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电书后
作者:汪精卫
中华民国28年(1939年)12月28日

去年今日,我发表艳电,于今整整一年了。我为纪念去年今日起见,将艳电重读一过,艳电的著重点,在末后几句;“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中日两国,所以有几十年来的纠纷,以至于今日的战争,如果中国一方面,只是说由于日本之侵略主义,日本一方面,只是说由于中国之远交近攻之政策,那么过去的原因不明,自然对于现在的问题,不能解决,而将来的方案,更无从谈一起。如果能“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则可知道这种纠纷,战争,对于“东亚幸福”,对于“太平洋之安寗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都有害无利,那么,回过头来,消释前嫌,向着“东亚幸福”“太平洋之安寗秩序”,“世界之和平保障”,而共同努力,这才是中日两国的百年大计。凡是从事和平运动的,必须对于这一点有深切认识,不然,必不能从事和平运动。

和平运动的意义如上所述,我们看看这一年来的中日双方的舆论。在日本方面,一年以前,早就有对于中日关系须加以重新检讨重新确定之主张。自从近卫声明以后,全国舆论,更趋一致。所谓东亚协同体,其定义及其条理,固然还没有十分确定,但如近卫声明中所说;“日本盼望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中国要有能力,才能分担此任务,所以对于中国尊重其主权并援助其完成独立,俾使有分担此任务的能力,这种基本意义,日本舆论与日本政府声明是一致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会从日本杂志上或报纸上看见一些相反的话头,但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日本舆论能够这样,是和平运动的一大进展。在中国方面,虽然仍有一部份高唱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但这是假的,这是受着压力而不得不然的,所以凡是压力所不及的地方,真舆论便出来了,已知道从根本上重新硏究孙先生大亚洲主义之真精神真面目之所在了,知道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任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和平运动的一大进展。

根据了以上事实,我们相信,我们热烈相信,和平运动的理论,己经成熟。和平运动的成功,必然到来。目前所馀的问题,只是和平原则如何才能具体实现?和平方案如何才能完成?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如果本着十二分自信和互信的决心,提出十二分的勇气来进行,则一切困难必可冲破,一切荆棘必可扫除。

我如今还有几句话,对主张抗战到底,最后胜利的诸君说。诸君这些话,不是老实话,最后胜利是渺茫的,诸君自己心里知道。先就国际形势来说,诸君以前听了阵线论的话,以为反侵略阵线必然决战,决战的结果,反侵略阵线必然胜利,胜利的结果,必然援助中国制裁日本,所以中国只要抗战到底,必然最后胜利。这种渺茫的论据,我们在一年以前不知把他驳过多少次了。至于欧战发生, 则事实证明,再用不着我们来驳了。被诸君认为反侵略阵线领袖的苏联,已经和被诸君认为侵略阵线领袖的德国,联合起乘,夹攻波兰,并且由苏联单独向芬兰进攻了。诸君所假定的侵略阵线反侵略阵线,已经因粉碎而空虚了。在这时候,欧洲的交战国家,都是为自己着想,谈不到援助别人。其对于中日战事,将看日本对于欧战的态度如何。如果日本倾向自己方面呢!自然盼望中日早早和好,俾日本得以全力来帮助他战胜他的敌人,如果日本还没有决定呢!则最好中日兵连祸结,无解无休,至少予日本以牵制,使之没有馀力,倾向到他的敌人方面去。这种心事,是显然的,所谓各为其国,本来不足为奇。然则诸君所假定的援助,岂不又陷于空虚吗?还有一层,现在欧洲的交战国家,谁是将来的战胜者?谁是将来的战败者?目前虽然有种种揣测,但是那里说得定呢?就军事说,或者以为某方面海军力优,某方面潜艇力优,空军力优,就经济说,或者以为某方面能持久,某方面不能持久,这些在目前虽可以揣测,而在将来则不可以揣测的。例如上次欧战,俄国的革命,德国的革命,虽然可及从历史的趋势上,断定其可能,然而是否必然发生,及何时发生,则谁人也不能断定,然则诸君所假定的战胜者岂不又是渺茫吗?即使如诸君所假定,将来的战胜者属于诸君所盼望的方面了,然而那便断得定援助中国吗?而且这援助便断得定有效吗?例如上次欧战结果,巴黎和会,中国是何等的失望!而华盛顿会议,也不过替九一八事变种下一个根子便了?试问于中国有何益处?然则诸君所假定的援助,又是渺茫了。诸君只要把以上层层想过二遍,便可知道将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寄托于国际援助,是如何的渺茫,这是不是忠于谋国者所宜出呢?再就国内形势来说,这一年来,又丧 了多少师,失了多少地,说起来固然伤心,而最可伤心者,还莫过于铺张小胜,掩饰大败,小胜不是决定的胜利,用不着舗张的,何况铺张起来,以图欺骗人民,其心更不可问昵!大规模的反攻,不用了,而焦土战游击战、极其作用,不过骚扰。须知骚扰事小,消耗事大,国力源于民力,民力耗尽,国力随之,这岂是抗战到底的瓣法?最后胜利更不可待言了。共匪恶毒心肠,不必与言,诸君之中,定然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的,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之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我们今日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

以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我在艳电中,已经指出,到了今日,更加证实。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出路,所馀的只是和平原则能否实现,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问题了。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和平是盼望的,但是怀疑着和平原则能实现吗?和平方案能完成吗?于是存了一种念头,以为目前姑且不说,等到和平原则已经实现,和平方案已经完成,那时候再来赞成和平,亦还未迟。全国里头存着这种念头的人,可以说最多了,做个比方,辛亥以前,有许多人以为等到革命成功,再来赞成革命,亦为未迟,其结果,等到革命成功,再来赞成革命的人,十分之九是破坏革命的。如今又说等到和平成功,再来赞成和平,则其将来为和平的破壤者,可以预决。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革命,对于和平,根本没有认识,所以其结果必然如此。辛亥革命,还只是国内的改革:如今的和平运动,如上所述,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任,这比之辛亥革命关系更大,工作更钜。我们只要认定这是必要的,我们便要不顾一切的向前奋斗,即使一时蹉跌,一时失败,今日的蹉跌与失败,即是他 日成功的基础,我们何所用其徘徊瞻顾?有人吿诉我道:“你须要得到具体的和平条件,方才可以做和平动运。”这旬话,我只承认一半的对,因为具体的和平条件,诚然是必要的,然而具体的和平条件之获得,有待于和平运动。不但此也,获得之后,期其实现,也有待于和平运动。具体的和平条件,不会突然发生出来的。总而言之,我对于和平运动,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见其成功,固然是国家之福,即不幸失败,亦必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种子,因为中日两国如果要共存共荣,终不能不向这条路走的,何妨由我来做这条路上的一颗石子,一粒泥沙。有人说道:“为抗战而死不失为民族英雄,为和平运动而死,死了还受种种恶名。”哼!请你看看芦沟桥事变以来,几千百万同胞的死骸堆在这里,你还能有闲心替你自己打算吗?

末了,我记得一件旧事,我于庚戍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我今日想起当初和我一同坐飞机出重庆的会仲鸣同志,及首先劝我离开重庆的沈崧同志,我惭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馀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国家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之前在美国从未出版,其作者1944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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