坏的，我们需要互相学习，当我们接纳双方比较好的而舍弃坏的部份，这个合并的大学会运作得更好。其实所谓的“清华的传统及文化”也是一个混合体。理学院、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人文社会学院、科技管理学院、电资院、原科院、共同教育委员会等都不一样，既然这些不同的学院在不同的校园，能够相处得来，合并以后的各单位及研究组织一定会相处得来。有一天大家需要相处在同一个环境，这会迫使相关领域的人有更密切的交流，这应算是一种利益而不是对合并的阻碍。无可否认地，这会有短期的不方便，但与长期的利益相比，我个人不认为不同的文化及传统，是一个“show-stopper”。成功的合并，就如成功的婚姻，需要信任与无私的精神，以对方成长为出发点。

从公务员到法人化职员

在这件事情的讨论当中，我所知道大家关心的有两方面。第一，大家关心到放弃公务员的身份之后会危害到原有的退休金，那是大家当初被雇用时候所签订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加入在学校服务。游院长曾向张校长与我保证政府会继续向清大和交大的员工履行过去的承诺，只有在转为法人化以后的新聘人员，才会受新的退休制度所影响。清大与交大会就这件事邀请行政院研考会叶主委来向大家做一个简报，来解释情况并回答所有员工这方面法律以及行政的问题。

只要有法令约束去确定原有承诺的履行，我个人赞成转成到法人化有两个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会给大学所需的自由度去追求它们自己的学术目标，如果有人想拥有如刘兆汉总校长的报告第二点所说松绑的条例想法，他一定要准备去承担一定风险。第二，我个人相信退休制度的重整，是面对经济发展的必须行动，当医疗制度的改善，出生人口的下降，会造成人口系统性的老化。

普遍来说，每个月的退休金是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和还未出生的下一代来支应。未来愈来愈少人会为了现在正在工作或接近退休的人支付他们的退休金而努力工作。如果任何政府不正视这个问题，而把这个不能承受的债务负担放在年轻一代身上，就太不负责任了。学术界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在这方面来为这个社会建立一个无私的榜样。

大家所关心转成法人化后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是否会最终放弃支持公立大学，这里基本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政府需要得到被管理者的支持和认可，政府官员如果滥用了这种信任，在投票箱里头，总是有一个资源，没有人比政府官员对这资源更敏感。所以只要我们做得好，以及教授与研究学者不断地向大众告知我们的成就与需要，我们不需要害怕政府会放弃它对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责任。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不能一次达成，是因为我们的支票与收支平衡一定要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以保持我们对社会的承诺。

过去总是有一个幻想，在学术界能够或应该从政府或社会得到永久的保证，高等教育以及研究会得到永远不变程度的资金。这争议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条例下发生，我们所应该希望的，是在数年以内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来实行长期的计划。在这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是一个从社会及政府而来的一个基本承诺，只要高等教育与研究不断地提供经济、医学、国家安全、环境、文化与知识利益，会不断地得到相当经费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提供的五年承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政府明白它们需要一些方法来继续支持我们即可。而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在台湾建立一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列车，第一个车厢是从五年伍佰亿这个计划开始。对清大而言，是我们要选择这个难得的机会跳上这部列车，或是在这个令台湾高等教育研究界振奋的机会过去后而被遗弃。其它一百五十多所台湾的大学都很希望得到我们今天的机会，我由衷地希望，我们会以该有的感谢与热情来接受这个机会与责任。

接下来要怎么做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十一月第一周我将和副校长一起去各学院座谈，回答对此感兴趣教职员们的问题。我们也将在学务长及教务长安排下举办公听会与有兴趣的学生们会面。

下一阶段会在清华和交通大学校园的校务会议通过备忘录，这是我们准备提交教育部一个关于两校合并事宜的里程计划表。我们已要求教育部给我们一个关于经费承诺、其短程计划草稿、以及政府所认定法人化的详细内容。当政府和两个学校都签署好备忘录后，我们会设立董事会，为大学作一整合的管理与运作系统，为合并的学校选出一位校长，进而正式转换成为一所大学。过程当中，需要有适当的指导小组去协调这个工作。未来两大学合并的意愿书将送到两校的校务会议确认。当意愿书通过后，而教育部也接纳了申请，经费便会确定下来。

备注：中华民国公务人员保障法第三条：“本法所称公务人员，系指法定机关依法任用之有给专任人员及公立学校编制内依法任用之职员。”因此，公务人员包括公立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