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中會初期重要史料之檢討
在清季革命史料中，以興中會初期一部為最簡略。蓋自甲午年（一八九四)冬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至己亥（一八九九）冬香港《中國日報》出版之五年間，革命黨尚無書報，以供記錄及宣傳之需。及陳少白髮刊《中國日報》於香港，始有純粹黨報之誕生。然當日香港政府對華文報紙取締甚嚴，批評時政，動輒得咎，故《中國報》雖號稱革命言論機關之元祖，然對於黨人之進行工作，咸諱莫如深。其報道資料之虛實及其是否言過其實，則惟身任社長知之耳。余於乙未年（一八九五）冬十月始認識孫總理於日本橫濱，時總理以是年九月重陽廣州之敗，偕陳少白鄭士良兩先生亡命至日，同下榻於余父所設之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印刷店，因得晨夕親炙，熟聆興中會成立前後之掌故。余為年甫十四之小黨員，自幼好讀小說，對於起兵造反之奇聞勇行，聞之殊感興趣，每於讀書餘暇，輒請總理及陳鄭二先生講說故事，而所謂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廣西定都南京，李秀成如何六解天京圍，如何打敗英人戈登，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廣州之役前後，總理長兄眉公如何賤賣其牛牲，以助軍餉，總理在廣州出險時，密乘小火輪走澳門，因舵師不知水程，如何代司舵機，自執羅盤行駛，卒達目的地，等類是也。余親謦欬多載，獲益良多。此項史料雖屬散漫無章，然舉以編入有系統之正史，則趣味濃厚，更為有聲有色。余於民十七年後陸續編著《中華
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多冊，即得力於是。以往興中會諸前輩敘述初期革命事跡之記載者，只有總理在《孫文學說》內所撰自傳，及陳少白口述興中會革命史要，謝纘泰著英文《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三種。中以謝著為最有系統，此書雖寥寥三十餘頁，然與革命初期之大事，均能表列明顯，有條不紊，且以日記式按年月日分別排述，尤為難能可貴。余幼時嘗向總理及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諸先生叩以興中會在何月日成立，興中會之總統在何月日選出，青天白日旗在何月日制定，等各問題，諸先生皆忘記之，均以待查見答，獨謝著則按陽曆年月日依次表列，一目了然，惜無中文譯本，遂令不諳英文者無從採錄耳。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是於民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書中所載興中會初期大事，即根據謝著之英文陽曆年月日，譯為陰曆年月日，吾書得此最有價值之記載為依據之礎石，誠不啻為中華民國革命史大放光明矣。後四年即民二十一年九月，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之《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出版，初稿中所引興中會初期大事年月日，即採用拙著所述，其後坊間所編印黨史，革命史，民國史百數十種，相率從之，是可知謝著之有助於黨史國史，誠不在總理自傳下矣。茲根據謝著所舉興中會初期大事之陽曆年月日，及拙著轉譯之陰曆年月日附以大事綱要，表列如次，供一般史家之參考。
一、壬辰年（一八九二）二月十五日楊衢雲、謝纘泰等十六人創設輔仁文社於香港百子里第一號二樓。
一、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二十七日，孫總理、楊衢雲、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黃詠商、尤列、楊鶴齡、謝纘泰等成立興中會本部於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名日乾亨行。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長編初稿》提綱為「春正月二十七日，興中會幹部正式成立於香港。」
一、乙未年二月廿日（陽曆三月十六日）興中會議決採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廣州起事之策略。同日陸皓東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以代滿之黃龍旗。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長編初稿》提綱為「二月幹部會議議決軍事策劃及青天白日國旗」。細目為「是會討論結果決選會黨三千人由香港航運廣州，即襲取廣州為根據地。陸皓東所創國旗式亦可決。」
一、乙未年七月初八日（陽曆八月廿八日）興中會因廣州籌備已竣，乾亨行頗有密探窺伺，遂宣布將該行取消。初九日總理等假西營盤杏花樓開會，何啟及西報記者黎德亦在座，眾推何啟主席，是日議決攻取方略甚詳。黎德允擔任運動英國承認中國反清政府，不加干涉。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為「秋七月八日開會議於香港西營盤杏花樓，討論革命方略」。細目為「乾亨行屢為偵探注目，是日乃改會於杏花樓，會眾以外，尚有英人黎德、鄧勤俱至，眾推何啟主席，議決攻取方略。啟及鄧勤起草對外宣言，至運動英政府承認革命，則黎德任之。」
一、乙未八月二十二日興中會因廣州運動成熟，將次發難，眾投票選舉會長，名之日伯理璽天德，時會中分孫、楊兩派，競爭頗烈，總理不欲因此惹起糾紛，表示退讓，結果楊衢雲當會長。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所載略同，但未將選舉會長日期編入。
一、己亥四月二十八日，馮鏡如介紹楊衢雲梁啓超二人相會於橫濱文經印刷店，商談興中會與康有為派合辦救國問題。事後衢雲函告纘泰，謂「梁啓超不願早事聯合，只言各宜先向自黨運動，以待時機，要之康黨素來夜郎自大，常卑視留學生及吾黨，且欲使吾黨仰其鼻息，究其實學，尚遠不如
胡禮垣著之《新政安衡》等語。
一、楊衢雲於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乘日輪若狹丸徒日本抵香港，向興中會提出會長辭職書，並薦總理自代，未幾，興中、三合、哥老三會代表在香港開聯席大會，同舉總理為總會長，並制總會長印章，由日人宮崎寅藏齎往橫濱上諸總理。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云：「庚子（一九〇〇）春三月，長江閩粵各會首大會於香港，加人興中會。舉總理任總會長。」查當日實在情形，是興中、三合、哥老三會代表開聯席會議，公推總理為革命黨各派之總會長。三合、哥老會首領之中，雖於開會前後有畢永年、曾捷夫等二三人加入興中會，而哥老會各龍頭並未加入似宜更正以符事實。又所載列席三合會首領添入黃明堂名字，亦屬誤會。蓋丁未年（一九〇七）十月在廣西鎮南關起事之黃明堂，於八年前尚未與革命黨發生關係也。
一、庚子三月二十七日，楊衢雲乘日輪阿波丸赴日本，與總理商議發難計劃。
一、庚子五月中旬，總理偕楊衢雲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十餘人乘日輪煙狄斯赴香港。先是粵督李鴻章因京津拳匪之亂，從港督卜力勸告，擬聯合興中會會員宣告廣東獨立，預囑幕僚劉學詢函邀總理來粵合作，及總理船抵香港，粵吏已派「安瀾」兵輪來迎，邀總理及衢雲二人過船開會，孫楊得香港同志報告，知鴻章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孫楊之計劃，故不欲冒險赴粵，僅派宮崎乘兵輪晉省代表接洽一切。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雲「夏五月，率中外同志抵香港謀廣東獨立。」細目略同前，文不贅。
一、庚子六月二十日，總理偕宮崎從新加坡乘日輪佐渡丸抵香港，率鄭士良及日本志士多人同入惠州發動軍事，欲聯絡孫康兩派合作，甫抵新加坡，即被康有為向英吏誣為蓄謀暗殺，被捕人獄。得總理由西貢親往營救始免，而總理行蹤，遂為香港政府所知，於船到日即派水警監視，不許登陸，總理乃於二十一日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開軍事會議，將惠州發難之責委之鄭士良，而以日人遠藤為參謀，平山福本等助理民政事務，自折回日本。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所載略同前文。
一、庚子三月三十日，謝纘泰介紹香港商李紀堂加入興中會，由楊衢雲主盟。總理於五月間至港，衢雲偕往法輪晉謁，立給以萬元，令充駐港會計主任。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所載，只雲紀堂於庚子春由楊衢雲主盟入興中會，惠州之役領總理款二萬元，充駐港會計主任。
一、庚子十一月二十日上午粵督購買兇徒陳林，刺殺楊衢雲於香港結志街五十二號三樓英文教授室。總理在橫濱接電，不勝哀悼，乃於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開會追悼，併集款恤其遺族，是月廿五日（陽曆二月十三日）函請纘泰代辦善後。原函由纘泰保存多年，前曾影印於《中華民國開國革命史》。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雲，「冬十一月十二日，盜殺楊衢雲於香港。總理厚慟之。」細目雲，「總理在橫濱得耗大痛，於十二月初七日，集同志追悼，並募捐巨款恤其遺族。又函囑謝纘泰就近代籌善後。」
一、辛丑年（一九〇一）十二月初九日，總理由日本乘日輪八幡丸至港。寓上環永樂街《中國日報》社三樓，時港政府乙未九月禁止總理五年入港之期已滿，故得登陸無阻。惟居港數日，即被警廳諷使他適，故總理遽於是月十五日離港。及總理去後，港政府又復重申禁令。至辛亥光復始行撤銷。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雲「冬十二月至香港，居《中國報》社。旋返日本。」
一、辛丑年八月十四日，謝纘泰、洪全福、李紀堂等定議在廣州發難。全福提議籌餉五十萬元，充起義資金。紀堂擔負軍餉金額。纘泰提議推舉容閎博士為臨時政府大總統，眾無異議。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細目略謂，洪全福、謝纘泰、李紀堂等於辛丑八月十四日會商在廣州起義。進行方法，與上文完全相同。
一、壬寅年（一九○二）十二月三十日，洪全福、謝纘泰、李紀堂、梁慕光、李植生等謀在廣州舉事期前事泄。全福、慕光逃脫，黨人被捕殉義者，有梁慕義、陳學靈、葉昌、劉玉岐、何萌、蘇居、李秋帆等七人。在獄斃命者，葉木容一人。監禁二十年者李偉慈、龔超、梁綸初三人。
按以上事實，《總理年譜提綱》雲「十二月晦日，洪全福、李紀堂、謝纘泰等謀起義於廣州。事泄，梁慕義、梁慕信、陳學靈、葉昌、劉玉岐、洪達明、何萌、蘇居、李棠、李秋帆等死之。」其細目全文亦與《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所載大同小異。
以上所舉興中會初期大事十五則，為謝著最有系統之記錄，原書為英文，曾載民國後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謝居生長澳洲雪梨新金山，深通英國文學，嘗於興中會成立前二年，偕楊衢雲等發起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研究新學為宗旨。與衢雲相交最厚。及興中會成立，擔任外交事務，與律師何啟及西報記者黎德、鄧勤、高文、克銀漢、馬禮遜諸人，尤為莫逆。生平經歷均錄入日記內，其所著《中華民國秘史》，即根據歷年保全之日記而編述者也。所載各大事之年月日，也概用陽曆，故全採用以編入吾書時，須一律改譯陰曆，然余改譯時，乃憑商務印書館出版《辭源》內之陰陽曆對照表，殊不能保證余譯之是否準確。舉例言之，謝著謂興中會之英文對外宣言，繫於陽曆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由英人黎德及高文二人起草，再由何啟謝纘泰等訂之等語。余所譯作陰曆乙未年九月廿一日。後查是日已在重陽日失敗後十數日。尚何有起英文對外宣言之需要，是可證明余之錯譯，毫無疑義。及今回頭一思，不禁啞然失笑矣。職是之故，余甚望一般史家於採用吾書時，仍須參校百年來之陰陽曆對照表。驗吾書轉譯之能否準確，倘能據實指正，借免以訛傳訛，貽誤史冊，則豈惟吾書之幸，亦一般黨史國史之幸也。又謝君纘泰自壬寅除夕廣州一役失敗之後，即不再預聞革命軍事，嘗一度與英人克銀漢同發刊英文《南華早報》，鼓吹中國政治，應根本改革之說甚力。上述之《中華民國秘史》即其民十三年所作。民二十年後在香港病故。聞遺留興中會初年之筆記書札及圖像甚富，其後人不知愛護，竟致失佚無存，良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