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考铨会议
我在《独立》第六号（二十一年六月）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裁撤戴季陶先生的考试衙门，在江浙皖鄂赣五省彻底实行考试任官的制度。”这一次考试院召集全国考铨会议，国立大学应有代表出席，北京大学蒋校长要我出席，我因为两年前说过那句话，所以也很愿意去看看“戴季陶先生的考试衙门”，所以我就代表北大出席考铨会议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一次的考铨会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这回的会议的准备很不坏。在九月中，中央各机关的代表先开了三天的预备会议，预备出一些重要的议案，送给应派代表的各机关；这些议案之中，有些是考试院自己根据经验矫正已往的错误的，有些是考试院期望各方面合作推行考试铨叙制度的。除了少数例外，考铨会议的重要议案都是预备会议提出的。会议正式开会后的组织也很有条理：全体会员都参加提案审查委员会，依提案的性质，分两类七组审查：考选类分三组，铨叙类分四组。提案的分类，会员的分组，事先都有人研究计划，所以条理秩序都很好。审查委员会的各组主席都是考试院外的人，但每组都有考试院的重要职员襄助，备会员的咨询。每天上午都有大会，但提案审查报告未完备时，大会即散会，由各组分组继续审查。审查了三天，审查的报告在两次大会上全解决了。四天半的会议席上，差不多没有什么空议论。据一般人的观察，这回会议组织的效率之高，大部分是会议秘书长王用宾先生的成绩；他是民国初元的国会老手，熟于议会规则，所以这回的会议组织大部分是采用国会议场的方式。
这会的提案约有九十件，在各组审查席上，可合并的都合并了，大多数是用“送主管机关参考”的客气公式打销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提案都由各组修正后报告到大会，由大会讨论通过。第一次大会解决了十七个审查报告，第二次大会解决了四十五个审查报告，每次大会时间不过四点钟，初看去似乎很是潦草。其实那些潦草通过的都是“送主管机关参考”的变相否决；至于那十来件重要提案在大会席上都曾有很详细的讨论。这些重要议案，在考铨会议的宣言里都有简单的叙述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我认为值得大家注意的几项。
先说“考选类”。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是专门技术的官吏的考试法的修正。原来专门技术人员的考试分三场：先考普通学科（国文史地等），及格后才准考正试（所习专门学科），最后为口试。第一试不及格的，就没有考试他的专门科学的机会了，这是最不公道的办法。这回大会的通过的修正办法如下：
（一）拟将甄录试，正试，面试，改为第一试与第二试。
（二）第一试试专门实用科学（即原来之正试科目并可加增其他专门基本科目）。第二试或为笔试，或为口试，或两者并用，均由考选委员会斟酌考试之性质决定之，其内容除所学专门科学外，应包括总理遗教本国历史地理宪法及服务经验。
（三）各试平均分数合计为总分数时，第一试占百分之七十，第二试占百分之三十。
这是考试院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审查时又修正过的。这样改三试为二试，把专门科学移在第一试，使技术人才得尽其所专长，比原来的三试法合理多了。
考选类有一个《考试科目及程度与学校课程之联络办法案》，其全文如下：
一、普考科目及程度，应力求与现行之中学课程标准相关应。
二、由教育部从速编订最低限度之大学课程纲目（即列举各科目而不必详定各科目内容）。高考科目及程度，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与大学课程相关应。
三、普考高考各科目之内容，应由考试院规定客观之范围。其法由考试院在可能范围内，依考试种类之性质，每科分别选择主要参考书若干种，定为某年至某年度考试命题之范围。
以上各项详细办法，由教育部与考选委员会会同有关系机关，国立大学，独立学院，分别拟订。
这个案子通过后，颇引起了一些误会的批评。例如《时代公论》（一三七号）的社论《高考与参考书》文中，不但把这个案误认作“胡适博士”的贡献，并且完全误引了原案的文字。这案子是四个提案合并修正而成的。在那些原提案之中，有两个不相容的原则：
（1）国家考试应该参照现行各级学校的课程。
（2）将来教育部编订各级学校课程时，应该参考历届考试试题及标准答案。
依第（1）说，考试须依据学校课程；由第（2）说，学校课程须追随国家考试。我们审查的结论是采用第（1）原则，所以有修正案的（一）（二）两项的规定。那些原提案中又提到考试命题的范围，如河北省政府提案要以后试题不得涉及六经三传，而甘肃省政府提案却要“将经书酌量加入各级学校课程，并定为必修科”，这又是不相容的原则了。审查的结果，我们都感觉“客观的范围”是必要的，可是怎样才能规定“客观的范围”呢？我们因此想到英美大学的入学试验规定某年至某年度“精读”、“略读”各书的办法；又想到从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预先指定《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书为入院考试的范围的办法。多数会员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最客观的，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这第（三）项也通过了。这一项的文字是逐字逐句付表决的，所以规定的很周到：第一，“在可能范围内”：万一某种学科没有好书可以指定，当然不必指定。第二，“依考试种类之性质”：例如考工程师的史地，当然和考外交人员的史地有程度的区别。第三，“每科分别选择主要参考书若干种”：若干种是不止一种，例如本国史，作者有新旧见解的不同；例如经济学，也有学派思想的差异，都可以多举几种，既可以提倡学生多读书，又可以提倡学者多著书。第四，“定为某年至某年度考试命题之范围”：这一句含有两个意思，一是预先公布，使大家预知某年至某年之间的考试命题的程围；一是规定某些书的有效期间，倘使在此期间内有更好的著作出现，当然可以取得下一时期被选作参考书的地位。——这一案的本意不过如此。
考选类还有一个重要的议案，就是“自民国二十七年起，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应由政府主持：其详细办法由考试院与教育部商定之”。这个案也是三个提案合并审查的结果。我们审查那些原提案时，发现了许多矛盾与困难。安徽省政府提案主张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会考；考试院提案主张“此后学校毕业考试，如经政府掌理，其考试成绩自应于任用考试时予以相当之优遇”，但提案的人似乎都不懂得他们提议的事有多大的困难。现今专科以上各学校所谓“毕业考试”只是第八学期的学期考试；况且多数大学生到最后一学期，早已修完了必修学科，考的大都是些选修科目。这种情形若不变更，毕业会考是绝对不可能的；况且这最后一学期的科目，因为大都不是必修科，绝少“与任命人员考试科目相同”的。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只能把“专科以立学校毕业考试由政府主持”一个原则提出来付表决，但规定须有四年的筹划准备。在这四年之中，如果教育专家认此案为行不通，此案当然不生效力。如果教育专家认大学毕业考试应由政府主持，那么，他们应该筹划一种真正的“毕业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四年的时间应该够我们的研究考虑了。
“铨叙类”也有一些重要的议案，闭会宣言里特别指出五案，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部提出的“考绩制度”案，原案要点如下：
（一）订立严密考绩方法，各机关一律于每年六月严格举行考绩一次。
（二）各机关每年考绩，应将性行能力低劣人员量予淘汰。此项淘汰额不得低于该机关总员额百分之四。
（三）每年九月考试院应举行各种公务员考试一次。其录取人数，应与次年六月考绩后各机关之淘汰总额约略相当（但得较淘汰人数酌增五分之一），录取人员随即分发各机关实习，俾于次年六月完成其实习。
（四）各机关依本法考绩，执行淘汰后，所遗员缺，必须以考试实习及格人员补充。
（五）本办法先就中央政府机关及其一部分之直属机关行之，逐渐推行于其他机关。适用本办法之机关，每年由国民政府以明令列举公布。
这一案在审查会里争论很激烈，结果把第二项“淘汰额不得低于百分之四”改为“量予淘汰”。到了大会，这案又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辩，有许多人力争此案的精神在于规定淘汰额不得低于百分之四，所以这一句决不可删改。争论的结果，这一项改为“原则通过；但淘汰额应否规定为百分之四，请考试院参考”。其余各项也通过了。我们看当时的形势，如果主席将“百分之四”的原文付表决，大多数一定会赞成的。考绩是考试制度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今日各机关的公务人员的资格是经过一种很宽的审查，得着保障的了，此后若没有严厉的考绩制度，滥用的官吏将永不被淘汰，考试出身的人员将永被挡驾，仕途的澄清将永无实现之日了。如果考试院能明了当日会场上多数代表的期望，能了解外间舆论对于中大罗家伦校长所提“每年抽考公务员十分之一”一案的赞助的心理，早日把这个考绩案制成法令，早日实行，那也可以使全国人知道政府对于考铨制度不是没有推进的诚意的。如果“中央政府及其一部分之直属机关”还不能实行考试与考绩的制度，那么，岂但这四五天的考铨会议是白费，“戴季陶先生的考试衙门”也真是可以裁撤的了。
二十三，十一，十九
（原载1934年11月25日《独立评论》第128号）
