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
在清季革命史料中，以兴中会初期一部为最简略。盖自甲午年（一八九四)冬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至己亥（一八九九）冬香港《中国日报》出版之五年间，革命党尚无书报，以供记录及宣传之需。及陈少白发刊《中国日报》于香港，始有纯粹党报之诞生。然当日香港政府对华文报纸取缔甚严，批评时政，动辄得咎，故《中国报》虽号称革命言论机关之元祖，然对于党人之进行工作，咸讳莫如深。其报道资料之虚实及其是否言过其实，则惟身任社长知之耳。余于乙未年（一八九五）冬十月始认识孙总理于日本横滨，时总理以是年九月重阳广州之败，偕陈少白郑士良两先生亡命至日，同下榻于余父所设之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因得晨夕亲炙，熟聆兴中会成立前后之掌故。余为年甫十四之小党员，自幼好读小说，对于起兵造反之奇闻勇行，闻之殊感兴趣，每于读书余暇，辄请总理及陈郑二先生讲说故事，而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李秀成如何六解天京围，如何打败英人戈登，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广州之役前后，总理长兄眉公如何贱卖其牛牲，以助军饷，总理在广州出险时，密乘小火轮走澳门，因舵师不知水程，如何代司舵机，自执罗盘行驶，卒达目的地，等类是也。余亲謦欬多载，获益良多。此项史料虽属散漫无章，然举以编入有系统之正史，则趣味浓厚，更为有声有色。余于民十七年后陆续编著《中华
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多册，即得力于是。以往兴中会诸前辈叙述初期革命事迹之记载者，只有总理在《孙文学说》内所撰自传，及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谢缵泰著英文《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三种。中以谢著为最有系统，此书虽寥寥三十余页，然与革命初期之大事，均能表列明显，有条不紊，且以日记式按年月日分别排述，尤为难能可贵。余幼时尝向总理及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诸先生叩以兴中会在何月日成立，兴中会之总统在何月日选出，青天白日旗在何月日制定，等各问题，诸先生皆忘记之，均以待查见答，独谢著则按阳历年月日依次表列，一目了然，惜无中文译本，遂令不谙英文者无从采录耳。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于民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书中所载兴中会初期大事，即根据谢著之英文阳历年月日，译为阴历年月日，吾书得此最有价值之记载为依据之础石，诚不啻为中华民国革命史大放光明矣。后四年即民二十一年九月，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之《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出版，初稿中所引兴中会初期大事年月日，即采用拙著所述，其后坊间所编印党史，革命史，民国史百数十种，相率从之，是可知谢著之有助于党史国史，诚不在总理自传下矣。兹根据谢著所举兴中会初期大事之阳历年月日，及拙著转译之阴历年月日附以大事纲要，表列如次，供一般史家之参考。
一、壬辰年（一八九二）二月十五日杨衢云、谢缵泰等十六人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
一、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二十七日，孙总理、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黄咏商、尤列、杨鹤龄、谢缵泰等成立兴中会本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日乾亨行。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提纲为“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干部正式成立于香港。”
一、乙未年二月廿日（阳历三月十六日）兴中会议决采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广州起事之策略。同日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以代满之黄龙旗。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提纲为“二月干部会议议决军事策划及青天白日国旗”。细目为“是会讨论结果决选会党三千人由香港航运广州，即袭取广州为根据地。陆皓东所创国旗式亦可决。”
一、乙未年七月初八日（阳历八月廿八日）兴中会因广州筹备已竣，乾亨行颇有密探窥伺，遂宣布将该行取消。初九日总理等假西营盘杏花楼开会，何启及西报记者黎德亦在座，众推何启主席，是日议决攻取方略甚详。黎德允担任运动英国承认中国反清政府，不加干涉。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为“秋七月八日开会议于香港西营盘杏花楼，讨论革命方略”。细目为“乾亨行屡为侦探注目，是日乃改会于杏花楼，会众以外，尚有英人黎德、邓勤俱至，众推何启主席，议决攻取方略。启及邓勤起草对外宣言，至运动英政府承认革命，则黎德任之。”
一、乙未八月二十二日兴中会因广州运动成熟，将次发难，众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日伯理玺天德，时会中分孙、杨两派，竞争颇烈，总理不欲因此惹起纠纷，表示退让，结果杨衢云当会长。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略同，但未将选举会长日期编入。
一、己亥四月二十八日，冯镜如介绍杨衢云梁启超二人相会于横滨文经印刷店，商谈兴中会与康有为派合办救国问题。事后衢云函告缵泰，谓“梁启超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
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等语。
一、杨衢云于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乘日轮若狭丸徒日本抵香港，向兴中会提出会长辞职书，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联席大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并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藏赍往横滨上诸总理。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庚子（一九〇〇）春三月，长江闽粤各会首大会于香港，加人兴中会。举总理任总会长。”查当日实在情形，是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开联席会议，公推总理为革命党各派之总会长。三合、哥老会首领之中，虽于开会前后有毕永年、曾捷夫等二三人加入兴中会，而哥老会各龙头并未加入似宜更正以符事实。又所载列席三合会首领添入黄明堂名字，亦属误会。盖丁未年（一九〇七）十月在广西镇南关起事之黄明堂，于八年前尚未与革命党发生关系也。
一、庚子三月二十七日，杨衢云乘日轮阿波丸赴日本，与总理商议发难计划。
一、庚子五月中旬，总理偕杨衢云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余人乘日轮烟狄斯赴香港。先是粤督李鸿章因京津拳匪之乱，从港督卜力劝告，拟联合兴中会会员宣告广东独立，预嘱幕僚刘学询函邀总理来粤合作，及总理船抵香港，粤吏已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及衢云二人过船开会，孙杨得香港同志报告，知鸿章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故不欲冒险赴粤，仅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夏五月，率中外同志抵香港谋广东独立。”细目略同前，文不赘。
一、庚子六月二十日，总理偕宫崎从新加坡乘日轮佐渡丸抵香港，率郑士良及日本志士多人同入惠州发动军事，欲联络孙康两派合作，甫抵新加坡，即被康有为向英吏诬为蓄谋暗杀，被捕人狱。得总理由西贡亲往营救始免，而总理行踪，遂为香港政府所知，于船到日即派水警监视，不许登陆，总理乃于二十一日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开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责委之郑士良，而以日人远藤为参谋，平山福本等助理民政事务，自折回日本。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略同前文。
一、庚子三月三十日，谢缵泰介绍香港商李纪堂加入兴中会，由杨衢云主盟。总理于五月间至港，衢云偕往法轮晋谒，立给以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只云纪堂于庚子春由杨衢云主盟入兴中会，惠州之役领总理款二万元，充驻港会计主任。
一、庚子十一月二十日上午粤督购买凶徒陈林，刺杀杨衢云于香港结志街五十二号三楼英文教授室。总理在横滨接电，不胜哀悼，乃于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开会追悼，并集款恤其遗族，是月廿五日（阳历二月十三日）函请缵泰代办善后。原函由缵泰保存多年，前曾影印于《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冬十一月十二日，盗杀杨衢云于香港。总理厚恸之。”细目云，“总理在横滨得耗大痛，于十二月初七日，集同志追悼，并募捐巨款恤其遗族。又函嘱谢缵泰就近代筹善后。”
一、辛丑年（一九〇一）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寓上环永乐街《中国日报》社三楼，时港政府乙未九月禁止总理五年入港之期已满，故得登陆无阻。惟居港数日，即被警厅讽使他适，故总理遽于是月十五日离港。及总理去后，港政府又复重申禁令。至辛亥光复始行撤销。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冬十二月至香港，居《中国报》社。旋返日本。”
一、辛丑年八月十四日，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等定议在广州发难。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充起义资金。纪堂担负军饷金额。缵泰提议推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众无异议。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细目略谓，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等于辛丑八月十四日会商在广州起义。进行方法，与上文完全相同。
一、壬寅年（一九○二）十二月三十日，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梁慕光、李植生等谋在广州举事期前事泄。全福、慕光逃脱，党人被捕殉义者，有梁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岐、何萌、苏居、李秋帆等七人。在狱毙命者，叶木容一人。监禁二十年者李伟慈、龚超、梁纶初三人。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十二月晦日，洪全福、李纪堂、谢缵泰等谋起义于广州。事泄，梁慕义、梁慕信、陈学灵、叶昌、刘玉岐、洪达明、何萌、苏居、李棠、李秋帆等死之。”其细目全文亦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大同小异。
以上所举兴中会初期大事十五则，为谢著最有系统之记录，原书为英文，曾载民国后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谢居生长澳洲雪梨新金山，深通英国文学，尝于兴中会成立前二年，偕杨衢云等发起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宗旨。与衢云相交最厚。及兴中会成立，担任外交事务，与律师何启及西报记者黎德、邓勤、高文、克银汉、马礼逊诸人，尤为莫逆。生平经历均录入日记内，其所著《中华民国秘史》，即根据历年保全之日记而编述者也。所载各大事之年月日，也概用阳历，故全采用以编入吾书时，须一律改译阴历，然余改译时，乃凭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内之阴阳历对照表，殊不能保证余译之是否准确。举例言之，谢著谓兴中会之英文对外宣言，系于阳历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由英人黎德及高文二人起草，再由何启谢缵泰等订之等语。余所译作阴历乙未年九月廿一日。后查是日已在重阳日失败后十数日。尚何有起英文对外宣言之需要，是可证明余之错译，毫无疑义。及今回头一思，不禁哑然失笑矣。职是之故，余甚望一般史家于采用吾书时，仍须参校百年来之阴阳历对照表。验吾书转译之能否准确，倘能据实指正，借免以讹传讹，贻误史册，则岂惟吾书之幸，亦一般党史国史之幸也。又谢君缵泰自壬寅除夕广州一役失败之后，即不再预闻革命军事，尝一度与英人克银汉同发刊英文《南华早报》，鼓吹中国政治，应根本改革之说甚力。上述之《中华民国秘史》即其民十三年所作。民二十年后在香港病故。闻遗留兴中会初年之笔记书札及图像甚富，其后人不知爱护，竟致失佚无存，良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